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銳，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講師

　　自秦漢以降，中國大地上出現了規模巨大的政治體，《春秋公羊傳》中所言的“大一統”理想，基本成為后代王朝不斷努力實現的目標，即便處于分裂割據狀態，各個統治階層基本上也以追求重新統一、強調正統地位作為政治合法性的根本。在《國史大綱》中，錢穆更是強調這種政治上的大一統性格乃中國歷史區別于西方歷史的主要特征：

　　秦、漢大一統政府之創見，已為國史辟一奇跡。近人好以羅馬帝國與漢代相擬，然二者立國基本精神已不同。羅馬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勢力于四圍。歐、亞、非三洲之疆土，特為一中心強力所征服而被統治。僅此中心，尚復有貴族、平民之別。一旦中上層漸趨腐化，蠻族侵入，如以利刃刺其心窩，而帝國全部，即告瓦解。此羅馬立國之形態也。秦、漢統一政府，并不以一中心地點之勢力，征服四圍，實乃由四圍之優秀力量，共同參加，以造成一中央。且此四圍，亦更無階級之分。所謂優秀力量者，乃常從社會整體中，自由透露，活潑轉換。因此其建國工作，在中央之締構，而非四圍之征服。羅馬如一室中懸巨燈，光耀四壁;秦、漢則室之四周，遍懸諸燈，交射互映;故羅馬碎其巨燈，全室即暗，秦、漢則燈不俱壞光不全絕。因此羅馬民族震鑠于一時，而中國文化則輝映于千古。我中國此種立國規模，乃經我先民數百年慘淡經營，艱難締構，僅而得之。(1)

　　在這里，錢穆為了論述中國古代政治的特性，有意將羅馬帝國作為比較對象，這就顯示了在現代中國這一古今東西碰撞激烈的時代，如何論證中國自身的特點，如何敘述中國的歷史流變，已經不能單從中國內部進行分析，必須注意到西學(或曰“西方經驗”)對于中國知識體系的巨大沖擊。甚至可以這樣說，除了錢穆等少數堅持中國歷史具有自身特性，同時強調這種特性的正面意義值得闡揚的人，這一時期絕大多數的文化人在認識中國的歷史與現實問題時，往往不是從中國自身狀況出發，而是把某些域外理論作為基本準則來衡量中國的各個方面，以他人之是非為是非，裁量中國歷史，視此為“融入世界”、接受所謂“普世價值”的必備條件。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現代中國歷史敘述中的某種“失語”狀態。

　　在這樣的背景下，錢穆所稱贊的大一統政治格局是否還具有優越性，在現代中國就成為了一個答案并不那么明確的事情。在近代西方啟蒙運動的論述里，中國往往是一個負面的形象，用來論證所謂“專制政體”如何不堪。而在對近現代中國知識界影響極大的孟德斯鳩看來，專制政體的出現還與統治疆域的廣袤關系緊密：

　　一個廣大帝國的統治者必須握有專制的權力。君主的決定必須迅速，這樣才能彌補這些決定所要送達的地區的遙遠距離;必須使遙遠的總督或官吏有所恐懼，以防止他們的怠忽;法律必須出自單獨的個人，又必須按照所發生的偶然事件，不斷地變更。國家越大，偶然事件便越多。(2)

　　因此，既然是廣土眾民，那么“中國是一個專制的國家，它的原則是恐怖。在最初的那些年代，疆域沒有這么遼闊，政府的專制精神也許稍微差些;但是今天的情況卻正好相反”。(3) 在這樣的論述下，中國秦漢以來的大一統格局就成了中國長期處于專制政治的“幫兇”，成為施行“恐怖”統治的根源，廣土眾民變成了一種負面形象。

