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武漢肺炎疫情，關于中醫中藥的作用時常引發熱議。比如有研究機構提出中成藥雙黃連可抑制新型冠狀病毒。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則要求有關醫療機構要積極發揮中醫藥作用，加強中西醫結合等等。實際上，關于中醫的討論由來已久。本文梳理了20年代至40年代期間圍繞中醫的學理、合法性問題的四次大討論，但這幾次討論時常超出學理的范圍，進入到了意識形態的領域，毫無掩飾彼此間的話語權之爭，乃至演變成了科學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對峙。

　　中醫的邊緣化不是偶然，作為一門經驗性的知識，它注定了難以被強調實驗的科學所接納，而且無法避免被神秘化乃至美學化的命運。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中醫能為醫學的發展做什么?或者，中醫能為人類社會做什么?這就需要科學研究者首先撇開話語權之爭，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審視這門古老的知識，努力剔除其中的神秘、唯心主義成分。只有中醫的某些“唯物”的成分成為未來醫學發展的一部分，中醫的價值才能得到更好地彰顯。

　　本文節選自《開放時代》(2003年第6期)。

　　“失語”的中醫

　　——民國時期中西醫論爭的話語分析

　　鄧文初

　　自晚清海禁大開以來的160年，中國社會始終處在中西沖突、新舊交替的風云際會之中，西化還是本土?激進抑或保守?信守傳統或者走向現代?這些爭論，無非是被擠壓在中西夾縫中的搖擺。如果要給這樣的搖擺找一個風向標的話，我以為有兩個天然標志，那就是“讀經”——東風壓倒西風的信號;“罵中醫”——西風壓倒東風的表征。

　　讀經不在本文的討論范圍內，不論。“罵中醫”卻是一個極有趣的現象。當然，學術界一般將它納入文化沖突的范疇，做思想史的分析，本文卻準備從跨文化對話的角度就其中的話語沖突做一個初步的解析。

　　一、“罵中醫”成了西化派的飯后運動

　　在《丁文江印象》一書中收有那位自號“治世之能臣，亂世之飯桶”的地質學家丁文江的一首“壽高夢旦聯”:

　　爬山、吃肉、罵中醫，年來心不老

　　寫字、喝酒、說官話，知難行亦難

　　自然，這是一首謔聯，當不得歷史文獻去解讀。但其中提到的幾件事卻頗可索解，如“說官話”乃是提倡國語運動的通俗說法;“知難行亦難”指胡適與國民黨就孫中山的知行觀發生的沖突;“罵中醫”更是五四以來西化知識分子的一項飯后運動，這運動的主角便是丁文江，此外還有陳獨秀、余云岫、傅斯年等等一批學者。

　　傅斯年天性純真，所以并不掩飾自己對中醫的態度。吳相湘在他的《民國百人傳》中說傅“為近六十年來對‘國醫’理論作正面徹底批評之先聲”，雖有“過譽”之處，但在罵中醫的激烈程度上，傅的表演確實最為精彩。梁實秋的《胡適先生二三事》中記載有傅的一則趣事，說他一見到孔庚就“臉紅脖子粗”。有一次在國民參政會席上與孔庚相對大罵幾乎要揮老拳。對這一事，與傅同為五四運動領袖的羅家倫的記載雖有為朋友諱的嫌疑，但卻不失生動，不妨照抄如下:

　　有一次，為中醫問題孟真反對孔庚的議案，激烈的辯論了一場，當然孔庚辯孟真不過，于是氣了在座位上罵孟真，罵了許多粗的話。孟真也氣了，說是:你侮辱我，會散后我和你決斗。

　　“罵中醫”當然只是一種表面的現象，在此現象背后是西化知識分子對中醫的激烈否定的態度。這一態度引出了自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幾次大的中西醫爭論，并影響到政府政策的制定與社會生活的安穩。

　　中醫的危機貫穿整個民國時期。在此期間，中西醫的學理討論溢出醫學界而進入言論界，并進一步觸動了政界乃至整個民國社會，飯碗問題與學理問題交織一起，學界人物與政界人物互為激蕩，將一場本可以局限在學理層面的討論鬧的沸沸揚揚。中西醫之爭，僅影響極大的就發生過四次:1920年余云岫與杜亞泉的爭論;1929年的廢止中醫案的爭論;1934年發生在《大公報》、《獨立評論》上的“所謂國醫問題”的爭論;1941年發生在國民政府參政會的傅斯年、孔庚之爭。

