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屠呦呦在瑞典卡羅林斯卡醫學院發表《青蒿素的發現：傳統中醫獻給世界的禮物》主題演講，在演講結尾的時候，她在現場用PPT的形式向觀眾展示了當年毛主席的親筆指示：“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

　　這個新聞是令人動容的，是會令人眼睛濕潤的，一則有感于屠呦呦的大醫品德，二則有感于毛主席對中國醫藥學的英明及卓越領導。

　　自西醫東進以來，中醫便面臨著多舛的命運，被丑化、被打擊、被誤解、被邊緣化，甚至多有被掃除歷史舞臺的危難時刻，那些倒霉事可謂一言難盡。

　　國民黨時期，國民政府對中醫采取了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極端手段，1929年提出“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的口號，把中醫當成了拌腳石;1936年又提出“國醫在科學上無根據”的謬論，一律不許執業。

　　解放初期，對中醫的偏見仍然大有市場，說中醫不科學，不衛生，甚至衛生部也有領導把中醫稱為“封建醫”，認為那是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筑”，應該隨著封建社會的消滅而消滅。于是他們弄出一些諸如《中醫師暫行條例》、《中醫師考試暫行辦法》之類的東西，設計很多過高而又不切實際的條條框框，讓中醫們考資格證，故意刁難他們，讓他們考不出證來，已實現逐步淘汰中醫的目的。據記載，1953年，當時由中央衛生部直接領導的中醫師資格審查，僅就華北地區68個縣，有90%以上的中醫師被認定為“不合格”;全國92個大中城市和165個縣登記審查的結果，合格的中醫只有14000多人。中醫水平較高的天津市，中醫師考試中，僅有1/10的中醫師通過,530多個中醫,合格了55個。除了這些，大學里也不設中醫課程，不培養中醫人才;老百姓看病花的中醫藥費不給報銷，反正就是變著法兒不給中醫活路。

　　針對種種歧視、排斥中醫的亂象，毛主席生氣了。

　　1953年12月，毛主席在聽取衛生部副部長賀誠匯報時說：“我們中國如果說有東西貢獻全世界，我看中醫是一項。我們的西醫少，廣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醫。對中醫的團結要加強，對中西醫要有正確的認識。中醫是在農業與手工業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這是一大筆遺產，必須批判地接受，把其積極的一面吸收過來加以發揮，使它科學化;另一面，對不合理的要研究，分析批判。中醫的金、木、水、火、土是不合理的，西醫說大腦、小腦、細胞、細菌是科學的。什么是科學?有系統的、正確的知識，這才是科學。西醫也有不合理的部分，不合理的要批判。中西醫要團結，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宗派主義。中醫學習一點西醫是好的。”

　　1954年6 月 5 日，毛主席在同薄一波、傅作義談話時就中醫發展問題指出：“對中醫問題，不只是給幾個人看好病的問題，而是文化遺產問題。要把中醫提高到對全世界有貢獻的問題。對新來的外國東西重視了，對自己本國的東西倒輕視了。按摩，連剃頭的、修腳的都能做，就看不起，不叫按摩療法。看不起本國的東西，看不起中醫，這種思想作風是很壞的，很惡劣的。西醫要向中醫學習。第一，思想作風上要轉變。要尊重我國有悠久歷史的文化遺產，看得起中醫，也才能學得進去。第二，要建立研究機構。不尊重，不學習，就談不上研究。不研究，就不能提高。總是有精華和糟柏的嘛。這項工作，衛生部沒有人干，我來干。”