　　此外，在同樣對近現代中國知識界影響極大的盧梭眼里，政權疆域過大，“人民對他們根本見不著面的首領，對他們看起來如同異域的祖國，對大部分是他們不相認識的同胞，也更加缺乏感情。要使那么多風俗習慣和自然條件迥然不同的省份都遵守同一種法律，接受同一種治理方式，那是不可能的”。此外，“在這樣一種由一個至高無上的行政權威聚集在一起而彼此又互不認識的人群里，人們的才智必然會被埋沒，他們的美德無人知曉，他們的惡行也不會受到懲罰”。更有甚者，由于公務繁忙，“政府沒有余力來關心人民的幸福，甚至在緊要關頭幾乎連用來保衛它自己的力量也沒有了”，最終“一個軀體過大的共同體就會在它自身的重壓下遭到削弱和毀滅”。(4) 可見，在盧梭的政治視野里，疆域廣袤的政治體的存續問題是極為嚴峻且不樂觀的，如何治理大國，可以說超出了他對于何謂良好政治的理解范圍。

　　孟德斯鳩、盧梭等人的政治學說，在晚清經由日本知識界的譯介，對近代中國文化人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他們對于大國治理的否定性態度，也很快成為清末民初知識分子用來批判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重要理論依據。在風行一時的《新民說》中，梁啟超直接強調中國的大一統格局實為中國“進化”受阻之禍首：

　　競爭為進化之母，此義殆既成鐵案矣。泰西當希臘列國之時，政學皆稱極盛。洎羅馬分裂，散為諸國，復成近世之治，以迄于今，皆競爭之明效也。夫列國林立，不競爭則無以自存。其所競者，非徒在國家也，而兼在個人，非徒在強力也，而尤在德智。分途并趨，人自為戰，而進化遂沛然莫之能御……此實進步之原動力所生也。中國惟春秋戰國數百年間，分立之運最久，而群治之進，實以彼時為極點。自秦以后，一統局成，而為退化之狀者，千余年于今矣，豈有他哉， 競爭力銷乏使然也。(5)

　　梁啟超的這種論述，不但在晚清甚為流行，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依然是活躍于思想界的領袖們借以否定中國歷史文化的主要方式。面對民初政局的混亂、民生的凋敝，陳獨秀在1915年痛陳：“舉凡吾之歷史，吾之政治，吾之社會，吾之家庭，無一非暗云所籠罩;欲一一除舊布新，而不為并世強盛之民所兼、所攻、所食，固非冒萬險，排萬難，莫由幸致。”(6) 這種對民族國家危機的擔憂，自然無可厚非，但他卻認為，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之一，除了“學說之為害”與“專制君主之流毒”，還在于中國歷史上的政治統一：

　　列邦并立，各自爭存，智勇豪強，猶爭受推重。政權統一，則天下同風，民賊獨夫，益無忌憚;庸懦無論矣，即所謂智勇豪強，非自毀人格，低首下心，甘受笞撻，奉令惟謹，別無生路。“臣罪當誅，天王圣明。”至此則萬物賴以生存之抵抗力，乃化而為不祥之物矣。(7)

　　長時期的政治統一原來也是阻礙中國步入“近世文明”的絆腳石?在這里，陳獨秀心中想象的，大概是歐洲中世紀以降封建割據、列國林立的歷史畫面。但從清末開始，有識之士之所以苦苦探尋救亡圖存之道，不正是因為西方列強的入侵，嚴重危害到了中國的疆域版圖，也就是政治統一，讓中國有慘遭瓜分之險?而許多對國家問題的分析與論辯，都基于如何維系歷史中形成的統一之局。若沒有這種強烈的救亡意識，時人哪里會孜孜不倦地探尋西洋諸國的富強之道?總之，這種源自西方近代啟蒙運動論述的否定中國大一統政治格局的觀點，在今天應該予以反思，避免其成為人們認識中國古代政治流變的習以為常的標準。