　　1920年的論戰緣于余云岫在《學藝》第2卷4號的文章《科學的國產藥物研究之第一步》。這一文章，被《東方雜志》主編杜亞泉讀出了對中醫的“鄙薄篾棄”之意，杜亞泉當即在《學藝》發表回應文章《中國醫學的研究方法》;余云岫的《靈素商兌》一文，同樣遭到了杜亞泉的批評。這次爭論并沒有擴散到學界之外，盡管像章太炎、吳檢齋等人均在私下場合就中西醫問題與論戰雙方多有探討。

　　1925年前后，中西醫問題的論爭趨于激烈，直接引出了此后的廢止中醫案。1929年國民政府下屬的教育部將中醫學校改為傳習所，衛生部將中醫醫院改為醫室，并禁止中醫參用西械西藥。這一事件引出了一次全國性的大爭辯。1929年12月1日，全國醫藥團體臨時代表大會四百多人聚會上海，通過向國民政府請愿的決議。關涉到數萬中醫生存的廢止中醫案，鬧騰幾遍醫界與政界，官司打到了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那里，最后是以一紙議案出臺，又以一紙命令取消了事。意識形態的喧囂蓋過了學理的探討，生存權的爭奪淹沒了話語權的爭奪。

　　第三次爭論由傅斯年在《大公報》上的星期論文引起，1934年3月5日傅的文章《所謂國醫問題》引發了半年多長時間的爭論，論爭場地集中在《大公報》與《獨立評論》。參與論爭的有天津中醫公會，也有具有西學背景的學人。《大公報》1934年8月13日、8月18日、《獨立評論》第115號、118號、120號及121號刊發了一系列文章。但這次爭論的硝煙并沒有彌漫到政界，沒有觸及社會底層的神經。

　　而以傅斯年為主角的這場“罵中醫”的戲還沒有唱完，學界的硝煙在六年之后終于彌漫到政壇。1941年在國民政府參政會上(第二屆第一次會議)，湖北參議員孔庚的議案《調整衛生行政機構，中西醫并重，漸求匯合為一，增進民族健康以利抗戰》引發了傅孔沖突，在此后的第二次會議，第三屆會議期間，孔庚繼續提出內容大體相同的一系列議案，并得到四川參議員曹叔寶的附議。于是傅孔沖突便由學術問題變成政治問題，政壇之上的辯駁演化為人身侮辱。

　　中西醫沖突自然是自晚清以來中西沖突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學與西學、中體與西體、中畫與西畫……兩種體制兩種文化思潮的交互激蕩、紛爭與對話的一個側面，在這樣中西不同視野的交匯中，作為國學的中醫始終是被動的，是被剝奪了話語權之后的話語權的爭奪。對這一話語權的爭奪戰的分析，即使在當代也有著借鑒意義。

　　二、西化視野之下的中醫:妖魔化

　　1920年的余杜之爭，相對來說還局限于學理式的探討。余云岫的發難文章《科學的國產藥物研究第一步》雖然斷定中醫立足于陰陽五行的哲學式空想之上，因而是“非科學的”，但他至少是認可中醫的實際療效的，只不過將這種療效從中醫的基礎理論剝離出來，歸入藥物的范圍，因而，余云岫提出將理論與事實分離，從而摒棄中醫的理論，研究中醫的藥理。以科學的實驗的藥物學方法，對中醫的處方做分析與研究。可以說，在余云岫的敘述中，對于中醫的陰陽五行理論，是持“六合之外，存而不論”的態度的;而對于中醫的藥物作用，屬于科學研究范圍之內的，則以科學的態度對待。余云岫對中醫的態度并不極端，據《胡適日記全編》第五卷第575頁日記記載，1929年12月15日晚上胡適與陳方之、余云岫一起吃飯，飯桌上大談中醫問題，“余先生批評中醫最有力，他亦承認舊時驗方中有研究之價值”;“此中有礦可開，但開礦者必須新科學家，決非舊醫所能為。”

　　其實，余云岫盡管批評中醫最為激烈，但卻始終以研究的態度對之。1907年在日本時，余云岫就師從國學大師章太炎，終生執弟子禮。在中西醫論戰中，他與太炎先生也多有書信往來討論。因而中西醫之爭，始終是學理之爭。但到了1929年，問題就沒這么簡單了。在建議廢止中醫的西化派看來，中醫，不管是其理論還是其實踐，都不能成為科學研究的對象，而是科學的對立。也就是說，在西化派的話語中，中醫已被“他者化”，所謂“他者化”，按后現代的話語來說就是被“妖魔化”了。中醫被等同于迷信與巫術，行醫者是“依神道而斂財之輩”。中醫對西醫的論爭，成了阻礙進步、阻礙改革的罪魁禍首，余巖的一段話可以作為這種話語霸權的典型文本:

