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舉事，必先審民心，然后可舉。

　　故賢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

　　床頭擺著一本《莊子》書桌上陳列著一本《呂氏春秋》閑暇無事的時候，常常打開來看看、想想，是非常寂寞、清凈、愜意的一件事情。兩相比較，《莊子》的寓言故事生動、細膩、傳神、精微，它的思想有的張力，需要你在一定范疇內展開豐富的想象，體悟則若有若無、若是若非、時疾時徐、捉摸不定；《呂氏春秋》的概念相對比較集中，比較直白，比較清晰，比較專注，一個蘿卜一個坑，各守其位各司其職各盡其責，可以對號入座按圖索驥毫無違和感。如果從中國先秦文化的角度解讀，還是耐人尋味的，可以說是開卷有益，能夠感覺到她的溫度。

　　在《呂氏春秋·季秋紀》順民這一章節“先王先順民心，故功名成”表明政治生態與政治力量均源于民心，則會功成名就、國盛民強。從兩千多年的歷史傳承中，可以窺見政治目標相對是單一的、純粹的，即使所持的立場不同，但在明面上都是一副圣人君子的樣子。那些時時處處標榜所謂的發揚光大、所謂的開創進步、所謂的集大成者，所謂的最偉大的創新，都是無知無恥的統治階級豢養的毫無底線的御用文人自娛自樂、自我陶醉、自我粉飾的“噱頭”，它們中間的填充物無非是將甲乙丙丁打亂順序并給安裝上清新秀麗的裝飾品博人眼球而已，細究起來，即使天天學、天天念、天天思、天天悟，真正能夠滋養人的靈魂和心情的有益的東西真是少的可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當我們將鏡頭拉近，毛澤東同志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建設，凡四十余年，所作所為，所積所累，所教所訓，功勛卓著，彪炳青史，是謂得民心者也！還有另外一種既熟悉又厭惡的現象，統治階級將民心民生民意掛在嘴上，卻像有口無心的音箱一樣，不間斷的、冰冷堅硬的重復著，并且憑借“得民心”之名而行固化階級立場、固化利益輸送，屈從變節諂媚，腐化墮落僵化之實，它們何嘗知道“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它們所謂的“功名”是自我演繹的自說自話，是獨幕劇的冷場獨白。“取民之所說（悅）而民取矣”群眾滿意、群眾答應、群眾支持了，方可謂得民心；反之，群眾冷眼旁觀、怨聲沸騰、緘默隱忍，能夠堂而皇之的稱之為“得民心者”除了“自信自白”恐怕設計上稍微有頭腦的人都不會相信吧？睜開你們的雙眼，請你們認真地傾聽：“民之所說（悅）豈眾哉？”人民的喜悅可以理解為需求或希望，捫心自問，群眾真的是貪得無厭嗎？他們的訴求真的很多嗎？自大自是的統治階級從來不會提出這樣的反問，因為它們更加清楚地知道它們之于人民的要求和索取、盤剝和壓迫、欺凌和輕賤，十倍百倍的多于、高于、重于人民對它們的所思所想、所期所盼、所忍所怨，凡有舉動，一切以群眾為靶心，一切以群眾為對象，一切以群眾為終極，一切以群眾為中心，讓統治階級的欲望得到滿足、虛榮得到體面、利益得到保障、罪惡得到掩飾、卑賤得到諒解、說辭得到默認，所以一副美好安寧的盛世景象躍然眼簾，可以看到統治階級集團高高在上、洋洋自得，黎民百姓群體垂頭喪氣、心如死灰。這種尷尬又不失生動的現實比對，如何能夠承擔起“凡舉事，必先審民心，然后可舉。”的告誡呢？當看慣了掛羊頭賣狗肉的丑惡行徑的時候，當看慣了對外獻媚卑躬屈膝、對內凌厲恣肆妄為的時候，咒罵都是多余的，它們配嗎？只有讓死亡公出最合理最確切最有力的答案吧！所以寒來暑往、歲月滄桑，所以花開花落、流水無情，忽然感慨于商湯的一句獨白“萬夫有罪，在余一人。”60年前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同志一再重申：“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硬生生地以一己之力為某個群體承擔了所有責任，而這個群體重生以后卻將所有的錯誤歸咎于毛澤東同志的壯舉。真是豬八戒爬墻頭——倒打一耙！墻上一蔸草，風吹兩邊倒！借用一句“網紅”語，致那些猖狂者——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