　　此外，晚近開始流行的另一種否定中國歷代大一統政治格局的敘事，就是帶有極強解構主義色彩的所謂“地方性”敘事、反國家敘事。柯文在檢討美國漢學研究之時，認為要想形成所謂“中國中心觀”，一個可行之道就是，“把中國從空間上分解為較小的、較易于掌握的單位。在這個意義上，這種取向并不是以中國為中心，而是以區域、省份或是地方為中心。采取這種做法的主要依據是因為中國的區域性與地方性的變異幅度很大，要想對整體有一個輪廓更加分明、特點更加突出的了解——而不滿足于平淡無味地反映各組成部分間最小公分母——就必須標出這些變異的內容和程度”。(8) 對外國研究者而言，中國歷史悠久、典籍繁復，沒有那種長期生活于此而形成的歷史與現實感，自然難以進入中國的文化情境之中。因此，選取一個切面，或許能夠較為便利地理解中國歷史基本特征。如此這般并無不可。但如果作為中國研究者因為出于對美國的某種文化想象而把柯文此論看作治學要義，遺棄對中國歷史的整體性、全局性把握，甚至認為錢穆所言的大一統格局是歷代史書所“建構”之物，那么恐怕將很難理解中國歷史的一些核心要素。畢竟，“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這樣的詩詞能夠傳誦千古，流傳至今，不正說明了在中國歷史文化里，對于何謂治世、何謂道德、何謂良好社會秩序的基本態度么?刻意突出“地方性”，用后現代理論“論證”大一統敘事乃“權力書寫”，這到底是在搞實證研究，還是在搞意識形態話語?

　　進一步而言，晚近對于大一統歷史敘事更有“沖擊力”的莫過于基于無政府主義立場的反國家理論，其代表人物便是如今在中國圖書市場頗受青睞的斯科特的著作。在他看來，“前現代化國家在許多關鍵方面幾乎近似盲人”，它對于統治疆域內的人口總數、土地狀況知之甚少，缺乏統一的施政標準與度量衡。(9) 而現代國家的最主要特征則是將許多極具差異性的事物“簡單化”，用單一標準去進行統治，導致對所謂“多樣性”與“差異性”的粗暴剪裁。因此，國家的形象自然是負面的：

　　社會的清晰性提供了大規模展開社會工程的可行性，而極端現代主義的意識形態提供了愿望，獨裁的國家則有實現這一愿望的決定權和行動能力，而軟弱的公民社會則提供了等級社會作為其實現的基礎。(10)

　　在《國家的視角》一書里，斯科特特別批判了十月革命之后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認為此乃列寧根據主觀理念而制定的政治經濟方針，是一種極端的“現代主義”，它通過強制性的權力來推行，忽視了社會實為一個復雜的有機體，因此諸如農業集體化這樣的大規模現代化建設就顯得漏洞百出，代價極大。“除了列寧所高度贊揚的極端現代主義農業的表象外，國家根本不能實現任何目標，其根本原因在于國家強大的能力可以廢除農村生產者的制度、將自己的意愿強加給農民。”(11) 雖然作者聲稱：“我反對特定的某一類國家，并不表明我主張弗雷德里希•哈耶克和米爾頓•弗里德曼所推動的政治上自由的市場協作”，(12) 但是不難想象，既然作者對蘇聯的經濟建設大加抨擊，那么一定會引起不少有心之士歡呼雀躍，將作者對于國家的否定拿來套用在論述中國的歷史與現實當中。或許是感覺到了自己的觀點在中國將引起某一類人的重視，作者專門對中國讀者寫道：

　　我最近發現，《水滸傳》中充滿了真知灼見，它表明在國家的壓迫下，人跡罕至的山地如何成為人們避難和復興的場所。這一經驗在很多方面也適用于我所研究的東南亞大陸山地與河谷之間的關系。(13)

　　多么有趣的論調!作者也許并不知道，《水滸傳》里的諸好漢之所以聚義梁山，是因為他們受到貪官污吏、地方豪強不同程度的迫害，因此才選擇“落草為寇”。而梁山泊的旗幟“替天行道”，表明他們并非是為了逃避國家機器，避秦于人跡罕至之地，而是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用另一種方式來除暴安良，維系政治上的正統。換言之，他們的所作所為依然是為了讓朝廷變得更好，于是才有后來的接受招安，替北宋王朝東征西討。也正因為如此，毛澤東才認為《水滸傳》給后人的教訓就是“投降”，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更有甚者，梁山泊內部也有頗為明確的政治與軍事分工，所謂的“英雄排座次”就顯示出某種政治秩序與權力等級的存在。總之，要么是斯科特根本沒有仔細讀過《水滸傳》，要么是他的知識積累還無法理解這部偉大的中國古典文學作品。換言之，他很可能并不怎么了解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在這樣的情形下，把他對國家的理解套用到中國問題研究當中，豈非咄咄怪事？

