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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傳統文化的獨特氣質

　　2019年11月11日 15:37:40 來源： 《紅旗文稿》2019/21　作者： 關健英

　　每一種文化都有其獨特的精神氣質。中國傳統文化是由多種因素共同促成的，比如地理環境、農業文明、宗法制度等因素，而且它們之間相互影響、彼此滲透，共同成為文化創生的土壤，塑造了中國傳統文化獨特的精神氣質。

　　倫理型文化

　　與西方文化比較而言，中國傳統文化是倫理型文化。

　　上古中國是在氏族沒有完全解體、血緣關系沒有徹底打破的情況下進入文明、建立國家的。氏族中的男性家長，變成掌握權力的“王”。家庭(家族)中的差序關系、尊卑等級，與統治被統治的權力關系相一致。西周社會就是以血緣為自然基礎、以周天子為核心、以倫理為紐帶的政治—倫理結構。基于宗法結構和宗法觀念，倫理在社會生活中居于決定地位。西周時期是中國傳統倫理的發端期，是中國傳統文化“倫理型”精神氣質的塑型期。自此，中國文化以道德來破解朝代更迭的密碼，以道德來闡釋政權來源合法性，形成了政治—倫理一體化的傳統;重視修身與教化，形成了德治主義的傳統;注重道德調節、“賤訟”并推崇“無訟”，形成了中國法律儒家化的傳統。

　　雖然，自春秋以降，西周的宗法制度漸趨式微，但宗族、家族作為宗法制度的遺存，在中國古代社會一直存在。中國的朝代更迭史，就是一個個家族興衰史。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的一些門閥士族、豪門大姓，備受古人贊譽的“十世義居”、“五世同堂”，遍布各地的宗祠、族祠、祖廟，這些都說明宗族、家族以及宗法觀念在中國古代社會一直延續。隨著社會的發展，時至今日，歷史上的宗法制早已不復存在，傳統的宗族、家族結構受到工業社會大潮的沖擊，也在悄然發生改變，但中國文化的基因已經鐫刻在中國人的思維觀念、行為方式中。尊宗敬祖的追遠傳統，孝親敬長的人倫傳統，注重道德修養和道德教化的人文傳統，以及與此相關的一系列規范和理念，以其鮮明的民族特色，成為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

　　整體主義型文化

　　如果說西方文化是個人主義型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則是整體主義型文化。傳統文化中的“群己”之辨、“公私”之辨，個人與社稷、個人與天下的關系，都與此相關。

　　農業生產對水和水利的依賴極大，由此生發出個人對整體的認同意識。先秦古籍中幾乎都有關于水患的記載。在治理洪水的實踐中，古人發明了水利灌溉的技術。水利工程很難由個人或者單個家庭獨立完成，必須依靠整體的力量集結和統籌。耕地灌溉和排水需要彼此合作、配合而不是相互掣肘。對于個人或者單個家庭來說，統合于整體之中，未必是出于自愿的聯合，但出于耕作的需要又不得不如此。因此，在農耕文明中，集體行使某種公共職能，更加需要整體的穩定性以及整體內部的協調性，個人與整體的不可分離性就顯得愈發重要。

　　農業生產離不開土地，安土重遷的觀念使得人與人之間的血緣紐帶更加緊密，強化了個人對整體的道德義務。費孝通先生曾以“鄉土中國”來定位中國傳統社會的基層。從人與土地的關系來看，鄉土社會流動性差，生于斯、長于斯、老死于斯是鄉土社會的常態。從人與人的關系來看，鄉土社會是熟人社會，調控的手段是公序良俗而非法律，調控的目的是增強整體的凝聚力而非使之分崩離析。孟子在其仁政構想中，主張實行鄉田同井、八家共養公田的集體耕作方式，這種方式不僅是有效率的，更重要的是可以強化人們之間的關聯，培養人們整體主義的道德觀念。