　　1954年7月9日，劉少奇受毛主席委托召集會議，傳達毛主席關于中醫工作的指示。主要包括以下內容：“團結中西醫是衛生工作的方針之一。中西醫團結問題沒有做好，原因是西醫存在很大問題，主要是西醫有宗派作風。西醫傳到中國來以后，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醫忽視了。必須把中醫重視起來。把中醫提得過高也是不正確的。團結中醫的目的，是為了發展中國醫藥科學。首先耍弄清楚，這不僅是為了中國的問題，同時是為了世界。掌握中醫中藥，必須要有西醫參加，也要吸收有經驗的中醫，靠單方面是不夠的，單有西醫沒有中醫不行，有中醫沒有西醫也不行。中醫問題，關系到幾億勞動人民防治疾病的問題，是關系到我們中華民族的尊嚴、獨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我們中國的醫學，歷史是最久的，有豐富的內容，當然也有糟柏。在醫學上，我們是有條件創造自己的新醫學的。中國人口能達到六億，這里面中醫就有一部分功勞嘛。西醫到中國來，也不過百把年。當然，西醫是近代的，有好的東西。但什么都是‘舶來品’好，這是奴化思想的影響。看不起中國的東西，不尊重民族文化遺產，這是極端卑鄙惡劣的資產階級的心理在作怪。如果西醫沒有宗派作風的話，對中醫能治好病的效能，可以用科學方法把它整理起來。對中醫的‘湯頭’不能單從化學上研究，要與臨床上的研究結合起來，才能提高中醫。中國古書上這樣說‘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這意思就是強調人的整體性，和巴甫洛夫學說是一致的。中醫在幾千年前就用了新的技術，如‘體育’、‘按摩’等，里面雖有些唯心的東西，但我們可以將其中好的提煉出來。中醫要進大醫院，中醫要進醫科大學，中醫還要出國。中藥要發展，要建立研究機構，要出版中醫中藥書籍。西醫要跟中醫學習，具備兩套本領，以便中西醫結合，有統一的中國新醫學、新藥學。這些工作一定要制定出具體措施。”

　　1955年4 月 15 日，毛主席派汪東興到衛生部婦幼衛生司副司長朱璉(針灸專家)住處看望并傳達指示：針灸是中醫里面的精華之精華，要好好地推廣、研究，它將來的前途很廣。有些同志堅持努力，是有成績的，也證實了中醫政策的提出是正確的。中國醫學的經驗是很豐富的，它有幾千年的歷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這項工作是難做的，首先是衛生

　　部行政領導上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還沒有具體行動。我是支持的，我可以當衛生部長，也可以把這項工作做起來。不要以為我不懂醫就不能做，這不是懂不懂醫的問題，而是思想問題。

　　這天晚上，毛主席同朱璉談中醫問題，他說：“巴甫洛夫的高級神經活動學說的理論，對針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釋的鑰匙，反過來針灸又能夠給它提供豐富的實際材料，如進一步研究，一定可以發揮更大的效果，豐富與充實現代的醫學。研究針灸對醫學理論的改革將發生極大的作用。你們不要以為針灸是土東西，針灸不是土東西，針灸是科學的，將來世界各國都要用它。中醫的經驗要有西醫參加整理，單靠中醫本身是很難整理的。”

　　在毛主席的耐心干預和說服教育下，錯誤的中醫政策和發展導向開始逐步得到糾正。

　　不怎么聽話的衛生部于1955年2月2日發出了《關于取消禁止中醫使用白紙處方規定的通知》，于1956年11月27日發布了《關于廢除中醫師暫行條例的通令》，稱1951年5月1日公布的《中醫師暫行條例》與黨的中醫政策精神相違背，使中醫工作受到嚴重損害，特此宣布廢除。從1954年下半年開始，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各大醫院，開始吸收中醫參加工作，并設置中醫門診和中醫病床，公費醫療也明確規定中醫看病吃藥準予報銷。據1958年統計，全國已建立了300多家中醫醫院。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衛生行政機關，也開始吸收中醫參加領導工作，設置中醫管理機構，中醫的政治地位從此也提高了，中醫再也不是受氣的小媳婦，也可以堂堂正正行醫了。