　　因此，在思考中國歷史與現實問題時，如何理解大一統國家的意義，恐怕還是得從中國歷史自身的脈絡中展開。張光直指出，政治文明的高度發達是中國上古歷史演進的主要特色。“在中國古代，財富的積累主要是通過政治手段，而不是通過技術手段或貿易手段。所以中國文明產生中的許多新成分是人與人之間關系變化的結果。”“經過巫術進行天地人神的溝通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溝通手段的獨占是中國古代階級社會的一個主要現象;促成階級社會中溝通手段獨占的是政治因素，即人與人關系的變化;中國古代由野蠻時代進入文明時代過程中主要的變化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變化，而人與自然的關系的變化，即技術上的變化，則是次要的。”(14) 所謂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從宏觀層面來講，就必須涉及政治組織、社會分工、權力分配，中央權威的重要性也就隨之凸現出來。張光直甚至認為，世界上古文明的演進有兩種路徑，一種是“世界式”或“非西方式”的，主要代表就是中國，另一種則是西方式的。前者的主要特點是連續性，即從野蠻社會到文明社會的過程里，許多文化與社會成分延續下來，成為政治文明一以貫之的要素。后者則由于技術、貿易等新因素的出現而造成對既有系統的突破。(15) 如若此論可以成立的話，中國古代的國家傳統在人類文明演進史的意義不可低估，而其中的統治疆域不斷擴大、組織方式不斷理性化，更應該是認識中國古代政治史的主要切入點。

　　此外，秦代形成了大一統的郡縣制國家。漢承秦制，延續了這份政治遺產。大一統國家對中國歷史而言，意義遠不止于政治層面。許倬云認為，從漢代開始，中國精耕細作的小農經濟開始大規模出現，并日漸成熟。在這一過程中，“影響最深遠的，還是漢朝政府發展一個繁榮的農業，為官僚制帝國奠定基礎的持續努力”。(16) 其結果是，不但農業生產水平不斷提高，耕作技術越發成熟，而且形成了“一個農業社會，但卻是重商性的農業社會。它將個體農民編織進了一個龐大的經濟網絡里。這種格局與普遍所認為的那種由無數分散的、孤立的、自給自足的農戶細胞所構成的古代中國農業社會的圖景相去甚遠”。在這其中，“活躍的交易是以政治秩序的穩定為依托的。在國家統一、道路通暢、旅途安全的時候，區域間的專門化生產會促使村落里的個體農民參加到巨大的市場網絡中去”。(17) 可以說，中國古代經濟格局的形成、中國社會保持基本穩定、人口與經濟增長得以持續，都離不開統一的政治秩序。而帶有所謂“地方性”的社會經濟模式，也離不開全國范圍內的生產與交換網絡。總之，“這一現象，也使得帝國體制在經濟層面籠罩全國，使政治與經濟彼此輔翼，發揮了強大凝固力。中國歷史上，這一全國相互依賴的經濟網絡，即使在國家分裂時，還能發揮經濟一體的功能;中國常常分裂，然而分久必合，就是因經濟上的互依，創造了促成國家復合的契機”。(18)

　　就此而言，在研究中國歷史時，不是要不要講大一統敘事，要不要強調國家的重要性，而是思考如何講好大一統敘事，如何全面地認識國家的作用。在說明《中國通史教程》的編撰思路時，姜義華特別指出：

　　中國歷史發展階段形成的過程還表明，國家既是階級壓迫的工具，同時又是進行社會控制與社會協調的有效體系，是社會安全與社會穩定的重要保障。正因為如此，作為國家形態的中國形成與發展的過程表明，歷史的中國盡管經常為剝削階級所控制，但是除去維護剝削者的特殊利益外，它存在的合法性真正基礎是要建立共同秩序，為已經社會化的人群提供公共服務，處理共同事務，在社會物質生產、精神生產以及人們生活實際中，對紛繁復雜的經常相互沖突的各方有效地進行社會控制和社會協調，有力地提供社會安全與社會穩定的保障。除去政策上的措施外，其活力更源于制度上的、體制上的、機制上的一系列具有原創性的貢獻。(19)