　　在《呂氏春秋·仲冬紀》至忠這一章節，“至忠逆于耳、倒于心，非賢主其孰能聽之？”顯然這是議論勸諫的。勸諫與納諫是相互統一的，有勇毅的進諫必然要有豁達的納諫，有奸邪的勸諫必然有狹隘的納諫，則此時的從諫如流是將正直正義、正大正經的意愿訴求排斥在外的，所以在這些邪惡勢力的支持慫恿下陰險殘暴也會變得意氣風發、光明磊落、自命不凡，這是一個很有特色的時代的鮮明寫照。在《鹽鐵論》中有“拒諫者塞，專己者孤”大概意思是拒絕接受別人意見的人就會視聽閉塞，自己獨斷專行的人就會遭到孤立唾棄。這些高深的語意，和生活中的諺語：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有相同的意思。雖然說普通人很難做到，但一定有人會做到的；如果將受眾對象轉移到“人主”身上，也就是統治階級這個層面，因為千人千面、良莠不齊、魚龍混雜，有的人能做到虛心納諫，“太上反諸己，其次求諸人。”但暴戾、專政、擅權、任性的統治者一定做不到，不是它患得患失，而是它唯我獨尊便必須顧此失彼智所不及，不是它不愿意同舟共濟，而是它已經被統治階級集團脅迫、瓦解、分割的支離破碎且不能為所欲為，正如《呂氏春秋》續文所講規諫是“賢主之所說（悅），不肖主之所誅也”“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精者也”意思是說，拒絕厭惡聽取正確意見建議的統治者，一定剛愎自用、一人獨大、囂張跋扈，為無所不當為，這正是自我毀滅的捷徑啊！“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但凡師心自任的統治者，就別瞎指望什么人格魅力、道德品質、聰敏睿智之類的虛偽的東西了，因為這些都是御用文人為了自己集團內部的利益輸送而點綴裝飾的一個祭祀品而已，如《道德經》中“天地以萬物為芻狗”類似云耳。倘若給它置換一種環境地位身份，讓你能夠身臨其境的感受得到，則更多的人除了鄙夷、除了不恥、除了討厭，可能都不情愿多看它一眼。這就是人心，但不一定是人性。《呂氏春秋·季春紀》先己篇中，“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表明“凡事之本，必先治身…用其新，棄其陳…精氣日新，邪氣盡去…此之謂真人。”可見道德始終是居于第一位的，否則“上失其道，則邊侵于敵；內失其行，名聲墮于外。”什么意思呢？統治者背道離德、放縱自我，邪言歪行、假公自肥，內失其守、外莫御敵，內憂外患就會接踵而至，這樣的現實案例還少嗎？《呂氏春秋·先識覽》第一句話是“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已”為什么有道者會拋棄它離開它呢，與統治者自身有莫大關系，“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亂世，則賢者在下。”又云“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國之亡也，天遺之亂人與善諛之士”而“諛”字的解釋是：不擇是非之言，唯官唯上、惟命是從是它的標簽。諛人多了，勢力大了，時間久了，賢人不愿同流合污也罷，不愿助紂為虐也罷，不愿為虎作倀也罷，他們自愿的或者被排擠的，都會不約而同的先后離開那個卑鄙骯臟的場所。從“人主”這個角度分析，“是棄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這句話與“以去之之道致之也”異曲同工、語意相同，類似放棄或改變了初衷，南轅而北轍、背道而馳，不是久久為功，而是漸行漸遠，所有的希望等同于絕望而已，只待歷史將它們演繹成過往的塵埃。

