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辱發憤，堅韌不拔，是司馬遷極力弘揚的精神，也是《史記》的美學風格之一。在介紹《史記》創作緣起和寫作動力時，司馬遷指出：“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史記·太史公自序》)

　　所謂“思來者”，就是跟后世溝通。這種溝通當以民族文化的傳承性、民族性格的一慣性為前提。司馬遷明確交代，他是自覺地用民族精神中最為強大、光輝的因素，來鑄造華夏大族的精神文化。

　　越王勾踐不聽范蠡諫阻，貿然伐吳，慘敗。越王擔心從此滅國，無以復興。大臣文種云：“湯系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為福乎?”(《史記·越王勾踐世家》)這是換一個語境把司馬遷自序的話重復強調了一遍。

　　商湯、文王、齊桓公、晉文公、越王勾踐、孔子、屈原、左丘明、孫臏、呂不韋、韓非，均是深刻影響中國歷史的大人物，然而他們無不經歷過困辱磨難。他們的成就，正是經由曠世困辱磨難的鍛壓、塑造與考驗，才爆發式地噴涌直上、光昭日月。

　　判斷一個人能否開創功業、登高至極、成賢稱圣，只要看他如何面對厄運、屈辱與磨難。在司馬遷看來，人所受的困辱磨難，與他們所創造的精神財富和歷史貢獻，具有內在的關聯。是君子就不應該被困辱磨難所摧毀，而必須愈挫愈勇，愈辱愈堅，愈磨愈銳。上述圣賢之士，固然人人如此，《史記》中其他許多人物，皆為此屬，名單可以列得很長。

　　少年韓信，曾受胯下之辱，青春張良，曾在橋頭忍受一老頭無理支使。秦相百里奚混跡于奴仆之中，季布將軍以奴隸身份戴枷勞作于田頭，而且隨時有砍頭之憂。趙武、伍子胥、張儀、蘇秦、范雎，都是受過大磨難，而又能夠堅忍不拔，奮然崛起的。范雎的遭遇，比較典型。

　　范雎家境貧寒，曾周游列國謀求富貴，未得手，乃返還魏國，在中大夫須賈門下當差。他隨須賈出使齊國時，齊國知道他智慧過人、口才出眾，就派人給他贈送十斤黃金以及牛肉美酒之類，范雎不敢接受。須賈認為，范雎很可能是把魏國的機密出賣給齊國了，才得到齊國饋贈。回國后，須賈將此事報告給魏國宰相魏齊。魏齊大怒，命令左右對范雎用刑，打得范雎脅骨折了，牙齒斷了。

　　范雎承受不住酷刑，乃裝死。魏齊派人用席子卷著，把他扔在廁所里。并讓宴飲的賓客，輪番往范雎身上撒尿。

　　范雎苦苦哀求看守說：“請您開恩放我走吧，日后必定重謝。”

　　看守對他的遭遇很同情，就向魏齊請示說：“我想把席子里的死人扔掉。”

　　魏齊宴飲已久，正醉著呢，隨口答應說：“行啊，扔了吧!”

　　范雎因此才得以逃脫。

　　魏齊醒酒之后，忽然明白過來，馬上派人去搜捕范雎。范雎則更名改姓，開始了一場恐怖大逃亡。

　　久經磨難，范雎終于逃到秦國，有幸得到秦昭王賞識。范雎提出，應該改變外戚魏冉近交遠攻國策，實行遠交近攻戰略，侵伐鄰國擴張國土。他還提醒秦昭王，當下太后和貴族權力太大，王權偏弱，不利于國家發展。秦昭王幡然醒悟，趕緊廢太后，免宰相，外遷貴族，拜范雎為相，勵精圖治，遂達民富國強。

　　范雎在秦昭王支持下，上承孝公、商鞅圖強之志，下開秦皇、李斯統一帝業，是秦國歷史上富國強兵、攻城略地的一代名相，為秦始皇最終滅六國、一統華夏打下堅實基礎。李斯在《諫逐客書》中高度評價范雎的貢獻：“昭王得范雎，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二十余字的概括，極其準確。

　　范雎功勛昭彰，恰是忍辱發憤的典范。

　　舉大事沒有不遭挫折的。只有忍辱發憤，堅韌崛起，才有大成。忍辱的過程恰是磨礪自己的過程，崛起的過程，更是修煉提升自己的過程。

　　越王勾踐失敗之后，臥薪嘗膽，謀求復興的故事，婦孺皆知。他究竟如何忍辱負重的呢?司馬遷有一段描述：

　　越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于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吊死，與百姓同其勞。(《史記·越王勾踐世家》)

　　中國古代所奉圣人，限于華夏核心地區，諸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于南越北狄，有待圣教風化，何圣之有?然而這段文字，與《五帝本紀》、《夏本紀》中描述舜和禹的文字，文化基調、感情色彩完全一致。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發奮崛起的精神，完全是圣人精神。他在忍辱發憤的過程中，把自己塑造為堯舜禹湯那樣的圣人。這是忍辱負重的最高境界。

