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月25日為止，北京已有兩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痊愈出院，而這兩例患者都是中藥和對癥治療痊愈的。這個消息各大媒體基本上都報道了，我也就不再重述了。本來，這個消息應當是非常振奮人心的，但是，在微博上，相當多的人，也許是多數人，都不相信從而也不認可新聞中提到的“中藥治療”，很多人就認為，這個報道是中醫借中西醫結合，占西醫或患者自愈的便宜，乘機邀功，想發國難財，他們的理由就是，新聞報道中，提到的是“中藥和對癥治療”或“對癥和中藥治療”。

　　那么，中醫真的如一些人想象的那么不堪嗎?

　　現在可以確認的是，西醫目前沒有治療新型肺炎的特效藥，所有治療，都是治標，即使我們將“對癥治療”理解為西醫的對癥治療(其實也可以理解為中醫的對癥治療)，那么，這種治療也只是治標，在西醫，“對癥治療”的本意就是治標(在中醫，對癥治療則可以治本)。所以，如果要說沾患者自愈的光，那西醫肯定是鐵板釘釘了。如果患者主要不是靠自愈，那么，功勞就只能是中醫的了!

　　另外，根據中國中醫藥報官方號報道，北京被治愈的第一例女患者“于1月13日轉入北京地壇醫院接受中醫藥治療。中醫專家辨證為熱在衛氣，疫毒傷肺，予以清熱宣肺方法治療，癥狀逐漸好轉，體溫很快恢復正常”，顯然，根據這個報道，在這個病例中，中醫治療對于患者的康復是起了主導作用的。而且，這種清熱宣肺的藥物，不是可以隨便吃的，它不像某些補養藥，吃不吃影響不是那么明顯，這種藥吃錯了只會使病情加重，而吃對了就自然會對患者的康復產生實質性影響。至于第二例患者，也是同樣的道理，而且，關于第二例，新聞報道普遍說法都是“中藥和對癥治療”，中藥是放在前面的。

　　順帶再提一件事。根據1月21日就奔赴武漢的中國中醫醫院院長劉清泉所述，在武漢，他和其他專家制定了一個基本的中醫治療方案，在實際使用中，患者反映“吃完藥后，身體輕松了，乏力減輕了，胸悶減輕了，食欲也開始好轉，體溫開始逐漸下降。”當然，劉院長在武漢也就呆了大約兩天，患者服藥的反應，估計也就是一副藥最多兩副藥的效果。

　　如果說，到目前為止，中醫治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效果還沒有充分凸顯出來的話，那么，我們回顧一下2003年非典爆發期間中醫的作用，就會對中醫有一個更加明確的的認識。

　　廣東是非典的始發地，也是非典肆虐最嚴重的地區之一，雖然找不到關于廣東非典時期所有西醫治療、中醫治療以及中西醫結合治療非典的統計數據，但是我們從已經公布了數據的兩所醫院——鐘南山領導的廣州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和鄧鐵濤所在的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非典治療情況就可以略窺一斑。

　　據統計，鐘南山領導的廣州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總計接受117名非典病人，其中46人完全由西醫治療，死亡9人，病死率19.6%。其余71人接受中醫介入治療，死亡1人，死亡率1.4%。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非典時期用中醫治療非典，收治非典病人73例，全部治愈，零死亡、零感染、零轉院、零后遺癥。也就是說，就這兩所醫院而言，全西醫治療病死率19.6%，中醫以及中醫介入治療病死率0.7%。

　　廣州中醫藥大學二附院的葉欣護士長和鄧秋云護士長在感染非典后進行治療的情況也是一個鮮明的對比。在感染了非典以后，葉欣護士長一直采用抗生素治療，病情始終沒有好轉，最后不幸殉職。而鄧秋云護士長，在名老中醫鄧鐵濤教授的指導下，停用了一切抗生素和激素，全部采用中醫治療，結果完全康復。

　　世界衛生組織專家成員馬奎爾博士2003年4月7日在廣東省實地考察時由衷地發出贊嘆：“中醫治療非典型肺炎的效果非常神奇！”

　　有人也許要說，中醫治療的應當都是輕癥患者吧!

