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人類歷史上具有重量級的文化巨匠。他設杏壇辦私塾， “有教無類”，開創了古老中國教育革命的先河，使世代俯身躬耕的人們獲得了望眼欲穿的文化知識，以致后世幾千年里，學生啟蒙的第一程序就是膜拜他;他倡導“正名”，著《春秋》使亂臣賊子懼，行《孝經》教天下眾生不逾矩，建立和規范了古老中國的倫理道德和社會秩序;他博覽群書，修編《六藝》，為保存和傳播古老中國的文化成果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他周游列國，遍訪諸候，推行“仁政德治，德法并舉，恩威并施，寬猛相濟”的政治主張，為后世廣為推崇;孔子的音樂思想，同樣曠古爍今。研究孔子，我們不難發現，在他一生所從事的研究課題中，音樂歷時最長。詞、舞、曲這構成古代音樂的三大部，孔子傾注了一生的精力學習研究，也為孔子一生所熱愛。孔子彌留之即，尚遣弟子子貢為他操琴彈奏，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孔子還在輕輕歌唱，和著弟子悠悠的琴聲瞌然辭世。也正因如此，孔子的音樂思想跟他的眾多建樹一樣，對中華歷史文明影響十分深刻。可以說，孔子用他那纖纖而巨大的手指，強有力地撥出了穿越歷史的音符，奏響了永不消失的旋律，給中華民族留下了一筆豐厚的精神財富。

　　一、在對待音樂藝術的態度上，孔子認為音樂藝術是一個浩瀚的知識領域和實踐領域，需要付諸長期不懈的勤學苦練。孔子一生都在用他不懈的親身實踐說明這個道理。他不但熱愛音樂，而且稟賦極高，是為少年時期的孔子就是家鄉曲阜城享有盛譽的樂壇高手，是管觸唇能吹，是弦及指能奏。公元前523年，29歲的孔子其音樂才華已是出類拔萃，還深感自己的根底淺，對音樂的認識，難以高屋建瓴。“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為此，他專程拜請魯國樂師師襄子學習音樂，以提高自己的演奏水平和理論造詣。孔子習樂時，特別注重領會樂曲蘊含的精義，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使演奏者準確表達出樂章的思想內涵。師襄子處于愛才之心，給孔子講授了自己一生音樂實踐的體會，孔子受益匪淺;繼而又給孔子演奏了自己演奏幾十年的看家樂章《文王操》。《文王操》在當時是很難演奏的高雅樂章，很多人窮其一輩子的精力也沒能掌握其要領。孔子聽了師襄子出神入化的演奏，頓覺此曲非同凡響，美不勝收，懇請習練得允，便于師襄子后軒練琴。潛心所致，廢寢忘食，十天不曾出門。十天之后，孔子彈奏的《文王操》，其志趣神韻連師襄子也聽得如醉如癡，自嘆弗如。而孔子在彈奏過程中，隨曲神交，漸入化境，溫柔敦厚的文王仿佛就在自己眼前。

　　孔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這是千百年來燴炙人口的軼事，講的就是孔子癡迷學樂的故事。其時孔子出使齊國，不經意間聽到了齊太師奏《韶》樂，美麗悠揚的樂章立即把孔子吸引住了。于是，孔子躬身請求習練。而這一練就是閉門三月，寢食皆忘。三個月的習樂期間，子路天天以上好的鮮肉、鮮菜，佐以姜、醬精烹細燴，精心飼候夫子的飲食。而等到孔子三個月的時間練成《韶》樂時，孔子卻高興而又不無遺憾地對子路說：“仲由呀，為師習樂又上了新臺階!你快去買些牛肉來犒勞為師吧，為師三個月不曾嘗到肉味了。”事實上，孔子餐餐都沒有離過肉呢。由此可見，孔子習樂的專心程度和音樂對孔子的感染力。

　　對于各種樂器的淵源，孔子也是常學常問，如數家珍。一次，弟子曾皙在鼓瑟時忽有所思而不得其解，便問孔子：“夫子，這瑟為何25弦?”孔子回答道：“瑟本伏羲氏所造，原50弦，至黃帝時，命素女鼓瑟，曲甚哀傷，帝乃破其半，是為今日之瑟25弦。”孔子一生奔波不息，但所到之處，幾乎都要向當地的音樂人請教音樂，從中受益。他常說：“三人行，必有我師。”這個“師”，就包括音樂方面的老師。正是這種廣眾博采，融會貫通，成就了孔子音樂大家的造詣。