　　(反對廢止中醫)是不許醫藥之科學化也，是不許政府有衛生行政也，是不許中國醫事衛生之國際化也，是坐視文化侵略而不一起謀所以振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必枯守誕妄不根之玄學時代落伍之國粹而后快……

　　將學理的爭論，泛化為意識形態的爭論，將科學作為宗教信仰來對待，顯示在當時的語境中唯科學主義的話語已經成為主流。有趣的是，受過嚴格的實驗心理學與生理學訓練的傅斯年，在面對中醫的辯駁時，也免不了科學主義的獨斷與霸權。1934年傅在《所謂國醫問題》中，將中西醫的學理之爭，放大為“中國人的劣根性”的大爆發，文章開篇很能代表西化派的中醫觀:

　　中國現在最可恥最可恨的最可使人氣短的，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應是所謂西醫中醫之爭。匪患雖了不得，然如政治有辦法，不怕不能解決，日本的侵略雖不得了，如我們有決心，有準備，加以極大之努力，而且善于利用局勢，日本總有受教訓之一日。只有中醫西醫之爭，真把中國人的劣根性暴露得無所不至!到今天還在那里爭著中醫西醫，豈不使全世界人覺得中國人另是人類之一種，辦了四十年的學校不能脫離這個中世紀的階段，豈不使人覺得前途仍是枉然!

　　如果將傅斯年對中醫的敘述文本還原到西化派的話語語境之中，我們便能夠理解傅斯年文本中中醫的形象是什么。中醫等于中世紀(在西方話語中，中世紀是黑暗、迷信與巫術的代名詞);等于中國人的劣根性(在西化派的話語中，中國人的劣根性是愚昧、懶惰、骯臟、保守、墮落);中醫是中國的“國粹”(在胡適派文化人的話語中，國粹等于小腳、八股文、鴉片、太監、姨太太等等);中醫甚至比國難，比匪患還罪大惡極。傅斯年通過追加罪名到中醫頭上的方法，企圖從道德層面取消中醫的合法性;同時，他也采用妖魔化的手段，將中醫歸入“醫卜星相”的行列，并提議政府在取消中醫之前，將中醫劃歸“內政部禮俗司”管理。可見，在西化派的話語中，中醫問題是沒有資格進入“科學”視野的。科學被賦予了道德的優越性，科學由此變成了“唯科學主義”。

　　不能說傅斯年對中醫的這種意識形態的批判沒有一點的學理因素，但在唯科學主義的觀照之下，一切學理的探討都必然被扭曲。在傅面對的中醫的辯駁中，中醫的實際療效是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對這一問題，傅斯年的辦法是，通過對“療效”一詞的語意拆解，將“療效”納入西醫的“治愈”這一“統計學的名詞”的范圍:“治愈兩個字不是簡單容易說的，醫院對于治療的效驗不是可以不分析做報告的”。因為“治愈”是要做統計學的分析，而中醫顯然沒有這樣的“科學”方法來證明自己的療效，所以中醫所謂的“療效”也是不可信的。這樣，傅斯年將一個硬技術問題化解在話語的分解中，從而在話語層面而不是在技術層面取消了中醫唯一立足的依據。

　　胡適雖然沒有直接介入這場論爭，但在1935年給《人和醫學》寫的序文中，表達了自己對中醫的看法。他從中西文化分野的歷史角度，指出中國文化比之西洋文明落后了二千年，中醫還處在西洋文化的巫術時代:“回頭想想我們家里的陰陽五行的國醫學，在這科學的醫學史上能夠占一個什么地位”。在胡適看來，中醫注定只能與“駢文、律詩、八股、靜坐講理學”等放在一起，只能處在“非科學”的黑暗之中，萬劫不復了。

　　1918年，杜亞泉以《東方雜志》為陣地與陳獨秀展開東西文化問題論戰，期間思考了關于醫學和人文的關系等問題。

　　三、面對西化:中醫的“失語”

　　科學不要中醫，但中醫不能不要科學。在中西醫的論戰中，其實從一開始，雙方便處在不平等的地位。

　　在1920年余云岫與杜亞泉的爭論中，杜亞泉是辯方。杜少時從父兄學習中醫，后又自學西醫，兼備中西醫匯通的醫學知識，在論戰中，杜不贊成余的否定中醫的觀點，但他卻認同以陰陽五行附會一切是庸醫所為，中醫有數千年的經驗，長于心靈體會，科學的對象是機械的，不能把握心靈的細微之處，世上的科學，除了物質方面以外，凡是精神科學與社會科學，并非靠機械試驗才能成立。

