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立里 | 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

　　【導讀】近期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引發極度關注。疫情防控形勢愈發嚴峻之際，一則“中成藥雙黃連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狀病毒”的消息傳遍全網，在引發搶購潮的同時，也激起強烈爭議。本文發問：在中國社會對現代科學毫無保留地普遍信任的情況下，人們常有疑惑，這門既靈活又含混的學問，科學嗎?文章系統梳理了現代中醫的歷史緣起，指出中醫一直在努力使自身與所處的時代相符，然而事實上，"現代"的意識形態一直在阻撓著中醫這個古老而又"傳統"的醫療體系主張其"現代性"的任何可能。當我們習慣于用西醫、科學化等作為標準來衡量中醫時，也有必要意識到，"科學"，如美國學者哈拉維所言，是現代社會一個"必須要玩的游戲"，因為它是"通往權力的路徑"。文章原載《文化縱橫》2017年2月刊，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當代中醫的歷史生成與科學化焦慮

　　2016年12月25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法》，該法將于2017年7月1日起正式實施。自1929年余云岫在南京政府衛生部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議上提出《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障礙案》，廢除中醫的聲音一直伴隨著中醫的現代之路，至今日依然不絕于耳。中醫藥獲得專門立法，也許可以令主廢者不再嘲哳，但質疑之聲會依然嘈雜。即便在《中醫藥法(草案)》的討論階段，中醫界內部對于自身的發展與前景也爭論不休。其實，如何對待中醫，也是我們如何于古今中西之間定位自己的問題。

　　現代中醫的歷史生成

　　"中醫"和"西醫"這兩個名稱的確立，正是得自中西醫之爭。這也是研究中醫近代史的學者們的一個共識。20世紀早期關于中學與西學、科學與玄學、以及中醫和西醫的不休爭論出現在不同的期刊和出版物中、醫療和商業實踐中、各種隱喻與敘事的文化生產中，以及——最重要地——二三十年代中醫和西醫大夫的論戰及努力取得政府支持的政治斗爭中，"中醫"的邊界正是在這些社會活動的交互作用中具體化的。也就是說，權力之爭產生了被稱為"中醫"的這樣一個知識，一方面這個知識的產生所具有的特定歷史決定了它與在此之前如明清醫學知識是不同的;另一方面，這個知識的邊界一直處于不斷地建構與解構之中而且總是由具體的權力斗爭所決定。

　　這一看法，多數中醫從業者會深有同感。中醫實踐總會處于某種與歷史特殊相關、充滿變化的階段，不但自身內部富于爭論同時又是被爭論的對象。歷史上已有的，譬如隋唐時期(581-907)對南亞吠陀醫學的吸收，北宋時期(960-1279)與阿拉伯醫藥知識的豐富交流，都豐富了傳統的中國醫學內容。醫學史家廖育群曾明確表示"傳統"與"革命"在中國數千年的醫療實踐中一直是共存的。他指出在中醫中發生的"革命"后來總是發展為傳統中新的"傳統"，并且，"事實上對西醫的引入已經成為發生在中醫內部最徹底因而也是最重要的革命"。

　　確實，從歷史的角度看，中醫自身從來都不是鐵板一塊，其內部包含很多派別，也存在很多爭論。明清時期，溫病學派在江南地區興起，此后"傷寒"和"溫病"這兩派的爭論未曾停止過，一直到民國時期。當時盡管西醫在中國的力量日趨壯大，但中醫界的中心討論依然是"傷寒派"與"溫病派"在醫理、醫術、醫效上的比較，關心中西醫之爭的只是中醫的少數改良派。這也與民國時期具體的社會條件有關。新成立的國民政府力量薄弱，無力推廣西醫的衛生保健;就醫療市場而言，多數中國老百姓看不起西醫，當時中醫的療效也并不比西醫差。據1947年統計，當時全國有中醫大夫83萬;而1950年的調查則顯示全國西醫師2萬多人，每年畢業的醫生尚不足4000人。以當時中國4億多人口，顯然醫學的中堅力量是中醫。