　　讓我們看看鐘南山及其所在醫院中醫科是怎么說的。醫學論文《71例SARS患者中醫藥介入治療的臨床研究》主要由廣州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中醫科的幾位專家聯合完成，鐘南山也是作者之一，該論文結論是：“中西醫結合治療組患者臨床癥狀嚴重程度改善顯著，且時間較早，重癥患者病死率低。”

　　我們還可以再看看鐘南山對中醫和西醫治療非典的態度。2011年5月12日《現代教育報》有一篇《中醫能夠治非典》的長篇報道，報道中說：

　　“據被稱為“國寶”級的全國著名老中醫、廣州中醫藥大學的鄧鐵濤教授私下透露，在抗非典一線奮斗的醫學專家鐘南山院士的女兒不幸也感染上了非典，鐘院士就將女兒托給鄧老用中醫進行治療，后來痊愈了。不是鐘院士不相信西醫，他本身就是西醫，但他也擔心西醫療治后的后遺癥，即肺部的纖維化等。而中醫卻是從根本上去根了。”

　　北京是當年非典最嚴重的地區，北京小湯山醫院共收治680名非典患者，672名痊愈出院，8人死亡，治愈率超過98.8%。1383名醫護人員無一感染。主管醫療的副院長周先志指出小湯山醫院治愈率高的主要原因是：專家組有效指導，重視心理治療和中西醫結合療法。

　　綜上所述，在非典治療上，中醫的效果遠勝過西醫!其實，中醫在許多疾病的治療上都明顯優于西醫，非典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曾公布過95個中醫優勢病種(至少在我看來這些病種并不全面)，其中風溫肺熱病(重癥肺炎)、咳嗽病(急性氣管-支氣管炎)、支氣管擴張癥、風溫肺熱病(醫院獲得性肺炎)、肺炎喘嗽(毛細支氣管炎)、肺炎喘嗽(支原體肺炎)等多種肺病都名列其中。

　　既然在肺炎以及呼吸道感染治療上，中醫總體上比西醫更有優勢，為什么這次抗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特別是在開始的時候，西醫卻是絕對的主力呢?

　　事實上，中醫長期以來就被邊緣化。自從西醫進入中國，從民國時期，一直到現在，反中醫甚至取消中醫的聲音幾乎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但是，那些反中醫的人，他們反中醫，核心理由倒不是說中醫治病效果差或者副作用大(事實是中醫效果既不差，副作用也相對更小)，而是因為他們認為中醫“不科學”。許多人，他們的思維是非此即彼的，一旦他們接受了一種理論，那么，對于跟已經接受的理論不一致的理論，他們就會徹底否定，就像一個接受了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人，對于中國現在的經濟體制以及相應的經濟理論肯定是排斥和否定的，即使中國獨特的經濟體制使得中國經濟長期全球領跑，那些頑固的新自由主義者仍然幾十年如一日地拒絕接受它。所以，反中醫者所謂的中醫不科學，并不是中醫不科學，而是他們理解不了，或者跟他們已經掌握的知識貌似不相容（其實也并非不相容，不過是認識疾病的視角和解決疾病的方式不同而已），而他們的大腦需要秩序，就像社會需要秩序一樣。正因為此，即使有數不清的中醫治愈案例做證明，那些反中醫者卻始終無視它，始終堅定地否定中醫、排斥中醫。無疑，這個反中醫的群體就主要集中在有點知識、腦子里裝了點被灌輸的東西的人群之中，甚至占據了其中的大部分。當然，在我們的領導干部中，不相信中醫甚至排斥中醫的現象也不是沒有的。

　　當年非典疫情爆發后，衛生部曾以非典為傳染病為由，不讓中醫插手。后來，中醫藥專家林中鵬為新華社起草《內參大清樣》，報告了中醫在廣東攻克“非典”的成功經驗，溫家寶總理因此做出批示，中醫才進入了主戰場。

　　現在，新的疫情爆發，對比非典，情況雖然有所改善，但還遠遠不夠!在1月25日上午媒體報道了北京兩名治愈出院的患者都經過中藥治療之后，當天下午，我們才看到中醫藥“國家隊”馳援武漢的新聞。雖然這兩者之間不一定有什么關系，但中醫在一開始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卻是實實在在的事實。與此同時，網上反而掀起了新一輪否定中醫、丑化中醫、謾罵中醫、反對中醫參與疫病救治的浪潮。