　　1958年10月11日，毛主席閱中共衛生部黨組“關于組織西醫學中醫離職學習班的總結報告”，給楊尚昆作出批示：“我看如能在一九五八年每個省、市、自治區各辦一個七十至八十人的西醫離職學習班，以兩年為期，則在一九六 0年冬或一九六一年春，我們就有大約二千名這樣的中西結合的高級醫生，其中可能出幾個高明的理論家。此事請與徐運北(時任衛生部副部長)同志一商，替中央寫一個簡短的指示，將衛生部的報告轉發給地方黨委，請他們加以研究，遵照辦理。指示中指出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閑視之。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

　　這就是屠呦呦在瑞典作的主題演講中提到的毛主席的指示的由來，屠呦呦也成了毛主席這一指示的親歷者和受益者。她參加了1959-1962年衛生部組織的全國第三期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在這個學習過程中，她系統地學習了中醫藥知識，深入藥材公司，向老藥工學習中藥鑒別及炮制技術，并參加北京市的炮制經驗總結，對藥材的品種真偽和道地質量，以及炮制技術有了進一步的感性認識。后來屠呦呦參加了衛生部的中藥炮制研究工作，成為《中藥炮炙經驗集成》一書的主要編著者之一。西醫學中國培訓班的經歷，改變了屠呦呦的人生經歷，她帶領研究團隊，從浩瀚的中國歷代醫籍、本草、民間方藥中，歷經無數次失敗，終于在1971年獲得青蒿抗瘧發掘成功，并最終讓這一成果走向世界，實現了毛主席關于“中醫還要出國”的宏愿。屠呦呦在獲獎演講結尾時說：“在結束之前，我想再談一點中醫藥。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青蒿素正是從這一保護中發掘出來的。”從這句話里，看到的是一個醫者的宅心寬厚，她沒有將功勞居為己有，此時，她想到了毛主席，想到了毛主席的中醫路線，她的成功，就是毛主席中醫路線的成功啊，她是毛主席中醫路線的踐行者，她的身上已深深地烙上了毛澤東思想的烙印，她的品格才會在一個私欲橫行的世界上發出耀眼的光芒。

　　據世衛組織不完全統計，在過去的20年里，青蒿素作為一線抗瘧藥物，在全世界已挽救數百萬人生命，每年治療患者數億人。

　　毛主席對中醫一直持有一種客觀中正的態度，恰如中醫的理念本身，他堅持的原則和方針始終是中西醫結合。

　　早在1913年，毛主席就曾在《講堂錄》筆記中對中西醫表達了自己的見解：“醫道中西，各有所長。中言氣脈，西言實驗。然言氣脈者，理太微妙，常人難識，故常失之虛。言實驗者，求專質而氣則離矣，故常失其本，則二者又各有所偏矣。”

　　1928年11月25日，毛主席在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井岡山的斗爭》中寫道：“作戰一次，就有一批傷兵。由于營養不足、受凍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醫院設在山上，用中西兩法治療，醫生藥品均缺。現在醫院中共有八百多人。湖南省委答應辦藥，至今不見送到。仍祈中央和兩省委送幾個西醫和一些碘片來。”

　　1944年5月24日，毛主席在延安大學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關于衛生工作講道：“周揚同志說了，要開一個衛生班，學一點東西。每個鄉要有一個小醫務所，邊區一共一千個鄉，一百五十萬人里頭找出一千個人來學醫，學他四個月、一年也好，然后到醫務所當醫生。近來延安疫病流行，我們共產黨在這里管事，就應當看得見，想辦法加以解決。我們邊區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銘同志是中醫，還有些人學的是西醫，這兩種醫生歷來就不大講統一戰線。我們大家來研究一下，到底要不要講統一戰線?我不懂中醫，也不懂西醫，不管是中醫還是西醫，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還有醫術問題，不能因為治不好病就不贊成中醫或者不贊成西醫。能把娃娃養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醫我們獎勵，西醫我們也獎勵。我們提出這樣的口號：這兩種醫生要合作。”