　　二、在音樂創作上，應堅持“歌自心出”和音樂的真、善、美。對此，孔子不但貫穿他的音樂實踐，也有諸多這方面的論述。而立之年的孔子在周都求學時，就與周都樂師萇弘談論過這方面的話題：“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形于外，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又道：“樂者，象成者也。唯樂不可為偽，盡善盡美矣。”花甲之年的孔子，在離衛奔陳途中，途經衛國匡城時被匡人誤認為是當年搶劫匡城的大賊陽貨。匡人義憤填膺，把孔子師生團團圍住，欲生擒而食其肉寢其皮方解舊恨。而這一切只因孔子外貌酷似陽貨。為釋群疑，孔子彈劍高歌，以示自己不是陽貨。正欲彈唱，忽然止住，對身旁的弟子問道：“歌自何出?”子貢答道：“歌自心出。”子貢的回答，得到了孔子的肯定。從此觀點中我們可以看出，孔子把作者對事物、人生、社會、對世界的由心感悟和對真、善、美的張揚看作是音樂創作的原則和靈魂。孔子認為，只有心靈之作才有感染力，美的作品才能匡正人心。《韶》樂和《武》樂雖然風格各異，《韶》意境優美，節奏悠揚，《武》歌意晦澀，意境含蓄，但都能為后世推崇，感化后人，是因為它們都是心靈之作，分別是文王和武王這兩位偉大的作者人生經歷的寫真，都表現了對正義和光明的執著追求和克服困難最終取得勝利的百折不撓的精神，只是闡述的環境不同，經歷不同罷了。

　　對于淫穢的靡靡之音，孔子深惡痛絕，一定要堅決給予迎頭痛擊。在孔子那里，是決不會容忍音樂的尊嚴與美麗受玷污的。公元前500年，孔子隨魯定公于夾谷會盟齊景公。齊太宰黎鋤使樂工獻《載驅》，意在侮辱魯國君臣。《載驅》的內容是講的齊景公的先祖諸兒與其妹文姜的亂倫羞事，淫穢下流不堪。孔子一聽，怒不可遏，顧不上君臣禮節和齊國的強權，冒著招致殺頭之禍的危險，急令隨從盡斬樂工以潔視聽。

　　孔子一生堅持、維護和發揚真、善、美的音樂思想，在他晚年修編《詩》的過程中，都是以此為修編綱要。孔子以前的《詩》，是流傳于社會的一些零散無序的抄本和口傳，精華與糟粕并存。是孔子組織弟子們按自己的修編綱要，去其脫離實際的和迷信的成份，恢復事實真相，刪增篇幅，進行文字深加工處理和內容的歸納整理工作，才有了后人熟知的《詩》“六藝”。即風、雅、頌、賦、比、興。風、雅、頌是詩的結構。風是民俗風情，雅是貴族生活，頌是廟堂頌歌。賦、比、興是詩的寫作手法。賦為直敘，比是比喻，興是聯想。這樣一來，把零散無序的《詩》變成了長流于世的文化瑰寶，真切地反映了我國古代的人文美、自然美和世俗風情的淳樸美。同時，《詩》中的每一首詩，又都是古樂中意境優美的樂詞。

　　三、在對待他人音樂成果的態度上，孔子認為應持發展的觀點，合理“揚棄”，批判地繼承。在社會禮教方面的孔子是一個復古主義者，曾一度告誡世人和自己：“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已復禮。”一心想把社會禮教拉回到600多年前的周文王時代去(主要原因是孔子對當時社會禮樂崩潰感到極其失望)。而對待音樂，他的態度卻截然不同。孔子修編《詩》的指導思想，更是很好的明證。他還把《關雎》這首古中國流傳下來的，并不為當時社會崇尚的樂詞放在《詩》之首，就是對描寫人類純真情愛詩篇的一種褒獎。他還引用“茍日新，又日新，日日新”這句刻在商湯盤子上的話來闡述音樂藝術要不斷地創新的道理，就像瓷盤這樣的器皿要天天洗刷一樣，才能光亮常新。

　　孔子改編八佾舞，更是孔子音樂發展觀的行動體現。公元前517年，35歲的孔子受魯昭公之托，主持魯昭公祭祖大典。這是當時魯國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祭祖的主要方式是跳八佾舞。八佾舞是周天子祭祖時用的規格最高的舞蹈，從周天子時代流傳下來，當時可謂是“樂”中金科玉律。而孔子看來，八佾舞也有明顯的不足。于是，便大膽著手改編。孔子不但修改了八佾舞的唱詞，也修改了八佾舞的曲譜和舞蹈動作，使八佾舞更加充實和完善。繼而跟舞隊和樂隊講解八佾舞的精義，組織排練，直至舞與音，形與曲完美一致。昭公祭祖的那一天，孔子指揮的八佾舞就像太陽一樣肅穆，薰風一樣溫柔，月光一樣明朗，春雨一樣滋潤。把周文、武王的神威、慈善、廉潔和德澤淋漓盡致地體現出來，使魯昭公的祭祖大典盛況空前，民眾大開眼界和深受教育。這一切，都是孔子堅持音樂發展思想的具體體現。也正是在孔子的倡導和帶動下，才有我國古代音樂的巨大發展。可以看出，孔子對待前人和他人的音樂成果，始終堅持適時有利，消化吸收，為我所用的原則，這也是中華文明之所以綿延不絕，源遠流長的重要原因。由此也給后人提供了永恒的啟示。

