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酒桌文化源遠流長，具體起于何年何月已無從考證了，但可以確定的是不會早于夏朝，不會晚于周朝。
中國酒的發明人，被稱為“酒圣”的杜康是夏朝人，籍貫是陜西白水，跟我是老鄉。不過我們一般互稱為“鄉黨”，《論語》中也有鄉黨篇。有酒才有酒桌文化，因而中國酒桌文化的起源必在夏朝之后。
商朝時期跟酒有關的最有名的東西就是商紂王的“酒池肉林”了，估計當時的酒桌文化也已經成型。到了周朝，周公制禮作樂，為全天下提供規范制度，從這一時期開始，我們能看到的酒桌文化就十分豐富了，其中尤其少不了詩歌的相伴。
要喝酒先要會作詩，這在今天人看來實在太難為人了。不過當時能上得了這種臺面的都是王公貴族、有產階級，他們不事稼穡，從小就研究這些，這對他們來說不是問題，張口就能來。
有個成語叫作“曲水流觴”，說的就是大家分坐河渠兩旁，讓酒杯順流而下，停在誰面前，誰就要拿起來喝了，同時往往還伴隨著“賦詩一首”。
相較于曲水流觴的高難度，飛花令在古人的酒桌上就“親民”得多了。不用作一整首詩，能吟誦出一句帶有關鍵字的詩歌就行。飛花令一般是主家先出關鍵字，其他人接連吟誦，卡殼吟不出的就要喝酒。
吟詩之外，投壺游戲在中國的酒桌文化里也占有重要地位，流傳了兩千多年。簡單來說，投壺就是用手把箭投到壺里，看誰投中的多，投中少的罰酒一杯。
射覆也是古人酒場上玩得比較多的一種游戲，把東西放在盒子里或者手里，讓人猜是什么東西，或者猜單雙、個數、顏色等等，猜不對就得罰酒。
中國古代酒桌上還有一種更簡單的轉湯匙游戲，轉動湯匙，湯匙停下來時手柄指向誰，誰就喝酒。
古人發明了一大堆有趣的酒桌游戲，目的跟今人一樣，也是為了活躍氣氛，實現社交目的。但無論是哪一種方式，比起今天的人只會喊“感情深，一口悶”都要高雅很多。
記得在國內某上市公司工作的時候，教授老板教育我們說酒桌上要會講黃段子。我理解老板的意思是要我們學會帶動酒桌氣氛，這在當時的中國企業界是個極其普遍的現象，大家都不以為恥，反以為樂，連有些女生也不怎么忌諱。“入鮑魚之肆，久而不問其臭”大家都這樣，見多了也就感覺沒什么了。
商業往來，觥籌交錯免不了，但在觥籌之間，我們整個民族都不再會用優雅的方式表達自己，不再會用健康的方法活躍氣氛，我們的酒桌文化由高雅墮落為腐臭。
相較于古時的先人，我們現今社會的識字率是他們想都不敢想的，我們的高等教育也日益普及。然而，在酒桌上，我們一旦覺察到腐臭，想要尋找一點兒脫離了低級趣味的方式時，我們卻發現自己是何等的沒文化，我們什么也不會！即使偶有人會，畢竟這不是一個人的“游戲”，也展不開。
中國古人的酒桌上，一個人能喝多少酒是有定數的，以三爵為限。《禮記·玉藻》有這樣的記載：“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灑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先秦時期，酒器為爵，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君子飲酒，三爵而止，喝三爵就該退出來了。
《詩經·小雅·賓之初筵》上說：“三爵不識，矧敢多又。”意思是說一個人如果不懂得飲酒限于三爵的禮儀的話，誰還敢勸他再喝呢？《左傳·宣公二年》中說：“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意思也是一樣，喝酒超過三爵就是“非禮”了。
這樣的禮儀既不失社交之用，又對酒桌上的所有人進行了保護。而今天的酒桌上，似乎只有喝倒了，才算禮到了。這就是文化盡失，以極度無理為禮的典型表現。
為什么會這樣呢？
從歷史演化趨勢來看，中國文化幾千年來總體上都在由貴族化向平民化發展，酒桌文化也由高雅向通俗演化。近代以來，這個趨勢大大加速。尤其是在向西方學習，對中國文化進行反思、批判的大環境下，包括酒桌文化在內的中國社交文化、禮儀文化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商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中國的社會結構和社會思想形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無論是傳統上的“士農工商”，還是剛過去不久的“工農兵”，都好像成了非常遙遠的事情，原本被打入“賤籍”的商人階級一躍成為中國社會最強勢的群體。
社會意識是跟著社會存在走的，商人“登頂”了，商人文化就成了社會的主流文化，商人群體中最腐臭的那一部分東西也逐漸侵入到社會的各個方面。比如原本高尚的大學教授也改叫老板了，教授們到了酒桌前也學著樣子讓黃段子滿天飛，竟毫無羞恥之感。
相對來說，西方人的酒桌文化“演進”得保守很多。西方人在一起吃飯，跟我們的古人一樣，實行的是“分餐制”，形式跟自助餐差不多。而當代中國人要做酒局，必得是圍餐才行，好像這樣才方便喝酒交流。
可能也真是這形式的不同發揮了巨大作用，中國人在酒桌上不停地勸酒，發展出各種各樣粗俗的酒桌段子，用意也是得把對方灌倒了才能算好。西方人的酒局，通常叫作開Party，參會人員多是捧著一杯紅酒找各種人聊天。一場Party下來，一杯酒可能都沒喝完，但他社交的目的一樣也達到了。
我在這里并不是要講西方人多么文明的那些陳詞濫調，如果這就能說明文明的話，那么我們兩千年前就比他們文明多了。我想在這對比中探討的是，我們今天的中國人在文化方面喪失了什么？
另舉一個例子來說，在兩性關系方面，我們通常認為西方人比較開放，但以我和身邊一些華人朋友的觀察，美國人在這方面根本趕不上現在中國大都市的年輕人。
三年來，我從未見過美國的男女青年在大街上擁吻或有更進一步的動作。而這種事情，在我曾經生活過的廣州、昆明兩個城市，大家已經見怪不怪了。
改開四十年，我們在經濟上突飛猛進，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丟失了太多的東西，文化、道德方面尤其深重。從這個角度看，有時候保守并不是什么壞事。
十八大以來，中國人在酒桌上有了一些收斂，但酒桌文化的腐臭一面并未清算，離根除尚很遙遠。前幾天阿里巴巴的性侵丑聞也與這丑陋的酒桌文化有很大關系。
事后阿里巴巴成立了反陋習小組（ALI-WE），強調“對同學們集中反映的不當工作方式自查自清，包括但不限于酒桌陋習、低俗玩笑等任何在工作場合讓員工感到不適的方式。無條件支持員工拒絕勸酒等行為。”
阿里巴巴的這些措施被網友們批評避重就輕。就事論事，以阿里丑聞案件來說，網友們看得非常準。但若跳出單個事件，從整個中國社會酒桌文化的角度來看的話，拒絕勸酒、拒絕公眾場合開低俗玩笑這兩點意義重大，不知我們整個社會何時能夠意識到？何時能夠徹底革除？！
人生而有社交的需求，人們日常工作中也免不了要進行社交，酒桌在可預見的未來是掀不掉的，我們能做的是盡快重建我們恰當的酒桌文化。而做到這一點，沒有中華文化全面復興的大環境，恐怕也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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