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業分工和身份尊卑,是人類進入文明時代的前提。可是,身份的尊卑發展下去,就是長久的、堅固的等級制度,這與原始社會遺留的平等體驗產生抵觸,對人類精神造成傷害。有的種族,比如印度、古希臘、古羅馬等,干脆一條道走到黑,把等級制度固定下來。華夏族卻一直為此糾結。為了維護文明發展,必須講秩序、重差異、別尊卑,于是講究君君臣臣;為了尊重平等權利,必須信守天下為公,反抗等級壓迫,于是大聲追問“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歷代圣賢在尊卑與平等、馴服與反抗的糾結中,創造了復雜的文化體系,企圖在平等與尊卑之間達成某種平衡。有人譴責武王伐紂是犯上作亂,有人說未見犯上,只見誅討獨夫民賊。在孔孟看來,君與民、君與臣,雖然身份、職守不同,在人格上、精神上應該是平等的。如果平等原則受到顛覆,比如,“君之視臣如土芥”(《孟子·離婁下》)的時候,君使臣非禮(“君使臣以禮。”《論語·八佾》)的時候,被傷害的一方可以作出正義的、激烈的反應,包括造反。儒家學說特別是孟子學說,給處于被壓迫、被剝削劣勢的人群,賦予了反抗權。
“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 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于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吊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對暴力性質的判斷,以民意為標準。如果是“民望之”、“民大悅”,就是正義的反抗,它跟統治者壓迫弱者的暴力大異。
司馬遷闡發禮義精神和禮樂文明,不遺余力,好像在維護尊卑秩序和等級制度。可是司馬遷對于上流社會的暴政深惡痛絕,對于弱勢者的反抗給予充分肯定。他為農民起義領袖陳勝吳廣寫《陳涉世家》,就是要奠定反抗暴政的正義性和正當性。
他寫陳勝年輕時就胸懷大志,悲嘆“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陳勝被征戍邊,因天氣惡劣,誤期未到,面臨死刑威脅。他拼死一搏,決定率眾造反。義旗乍起,各地反抗者都殺死秦官,聚集在陳勝義旗之下(“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史記·陳涉世家》)地方賢達盛贊陳勝“伐無道,誅暴秦”,也就是替天行道。
陳勝穿越時空、影響歷史的口號不是“大楚興,陳勝王”,而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句千古之問,蘊含著中國歷史的深刻秘密。中國古代身份制度、等級制度一直不甚嚴重,各等級不如印度、歐洲完全定型,尚有相當流動性。所以,李悝、商鞅才能進行旨在削弱貴族特權、向庶民開啟晉升之門的變革。上流社會和下流社會,觀念上也沒有不可逾越的壁壘。不但下流社會認為“王侯將相無種”,上流社會也認為“王侯將相無種”,陳勝的口號才可能誕生。若是如印度形成嚴格種姓制度,希臘羅馬形成嚴格奴隸制度,則不會出現“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發問。
司馬遷在華夏第一部百科全書中極力放大“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莊嚴發問,他把對身份制度、等級制度的質疑、審判和反抗,深深植入民族血液之中。秦漢以來的社會演變,一直具有身份等級制度不斷淡化、社會流動不斷強化的歷史趨勢。“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朝為田舍郎,登天子堂”,這些詩句從側面描述了這一社會特征。
《史記》在人物身份處理上有三個破例,相關的三篇文章就是《孔子世家》、《陳涉世家》、《項羽本紀》。符合慣例無需理由,一旦破例則必有充分理由。給孔子破例寫世家是為了讓孔子成為華夏道統的集大成者和承載者,同樣,給陳勝寫世家,是為了承載華夏大族追求平等、反抗壓迫、消滅暴政的人文理想和政治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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