　　《史記》所事，在于“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在于“稽其成敗興壞之紀”(《史記·太史公自序》)。可見司馬遷著史之旨歸，盡在匡扶社稷，治國平天下。所謂忍辱發憤、堅忍不拔者，即是勿在困厄中意志崩潰而隨波逐流，亦勿在困厄中絕塵遠遁而餐風飲露，唯應在困厄中拔地而起，建功立業，肩負社稷之重。此其所望于同儕、所托于族民者，何其厚也。

　　建功立業需要忍辱發憤，守成則需要忍辱負重。周公旦事跡頗可為此注腳。

　　周成王繼嗣武王時，年幼不可親政，由其叔父周公旦攝政。周公以吐哺握發之誠，經天緯地、協和萬邦，遂成一代巨圣。

　　可當時許多人對他有誤會，謠誣周公要謀逆作亂，說得成王憂心忡忡。周公有口難辯，為了避免矛盾升級，殃及國祚，只能遠走他鄉，自我消失。后來成王在宮廷府庫中，發現周公祀神作法的檔案。那年成王病重，命在旦夕。周公剪下自己的指甲，沉河禱告說：“國君年幼無知，由我當朝理政，若有禍殃，請降臨我身。”古人觀念，均信鬼神靈驗，祀神祭鬼都特別鄭重其事，指甲沉河那就是把自己的生命交出去。成王因此深受感動，立即誅殺誹謗周公的大臣，著人把周公請回王宮。

　　《蒙恬列傳》和《魯周公世家》中，都詳細記載了這個故事。《蒙恬列傳》中原文是這樣的：

　　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于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于楚。成王觀于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史記·蒙恬列傳》)

　　此類事以前也發生過。周族伐紂得勝次年，武王大病，滿朝驚恐。周公于是準備了許多玉璧玉珪，為武王祀神作法，向神靈禱告云：眾多兄弟中，只有我多才多藝，最能娛樂鬼神，神靈要收就把我收去吧。大兄姬發肩負社稷之重，累于安定萬民，并非多才多藝，不善侍奉鬼神。只要你們收我去，我把這些玉璧玉珪，全都送給你們。周公此事時人不知。直到周公辭世之后，天象激變，震驚朝野。成王率百官開金縢書，才看見記錄此次祭祀活動的記錄。(《史記·魯周公世家》)

　　周公旦雖然未登天子位，但他是歷史上公認的巨圣。古代流行的巨圣排序，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文是周文王，武是周武王。七個巨圣，周公是唯一一個無天子身份者。周公當之無愧。

　　他不但最能忍辱，還最能犧牲自己。為了江山穩固和萬民太平，隨時可以捐身成仁。上述兩個祭祀儀式，都是用己命換天子健康。面對滿朝謠言和猜忌，他不辯不怒，寧愿背負誣陷、犧牲名節，以保大局。

　　周公故事說明，國祚底定之后，維護大局，保守大業，同樣需要忍辱負重，堅韌曠達。

　　漢室初興，天下甫定，急需各路王侯和廣大朝臣，跟天子一起同心戮力，穩定大局，建構權力秩序、行政體系和運行機制，帶領社會恢復生機、重返繁榮。原本分散作戰的王侯，要匯聚一起共理朝政，難免有利益紛爭，難免相互懷疑、相互猜忌、相互抱怨，難免經歷磨合的別扭和摩擦的陣痛。這時候，需要像征戰時期一樣具備忍辱負重、堅忍曠達的意志和胸襟，需要克己奉公、共擔天下的理想和境界。

　　然而，劉邦和他的王侯僚屬，恰恰沒法共度這個難關。各路王侯多想著擴大自己的利益，各自擁兵自重，據國傲世，各逞酒色生殺之快，各享稱孤道寡之榮。中央王朝難于調配天下資源，更難做到令行禁止。長此下去，天下必將重歸動蕩，甚至四分五裂。于是天朝與王侯的較量日甚一日，最后爆發了一次次反叛和一次次平叛。初封八王，韓信、彭越、黥布、韓王信、臧荼、盧綰六人，因反叛而當世滅國，張耳多智，維持到二世失爵。唯長沙王番君吳芮，克己制欲，心正道直，以天下為重，傳爵五世，以無嗣斷絕。

　　為剿滅六王，耗盡天下資財，疲憊天子心力，斫傷高祖身體，導致高祖立國七年即能盡西歸，給呂后亂國留下檔期，漢初社稷和華夏禮法均遭重創。

　　倘若八王齊心共佐天朝，群臣同德勤勉事政，則種族繁榮在即，社稷血食不絕，天下何幸哉。

　　蘇軾曾批評高才蓋世的賈誼，“是亦不善處窮者也。”(蘇軾《賈誼論》)漢初韓信、彭越、黥布等，則可謂“不善處達者也”。司馬遷所期于族民者，不但窮時需“忍辱發憤，堅忍不拔”，達時亦須“忍辱負重，堅忍曠達”。此種精神如果被一個社會廣泛認同，就會內化為民族性格。司馬遷之望，在于斯也。

　　(原載經崖國學教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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