　　面對這樣的輿論環境，我更加覺得有必要讓更多人認識到中醫的作用，更加覺得應當讓中醫在這次抗擊新型肺炎戰役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所以，我強烈呼吁，抗擊新型肺炎，國家應當在西醫治療手段的基礎上（主要限于重病），以中醫為攻堅力量，更多倚重中醫，將中醫作為減少死亡率和提高治愈率的主要力量。這是因為：

　　一、對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西醫沒有特效藥，而將希望建立在患者的自愈基礎上是危險的。

　　二、西醫目前能做的對癥治療(治標)，主要是氧療、抗病毒治療、抗菌藥物治療、激素治療等。但是，西醫的抗病毒治療是沒有特效藥的，而作為抗菌藥的抗生素治療以及激素治療副作用又太大。《中國危重病急救醫學》2003年10期論文《185例SARS死亡病例分析及原因探討》的結論是：除了年齡和身體因素，激素和抗生素的濫用所致繼發性感染是SARS患者死亡主要原因。至于這次新型肺炎，從中醫角度來說，根據劉清泉院長的判斷，應當屬于濕瘟，是濕毒為患，發熱并不突出，而仝小林院士則認為該病應屬寒濕(瘟)邪，屬于陰病，更強調寒濕。總之，二位專家都認為該病不宜多用寒涼之藥，在這種情況下，使用抗生素消炎，必然會增加體內寒涼之氣，由寒生濕，同時損傷脾陽，削弱脾的運濕功能，這兩者都能加重病情，所以，相對于發熱比較明顯的非典，新型肺炎似乎更不適合長時間抗生素治療。

　　三、雖然，對于西醫來說，這種新型肺炎病毒是以前沒見過的，是暫時沒有有效對付手段的，但對于中醫來說，這種病仍然沒有超出中醫有關疾病的范疇，既是可知的，也是有治療辦法的。

　　四、中醫在2003年抗擊非典的戰役中顯示了強大的威力，而新型冠狀病毒與SARS是近親，有70%的相似度，而且毒性明顯要低，中醫既然能對付得了非典，對付新型肺炎自然應當也不難。

　　五、在抗擊瘟疫方面，中醫有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經驗，而且成效顯著。《中國疫病史鑒》記載，西漢以來的兩千多年里，中國先后發生過321次疫病流行，由于中醫的有效預防和治療，在有限的地域和時間內控制住了疫情蔓延。中國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西班牙大流感、歐洲黑死病、全球鼠疫那樣，一次瘟疫就造成數千萬人死亡，甚至全境三分之一、二分之一人口死亡的悲劇。

　　六、感染新型肺炎的人更多是一些年老體弱的人，新型肺炎致死的病例也更主要是一些年老體弱的患者，所以，患者應當大多陽氣不足(容易生濕)、免疫力低下，而中醫在扶助陽氣、增強免疫力方面，優勢明顯。另外，中醫的整體治療也更容易減輕一些并發癥。

　　七、現在有太多的疑似新型肺炎患者，大家都想盡快得到檢查和治療，但醫療資源有限，在這種情況下，完全可以讓中醫發揮作用，根據患者的不同癥狀，提供一些比較標準的中成藥治療方案，在癥狀較輕的情況下，在中醫師的網絡指導下，也許不用去醫院，對照自己的癥狀，不管是不是真的新型肺炎，都有可能一點點中成藥就解決問題了。

　　八、中醫在預防疾病和治未病上更有優勢。既然體質弱、免疫力差的人更容易被傳染，再根據新型肺炎病在脾肺的特點，那么，一般人就可以家里備一點補脾肺之氣、增強免疫力、預防外邪侵肺的中成藥，如玉屏風散等，偶爾吃點，起個預防作用。根據中醫關于新型肺炎屬于寒濕(瘟)疫的認識，如果癥狀初起，服點藿香正氣丸等，也許很快就能將疾病消滅于萌芽之中。