　　杜的這種將科學的研究范圍歸入物質，而將精神與社會從中分離出來的科學觀，實是此后的科玄論戰的先聲，也說明在杜的時代，中學、中醫醫理還擁有自己的合法的話語權，但即使這樣，杜在論戰中還是采取了以科學話語解說中醫學理的策略。他說，中醫對于疾病，總以“陰陽不和，血氣不和”做解釋，其實，以西醫的術語來解釋，就是所謂的“循環障礙”，一切疾病都是循環障礙的現象。中醫講“血氣”說，而所謂“血”即西醫的“血液”，“氣”在自然界可以解做“自然作用”，在人體生理上可以解做“神經作用”，中醫所謂“氣以行血，血以攝氣”的說法，其實就是西醫的循環系統與神經系統的互動。這種以西醫術語框架中醫醫理的做法，開啟了此后中西醫論戰的基本格式，可謂影響深遠。

　　在1934年由傅斯年發起的中西醫論爭過程中，辯方劉學浚(劉是一個具有實驗語音學訓練的學者)即是以西醫術語來解釋中醫醫理，如在解釋中醫的脈搏學理時，便是采用醫學生理學的知識。但同樣有趣的是，在對傅斯年的論辯中，劉學浚也采用了“名實分離”的語意學手段，將一個學理的硬問題化解在話語的論戰中:

　　由上述事實可見中醫治病與西醫不同，所以它用的術語也不同，攻擊中醫的人大可以不必向他的術語用得幻想的比喻的方面著手。中醫根本上連人體內部地位都弄錯也不要緊。比方說中醫指鹿為馬亦無妨，唯一的條件就是總是指鹿為馬就無問題，所怕者是無所定指而已。中醫所指的完全是固定的，故無妨與醫道。

　　中醫自有一套理論構造與歷史傳承，陰陽五行的學理可以追溯到《尚書》、《黃帝內經》《素問》;藥物學可以在傳說中的神農與歷史中的孫思邈、李時珍的著作中找尋源頭;臨床試驗可以祖述三國時的扁鵲……然而有趣的是，中醫在為自己的生存尋找依據時，卻“忘掉”了自己的話語，而是費力地求借另一種話語系統，來證明自己的合法性。為什么?

　　對這一問題，我們可以舉天津中醫公會陳澤東的文章的遭遇為例。

　　傅斯年的文章在《大公報》刊發后，首先便引起了天津中醫公會的不滿，8月18日陳澤東受天津中醫公會的委托寫一反駁文章《論傅孟真侮辱國醫文》投《大公報》，被拒;又投《獨立評論》，當時任主編的胡適同樣拒發，其理由是:“像天津中醫公會陳澤東君所發表的五行六氣陰陽奇偶‘哲學之極頂’一類的文字，恕不發表”。

　　如果你還記得吳稚暉的“把線裝書丟到毛廁里去”的新文化運動口號;如果你還記得陳獨秀的以科學之是為絕對之是，你就會明白，在五四以來所形成的科學話語語境中，中學即是舊學，國粹就是垃圾。新舊的差距，就是進步與倒退、科學與迷信的差距。所謂中學、所謂國故、所謂經典、所謂中醫，全被歸入舊的、倒退的、迷信的、要拋棄的范圍。在五四時代所建立的話語霸權之下，帶“中”的一切事物都失去了合法性。而唯一的合法的話語便是科學。

　　在這樣的語境中，要保住自己的生存地位，唯一的方法就是向科學話語投降，歸服到他的門下。

　　但中醫卻始終在尋找突破口。

　　1941年，當民族危機成為壓倒一切的問題，而民族主義話語此時成為當時的主流話語時，孔庚巧妙地利用這一背景，將中醫爭奪生存權的話語從學理的探討轉換為民族求生存的民族主義話語，中西醫沖突的喧囂，由此而籠罩了國民參政會的議席，學理的論辯淡出，而意識形態的爭執充斥了文化沖突的話語場。

　　只要看一下孔庚向國民參政會提出的系列提案的名稱，就可以明白孔庚是如何在中醫的論辯中塞進了民族主義的話語的:

　　國民政府參政會第二屆會議孔庚提案:

　　《調整衛生行政機構，中西醫學并重，漸求匯合為一，增進民族健康以利抗戰案》

　　參政會第三屆會議孔庚提案:

　　《請政府設國立新藥廠達到藥物自給加強國民經濟動員案》

　　《動員全國中醫設立中央國醫院，各機關設立中醫治療所，保障軍民健康案》

　　在會議期間，孔庚的提案得到了廣泛的聲援，曹叔寶對孔的提案的附議便是。同樣，曹的中醫提案中充滿的也是民族主義話語:

　　《協調中西醫主張，設會研究而使醫學健全，以保人類生命案》

　　《請政府設立中醫學校用示中西教育平等，以重民命而利抗戰案》

　　科學主義第一次遇到了自己的對手:民族主義。我們可以想象，那爭奪話語霸權的硝煙將會是怎樣的彌漫開來。也難怪深受西式教育的傅斯年要與年愈古稀的孔庚老頭互相謾罵而且要以決斗來做中西醫理的論辯了。

　　四、話語霸權之下中醫的自處之道

　　如上所說，在科學主義控制著話語霸權的背景之下，不可能有純粹的學理探討。同樣，在民族主義的主流話語背景之下，也不會有冷靜的文化對話。科學主義無益科學的傳播，而民族主義也同樣無法挽救中醫的命運。那么，在科學主義的話語霸權之下，如果不準備閉關鎖國，而是要與西醫西學進行對話，在對話中求得生存，作為國學的中醫該如何自處呢?

　　從文化接觸的角度看，中西醫的沖突，確實是不同話語之間的沖突。中西醫各有不同的學理，也就是說，各有自己的不同的符號系統，只是，在這樣的不同話語系統的對話或沖突中，要保持對話的有效性，必須有一個共同的基礎，這一基礎就是所謂的“共享知識” (common knowledge)，或稱為共同的知識結構。而在民國以來，可能作為這一共享的知識結構的唯一話語，就只有來自西方的科學話語。也就是說，采用西醫的分類以及西醫的術語系統，是有效對話的唯一選擇。然而這樣一來，中醫就必然面臨著失去自己的獨立的符號系統，從而也必然失去自己的話語權的命運。最終結果是:不對話，中醫面臨的是自生自滅的命運;一對話，中醫同樣面臨著“失語”的命運。

　　其實，這樣的怪圈在當時已經被國學大師章太炎體悟到了。在1925年前后發生的中西醫之爭日趨白熱化的過程中，章太炎始終表示極大的關注，但他卻一直不參與這種紛爭，而是在與論爭當事人的私人討論中，化解逐步升級的沖突，引導論爭的方向。對中醫剝復案、廢止中醫案等他都有自己的看法。

　　章太炎對待中西醫沖突的態度，用海外漢學界的術語來說，就是采取一種“隔離的智慧”。他一貫認為中醫不可廢，中醫有著自己的悠久的歷史與豐富的經驗，但中醫也有它的缺陷，中西醫乃是不同的兩種文化系統，固然將中醫說成是所謂的“哲學醫”是可笑的，以五行陰陽來談中醫卻是更加可笑。“余以為今之中醫，務求自立，不在斤斤持論與西醫抗辯也。”章指出不要在言論上與西醫較勝負，也不要急急于依附官學，往國立大學里鉆，而應在扎實的醫療實踐中，建立自己的自信心。中醫盲目自大，看不起西醫，與西醫借著中醫理論中夾雜了某些迷信毒素而要廢棄中醫，同樣是錯誤的，中醫的自立在于努力實現“凡病有西醫所不能治而此能治者”，這才是中醫求生存的出路。中西醫應該取長補短，以創造出有我國特色的新醫學。

　　在對陳存仁的一次談話中，章太炎對中醫的理論體系做了解構式的分析，將被西醫指責為迷信的一部分學說剝離中醫的理論體系，通過這樣的自我反省與自我認識，在實踐上證明自己的生存依據，在學理上重建自己的理論系統，重新厘定中醫術語體系，在話語上找回自己的發言權。

　　就在中西醫之爭最為激烈的時候，章太炎在上海著手創建了中國第一所現代的中醫學院:中國醫學院，并被公推為首任院長。1928年和1929年中國醫學院兩次發起全國中醫學教材編輯會議，在中醫人才培養與學科建設方面為中醫的復興打下科學的基礎。

　　一個世紀已經過去，中西醫的沖突也已塵埃落定，回頭看這一幕文化對話的大戲，也許有隔岸觀火的疏離感，但回首我們身處的社會，我們生存其間的地球村，這樣的話語沖突又何曾結束?越來越密切的文化接觸，迫使我們“失語”;尤其是，主流文化對我們這些被迫邊緣化了的后殖民文化的擠壓，迫使我們不得不放棄自己的話語系統乃至日用語言，而在霸權話語的勢力范圍內，使用非母語來言說自己的思想，那語意被強行扭曲與切割的痛苦，那邯鄲學步般的結結巴巴的困窘，有誰沒有身歷，而又有誰能夠忘卻?

　　2003年10月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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