　　如果說此乃國家本身所體現出來的意義的話，那么對于中國歷史而言，更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兩千多年前，已經形成了幅員廣闊的統一國家，其后，縱使出現過這樣那樣的分裂割據，卻未能改變追求與維護國家統一這一強固傳統。近代以來，中國雖屢遭列強侵凌割據，經歷一次又一次瓜分風潮與國土淪喪，但經過全民族不屈不撓的抗爭，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大國又不可動搖地重新屹立于世界的東方”。(20) 在這里，值得進一步進行探討的，或許就是為何中國的國家疆域能夠“幅 員廣闊”，它是如何維系的?分裂割據為何在中國歷史流變中不具備政治與文化合法性?而近代中國人對帝國主義者展開“不屈不撓”抗爭的內在精神動力又在哪里?

　　在《中華文明的經脈》一書里，作者對于這些問題進行了更為詳盡且全面的思考。首先，針對近代以來對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的各種批判，作者指出：“中國之所以能長時間處于大一統格局下，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有一整套的制度建設，形成了以郡縣制為中心的官僚治國體系。從漢代選舉賢良孝廉，到隋、唐推行科舉制，它的核心是從社會各階層中選拔出精英，由他們變成職業官員，負責國家治理”。這樣的制度安排，“使得‘公天下’從理想變成了現實，把國家變成了‘公器’，由選拔出來的精英負責國家治理”。(21) 這里值得注意的是，過去人們常把“公天下” 簡單理解為最高統治者的繼承規則是“傳子”抑或“傳賢”，但如果從政治秩序是否能良好運作的角度來看，正如亨廷頓所言，“復雜社會共同體的發展水平取決于其自身政治機構的力量和廣度”，因此，“隨著社會成員不斷增多，結構日趨復雜，活動就越發多樣化，要想建立并維系一個高水平的共同體就更需依賴于政治機構”。“在復雜社會里，只有政治行為才能造就共同體， 也只有政治機構才能維系它”。(22) 中國古代的政治設計，能夠不斷吸納各地的賢良之士進入政治組織當中，并用國家的力量去推行統一的文字、觀念、倫理，使一種共同體意識不斷增強，讓相距萬里之遙的人們具有基本相同的政治與文化認同，進而保證了大多數人能夠較為安定地生活、勞動、交往、繁衍。就此而言，中國秦漢以降的郡縣制、官僚制，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一種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公”。

　　其次，荀子曰：“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23) 強調人禽之別在于是否能“群”，體現了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核心特征，即“中華文明從古代以來，就把個人與家庭、鄉里、社會等各種聯系結合到一起。一個人不能孤立地存在，家庭中有父母、祖父母，下面還有子女，周邊還有他的兄弟姐妹。每一個人都是非常廣泛的社會聯系中間的一分子，都是非常復雜的社會聯系網絡中間的一個環節。所以，每一個人必須對社會負責，對社會聯系中間的其他各個環節負起自己的責任來”。(24) 這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責任倫理”，使中國的社會形態具有“家國共同體”的特征。(25) 正是因為認識到個體與一個廣闊的共同體之間具有緊密聯系，于是便產生了休戚相關、榮辱與共之感，近代以來中國仁人志士不斷尋求救亡圖存之道，其根本動力也正在于此。中國大一統國家能夠在近代變局之下得以維系，從精神層面來說，這一點至為重要。

　　最后，在近代變局之下，“人們在抨擊以家長制為核心的封建家族宗法制度的黑暗與殘酷時，連帶否定了傳統家國共同體這一社會結構與經濟結構巨大的社會凝聚力、平衡力與再生力，以及它在穩定和重建大一統國家中的基礎性作用”。(26) 因此，今天在分析中國近現代史時，一個不容忽視的重點就是如何敘述現代中國的政治整合與國家建設，這關乎如何審視中國政治的古今之變，以及能否形成貼近于當代實踐的大歷史觀。亨廷頓認為：