　　總之，我堅信中醫在治療新型肺炎方面能起到比西醫更大、更本質的作用。但是，我相信中醫，卻并不認為中醫專家們對疾病的診斷及其所擬定的治療方案就一定是正確的。中醫大夫的水平參差不齊，即使是大牌專家也經常會有失誤的時候，所以，我覺得政府不要根據某一個專家的意見就急于公布治療方案，讓全國的中醫大夫去參考甚至執行，而是應當充分征求一線眾多專家的意見，在專家們意見不一時，可以用不同的治療方案進行試驗性治療，最后確定一個被臨床充分驗證的、更具推廣價值的治療方案。

　　迄今為止，我已經看到了好幾個中醫治療方案(或思路)，發現對疾病都有一個共識，即，都認為這個新型肺炎是濕邪為患，治療應以除濕化濕為主。而且，對于疾病初起的治療，大家也都是基本一致的。但是，不同專家對于疾病的認識，仍有一些差異，從而對于疾病中期、后期的認識和治療也出現了一些分歧。譬如劉清泉院長診斷本病是濕瘟，仝小林院士診斷本病是寒濕(瘟)疫，那么，這種差異是怎么產生的呢?是他們中間某個人錯了嗎?

　　我認為，他們可能都是對的，導致他們認識差異的，應當與他們接觸的患者不同以及一些患者接收西醫治療后改變了癥狀有關系。

　　因為濕蘊生熱，濕邪為患，由濕生熱，所以很多病人都有發熱癥狀，劉清泉院長意識到主要由濕引起的新型肺炎既有表現為熱癥的，也有表現為寒證的，因而對于本病只強調其“濕”的特點，認為這個新型肺炎是“濕瘟”。那么，仝小林院士為什么認為本病是“寒濕(瘟)疫”呢?我判斷，這可能是因為仝小林院士看到的病人更多是正在被西醫抗生素消炎治療的那些病人，這些病人發熱癥狀已經消失，而因為長時間消炎，體質偏寒，所以寒濕癥狀就比較突出。另外，應當確實也有不少患者本身就呈現出寒濕癥狀。

　　雖然兩人都有道理，但就新型肺炎的本質而言，我更偏向于仝小林院士對于本病“寒濕”的強調，因為本病主要表現是濕，而寒生濕，再結合患者大多為陽氣虛的老弱之人，病的本質為“寒濕”就比較自然了，至于“熱”，其實只是表象而已。不過，在治療上，因為多數病人的癥狀應當都有濕毒化熱的特點，在熱的癥狀比較明顯時，適當先清下熱也是必要的。另外，我也支持仝院士對調理脾胃的重視，因為脾虛生濕，調理脾胃特別是健脾非常必要。總之，在治療或者用藥思路上，應當抓住疾病的本質，在祛濕的同時，多用辛散溫熱之藥，慎用寒涼之藥。把病的本質抓住了，溫熱之藥也是能除熱的，因為它把發熱的根給除掉了!

　　我注意到，劉清泉院長和仝小林院士對于疾病的認識雖然小有差異，但治療思想卻是相當接近的，即都強調治療本病應以化濕為主，強調慎用寒涼藥物。所以，我覺得，中醫治療新型肺炎，特別是在患者病情不是很嚴重需要氧療等治療方式時，最好不要西醫參與，因為西醫的抗生素消炎治療有可能讓中醫的一切努力化為烏有！

　　我感覺到，相對于疫病初發時中醫專家們坐在家里發表的對新型肺炎的認識和治療建議，現在，走到前線的中醫專家們對本病的認識已經越來越趨近于該病的本質。不過，我覺得，我們還是應當謹慎再謹慎，最好讓專家們的思想與治療實踐先結合幾天，根據實踐再擬定最終的推廣治療方案。另外，不同地方的患者、同一個地方的不同患者癥狀可能都會有較大差異，即使有了推廣的治療方案，各地的中醫專家還是應當本著辨證施治的原則進行治療。

　　事實上，只要做出了對疾病的正確判斷，就邁出了新型肺炎治療的最關鍵的一步，我相信，征服新型肺炎，減少死亡率，希望就在中醫!

　　李舟公眾號：李舟的莊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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