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亂世出英雄”，東漢末年至整個三國，是中國歷史上英雄輩出的亂世，而且各個階層都有。從橫掃天下的帝王，到走街串巷的醫生，名垂青史的人物一抓一大把，幾乎每一個在這個時代有“出鏡率”的人物，在后來的歷史中，都會被演義成一段傳說。直到今天，說起這個時代的杰出人物，即使是對歷史最不熟悉的朋友，也可以如數家珍。

但是，如果要問海外的西方人，特別是那些對西方中世紀的苦難有深切了解的人，許多人也許會不約而同地說出一個答案：張仲景，一個這個年代里的中國醫生。

說醫生，特別是東漢末年到三國的醫生，在中國國內，知名度最高的，恐怕莫過于華佗先生了。正史中的記載，外加野史中的八卦，讓這位老人家成了歷代中國人公認的“神醫”，甚至成了形容醫生醫術高明的代名詞。若純粹以醫學成就論，知名度不如華佗的張仲景，其成就絲毫不在華佗之下，甚至毫不夸張地說，他的醫學成就，已經超越了國界，拯救了東西方的人類。在中國的歷史書中，身為醫生的他，有一個前無古人的崇高稱號：醫圣。

之所以有此地位，原因只有一個：比起華佗藥到病除，可治百病的神話，張仲景不是神話，而是一個事實。他是人類歷史上最早攻克絕癥——鼠疫的人。

張仲景，生于公元150年的東漢時代，在他生活的那個年代里，醫生是個低賤的職業。張仲景出身不差，在漢朝，他的家族是世代官宦大族，到他這一代雖然中落了，可依然還是書香門第。他的父親張宗漢曾在東漢做過地方官，張仲景從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按照他父親的設想，張仲景應當刻苦讀書，將來謀個一官半職，光耀門庭。可放到張仲景身上，這樣的人生理想卻“跑偏”了，張仲景最感興趣的書，是醫書，最大的愿望，是做個好醫生。

說起張仲景這個選擇，現代人都說他很“偉大”，但封建社會的史家們，卻有很多說他匪夷所思，一個上流社會的子弟，非要去做身份低微的醫生，放在誰身上都是“奇聞”。張仲景之所以如此，按照很多史料的說法，是因為他在家中藏書中，讀到了“扁鵲見蔡桓公”的典故，對扁鵲非常佩服，做醫生的愿望從此開始萌芽。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他小時候曾經生過一場大病，甚至差點因此喪命，幸虧他生活的南陽郡有一個名醫張伯祖，經他的診治，才算把小張仲景從鬼門關上給拉了回來。痊愈之后的張仲景，從11歲開始跟隨張伯祖學醫，歷經數年終成大器。在這些原因之外，還有另一個重要原因，這個原因記錄在張仲景后來的著作《傷寒雜病論》中，他在序言里寫道自己家族中有十分之七的人，都死于這種叫傷寒的病，而在他所生活的南陽郡，東漢時期更是傷寒瘟疫的重災區。從小到大，耳聞目睹了這種疾病帶來的災難，也因此萌生了戰勝這種災難的愿望。

說到“傷寒”這種病毒，后人既熟悉又陌生，也有人把這種病簡單地說成感冒，但是在近兩千年前的東漢時代，傷寒是一種意味著死亡的不治之癥，在歐洲它有一個更恐怖的名字——黑死病。傷寒并非起源于中原地區，而是來自北方蒙古草原，在西醫里，它又被稱為草原鼠疫病，簡稱叫鼠疫。說到這種疾病給人類帶來的災難，千年的歷史中不勝枚舉，比如在中世紀西方大規模的鼠疫災難中，整個西歐四分之三的人口死亡，以至于它有了一個別名黑死病。在西歐之前，東漢時代的中國，也在遭受同樣的災難。

