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中醫飽受爭議。支持者甚眾，反對者亦不在少數。許多重量級的名人都曾著文激烈反對過中醫，如曾國藩、梁啟超、嚴復、孫中山、陳獨秀、魯迅、胡適、陳寅恪、郭沫若、周作人、丁文江、梁漱溟、傅斯年、錢鐘書、巴金、李敖等等。其中不乏過激之詞，如啟蒙思想家嚴復就把中國的醫藥歸為風水、星相算命一類的方術，缺乏實際觀察和邏輯推理，是純屬臆造的一套似是而非的虛玄話語。大學者陳寅恪說：“寧愿讓西醫治死，也不愿讓中醫看病。” 魯迅說：“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連同一向用詞平和的巴金也曾這樣說：“干凈徹底消滅舊醫，平生所愿，活得長些再長些，一定要親眼看到它的死亡，親眼看到人人都清楚認識到舊醫就是巫術，像老鼠過街一樣人人喊打”……那么，一代偉人毛澤東是如何看待中醫的呢?這個話題相信許多人都會感興趣。

　　毛澤東學貫古今，對中醫辨證施治的理論與實踐自然有著很深的研究。他曾多次在寫作與談話中談到過中醫，多次接受中醫治療，并與不少中醫名家交往過。

　　早在1913年，毛澤東就曾在《講堂錄》筆記中寫道：“醫道中西，各有所長。中言氣脈，西言實驗。然言氣脈者，理太微妙，常人難識，故常失之虛。言實驗者，求專質而氣則離矣，故常失其本，則二者又各有所偏矣。”這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毛澤東對中西醫學方面的最早論述。

　　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指出：“作戰一次，就有一批傷兵。由于營養不足、受凍和其他原因，官兵生病的很多。醫院設在山上，用中西兩法治療。” 那時，在井岡山紅軍醫院里，有西醫也有中醫，許多內科病都是用中醫治療，多數是采用自制中草藥。毛澤東曾經指出：鑒于根據地缺醫少藥，必須發揮中醫中藥的作用。他說：“草醫草藥要重視起來，敵人是封鎖不了我們的。”當時，紅軍醫院收容200多名參加反“圍剿”的傷員，全部采用中醫中藥治療病傷。

　　長征到達延安后，毛澤東曾患風濕性關節炎，發作時往往痛得連胳膊都抬不起來。吃了不少西藥，仍不見效。一次，開明紳士、陜北著名中醫李鼎銘到楊家嶺來看望毛澤東。他為毛澤東切脈之后，很自信地說：“吃四服中藥就可以好了，吃了第一副藥叫您胳膊抬得起來;吃了第二副藥叫您胳膊能轉動;吃了第三副藥您的胳膊就自由了;吃完第四副藥就能讓您爬單桿了”。那時，中西醫之間矛盾尖銳，毛澤東身邊的醫

　　生都是西醫，他們不同意毛澤東服用中藥。

　　毛澤東力排眾議，堅持把李鼎銘開的四服中藥吃了下去。吃完后，疼痛果然消失，胳膊活動自如了。這更使毛澤東認識到中醫藥的神奇功效。毛澤東又介紹李鼎銘為周恩來、朱德、林伯渠、謝覺哉、王稼祥等以及八路軍的干部、戰士治病，都收到了滿意的療效。很快，中醫中藥成了八路軍必不可少的醫療方式。不久，李鼎銘還為八路軍培養了一批中醫，他們活躍在各個部隊。

　　在毛澤東中西醫結合思想影響下，陜甘寧邊區醫務界在延安最先開展了西醫學習中醫的活動。許多西醫虛心拜中醫為師。例如，魯之俊、朱璉等就曾拜老中醫任作田為師，學習針灸知識。陜甘寧邊區政府表彰了任作田與魯之俊團結中西醫所取得的成績，并授予他們特等模范獎。

　　1949年9月，在中央軍委總衛生部在北京召開的第一屆全國衛生行政會議上，毛澤東對中央軍委總衛生部部長賀誠和各大軍區衛生部部長作了明確的指示：你們的西醫只有一兩萬，力量薄弱，你們必須很好地團結中醫。毛澤東為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題詞：“團結新老中西各部分醫藥衛生工作人員，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這一題詞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制定衛生工作方針提供了理論基礎和思想基礎。