　　重視整體利益，維護整體的和諧統一，強調個體對整體的道德義務，崇公尚忠，一直是中國傳統文化倡導的價值取向，而分裂整體、背叛整體、侵犯整體利益的行徑，一直受到人們的唾棄。先秦各家雖思想迥異，但總體上整體主義是主流觀點。必須指出的是，在中國傳統政治體制的背景下，統治階級及其思想家們所強調的社稷、國家、天下，究其根本，不過是以整體名義出現的一家一姓的私利，不過是“虛幻的整體”和“虛幻的整體利益”。但是，從整體主義中生長出捍衛祖國統一、維護民族團結、抵御外族侵略的愛國主義精神，“茍利社稷，生死以之”、“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等道德理念，已經超越了一家一姓的狹小私利，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傳統美德的集中體現，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

　　非宗教型文化

　　中國文化具有強烈的入世精神。從《左傳》的“三不朽”到《論語》的“仁以為己任”，從《孟子》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到張載的“橫渠四句”，從《大學》的“修齊治平”到明清之際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干的儒家一直遵循著用世、入世的傳統，其實踐品格十分鮮明。墨家倡導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摩頂放踵四處奔走，積極濟世救民。有人說入則孔孟出則老莊，似乎道家是出世的，實際上道家并不是出世，它是告訴人們如何在錯綜復雜危機四伏的社會生活中全身遠禍。道家以避世的生存智慧去面對現實的社會生活，以精神的絕對自由去抵抗和消解現實生活中的種種無奈，以“治大國若烹小鮮”的政治智慧為治國理政提供一種模式，這是具有道家人文關懷精神的“入世”哲學。正如司馬談所言，諸子雖“言之異路”，但都是“務為治者也”。他們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關注現實問題，回應時代困惑，用理論去干預現實，奠定了經世致用的文化傳統。

　　中國文化具有悠久的無神論傳統。中國文化雖講鬼神，但總體上對鬼神持理性的態度。殷人的天帝崇拜在周初被重新改造，周公將殷人尊奉的至高無上人格的“天帝”創造性地詮釋、改造為可以與人溝通的主宰，并引入“德”，試圖從人自身而非人之外去尋找權力轉移的因素。春秋時期的思想家們雖未否定神、天的存在，但他們更強調人、人事、人道的重要性，把吉兇、禍福、治亂的根源歸結為人自身。漢代以后，桓譚、王充對迷信的批判，兩晉南北朝時期戴奎、何承天、范縝對于佛教的批判，都是中國古代無神論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傳統文化不否認鬼神的存在，他們認為鬼是去世的祖先和親人，是祭祀的對象，要理性對待，敬之遠之。受中國文化是非宗教型文化的影響，中國歷史上沒有政教合一、宗教高于政權的情況;沒有出現一教獨大的情形，而是一方面互相爭論，一方面相互汲取;從民族性格來看，中國人關注世俗生活、少講末日來世，崇尚中庸平和、較少狂熱極端。

　　天人合一型文化

　　“天人合一”的觀念在中國古代由來已久，但作為一個命題，則是宋代理學家張載首先提出。所謂天人合一，說的是人與宇宙自然之間的關系，認為二者相通而不相隔，相合而不相分，相諧而不相勝。

　　中國傳統文化的“天人合一”，通過論證天與人相通而無二，進而回答人的道德是從哪來的，人為什么要有道德的問題。孟子說，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但就因為這微小但根本性的差異，使人與禽獸截然分野。人禽之別，非別在生物特性，而是別在道德性。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他認為，性不外心，性天合一，因此人要存心養性以事天。人之所以是一個道德的存在，道德之所以成為人的本質規定性，究其根本，源于宇宙之性與人之性相通，人秉受天之德性作為其規定性。思孟學派關于天人相通的觀點，在宋明理學得到闡揚。張載明確提出“天人合一”，二程、朱熹繼之，認為宇宙乃人之道德依據，宇宙之性也是人之本性，天道人道只是一道。從天的角度去論述人的道德，是中國古代道德哲學的共識性觀點，“宇宙本根乃道德之最高準則;人之道德即是宇宙本根之發現。……此種天人合一的觀念，是漢宋儒家哲學中之一個根本觀點”。(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77頁)