鼠疫的傳入，起于西漢和匈奴帝國的戰爭，這種發端于北方草原的疾病，因為持續的戰爭被帶入了中原漢地。早期的中醫，對這種疾病是沒有辦法的，所以從西漢武帝時代開始，這種疾病就周而復始地在中原地區爆發，特別是每當有戰爭、饑荒、地震等自然災害出現的時候，這種疾病更會大規模地爆發。根據現代許多西方地質學家的研究，公元2世紀左右的中國，是世界歷史上一段“地質活動活躍期”，活躍的結果，就是從東漢中期開始頻繁發生地震。而根據我們所知道的地震知識，每次大規模的地震等災害后，隨之而來的就是大規模的瘟疫，在當時，鼠疫就是其中的主角。如此一來周而復始，給整個中華民族，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僅僅以人口論，西漢中期，中國人口曾經達到了創紀錄的6000萬人，但是從此之后的幾個世紀里，中國人口一直沒有恢復到這個數字，直到舉世聞名的唐朝“開元盛世”時期，才真正超越了這個記錄。其中原因，除了持久的戰亂之外，就是循環爆發的瘟疫。這樣的情況，對于整個中國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威脅，人類文明中毀于瘟疫的不在少數，而這時期鼠疫的破壞，也一次比一次加劇。

這時期的張仲景，開始了自己的學醫之路。他的老師張伯祖，是個非常稱職的老師，不但教他醫術，更常年帶他在外行醫。張仲景本人也勤于學習，醫術進步很快，當時張仲景的一個同鄉就斷定張仲景的身上沒有官宦之氣，外加他才思敏捷，思慮周密，只要靜下心來研究醫術，他會成為一個偉大的醫生。事實也照著他的預想進行，20出頭的時候，張仲景就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了，張伯祖開始讓他獨自行醫，在病人的評價里，他這時候的醫術，已經追上了他的恩師。

但是被認為不適合做官的張仲景，在他學醫的關鍵時期，卻不得不暫時放下學醫去做官了，原因，還是來自張仲景家庭的壓力。張家世代為官，張仲景的幾個兄弟死于疾病，張仲景的父親，希望張仲景能入朝為官。在父親的反復教訓下，張仲景為了“孝道”，最后屈從于家族的壓力，東漢靈帝在位的時候，張仲景參加了“孝廉”考試。東漢的舉孝廉制度，被舉孝廉的人都有官做，但需要參加考試來考核能力。張仲景的考試成績不差，因此成了長沙太守。可張仲景卻把太守一職，做成了一個醫生，他到長沙之后，除了忙碌公務之外，其他時間就是研究醫術和看病。那時候的長沙，屬于“煙瘴之地”，即疾病多發的地區，當地經濟落后，瘟疫橫行。張仲景到長沙后，就接連趕上當地的瘟疫，作為太守，張仲景主動配藥，并且在衙門門口熬好藥湯，義務分發給老百姓。到了后來，他干脆在當地的衙門里坐堂，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兩天，當地的百姓都可以到衙門求醫，這種行醫方法，也讓他有了個綽號：坐堂醫生。

張仲景醫術的精進，就是在他任職長沙期間，除了因為長年行醫的經驗外，他還認識了許多當地的名醫，對能夠幫助自己的名醫，他都虛心求教。比如當地著名的神醫“王神仙”，在治療毒瘡上有建樹，他就不顧路途遙遠，跑到其居住的襄陽去求教。進入公元3世紀后，北方的內戰越演越烈，張仲景的官當不成了，他開始撰寫自己醫學生涯里最重要的著作——《傷寒雜病論》。這是他經過幾十年行醫，總結出的治療傷寒疾病的辦法，在整個中國中醫歷史中，這是第一部真正找到攻克傷寒疾病方法的書。