　　臺灣學者雷祥麟也指出：民初許多中國人并不信任西醫。或者說，對西醫的信賴是有高度選擇性的，19世紀時人們較相信西醫的外科手術與眼科。等到西方發明梅毒血清之后，才又再加上花柳科。然而直到1920年代，余云岫仍以為中國人普遍"畏疑新醫"，他指出"新醫入國，將數十年，傳習漸多，散滿各地，而國人畏疑之心，猶未除也。非極有智識之人不就也，非疑難之癥不就也，非沉宿疾，偏訪名醫，訖無成效，無門可辟者，不就也。"在這樣一個病人自以為知醫，而又"畏疑新醫"的環境中，部分西醫師便迎合病人錯誤的觀念與期待，"犯著站不住腳跟，而遷就民眾的毛病。······病家說是火氣時，他也會回聲是，病家說句腎虧，他也答聲對。"這段話中已然可以看出當時西醫尚為"新醫"，是新生力量;而對"病家"的懷疑態度也可瞥見中西醫之間對掌握醫學權威的不同認識。

　　可以說，當時的中西醫之爭更多是西醫大夫們為爭奪自身的合法地位而挑起來的。雷祥麟認為，1930年代中西醫存廢之爭形塑了現代中國的醫學，現代中醫的形成始于此，標志性的事件是中央國醫館的建立。

　　上述論斷其實有待商榷。即便成立了中央國醫館，當時國民政府對中醫的支持仍是不穩定也不平等的。國民黨內部主存和主廢兩大陣營時有爭執，國醫館所需經費也大部分闕如，靠各地分、支館及醫藥團體的捐助。現代中醫的體系并沒有建立起來。確切來講，現代中醫的最終形成一直要等到1949年以后，伴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政權的建立，整個國家的醫療制度徹底走向體系化(Institutionalization)。成建制的院校、標準化的課本、標準化的制藥廠，種種現代醫學的必要體系設置，使得現代醫學的諸多要素逐漸滲透進中醫之中。

　　而建國后政府推行的兩項運動--西醫學習中醫和赤腳醫生運動--對現代中醫的發展，影響尤其深遠。"西(醫)學(習)中(醫)"始于1954年，之前是"中學西"，即中醫學習西醫。上面談到，建國初期中醫人數是大大超過西醫的，當時整個國家百廢待興，開展衛生事業必須要團結廣大中西醫。1950年第一屆全國衛生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把"團結中西醫"列為中國衛生工作"四大方針"之一。會議之后，全國各地開辦預防醫學講習班和中醫進修學校，主要針對傳染病的預防和治療工作，其西醫導向也相當明確。據1953年的統計結果，全國92個大中城市和165個縣登記、審查的結果，合格的中醫只有14000多人，絕大多數中醫被取締。

　　1954年10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貫徹對待中醫的正確政策》，指出團結中西醫方針的關鍵在于"西醫向中醫學習"，全國舉辦了很多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的學習班，以及大批中醫人員跟師學習，全國中醫人數達到50余萬人。至1958年，全國先后辦了13所中醫學院及數以百計的中醫學校和中醫進修學校，中醫醫院300多所。中醫正式進入了國家體制化的階段。

　　在"西學中"運動中，盡管很多西醫是出于政治要求，不得不去學習中醫，但從實際結果看，也有很多人在接觸中醫的過程中，喜歡上了中醫，甚至變成一個中醫大夫，中醫的奧妙之處不在于理論，而在于實踐，只有親身體驗過、實踐過中醫治療，才能發現其中的有趣之處。而且，盡管"西學中"運動背后依舊是科學話語在發揮影響，但彼時對"科學"的理解重在"事實"和"實踐"。

　　譬如，時任衛生部副部長傅連璋在1954年12月的一個題為《關鍵問題在于西醫學習中醫》的講話中說，"至今，我國幾乎全部的農村居民和一半或者一半以上的城市居民還在靠中醫看病。中醫無論在過去和現在，對人民都有很大功勞。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這個事實有力地說明了中醫在保健治療上的實際有效作用。如果無視這個事實，當然是一種非科學的態度"。

　　建國后政府推行的兩項運動——西醫學習中醫和赤腳醫生運動——對現代中醫的發展，影響尤其深遠。無疑，中醫是必需的。政府也是把"發揚祖國醫學傳統"與"豐富醫學內容更好為人民健康服務"相提并論。當時看來，重要的不是哪些理論屬于西醫、哪些屬于中醫，而是哪些醫療手段和藥物在實踐層面上是有效的。

　　如果說1954年以來的"西學中"運動有力支持并加強了中醫在體制內的地位，1965年毛澤東發表"六二六講話"之后的赤腳醫生運動則進一步推動了中醫的普及。對"簡便廉驗"的強調同時也是對中醫充分發揮其因時因地因人制宜的靈活特色的激勵。上海著名醫家程門雪在參加巡回醫療隊后寫下了這樣四條體會：