　　呂不韋作為秦國的相國，作為始皇帝的仲父，他當然比任何人都希望國運昌盛、千秋萬代、綿延永續了，所以他著書的立足點、著眼點與思維邏輯，都表現在“持國”上，具有鮮明的目的性，即如何讓國家保持穩定、綿長、鮮活的生命力，而這種責任更大程度上落到了“人主”身上，也就是統治階級集團的生命力即是政治者的生命力。“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慎大章節，這句話某某某曾經引用過前半段）所以《呂氏春秋》十二紀中，更多的引入、化入、借鑒了《道德經》《莊子》的精粹，比如“凡主之立也，生于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可以托天下。”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勸誡“今世俗之君子，危身棄生以循物，彼且奚以此之也，彼且奚以此為也。”他們這樣做將達到什么目的呢？他們將采取什么手段達到這樣的目的呢？事實上是在規勸“人主”切莫以權力自貴，切莫以權力自肥，切莫以權力自是，切莫以權力自大，就是“有權不能任性”在《呂氏春秋·仲春紀》功名這一章節，“以茹魚去蠅，蠅愈至，不可禁，以致之之道去之也。桀、紂以去之之道致之也，罰雖重，刑雖嚴，何益？”就是論述解決社會實踐中事關江山社稷、事關群眾利益的急難險重新問題的方法策略，既已言明是表里關系，是現象與本質的關系，但有的統治階級集團解決問題的結果是制造出了新問題，以去之之道致之，所以新問題層出不窮，老問題堆積如山，這樣新老問題交織在一起不斷疊加，便形成了以危害天下百姓為中心，借以顯示它們夙興夜寐、孜孜以求、萬事萬應、忘我無我，而歷史證明，社會實踐也證明，這些所作所為都是桀、紂獨夫暴君之所為所施，則國亡身死名敗指日可待。

　　呂不韋作為一名商人巨賈，其逐利、一本萬利的思想是沒有必要詬病的。但他在殘酷的社會實踐中歷練出來的尖銳、明晰的眼光與經驗，在他的人身軌跡中是值得肯定的。商鞅以其法家思想向統治階級宣揚一種“治要”的觀念，呂不韋以雜家思想向統治階級宣揚一種“守成”的觀念。如果從樸素的民本思想分析，商鞅無疑是助紂為虐、為虎作倀，呂不韋則是釜底抽薪、拔本塞源。雖然他們的目的是相同的，倆人的結局也沒有忒大差別，但是他們主導的思想可能造成的社會走向卻是大相徑庭：商鞅促成了自我滅亡，呂不韋期望富澤綿延。他們面對后續的歷史的時候，一定都會不約而同的大罵統治者及其統治階級無一例外的違背了他們的思想主旨：法家變成了末法時代，道德變成了污濁不堪。其罪可誅！其心可誅！其罪難贖！其心難書！

　　道家有自己的思想體系，她更多是一面鏡子，沒有美顏，沒有瘦臉、沒有濾鏡，所以很真實、很自在、很從容，所以很多統治者它們就非常討厭道德思想體系，但是它們在收買人心的時候，又屢試不爽、屢屢得手，故此躊躇滿志、心花怒放，以道德自居，以無我自詡，以神圣自處。道家的思想體系日臻完善，其實也引起了其他流派的恐慌，而莊子之于《道德經》有繼承，有深化，更有發展。如果用現代人的眼光審視《呂氏春秋》儼然一部政治類的教科叢書，又或者是一種簡明快捷的心靈雞湯，它是從一個相對具體的層面，提出自己的思想理論、道德框架，即政治觀點，然后用3～4則正反兩方面的歷史典故予以證明、支撐、詳盡自己的觀點，這樣諸多論點組裝整合在一起，便形成了“論點—論據—論證”的文體格式。其中的論據或為歷史故事，或為王侯將相賢士，或者是傳說，有的甚至接近寓言故事。讀了以后很容易讓人產生一種認同感，至于它的啟發作用或者功效發揮的程度以及對于受眾者的影響力就要因人而異、不能前人一面了。正如呂不韋著書的思想體系是試圖保證秦國江山永固一樣，他的經歷使他更加清楚的意識到權力能夠帶來的一切，也是權力喪失也將失去一切一樣，所以他的服務對象排在第一位的是統治者，即王，即人主，即當時之主；普通讀者從中涉獵到的則是做人、知人、干事、方式和人文社交等等，正統而光明，沒有《鬼谷子》的狡黠，但這一切與斗爭的對立的階級社會卻格格不入。所學即所得，所得即所用，這就是讀書讀史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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