這套書的寫作地點，是嶺南地區，辭官以后的張仲景，長期生活在這里。中原的戰火當時并沒有波及到嶺南，這也讓他有了比較穩定的寫作環境。后來，他又完成了《辯傷寒》十卷。他一生著作甚多，但對后世影響最大的，是他對傷寒疾病的研究，連后來掙扎在黑死病中的歐洲也受益匪淺。歐洲最早的治療黑死病的方法，就是通過到過中國的阿拉伯人，翻譯過來的《傷寒雜病論》一書。歐洲學者李約瑟曾贊嘆說：“他是一個拯救了歐洲命運的人。”

張仲景在其撰著的《傷寒雜病論》中，首創辨證論治臨床診療體系，這是中醫學的一次偉大的劃時代變革，對后世醫學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可以毫無疑問地說，張仲景是傳統中醫學的奠基人。

當代醫家以及史學家在論及張仲景對祖國醫學這一重大貢獻時，總是強調這是醫學發展的必然，給人以水到渠成之感，有意無意地忽視了時代背景和張仲景的個人因素。

論及張仲景寫出《傷寒雜病論》的時代因素，原因很簡單，每個人都不能脫離時代而孤立存在，正所謂時代孕育偉人。張仲景所處的時代對其創作既有有利的方面，又有不利的方面。

首先，春秋戰國至秦漢中醫學發展很快，中醫名家輩出，戰國時的扁鵲(秦越人)，西漢時的倉公(淳于意)，與張仲景同時代的華佗，都可謂是“妙手回春”之士。眾多的名醫為中醫學積累了大量的實踐經驗，《黃帝內經》的問世，也標志著中醫學理論體系初具規模。與此同時，中醫的診斷方法、治療手段、藥物種類都在不斷地完善和發展。這一切都為張仲景創作《傷寒雜病論》打下了堅實的醫學基礎。

其次，由于張仲景的士人身份，東漢儒學的發展與士人的特征也是對其影響較大的因素。西漢儒學以今文經學為主，其治經的主旨是闡發經書中的“微言大義”，到了東漢，古文經學逐漸抬頭，強調考據、訓詁，講究嚴格的推理過程。這種學術流派的變化為學術研究從隨意向嚴謹過渡提供了條件，而這種嚴謹求實的治學態度是自然科學研究所必需的。東漢的儒士與西漢的儒士相比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西漢儒士重學問、輕品德，追求功名利祿，東漢的儒士崇尚節義，忠君愛民，這直接影響了士人的政治表現。張仲景在《傷寒論·自序》中所言“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天之莫救”，正是這種社會責任感的集中體現。

再者，張仲景所處地區社會條件相對優越，是其成就的必備條件。南陽郡是光武帝劉秀的“龍興之地”，在東漢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其郡治宛城是東漢“三都”之一，從經濟上說又是工商業的“五都”之一。張衡的《南都賦》形象地說明了宛城和南陽郡的繁華，這種優越的社會環境為張仲景的成就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最后，東漢儒學分為兩派，“北學”以鄭玄為代表，以深蕪著稱；“南學”則以司馬徽、宋忠以及其學生李仁、尹默、王肅為代表，是以約簡見長。“南學”主張“學以致用”，與現實結合較緊密，不但有利于政治變革，還有利于士人投身其他學科，學習他技。如李仁除了儒學之外，“算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之物皆教思焉”，荊州治學特點秉承“南學”，這也是一個影響張仲景的重要因素。

以上提到的都是有利于張仲景治學的條件，事物總是有兩面性，當時的時代背景和社會因素的不利方面主要有以下四點：

其一，漢末戰亂對社會的巨大破壞。南陽郡作為兵家必爭之地，從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就成為董卓、孫堅、袁術、劉表四大軍閥爭奪的對象。南陽郡遭到戰亂的極大破壞，“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是當時這一地區的真實寫照，這戰亂的環境必將大大影響張仲景對醫學的研究工作。