　　(1)用很少的廉價藥味治療常見多發病一樣見效;

　　(2)抓主因用藥，充分結合當地具體的生產生活情況;

　　(3)巡回醫療的廣泛治療和總結經驗反過來也為中醫教育修改教材提供了真實可靠的內容;

　　(4)改良劑型方便農民的生產生活。

　　送醫下鄉的同時也是對基層衛生人員的培訓，以及輔助設立半農半讀性質的衛生學校以及中醫學校，目標是常見病的中西醫診療、西醫預防衛生和婦幼保健基本知識與技能，以及識別中藥品種和質量、掌握加工炮制和采集藥材等基本技術。赤腳醫生運動世界聞名，已有大量中國政府得以迅速建立農村初級醫療服務的主要力量的論述，毋庸贅言。這里值得強調的是，當下大量的民間中醫從業人員，其知識的基礎也主要來自那個時期。

　　在筆者目前正在進行的少數民族醫藥的人類學研究中，我們注意到赤腳醫生運動對民族醫藥同樣具有深遠的影響。我們在進行民族醫藥調查的過程中，發現很多民族醫生，其醫學知識大多來自于赤腳醫生時代的培訓班，是由來自省城的老中醫教授的。當年這些老中醫，到了少數民族地區，帶著學員們上山采藥，采集的自然是本地藥材，而用藥理論則來自中醫。由此，許多民族醫生雖然在用少數民族地區行醫實踐、采用當地藥材，但其用藥理論來說非常具有"中醫特色"。

　　唯一不同的，大概是民族民間醫生們在學成后自己長期的實踐中，發揮傳統醫學"因時因地因人制宜"的靈活特點，結合了本地的具體條件及自身用藥經驗，發展出一些不一樣的診療方法和用藥實踐，比如我們常常碰到的關于同一種藥用植物但使用的部位(如根、莖、葉、花)不同的討論，或者使用同屬不同種的藥用植物的區隔。但是每每追問民族醫們的"理論"，尤其那些沒有文字書寫傳統的民族，幾乎所有人的"學術背景"都可以追溯到當年的培訓班、中醫學校或衛校。并且大家人手一本文革期間出版的《地方中草藥》，直至今天依然是他們行醫以來最為可靠的參考書。

　　總結現代中醫的歷史生成，可以說建國以來特殊歷史條件以及相關政府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對中醫的堅定支持，對中醫的現代發展有著積極的影響，使得中醫能夠成為國家認可的官方醫療體系之一。這在世界范圍也是獨一無二的。但細究起來，這一中醫體系基本是對西醫體系的模擬，在國家建制中甚至還低于西醫的位置。過去中醫的最高機構是衛生部中醫司，現在雖然單獨成立有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其各項業務大多仍受制于衛生部。

　　由此也反映出當前中國的中醫發展存在一個悖論：一方面，中醫發展本身得到國家的大力支持，大部分區縣都設有中醫院;另一方面，這種支持又被限定在現代科層體系的框架內。如今評職稱、漲工資、分房子，晉升的依據基本上是做了怎樣的"研究"(多為實驗室研究)，發表了多少篇論文(多為"科研"論文)，似乎臨床療效反而不如"科研"與切身的利益關系密切。"科學化"不僅深入中醫(作為一個知識體系)的發展，也滲入了中醫從業者的具體生活。

　　類似的問題還存在于學校教育中，在高等中醫院校中，西醫是必修課;在西醫院校，中醫則只是選修課。雖然現在中醫院校也開始面向文科招生，但總體來說還是以理科生居多。這就產生一個問題：理科生學的是物理、化學一類的自然科學，但中醫與自然科學的關聯性并不強，二者分屬不同的知識系統。筆者本人就是這樣一個高中學理科、在中醫院校接受中醫與西醫并行的雜交教育、同時學習"傳統中國"和"現代西方"思維的產物，在中國社會對現代科學毫無保留地普遍信任的情況下，我與我的同學們都有過這樣的疑問：這門既靈活又含混的學問，科學嗎?

　　"科學化"作為中醫的持久焦慮

　　當今中國，"科學是第一生產力"的觀點已經深入人心。認為某事物"科學"抑或"不科學"，基本等同于價值判斷。從這一點來說，科學已經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即科學主義。如果追問"為什么科學的地位一定至高無上"這樣的問題太過空泛，也許可以問的是：為什么只能有一個大寫的科學(Science)，而不能有很多個小寫的科學(sciences)?在一定意義上，盡管中醫一直盡力接納科學，"大寫的科學"卻從來都是中醫的'他者'，即便中醫已經深深投入到力求實現自身"現代化"的努力當中。如果大家只認可唯一的、大寫的科學，會給中醫留下怎樣的一席之地?中醫可否作為一種"他者的科學"，以保障自身、走向未來?