　　1953年，毛澤東在杭州劉莊賓館小憩時曾談笑風生地說：“中國對世界有三大貢獻，第一是中醫，第二是曹雪芹的《紅樓夢》，第三是麻將牌。不要看輕了麻將，你要是會打麻將，就可以更了解偶然性和必然性的關系。麻將里有哲學……”盡管當時可能是隨意一說，但他把中醫放在“三大貢獻”之首，充分表明了對中醫的看重。

　　針對當時普遍存在的認為中醫不科學而歧視、排斥中醫的現象，毛澤東在1954年就及時糾正說：“中醫對我國人民的貢獻是很大的，中國有六萬萬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國人民所以能夠生衍繁殖，日益興盛，當然有許多原因，但衛生保健事業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這方面首先應歸功于中醫。”他又說：“中西醫比較起來，中醫有幾千年的歷史，而西醫傳入中國不過幾十年，直到今天我國人民

　　疾病診療仍靠中醫的仍占五萬萬以上，依靠西醫的則僅數千萬(而且多半在城市里)。因此，若就中國有史以來的衛生教育事業來說，中醫的貢獻與功勞是很大的。祖國醫學遺產若干年來，不僅未被發揚，反而受到輕視與排斥，對中央關于團結中西醫的指示未貫徹，中西醫的真正團結還未解決，這是錯誤的，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錯誤一定要糾正。首先各級衛生行政部門思想上要改變。”

　　接著，毛澤東作出重要批示：“中藥應當很好地保護與發展。我國的中藥有幾千年歷史，是祖國極寶貴的財產，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將是我們的罪過;中醫書籍應進行整理……如不整理，就會絕版。”他又指示：“即時成立中醫研究院。”(中國中醫研究院于1955年12月成立，毛澤東還接見了第一任院長魯之俊。)

　　1954年，毛澤東還發出“西醫學習中醫”的號召，并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改進措施：要抽調100名至200名醫科大學畢業生交給有名的中醫，去學他們的臨床經驗。

　　1955年1月，毛澤東在一次關于中醫工作的講話中說：中國6億人口的健康主要是靠中醫，不是靠西醫，因為西醫的人數很少，中醫對人民健康的作用是很大的。中國醫藥有悠久的歷史，對人民有很大的貢獻，要建立機構研究中醫藥，應按對待少數民族政策那樣對待他們，各機構中應有他們的成員。對有本事的中醫要當專家看待，按專家的待遇對待。

　　同年，毛澤東在一次會上又嚴肅指出：幾年來，都解放了，唱戲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醫還沒得到解放。中醫進修西醫化了。原因是中醫在野西醫當權。中醫藥是人民群眾賴以防病治病的主要力量，看不起中醫藥，是奴顏婢膝奴才式的資產階級思想。應當看到中醫有本事，要當專家來看，按專家待遇。今后醫科大學畢業生要學兩年中醫。

　　1956年，毛澤東在同音樂工作者談話時指出：“應該學外國近代的東西，學了以后來研究中國的東西。就醫學來說，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學來研究中國的傳統醫學的規律，要發展中國的新醫學。”并說：“我們接受外國的長處，會使我們自己的東西有一個躍進。中國的和外國的要有機地結合，而不套用外國的東西。”他還說，歷史上中醫的一個很大特點是從不拒絕接受外來的好東西，比如中藥胖大海，實際上是進口貨，但中醫拿過來了，現在誰能說它不是中藥呢?中醫得到發展，是由于兼收并蓄，博采眾長。

　　1958年10月11日，毛澤東在對衛生部黨組《關于西醫學中醫離職學習班的總結報告》的批示中指出：“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

　　毛澤東不僅對中醫藥情有獨鐘，而且還與許多中醫名家都有交往，請他們看病，甚至與他們親切長談。有一次，毛澤東宴請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就有北京四大名中醫之一的施今墨先生。施今墨與著名西醫專家黃家駟、林巧稚等同桌。毛澤東風趣地對施今墨說：“你很有名啊，我在年輕時就聽說過你。你們同行是不是冤家啊?”施今墨回答：“主席，我們團結得很好，互相很尊重。”毛澤東聽了很高興。