　　在那些傳統政治制度或崩潰或軟弱或根本不存在的政治體中，政黨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于那些生存于具有傳統政治制度延續性的政體中的政黨了。在這種情況下，強大的政黨組織是唯一能最終排除腐化型的或普力奪型(praetorianism)的或群眾型的社會動亂的選擇。政黨不僅僅是個輔助性組織，而是合法性與權威的來源……不是政黨反映國家意志，而是政黨締造國家，國家是黨的工具。政府的行動只有反映了政黨的意志才是合法的。政黨是合法性的根基，因為它是國家主權、人民意志或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化身。(27)

　　想要理解現代中國的國家建設與國家能力等問題，就不能離開對于中國共產黨的深入分析。

　　“中國共產黨是代表了現代先進工業文明的政黨。中國共產黨成功的秘訣，恰恰在于它創造性地將現代先進的工業文明和中國傳統的農耕文明有機地結合起來，通過農耕文明內在力量的激發與重組，使之成為中國建成現代先進工業文明最有力的推動者，而這一點可能正是中國共產黨所開辟的中國道路，所創立的中國模式真正的基本點。”(28) 在戰爭年代，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開辟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將階級翻身與民族獨立這兩大政治訴求有機結合起來，形成了極強的動員能力與組織能力，最終建立了新中國，使中國的面貌煥然一新。在建設年代，“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通過土地改革和農業互助化運動，又一次將廣大農民動員起來，在新的基礎上用新的形式重建了中國的大一統政治秩序，實現了國家的統一，各民族的團結，并為中國向現代工業文明全面轉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質條件和極為寶貴的經驗。這可以稱作第二次農村包圍城市。這也是實踐主義認識論、人民主體本體論以及革命辯證法的偉大勝利”。(29) 在《論十大關系》中，毛澤東說：“我們的國家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情況這樣復雜”，(30) 在這樣的背景下，新中國的各項建設取得如此偉大的成就，讓中國從一個落后的農業國變成一個具有強大綜合國力的工業國，這段歷史也應成為思考中國大一統敘事時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當然，正如毛澤東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中指出的，“如果說，秦以前的一個時代是諸侯割據稱雄的封建國家，那末，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后，就建立了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仍舊保留著封建割據的狀態”。(31) 由于社會結構、技術條件、經濟生產水平等原因，中國歷代王朝內部都有各種各樣的特權集團的存在，侵蝕著中央權力，形成某種政治上、經濟上的割據狀態。對此情形，田余慶曾如是概括：

　　國家又是一個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實體，它需要保障自己得以存在的物質條件，這不一定與每一個地主的眼前利益完全相符。但是獲得這些條件，國家可以強大一些，而從國家強大得到好處的，首先就是地主階級……他們要求有一個強大的國家，一個穩定的王朝，來保護地主階級整體的長遠的利益……封建政權得以維持的先決的物質條件，是維持賦稅兵徭的來源，因此需要控制人丁。而地主階級的發展，正是要從國家編戶齊民中不斷地分割人丁。這樣，矛盾就產生了。如果分割人口的過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那么矛盾的發展還不至于驟然破壞相對平衡的局面，不至于引起政治動亂。否則平衡破壞，矛盾激化，封建政權就會由于地主階級內部的利益之爭而呈現險象，加劇經常存在的階級矛盾。(32)

　　今天的問題恰恰在于，在敘述中國歷史時，恐怕無人會否認田余慶所論述的這一現象，而是如何理解與評價它。出于對近代西方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某種想象，一些人刻意把中國歷史上這些占有大量土地，與皇權處于博弈狀態的群體，視為所謂的反抗專制權威，具有類似于近代早期歐洲特權階級的作用，甚至用一種十分簡單化的國家與社會對抗視角來分析其歷史狀況。如何回應這一觀點?恐怕需要再一次借用亨廷頓的理論：