　　筆者曾經專門著文著重討論過中醫科學化的問題，這里不妨重復幾個基本觀點。首先，科學的概念一旦進入到漢語的話語中來， 事實上會主動地本地化(即從英語science 到漢語"科學")，并且表述形式也會與中國特有的社會-歷史情境相關聯。從科學與中醫的關系來說，中醫大夫們愿意相信科學與中醫相互通約，如同五四時期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希望用中國古代的認識論來表述science(科學)一樣。回顧20世紀二三十年代，盡管許多西醫大夫堅持科學與中醫不可通約，但當時全社會把科學作為包容一切理性秩序的意識形態基礎，并不強調其相對于中國人的世界觀，在認識論上的"他者性"(otherness)。換句話說，當時中、西醫之間的權力比較不算懸殊，這為中醫從業者將自身的中醫興趣與本土化的科學概念相結合，并積極參與科學化運動提供了空間。

　　在毛澤東時代，科學被置于政治化的知識生產話語之中。大眾由社會革命而被賦予了歷史主體的地位;對實踐的強調以及"為人民服務"成為那個時期的科學的顯著特征。同時在冷戰以及全球范圍的意識形態斗爭的特殊時期，毛式的"科學"也具有反西方的鮮明特征，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毛澤東對自力更生的強調及其具有反資本主義特色的現代化政策。盡管毛澤東認為"中國自己的科學"由來已久，他對科學的定義還是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之下，這無論如何也還是"西方的"。這也影響了體制化的中醫系統內的科學話語。同時，因為國家政策傾向于發展中醫要與西醫相結合，"新醫學"或者說中西醫結合開始占據主導的地位。

　　毛澤東關于新科學的理念對西醫學習中醫運動的影響，總結起來有如下四點：第一，"人的社會實踐是檢驗他所掌握的外在世界知識是否真實的唯一標準"，中醫自身的長期實踐可以證明其為中國的"科學"。第二，然而中醫的科學性還不夠，因其尚未發展成為一個體系。第三，中醫更多地被理解為處于科學的"萌芽"階段而非正統的自然科學。第四，中醫和西醫都可以在社會主義中國發展完善，并且，中西醫結合而發展成為一個"新醫學"被視為"發展醫學的政治正確的路徑"。最終，這個既非中醫亦非西醫的"新醫學"，可以發展成為"一個能為世界醫學服務的中國的醫學"。

　　于是，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之下，中醫科學化繼續以系統化為其主要形式。更多的中醫從業者投入到對中醫理論與實踐的系統化及中醫系統性教材的編寫中。理論上，除了"把重要的傳統中醫典籍分類并翻譯成白話文"，系統化最重要的成就是"辨證論治"的正式提出，并將其定為中醫獨有的診療方法。如今，辨證論治已成為當代最能代表"中醫特色"的理論指導。

　　如今，在國家乃至全球都占主導地位的(經濟)發展話語之下。隨著科學與技術被賦予"第一生產力"的地位，"科學"逐漸與全球化之下的經濟發展密不可分，"科學"回歸至全球普世的科學定義;中醫與科學也再次被置于自我-他者的分離架構之上，而且距離相應地被加大了。關于科學與中醫"不可通約"的爭論再次回到科學化與現代化的主導話語之中，并由此生產出中醫科學化的悖論，即發展中醫就要科學化中醫，而科學化之后的中醫則恐怕不再是中醫。被認為本質上不科學的中醫(或者說傳統醫藥)一直處于這樣一個兩難的境地，也一直相對于西醫處于二等的位置。如何維持中醫存在的合法性及其傳承，成為許多人為之牽腸掛肚卻一直無解的難題。

　　我想，這里的核心問題是科學主義，即科學成為意識形態、被賦予了決定一切的價值。我曾經在給美國的學生上課的時候告訴他們中醫的"科學化焦慮"，美國學生覺得很奇怪，中醫就是中醫，科學就是科學，為什么一定要把二者強行扯到一起呢?去年我到美國大學的醫學院去旁聽醫學生的醫學人文基礎課，課上有一個討論是關于藥物的臨床試驗(clinical trial)，我很驚訝地發現醫學生們對臨床試驗本身是持懷疑態度的，并不認為這對于西醫臨床有多大的貢獻。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即便在美國這樣一個西醫占絕對主導的國家，醫學與科學也沒有糾纏在一起，醫學是醫學，科學是科學。