　　中國傳統文化的“天人合一”，強調人與宇宙自然和諧統一，反對違背自然規律、主觀任性干預自然的行為。“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周易·乾·文言》)。天地的德性是生養萬物，人要尊重自然規律，方能德合天地。儒家的“仁愛”思想倡導“愛物”，孔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孟子主張“使民以時”、“不違農時”、“斧斤以時入山林”，荀子在其圣王之制的構想中，提出對于山林、鳥獸、魚類要可持續的利用，“不夭其生，不絕其長”。道家反對人為造作，老子提倡“道法自然”，莊子主張“無以人滅天”，批評違反自然導致“渾沌之死”的行為。所有這些，都強調人在利用自然的同時要保護自然，反對對自然的索取無度和竭澤而漁式地破壞。

　　中國傳統文化的“天人合一”，是指主體通過不斷提升自己的修養，達到一種自由的精神境界。儒家提倡修身為本，認為通過修身，人的境界可逐級攀升，最高的境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莊子認為 “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顯然，莊子所言人與天地萬物合而為一，不是現實層面的合一，而是主觀世界中的合一，在絕對的精神自由中，消泯是非、善惡、美丑、生死的界限，臻于齊萬物、合天人的精神境界。馮友蘭把人的境界由低到高逐級分為四種，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臻于天地境界的人，已摒棄自然境界，超越功利的、道德的境界，關注個人與宇宙之間的關系，關注自己行為之于宇宙的意義。儒家的“與天地參”，莊子所言萬物一體，馮友蘭的“天地境界”，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天人合一”境界。

　　多元融合型文化

　　中國傳統文化是多元融合型文化，這是由其內在的“和而不同”精神所決定的。西周時期思想家即提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深刻思想，孔子主張“和而不同”，反對“同而不和”，《中庸》提倡“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國文化具有與生俱來的包容精神，尊重差異性和多樣性，海納百川以成其大，中國文化因此延續至今、薪火相傳。

　　中國傳統文化多元融合一是指中國傳統文化是各個民族文化的融合，二是指中國傳統文化是各種不同類型文化的融合。

　　中國傳統文化是基于文化認同基礎上的各個民族文化的融合。西方文化注重民族區分，而中國文化注重民族融合。中華民族自源頭始，就呈現出多途起源、多元一體民族格局。經過歷史上幾次大的民族融合，中華民族逐漸融匯繁衍成世界第一大民族，并孕育出了光輝燦爛的中華文化。在此過程中，各個民族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共同創造主體。文化的主體是民族，民族創生文化，文化亦陶冶民族。民族融合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文化認同是民族融合的精神紐帶。《中庸》說，“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同倫”即指認同以人倫道德為核心的中國傳統價值觀。可見，文化認同是民族認同、國家認同、天下一統的重要內容，是民族融合的精神紐帶。

　　中國傳統文化是各種不同類型、樣態文化的融合。首先，從文化起源而論，中華文化自源頭起，即呈現出多樣的發展樣態，其創生地不僅僅限于黃河中下游地區，而是多元一體，有學者將其形象地比喻為“滿天星斗”。黃河中下游地區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內蒙古的紅山文化，甘肅的大地灣文化，長江流域的楚文化和巴蜀文化，浙江的河姆渡文化，共同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初創期的燦爛星河。其次，從各民族文化而論，漢代的匈奴、兩晉南北朝的五胡、兩宋時期的契丹和女真、唐代渤海國的靺鞨，元代的蒙古，建立清的滿族，這些民族都曾經創造出自己的文化，也建立起自己的政權。他們的政權消亡了，它們的文化在民族融合的浪潮中，融匯到中國傳統文化的血脈之中，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沒有各個民族的文化，便無以成就中國傳統文化的豐富多彩與博大精深。再次，從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關系而論，中國傳統文化表現出強大的同化力與融合力，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佛教的中國化。佛教在兩漢之際傳入中國，這是中國文化與異質文化的第一次接觸。其間有激烈的沖突，更多的是碰撞、吸納、消化與融匯。佛教最初被視為神仙方術，兩晉時期佛教高僧進入名士圈子，將佛學義理與中國文化相結合，南北朝時期佛教思想廣為傳播，唐代佛教大盛。盡管“南朝四百八十寺”，甚至某些朝代一度形成自王室到民間的崇佛熱潮，但并未改變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為主干、儒道互補的構架，也未從根本上顛覆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文精神、價值理想和道德觀念。佛教中國化的結果，已經不同于印度佛教，被宋明理學吸收，佛教融入中國文化，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作者：黑龍江大學國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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