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毛主席
今天在頭條熱榜上看到一條來自北京日報的消息：《甘草苷可抑制新冠病毒復制!北大團隊披露重磅研究成果》。
北京日報記者5月3日獲悉，北京大學謝正偉團隊和軍事科學院秦正峰團隊合作，在生物預印本(bioRxiv)上發表了研究論文(人工智能系統顯示，甘草苷通過模仿I型干擾素抑制SARSCoV-2)。該研究論文分析了甘草苷作用后細胞轉錄組的變化，揭示了甘草苷潛在的抗病毒機制，并在小鼠水平評價了甘草苷的安全性，為其成藥性奠定了基礎。
甘草苷是中藥甘草中的主要成分之一，具有抗氧化、抗抑郁、保護神經、抗炎等多種生理活性。記者對甘草苷的期望比較高，稱甘草苷有望開發成為抗SARS-CoV-2的新藥，也為將來冠狀病毒的感染性疾病防控戰做好了候選藥物的儲備。
看到這篇報道，筆者首先想到的中醫藥抗疫功臣“三藥三方”中的三方：清肺排毒方、宣肺敗毒方、化濕敗毒方，這三個方劑中，都有“甘草”這味中藥。這幾個方劑在抗擊新冠肺炎中都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在3月23日國新辦中醫專場發布會上，官宣為中華醫藥抗擊新冠的有效方案。東南大學附屬中大醫院副院長邱海波教授(西醫專家)談中醫藥作用時說到：和西醫的單靶點不同，中醫藥是多靶點發揮作用、團隊作戰。炎癥、免疫失調、多器官損害都是靶點，西藥是針對某一個靶點進行治療的，而中藥是多靶點的治療，可同時在這幾個靶點起作用。
清肺排毒方、宣肺敗毒方、化濕敗毒方都是由多種中藥組成的復方，是團隊作戰、多靶點發揮作用。
如此來看，提取一個有效方劑中某種有效中藥的某個主要成分，這種研究是否意義重大?筆者覺得這是一個值得研究和探討的話題。現代醫學一直在做這樣的研究，也有一些成功的案例。
實際上，將中藥甘草的主要成分提取出來變成一種新的藥物，已經有藥學方面的教授團隊做到了。比如，在新冠肺炎剛在中國流行起來時，武漢大學的丁虹教授就在試著使用甘草酸二胺聯合另兩種藥物來治療一些在當時無法住院就醫的患者。(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查閱相關內容，進行判斷)
甘草酸二胺，是中藥甘草有效成分的第三代提取物，具有較強的抗炎、保護肝細胞膜及改善肝功能的作用。丁虹教授對甘草酸的研究始于對非典后遺癥的思考，她想尋找到可以替代“皮質激素”的安全抗炎藥，得益于祖國醫學(中華醫藥)的提示，經過多次篩選，她將目標定位在了甘草酸上。
類似的研究，還有青蒿素。2015年10月5日，瑞典卡羅琳醫學院5日在斯德哥爾摩宣布，將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授予中國藥學家屠呦呦等3人。其中，屠呦呦作為抗瘧疾“中國神藥”青蒿素的主要發現者分享了這份諾獎的一半。
青蒿素是從中藥青蒿中提取出來的，是治療瘧疾的有效藥物。60年代，毛主席收到越南的求救信息：當地的瘧疾似乎可以抵抗任何藥物的療效，軍隊士大批死亡。毛主席決定伸出援手，定下了始于1967年的“523項目”。當時的研究人士兵分兩路：一組人在已知的4萬類化學品中篩選;另一組人研究傳統的醫學文獻，派人到農村地區，向當地中醫詢問治療發熱的秘方。
在當時，沃爾特瑞德研究所也開始了新藥的研究探索，最終，他們生產出美爾奎寧，進入市場后改名甲氟喹。但是奎寧盡管有強大的效果，但也有嚴重的副作用，比如噩夢和妄想。這些副作用太可怕，以致于一些美國士兵寧可感染瘧疾也不服用這種藥物。
2015年12月7日，屠呦呦教授在在瑞典卡羅林斯卡醫學院發表演講中說：“‘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青蒿素正是從這一寶庫中發掘出來的。通過抗瘧藥青蒿素的研究經歷，深感中西醫藥各有所長，二者有機結合，優勢互補，當具有更大的開發潛力和良好的發展前景。”
青蒿素藥品治療瘧疾見效快、副作用小，用藥后95%以上的病人都能治愈。并且，青蒿素價格較奎寧低，使用也方便，以青蒿素類藥物為主的聯合療法已經成為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的抗瘧疾標準療法，中國作為抗瘧藥物青蒿素的發現方及最大生產方，在全球抗擊瘧疾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不管是青蒿素還是甘草酸二銨或者是甘草苷，這里面有的是已經面市的有效藥物，有的是將來可能成為有效藥物，它們都是從中國醫藥學這個偉大寶庫中發掘出來的。這樣的研究有其現實意義，正如屠呦呦老師所說的——這樣的研究是中西醫二者的有機結合和優勢互補。
但同時，還有一個問題也是我們一定要正視的：中醫的核心是整體觀和辨證論治，藥物的發展，其根本是為了用更好的療效救治更多的患者，千萬不要以此為論據來妄圖說明“廢醫驗藥”的合理性。如果走到那一步，則是一個巨大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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