　　1955年，上海名中醫章次公先生被調到衛生部任中醫顧問。不久，中央“四老”之一的林伯渠患病頗重，呃逆月余不止，章次公赴治，三劑藥治好了林伯渠。中央辦公廳一位同志在閑談時對毛澤東說：“衛生部新來了一位老中醫章老，那醫術可神了……”接著又將林老案例講給毛澤東聽。毛澤東高興地說：“我早對你們講過，中醫不比西醫差嘛，你們還不信。”過了幾天，毛澤東身體不適，指名請章次公為他看病。此后，毛澤東曾兩次約請章次公徹夜長談中醫學。他看過不少中醫書，提了許多問題，章次公均對答如流，毛澤東會心地說了一句：“難得之高士也。”

　　1955年4月，毛澤東在杭州邀請著名中醫針灸專家、衛生部副部長朱璉一道吃晚飯。在跟朱璉談天的時候，毛澤東說起了她的《新針灸學》一書。這本書是3月23日送呈毛澤東的。毛澤東不但全看了，而且頗為贊同其中說到的針灸與現代醫學理論發展的關系。毛澤東對朱璉說：“巴甫洛夫的高級神經活動學說的理論，對針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釋的鑰匙。反過來針灸又能夠給它提供豐富的實際材料。如進一步研究，一定可以發揮更大的效果，豐富與充實現代的醫學，研究針灸，對醫學理論的改革將發生極大的作用，是嗎?”他征詢朱璉的看法，朱璉肯定地回答說是的。毛澤東也頻頻點頭：“很好，醫學理論的確要改革。”

　　開飯了，大家都舉起面前的酒杯。毛澤東也站起來，舉杯說：“今天——”他沉吟著，該說什么祝酒詞呢?葉子龍接過話說：“今天祝各界大團結萬歲。” 毛澤東說：“不是。今天——是祝針灸萬歲!”他環顧幾個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一口酒，接著說：“你們不要以為針灸是土東西。針灸不是土東西，針灸是科學的，將來各國都要用它。”

　　在毛澤東的鼓勵和支持下，朱璉著的《新針灸學》被譯成數國文字，在國外出版發行。

　　建國后，毛澤東還幾次接受中醫治療。1950年，毛主席發燒，一個多星期了，打了些針，吃了些藥，燒還是不退。毛主席對保健醫生、京城四大名醫之一的孔伯華說：“麻煩你給我吃點中藥吧”?？撞A給毛主席診了脈，看了病，開好藥方，請毛主席吃兩到三付。結果，毛主席吃了兩付，燒就完全退了。

　　1957年夏天，中共中央在青島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其間，毛澤東到海水浴場游泳時，不慎得了感冒，加上失眠的困擾，病情日漸嚴重。隨行的保健醫生用西藥治療，效果不好。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得知后，便推薦山東著名的老中醫劉惠民給毛澤東看病。因為劉惠民大夫開起藥方來多用一般醫生不太敢用的毒性較強的藥材，因此，保健醫生和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都表示擔心，不同意毛澤東吃。劉惠民也因事關重大而心有顧忌，一再表示：“藥方可以開，但必須由舒書記的夫人親自跟我去藥店抓藥、親自煎藥，并親自看著主席喝下去才行。”

　　舒同當即表示：“劉大夫治感冒的藥我吃過，的確很靈。他要求由我的愛人給主席煎藥，我同意。萬一有問題，由我們夫妻負責。”最后，征求毛澤東自己的意見。毛澤東雖在病中，但仍不失幽默地說：“舒同同志擔保了的，我不怕!”

　　服用劉惠民開的藥3天后，毛澤東的感冒癥狀完全消失了，而且睡眠也逐漸好起來。11月，毛澤東應邀赴莫斯科參加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大會，劉惠民被指定為保健醫生，隨同毛澤東前往。

　　1974年底，毛澤東患老年性白內障，雙目已近失明。經過慎重考慮，中央決定由中國中醫研究院著名眼科專家唐由之為毛澤東實施針撥術。中醫傳統方法中有一種“金針撥障法”，民間失傳已久，但該方法已由中國中醫研究院繼承下來并有所發展和改進，唐由之是主要負責專家。第一次見面時，毛澤東詢問唐由之叫什么名字，得知其名字后，毛澤東立即風趣地說：“這個名字好。你的父親一定是位讀書人，他可能讀了魯迅先生的詩，為你取了這個‘由之’的名字。”接著，毛澤東就背誦了魯迅悼楊銓的詩：“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1975年7月23日，唐由之順利地完成了這一手術。在手術過程中，毛澤東閉上眼睛在聽古典樂曲《滿江紅》，其心率、血壓一直正常。

(劉繼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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