　　1944年10月30日，毛主席在陜甘寧邊區文教工作者會議上的演講中關于醫藥方面提出：“陜甘寧邊區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許多人民還相信巫神。在這種情形之下，僅僅依靠新醫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新醫當然比舊醫高明，但是新醫如果不關心人民的痛苦，不為人民訓練醫生，不聯合邊區現有的一千多個舊醫和舊式獸醫，并幫助他們進步，那就是實際上幫助巫神，實際上忍心看著大批人畜的死亡。統一戰線的原則有兩個：第一個是團結，第二個是批評、教育和改造。在統一戰線中，投降主義是錯誤的，對別人采取排斥和鄙棄態度的宗派主義也是錯誤的。我們的任務是聯合一切可用的舊知識分子、舊藝人、舊醫生，而幫助、感化和改造他們。為了改造，先要團結。只要我們做得恰當，他們是會歡迎我們的幫助的。”

　　1944年延安流行嚴重的傳染性疫病，陜甘寧邊區政府組織李鼎銘等中醫界代表積極研究疫情，采用中醫藥方，取得了顯著效果。據中國醫科大學醫療隊統計，在延安“川口區三鄉，未經治療的病人死亡率占98%(60人中僅一人未死)，而經過醫療者卻只死去20%，其原因尚多由于群眾迷信巫神拒絕復診，或病勢稍輕時即參加勞動復發后難以醫治而來”。

　　疫病期間，毛主席患上了風濕性關節炎，吃了不少西藥也不見效。李鼎銘給毛主席切脈后說吃4副中藥就好了。毛主席身邊的醫生不建議用中藥，但毛主席堅持吃，吃完病痛就沒有了。毛主席在與李鼎銘交往過程中，征詢李鼎銘意見：“現在延安有些西醫看不起中醫，你看邊區的醫藥事業應如何發展?”李鼎銘說：“中西醫各有長處，只有團結起來才能求得進步。”李鼎銘的意見跟毛主席的觀點不謀而和，他說：“以后中西醫一定要結合起來。”

　　1956年8月24日。毛主席在同音樂工作者談話時，用西醫學習中醫的道理來說明向外國學習藝術的重要性，他說“要向外國學習科學的原理。學了這些原理，要用來研究中國的東西。我們要西醫學中醫，道理也就是這樣。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一般道理都要學。水是怎么構成的，人是猿變的，世界各國都是相同的。藝術又怎么樣呢?中國的音樂、舞蹈、繪畫是有道理的，問題是講不大出來，因為沒有多研究。應該學外國的近代的東西，學了以后來研究中國的東西。如果先學了西醫，先了解解剖學、藥物學等等，再來研究中醫、中藥，是可以快一點把中國的東西搞好的。”

　　1965年6月26日，針對中國農村缺醫少藥的現狀，毛主席跟身邊醫務人員進行了談話，他說：

　　“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務，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而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農村，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著讀那么多年。華佗讀的是幾年制?明朝李時珍讀的是幾年制?醫學教育用不著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畢業生學三年就夠了，主要是在實踐中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去，就算本事不大，總比騙人的醫生和巫醫要好，而且農村也養得起。書讀得越多越蠢。現在醫院那套檢查治療方法，根本不適合農村。培養醫生的方法也只是為了城市，可是中國有五億多人是農民。那種做法脫離群眾，中國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農村，不為農村服務，還叫什么為人民服務。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所謂尖端，高、難、深的疾病研究上，對一些多發病、常見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預防，如何改進治療，不管，沒人注意，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問題不是不要，只是應該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應該放在農村，重點在農村。”

　　毛主席的這個講話，是中國醫療格局出現大調整和醫療資源重新配置的轉折點，醫療工作的重點持續向農村轉移，據美國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在《毛澤東的中國》一書中記載：