　　在一個現代化之中的君主政體中，主要的政治分野是在君主及其官僚支持者和宗教及貴族反對派這二者之間。后者的目的是維護傳統社會和他們在該社會中的特權地位。在為達到此目的而進行的斗爭中，盡管他們的利益是傳統和保守的，但這種利益最終卻將迫使他們擁護并鼓吹自由、憲政和代議制政府這樣一些現代價值觀念，并以此來反對君主的改革和集權目標。(33)

　　可見，在分析那些表彰古代特權集團如何對抗君權的論述時，必須注意到這種對抗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其結果是否更為鞏固了一些腐朽的、落后的特權，蕓蕓眾生在這種情形下究竟是獲利，還是進一步被壓迫。雖然中國歷史上并無類似于西方的宗教勢力與貴族勢力，但道理其實是相通的。這或許也能部分說明，為何當下一些文化人如此厭惡大一統，如此喜好表彰中國古代通過占有大量土地剝削佃農、收取高低地租的士紳集團。荀子曰：“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在儒家的政治傳統里，一個好的政權必須是要盡量讓所有人都能過上好日子。那種西方保守主義論述里強調的貴族特權如何重要，政府通過各種方式實現經濟平等如何虛妄，很明顯不符合中國古代政治傳統。就此而言，今天中國的不少保守主義論述，究竟要維護的是哪一種傳統，必須進行清晰的分辨。這既是《中華文明的經脈》所關注的核心議題，也是關乎國本的大事。

　　本文注釋：

　　(1) 錢穆：《國史大綱》上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引論第13-14頁。

　　(2) 〔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張雁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150頁。

　　(3) 同上，第153頁。

　　(4) 〔法〕盧梭：《社會契約論》，李平漚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52-53頁。

　　(5) 梁啟超：《新民說》，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122-123頁。

　　(6) 陳獨秀：《抵抗力》，載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0頁。

　　(7)   陳獨秀：《抵抗力》，載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 1 卷，第 181 頁。

　　(8)   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增訂本)》，林同奇譯，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178頁。

　　(9) 〔美〕斯科特：《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王曉毅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2頁。

　　(10) 〔美〕斯科特：《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王曉毅譯，第6頁。

　　(11) 同上，第296頁。

　　(12) 同上，第10頁。

　　(13) 同上，中文版序言第1頁。

　　(14) 張光直：《青銅揮麈》，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第202、204頁。

　　(15) 張光直：《青銅揮麈》，第206頁。

　　(16) 許倬云：《漢代農業：早期中國農業經濟的形成》，程農、張鳴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46頁。

　　(17) 同上，第150頁。

　　(18) 許倬云：《華夏論述：一個復雜共同體的變化》，臺北：遠見天下文化出版公司，2015年，第87-88頁。

　　(19) 姜義華 ：《“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中國通史教程〉幾個問題的說明》，載《信史立國——瞥觀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新探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0頁。

　　(20) 姜義華：《“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中國通史教程〉幾個問題的說明》，載《信史立國——瞥觀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新探尋》，第245頁。

　　(21) 姜義華：《中華責任倫理的形成與演進》，載《中華文明的經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第152、153頁。

　　(22) 〔美〕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9頁。

　　(23) 北大哲學系注釋：《荀子新注》，臺北：里仁書局，1983年，第153頁。

　　(24) 姜義華：《大一統國家治理的歷史與現實》，載《中華文明的經脈》，第172-173頁。

　　(25) 姜義華：《中華責任倫理的形成與演進》，載《中華文明的經脈》，第154頁。

　　(26) 姜義華：《中華文明的多樣性與整體性》，載《中華文明的經脈》，第9頁。

　　(27) 〔美〕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等譯，第69頁。

　　(28) 姜義華：《中國傳統文化：在批判中繼承，在創新中發展》，載《中華文明的經脈》，第99頁。

　　(29) 同上，第99頁。

　　(30) 毛澤東：《論十大關系》，載《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頁。

　　(31) 毛澤東：《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載《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4頁。

　　(32) 田余慶：《秦漢魏晉南北朝人身依附關系的發展》，載《秦漢魏晉史探微(重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95頁。

　　(33) 〔美〕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等譯，第1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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