　　2016年6月，幾位深圳幼兒重金屬中毒，原因是使用了某種中成藥成分的噴鼻劑，某位兒科醫生據此將罪責全部歸至中醫藥而提出："避免使用偏方，不要給幼小的孩子使用中藥及中成藥!"這種說法有失偏頗，中成藥作為現代中醫的產物，如何正確使用需要更為專業的分析，但不能就此將中醫中藥全盤否定。中醫藥的毒并不一定等同于西醫的toxicant。而且中醫非常講究藥物的炮制與配伍，比如龍膽瀉肝這劑藥，在什么情況下服用，與何種藥物共同服用，都是有講究的。脫離具體語境而對中藥的"毒性"橫加指責，有失公允。

　　作為兩套并行的正規醫療體系，中醫和西醫總是相互夾纏，而這兩個醫學在認識與實踐上又有著相當本體的區別。如果對中西醫的敘述作一比較，西醫的語言基本是戰爭語言，西醫課本常用的兩個詞匯是入侵和防御，疾病治療被視作一場你死我活的戰斗，必須分出勝負。在中醫的觀念中，即便"正常"的人體也處于輕微的不平衡狀態。中醫講上醫治未病，治的是將至未至之病，而且首重食療，而非藥物治療。當不平衡比較嚴重的時候，才會用到藥物。此之謂"是藥三分毒"。藥物用來幫助人體恢復平衡，必然要在失衡的一方用力，必然會對人體造成某種損耗。也因如此，中醫治療講究時間性和階段性，前期借助藥物正面作戰，中后期則是依靠進補、修養來培養人體的元氣，最終需要以自身的力量將病驅逐出人體。

　　正因為中醫的整體觀、靈活機動性，具體治則治法上會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大家就此會形成各式各樣的爭論。表面看來似乎缺乏一個明確的標準，于是被指責為"不科學"。那么，為什么標準化就等于科學?退一步說，這么多的中醫院校在成規模地培養學生，中醫的一整套教育已經標準化很久了，更不用說中醫院的建制、中藥生產的各種標準化措施。且不說這些標準化、現代化，乃至科學化對現代中醫自身的巨大影響，對于社會上關于中醫的種種指責，我們可以問的是，是誰在談論"科學"和"中醫"，在什么樣的情境下，為了達到什么樣的目的，以及出自怎樣的關心?

　　中醫藥立法與文化自覺

　　2017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法》將正式實施，中醫最終無可爭辯地獲得了政府的支持。但是圍繞著中醫藥立法引發的種種爭論，焦點依然是中醫的不確定、不科學、不現代。中醫一直在努力發展從而與自身所處的時代相符，難道現在的中醫不是"現代"的嗎?如何解釋今天中醫所實施的各種醫療手段，還有中醫的各個機構，各種實踐?長久以來，"現代"的意識形態一直在阻撓著中醫這個古老而又"傳統"的醫療體系主張其"現代性"的任何可能。

　　中醫立法所引發的爭論，將一個顯著的問題袒露在眾人面前：如今都在提文化自覺，中醫就擺在這里，挑戰大家口口聲聲的"文化自覺"。不妨認真想一想，如果真正同意文化自覺，為什么中醫立法就不對，為什么這樣就是要"生產出很多的騙子"?這樣的一些判斷還是基于現代科學的一整套認識論，也是西醫的世界觀。西醫始終被拿來作為衡量中醫的標準，這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而這樣的標準顯然已經非常深入，所有的人都不自覺在用西醫來衡量中醫。一個病人，如果一直在西醫醫院看病，直到去世，大家會這樣理解：目前的醫學只能做到這一步，讓我們期待將來的科技進步。沒有人質疑。但如果病人是看中醫，中醫診療就會受到指責和懷疑。病人去世了，中醫就是騙子。一直以來都是這樣，最后的蓋棺論定是由西醫完成。還有此次中醫藥立法中爭議最大的行醫資格問題。在過去的調研中，我們遇到過一位當地非常著名的老醫生，治療經驗中起死回生的案例近十例，縣里的中醫院將他請到醫院坐診，但是他文化程度不高，不可能取得執業醫師資格證。在我們的訪談中，老醫生這樣說："我非法行醫，那么找我看的病都是非法病!"如今，新的《中醫藥法》這樣規定：

