昨晚臨睡前看到一則報道：又一援鄂民間中醫被罰“非法行醫”，其在當地所開14年診所被取締。為防止信息不全，筆者搜索查閱了相關資料，看后，心情久久未能平復，幾至一夜無眠。
先梳理一下這位民間中醫的一些信息。
孫繼石，75年生，徐州人，自小受家父熏陶學習中醫，16歲坐診。在多年的臨床經驗治療中以痛證和疑難雜癥為主，獨研一套獨到的針法——霸針針法，以內調外治為宗旨，對丹藥、草藥應用有獨到之處，主治不育婦科雜癥、內外痛風濕等疾病。
孫大夫在徐州開設了一家診所，名為龍麝堂，至今已14年，日常除了正常看診，還會進行免費義診活動，義診人多的時候可能一天有七八十人。行醫近20年(16歲至今，中間有斷續，總共近20年)，收獲錦旗260面。
武漢新冠疫_情爆發，1月23日武漢封城，孫大夫直覺嚴重，便一邊把中藥做成小包裝分發給周圍鄉親，一邊想辦法進武漢支援抗疫。但過程非常曲折，從徐州繞道北京想進武漢，無果;又輾轉義烏，還是無果。從義烏回到徐州，浙江溫州成了疫區，孫大夫被當做疫區返鄉人員隔離14天。在隔離12天的時候(大概2月12日左右)，孫大夫乘坐高鐵取道長沙，與廣西的兩位中醫一起帶著中藥闖進武漢武昌區湖北中醫院附近的隔離點。
孫大夫說，2月12日他們到隔離點的時候，正是中醫最低谷的時候，很多人在說著中醫不要添亂了。筆者想，那個時候大概是如孫大夫這般義無反顧以非正常途徑闖進武漢的民間中醫們最灰暗的時刻。
到底是添亂還是為抗疫做貢獻?在那種艱難時刻，孫繼石大夫他們沒有坐以待斃，在2月16日，他們聚攏了同樣逆行到武漢的同行共18人，聯絡上了武漢好人圈和漢陽區政府(武漢好人圈志愿服務協會在2019年被湖北省總工會設立為“全省勞動領域社會組織”示范單位，并榮獲武漢市民政局社會組織4A級單位等稱號)，被安置住在漢陽區荊州大廈，后續被防疫指揮部統一派往各個小區，接治小區里因為疫_情被困在家里無處求醫、身體有問題需要救治的群眾。
或許因為這群民間中醫的到來不合法理，至今，我們都沒有看到有關這支隊伍的正式的正面的報道，只看到在2月29日，有一個微信公號對“武漢好人圈”進行了一篇報道，只有幾百的閱讀，但這個記錄至少讓我們看到，這支民間中醫團隊至此，應該不再被視為“添亂”的人了，而是為防疫做了些切實的工作了。
——武漢好人圈“新冠肺炎中醫防治及心理疏導”志愿服務隊1月21日成立，后續得到杭州的林x娜、廣西的包x輝、江蘇徐州的孫繼石等民間中醫志愿者的加入。截至2月29日，他們已在武昌南湖社區、洪山珞珈苑社區，漢陽區琴斷口街，江岸區二七街等武漢三鎮多個社區開展過志愿服務，并對“災難癥候群”進行了有效地心理干預。
——志愿活動開展以來，中藥治療和預防受益達6萬人次，用中醫一、二號方和天然白首烏片劑治愈200多人。對于中醫藥防治，患者也樂意接受，心理疏導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抗疫”中醫防治及心理疏導志愿服務隊利用中醫藥有效防治，并通過網絡，微信，網站等傳播方式，成功為10萬人群提供了預防咨詢，心理疏導服務。
武漢好人圈志愿服務協會稱贊：這些民間中醫志愿者具有堅強的信念、忘我不懼生死的精神，他們都是自掏腰包，自帶中醫藥針灸針等，加入這場抗疫戰斗中，他們值得敬畏!
除了這些零星的文字記錄，有關孫繼石大夫的信息還有一則視頻——在社區服務時，孫大夫用針灸治療一位女性患者的下肢水腫，效果立竿見影。孫繼石大夫在武漢實戰觀察，發現他所能接觸到的武漢人幾乎都有輕度水腫，小腿迎面骨能按出坑來，坑不反彈或者反彈很慢，于是他明白“濕”才是這次新冠肺炎疫毒的主要特點，并據此，以當時當地能獲取的藥食制作了食療方以及通方藥包，盡其最大的財力捐贈了近7千份。
4月8日武漢解封，孫繼石大夫回到了徐州。4月23日隔離期滿，孫繼石大夫的診所開門了。但4月29日，晴天霹靂，徐州市銅山區衛健委來查，據說是接到了舉報，隨后，一紙“診所予以取締”的公告貼在了孫大夫診所的墻上……
孫繼石大夫長嘆：民間基層中醫真難……
第二天，是他的老病人朋友抱打不平，將那一紙公告拍照發到了網上，引起了很多親友及抗疫戰友的關注和詢問。
“非法行醫”近20年，收獲錦旗260面，一腔熱血上戰疫場，深入社區為疫區群眾服務，自掏腰包捐贈抗疫中藥包……
這一樁樁一件件，都在證明著，孫繼石大夫是個好大夫。沒有一定的本領沒有勇敢無畏的心沒有匹夫有責的家國情懷，以孫繼石大夫為代表的的這樣一群民間中醫就不會歷經波折奔赴前線，夾著尾巴逆行。
他們的逆行或許在法理之外，但卻在情義之中。逆境之下，他們也證明了其所貢獻的正能量遠高于他們可能帶去的“添亂”。
而“非法行醫”的這20年，如果不是療效確切，又哪里來的持續經營，哪里來的260面錦旗?
一紙“取締公告”讓人痛心疾首，也讓筆者瞬間想到那位行醫幾十年，著作等身的中醫老者潘德孚老先生。潘老救治患者無數，提出“天下無癌”的論述，在癌癥、白血病等疑難雜癥方面頗有建樹。只是以潘老的建樹尚未逃離“非法行醫”的桎梏，讓人悲憤至極。
法與情理，如何權衡?
也許孫繼石大夫還可以考取中醫(專長)醫師資格證，國家衛生計生委在2017年推出了部門性法規《中醫醫術確有專長人員醫師資格考核注冊管理暫行辦法》對《醫師法》第11條做出更詳細規定，為兩種人員提供了考試資格：一種是以師承方式學習中醫的;另一種是經多年中醫醫術實踐的。孫繼石大夫可以算第二種，但是，那個條款本身也可能有民間中醫很難跨越的門檻——經多年中醫醫術實踐的申請考試的，要求“從事中醫醫術實踐活動或者在中醫醫師指導下從事中醫醫術實踐活動滿5年”，那么未取得資格證的這5年間的行醫活動算不算非法行醫?
孫繼石大夫，經歷抗疫，近乎無名英雄，這或許可以罷了，但卻在如此關口，被判處“非法行醫”，取締診所。于法，通，于情理，卻不通。
這種“打壓”讓很多民間中醫不管是有證的還是無證的都憂心忡忡……
如果做個民意調查，或許普通百姓看重的需要的不是僅僅有一紙證書吧，他們更需要的是能讓他們治好病，能讓他們治得起病的好大夫!
疫_情過后，請不要遺忘中醫——張伯禮院士的殷切低語言猶在耳，只是這“中醫”二字，更是包括了在中國城鄉廣大角落里那些深受周圍百姓贊譽的民間中醫啊。
那么，對民間中醫的打壓，何時能了，如何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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