其二，在社會思想領域，東漢時期神秘主義大為泛濫，春秋戰國時發展的理性主義精神在此時大受沖擊。漢末政治黑暗、社會經濟崩潰使人們的思想空虛無助，此時各種神秘主義思想都紛紛出現：儒學開始了宗教化的過程，道家思想結合陰陽家思想和民間巫術形成原始道教，西漢末傳入的佛教也大為盛行，求仙、拜佛、信巫、占卜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這種社會思潮直接沖擊了醫學實踐，首先由于天命論的影響，導致人們對相術和占卜的迷信，使人們得病后“欽望巫祝，告窮歸天”，最終不治。其次是原始道教的流行對醫學的沖擊，漢末太平道、五斗米道盛行，前者“施丹符、圣水”，后者“事鬼”“人道病，蟄三省”“有病自首其過”，這些治病方法直接影響醫學實踐和發展。《三國志·方技傳》僅華佗一人為醫生，而其他多為術士，如朱建平相術、周宣相夢、管輅卜筮，陳壽在書中稱這些人“誠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絕技”。這種社會思潮的逆轉對張仲景以唯物主義為基礎的醫學理論創建有直接的不利影響。

其三，張仲景的醫學研究還受制于當時較低的自然科學水平。秦漢時的科技比之后世還較落后，在缺乏完善的科學手段，精密的人體解剖學知識，完整的生物學體系的條件下，張仲景必須用醫學理論的完善來突破診斷和治療手段的不足，巧妙運用藥物協同配伍彌補單味藥物的原始性。這一切都必須在今人難以想象的困難條件下進行。

其四，受當時醫家門戶之見的約束。兩漢學風最重師承、門派，如五經治學共分14家，每家皆有家規、學風乃至嚴格的師承，向他家學習和創新往往被看作是對師門的背叛。醫家的分派雖不可考，但從張仲景“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的感嘆來看，醫學的狀況與儒學的相差無幾。因此，張仲景進行創新，以及“博采眾方”都肯定會受到這種情況的限制。

歷代醫家多以醫見業，以醫聞名，張仲景則不然，從流傳下來只言片語的歷史記載中，他除了醫術高明外，還是一位以才聞名的士人。他有著完整的仕宦經歷，所擔當的也不是太醫令一類與醫學有關的官員，而是侍中、太守一類的中央和地方高官。這種身份的特殊性在醫學家中可謂絕無僅有。

張仲景不僅以醫術享譽于當時，對醫生的醫德與醫療作風也有相當嚴格的要求。他批評那些醫德小修、醫風不正的醫生，說“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終順舊。省病問疾，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未知訣診，九侯曾無仿佛，明堂闕庭，盡不見察，所謂窺管而已”。這些論述上承秦漢，下啟晉唐，成為祖國醫德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張仲景的著作除《傷寒雜病論》外，見于文獻著錄的尚有《張仲景五臟論》《張仲景脈經》《張仲景療婦人方》《五臟營衛論》《療黃經》《口齒論》等。張仲景的弟子有杜度、衛汛，俱為當時名醫。而他的理論，在后世被不斷完善，雖然傷寒疾病在魏晉南北朝時代仍然是中國的大害，但不爭的事實是，在張仲景的努力下，這個疾病的死亡率越來越低了。到了隋唐時代，中醫已經有了完整的治療這種疾病的辦法。中國的人口也因此直線上升，后來的中國另一個盛世——大唐盛世，也因此從中受益頗深。

張仲景過世的時間，后來的史家說法很多，有說是公元215年的，也有說是公元219年的。后人為了紀念張仲景，曾修祠、墓以祀之，河南南陽的“醫圣祠”始建于明代，有清代石刻“醫圣祠”(公元1727年)、“醫圣張仲景故里”(公元1900年)。據明代《漢長沙太守張仲景靈應碑》記載：“南陽城東仁濟橋西圣廟，十大名醫中有仲景像。”清代《南陽縣志》記載：“宛郡(南陽)東高阜處，為張家巷，相傳有仲景故宅，延曦門東迤北二里，仁濟橋西，有仲景墓。”河南南陽的“醫圣祠”經明清以后屢次修葺(其間也有毀壞)，保存得比較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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