　　以師承方式學習中醫或者經多年實踐，醫術確有專長的人員，由至少兩名中醫醫師推薦，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中醫藥主管部門組織實踐技能和效果考核合格后，即可取得中醫醫師資格。

　　中醫醫師資格終于不再需要通過刻板的筆試才能獲得。我們期待那位老醫生在有生之年終于得以合法地行醫看病。這樣的新規，難道不是實事求是、因地制宜的一個合理、"科學的"措施?在毛澤東時代，民族民間醫生只要參加基礎培訓，比如赤腳醫生培訓班，獲得縣、鄉(當時是人民公社)地方政府的認可證書，即可憑證開業。一根針、一把草的行醫實踐為新中國的基層衛生保健作出了重要貢獻。在證書、資格的背后有一個如何定義"知識"的問題：什么樣的知識才是真知識?由實踐檢驗，還是書本、"文化程度"來檢驗?

　　1965年5月，時任衛生部副部長的郭子化在一個關于中醫的講話中這樣說：

　　"要強調的是實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只要臨床實踐有效，我們說其中必有科學的精華。主客觀不一致，就治不好病;能治好病，就說明主觀的見解是符合客觀實際的"。

　　那個時代對于"科學"的認識是在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之下以反對"西方"的認識為導向的，科學作為由實踐所得的知識是中性的，因為社會實踐與生產是科學的唯一標準。如當時口號所言，"中醫必須科學化，西醫必須中國化"，這一口號將科學主義與民族主義并置，首先表明了中醫與西醫的平等地位。然而就中醫本身來說，"科學化"被明顯敘述為一個應該實現的目標，這就表達了在中醫與科學間的"差距"想像。不過與1930年代自詡為"科學"代言人的西醫大夫的趾高氣揚相比，毛澤東時代許多年輕的西醫大夫被抽調去學習中醫，他們對中醫以后的各種變化、轉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盡管將中西醫結合的"新醫學"的作為為發展中醫的指導性政策(包括體制化中醫的建構)，毛澤東時代反西方的國家意識形態以及對實踐的強調保證了中醫一定的自主性。

　　如汪暉所言，"對科學觀念的廣泛運用已經組成了20世紀中國思想的一個主要特征"。不應忘記的是，science(科學)正是通過政治和軍事上的支配地位真正進入了中國的歷史舞臺。對科學的民族主義熱情來自對民族生存和國家強大的普遍關心。在這樣的背景下，中醫科學化運動直接受到"科學化中國"運動的影響，該運動流行于20世紀20至30年代，口號是"科學社會化，社會科學化"。該運動的發起人——多為知名的科學家如顧毓琇、丁文江等——認為科學知識是解決中國社會內外矛盾的關鍵。于是，一個翻譯到漢語的"科學"偏離原先的實證求知的含義而成為哲學意味上一種普遍適用的世界觀。這樣具有中國特色的"科學"觀念，遮蓋了代表西方"進步文明"的"賽先生"的排他性，從而中醫這樣明顯有別于"科學"的他者，也能夠在多種文化實踐并行的大范圍下積極參與到科學化運動中。

　　隨著民族-國家社會結構的成形，西醫的社會影響逐漸嚴密和絕對起來。西醫大夫不斷地將自己的領域與中醫相比較，總是給后者貼上"傳統"、"落后"以及"沒有科學性"的標簽，努力把中醫變成一個明顯的"他者"。同時，現代民族-國家這一新型政治結構的科層機制，催生了中醫師們對成立中醫機構從而職業化的要求。一旦中醫被置入體制/職業機制中，中醫從業者所使用的關于科學的語言，就與社會機構以及有組織的科學話語功能密切相關。因此，"科學"，如美國學者哈拉維所言，是現代社會一個"必須要玩的游戲"，因為它是"通往權力的路徑"。既然是必須要玩的游戲，也許我們可以借鑒毛澤東時代強調"中醫科學化"的同時，對科學的相當自主的認識。正是基于對"有幾千年歷史的祖國醫學"的自信，新中國在建國之初即積極將中醫納入現代民族國家的體制建設中并加以大力推廣，最終促成了現代中醫的發生與發展。

　　今天在中醫獲得立法之際提出文化自覺，也是希望對科學主義有一個相對清醒的認識。從中醫的發展來說，可以更加自信一些。能不能從中醫自身出發，認真發掘前人精妙的臨床論說、發揚中醫對人體的靈動把握、出其不意的診療思路與實踐，非常自信地來發展自己?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7年2月刊，原題為“當代中醫的歷史生成與科學化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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