　　四、在音樂的功效上，孔子認為音樂是教化的重要手段。這是孔子音樂思想的核心內容。音樂的教化作用，倍受孔子推崇。孔子不贊同老子“五色令人眼盲，五音使人耳聾”的思想。他認為，前賢發明音樂，其目的就是為了教化民眾。他研究五弦琴時為炎帝神農氏的聰明才智和良苦用心驚嘆不已：琴木用桐木制作。桐木屬陽，有靈性，能知閏年——不閏年生12個葉，遇到閏年生13個葉。它還知秋，每到立秋這一天，樹葉必落。琴面圓，象征天，琴底方，象征地;前寬后窄，象征尊卑;身長三尺六寸，象征一年三百六十日;寬六寸，象征六合;五弦象征金、木、水、火、土。大弦為君，小弦為臣，發音不同。琴唇名龍唇，足為龍鳳足，背稱仙人，腰稱美女。越長者為龍池，短者叫鳳沼……完全是用來啟發靈性，明辨哲理，禁止淫邪，匡正人心矣!一把小小的琴，便把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道理闡釋得如此明了，著實令孔子大吃一驚和酣暢淋漓。由此也進一步強化了孔子以音施教，化民成俗的使命意識。在他杏壇教學的課程里，音樂是弟子的必修課。就連手指粗大，操槍弄劍的子路也學會了琴瑟，變成了文武雙全的“士”。孔子常講：“琴瑟之聲和悅，頗具君子之美德，其可幫人防御邪僻。經常鼓瑟彈琴，可達到修身養性，重返天真之效果。‘禮別異，樂和同’，禮使人區別開來，互相尊重，使社會有序，樂之最大功效乃使人和同親近;禮是外在的，樂是內在的。‘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他認為，樂對社會的教化作用非常巨大。改變社會風氣，音樂是最好的手段。孔子的經典著作《孝經》中的名句“移風易俗，莫過于樂”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孔子一生熱愛音樂，就是為了使音樂更好地教化天下眾生，同時，自己也從中得到修煉。公元前489年，63的孔子被陳國軍隊困于幽谷，在極端困厄中依然操琴歌唱，感召身旁的弟子，并深有感觸地說：“君子好樂為無驕，小人好樂為無懼”，磨礪弟子們的意志和沉著應付時局的斗志。對于眾多登門拜謁的請教者，遇有語言難以解釋的問題，孔子也以音樂對之予以啟迪。孔子投奔衛國期間，衛國名臣蘧伯玉請教孔子殺不殺彌子瑕的問題。彌子瑕是衛靈公寵妃南子的姘夫，又是太子蒯聵的眼中釘。南子夫人和太子都是當時衛國的鐵腕人物，蘧伯玉夾在狹縫中左右為難，不知所措，只好請教孔子。孔子對此并不直接作答，操起琴來為蘧伯玉彈起了古曲，蘧伯玉聽后，茅塞頓開，第二天便請示下朝巡視去了，有效地躲避了惹禍上身。

　　孔子以樂教人，誨人不倦，讓人循天道、養心性、發善心、知規律，明事理，遠離和規避禍患。孔子為之傾注了畢身的心血，直到晚年，在浩繁的《六藝》修編、撰寫的超負荷工作中，還為《詩》中的305首詩首首都譜了曲。可惜這些曲譜均已經丟失在了歲月的長河中，找不到了。

　　五、在音樂的傳播上，孔子認為，音樂與政治相通，反映社會的風貌，時代的興衰。一切音樂都產生于人的內心。情感在心中激蕩，便通過聲音表現出來。聲音組合成條理，就叫做音樂。所以，太平盛世的音樂必定安樂，政治便以修明和美;禍亂之世音樂必然怨恨，政治必然苛暴;亡衰之世的音樂必定悲怨，生民也困苦不堪。西漢禮學家戴圣編著《禮記·樂記》時就充分吸收了孔子音樂與政治相能的觀點。孔子說：“苛政猛如虎。”意思是講老虎雖惡，畢竟只傷幾個人，若政治腐敗，則所有的百姓都要遭殃，社會上也就不可能有祥和之音。對音樂與政治相通的精辟論述，我國歷史上，孔子是第一人。由此啟發后人，要善于從音樂的傳播上明察社會政治，懂得政治與音樂的關系。國家要達到歌舞升平的繁榮之氣象，則必須修明政治，懲治腐敗;同時，音樂又要積極為政治服務，積極履行匡正祛邪，化性起偽的職能,促進國家的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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