　　“整個國民醫療衛生系統都被非常激進地下放到了地方，城市醫院和醫學院在農村人民公社建立診所和地方培訓機構，并配備了相應的醫生。城市醫療中心和人民解放軍都派出了大批流動醫療隊奔赴農村，并要求所有城市醫療人員都要在流動醫療隊或公社的醫療中心所設門診輪換地去工作一段時間。1969年，培訓赤腳醫生計劃發展得很快并且已經系統化。到70年代中期，有上百萬這樣的醫療輔助人員(比1965年增加了4倍)活躍在醫療網中。”

　　這種醫療資源的大轉移，客觀上也帶動了中國醫藥的大發展。據統計，僅至1966年，我國新成立的中醫醫院已達到三百三十所，病床數量達到一萬四千余張。此外還成立了大批的中醫門診部、綜合醫院的中醫科和中西醫結合的病房等等。同時建立了大批培養中醫人才的高等學府，至1966年，我國成立的有關中醫高等學府就達到二十三所，學校學生數量達到一萬余名。

　　中醫，從來沒有象毛主席時代那樣獲得如此的突飛猛進，從來沒有象毛主席時代那樣獲得如此的崇高地位。

　　毛主席在生死攸關的時刻曾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毛主席也在生死攸關的緊要時刻挽救了中國中醫，挽救了中國醫藥這個寶庫。

　　可以說，毛主席的中國醫藥路線，成就了中醫，也成就了屠呦呦的醫學成就。

　　中醫，為中國的醫療衛生事業做出來不可磨滅的貢獻，而且早已走上世界，為世界人民的健康提供了良好的幫助。在諸名“非典”、“新冠病毒疫情”等突發傳染病治療中也屢立奇功，挽救了大量的生命。然而今天，中醫的地位仍然不時地受到一些打壓和侵擾，仍然會被丑化和輕視，大量的中醫從業者面臨著建國初期那種執業資格的困擾，一些傳統的中醫技術后繼乏人，大量的中醫人才不斷流失。最重要的，由于市場化影響，因中醫的薄利而存在被市場拋棄的危險，重西醫，輕中醫，正成為一種不言自明的普遍現象。

　　有一次，毛主席宴請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就有北京四大名中醫之一的施今墨先生。施今墨與著名西醫專家黃家駟、林巧稚等同桌。毛主席風趣地對施今墨說：“你很有名啊，我在年輕時就聽說過你。你們同行是不是冤家啊?”施今墨回答：“主席，我們團結得很好，互相很尊重。”毛主席聽了很高興。

　　今天，中醫面臨的局面比過去復雜的多，過去可能只是面對一個宗派主義問題，思想認識問題，都是能夠克服的，中西醫之間的關系也好處的多，能夠實現互相尊重。但今天摻和進一個市場鬼來，一個資本鬼來，醫療產業化，要講利潤，沒錢的買賣不愿干，中醫賺得少啊，據大醫屠呦呦說，治瘧疾的青蒿素，一個療程僅需幾美元，哪個市場鬼、資本鬼肯干?中醫要走出煩擾和困境，靠自己是無能為力的，只有讓市場化和醫療資本走開，象北大教授李玲最近接受時代財經采訪時所說“全民免費醫療”，“醫生就是純粹地去完成救死扶傷的職責，沒有各種考核逼著醫生”，才能重拾昔日的榮耀。

　　但無論怎么說，看不起中醫，這種思想作風就是很壞的。

　　如果因為中醫沒有給資本帶來豐厚的利潤而看不起中醫，擋了自己發財的路而看不起中醫，那就是更壞的、更惡劣的。

　　毛主席說：中醫問題，是關系億萬勞動人民防治疾病的問題，是關系我們中華民族尊嚴的問題。

　　因此，對那些看不起中醫，向中醫使拌子、下黑手的行為，我們都要勇敢地去批判它，不管它是什么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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