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交流源遠流長。但長期以來，人們感慨西學東漸的魅力時，卻往往忽略雙向文明交流中的“中學西傳”。其實，中國思想文化一經傳播，便受到西方世界尤其是西方思想家們的青睞。比如，不同流派的中國古典哲學思想、唐詩宋詞元曲等不同類型文學藝術被引介到西方世界，對西方思想界、文藝界產生了深遠影響。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外學者對中學西傳產生了濃厚的研究旨趣。學者們透過中學西傳的研究視角，展示出中國文化對歐洲所產生的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中山大學西學東漸文獻館副館長梅謙立(法)、北京師范大學中德萊布尼茨國際研究中心主任劉孝廷、山東大學全球漢籍合璧工程研究編輯室主任任增強三位學者，就相關話題接受了采訪。

　　早期歐亞非陸路文明推動中西文化“兩極相逢”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學西傳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何時?產生了哪些影響?

　　劉孝廷：中國文化何時及以怎樣的方式西傳歐洲，一直是考據家們孜孜以求的課題。相傳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是歷史上比較早把中國文化介紹到西方而且也是最有影響的一位。根據《馬可·波羅游記》的描述，1271年他沿著古老的陸地絲綢之路到達忽必烈時代的中國。1295年，馬可·波羅回到威尼斯，因參加海上戰爭戰敗而被俘入獄。同獄作家魯斯蒂謙諾根據他口述在東方和中國的見聞，寫成了《馬可·波羅游記》。這部著作的出版，極大地刺激了西方人迫切通達并探索東方的欲望，成了西方人了解東方的唯一“指南”。馬可·波羅對東方廣闊地域的描繪，激發西方人探索東方、尋找黃金的熱情，也是導致15世紀西方開辟新航路做出地理大發現的動因之一。西方的地理學家根據馬可·波羅的描述繪成早期的世界地圖，使西方人對東方第一次有了了解，從而促進了東西方早期文明的對接。此外，馬可·波羅關于富庶中國巨量財富、豐饒物產、華麗建筑、繁盛人口、舒適生活、開明政治、發達工商業、便利交通、通行紙幣、炭的使用等方面的描繪，使西方人大開眼界，甚至豐富了文藝復興的題材。文藝復興時期的一批巨擘都多少受到這種影響，如著名的達·芬奇繪畫《蒙娜麗莎》，主畫面雖是一位歐洲女子，而其背景則被認為是中國的山水畫;薄伽丘的《十日談》里也有關于“契丹”的故事;英國文學始祖約翰·波德的《東方見聞錄》(作者托名曼德維爾)不但當時影響巨大，而且還影響了19世紀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寫作;近代實驗科學的鼻祖培根也在書中多處描繪中國，而且是最早提出中國“三大發明”傳入推動歐洲發展的西方人。據此可以說，西漢時的張騫和元代的馬可·波羅實在是歐亞非陸路文明時代推動中西文化“兩極相逢”最杰出的代表。

　　任增強：中西文化交流歷史悠久，漢代以前有關中國的知識便已開始西傳，后經隋唐時期的發展，至元代出現了較穩定的狀態，這時來華的馬可·波羅，特別是其關于中國的記錄《馬可·波羅游記》在歐洲掀起一股“東方熱”。而哥倫布也正是在這本游記的刺激下，踏上了尋找新大陸的征程。這一段時間內來華的商人、旅行者、使節，所了解的中國文化和歷史信息基本是浮光掠影、主觀印象式的，他們口中或筆下所呈現的中國是一個充滿異國情調與異域風情的遙遠國度，由此，中國成為西方人獵奇的對象與充滿想象的神秘王國。由于這批商人、旅行家完全不懂漢語，他們有關中國思想意識或文化知識的介紹，也大打折扣。

　　梅謙立：是的。由于中歐的間接貿易，羅馬帝國時期的西方已經知道中國的絲綢。但那時的認識是片段性的，談不上系統完整的“中”學。因為后來中歐交往停止了，中國在歐洲人的想象里是很模糊的，它的存在也不是很確定的。16世紀，葡萄牙人發展海洋航行后，中歐再次建立往來，中西文化交流變得很頻繁，中學西傳自此真正開始。

　　歐洲有識之士從中國思想中尋找現代化變革資源

　　《中國社會科學報》：16世紀真正開始的中學西傳，有哪些特點?

　　劉孝廷：16世紀初，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來華，他著漢服、行儒禮、做朝官，借以進入中國社會從而傳播天主教信仰。他同時也把中國的儒道釋著作特別是“四書”等譯介回歐洲，使西方人開始了解中國文化精髓。隨后的其他傳教士基于多種理由而陸陸續續地把中國古代著作翻譯成不同語言在歐洲出版，形成擴散之勢。

　　任增強：乾嘉厲行禁教以前，中西文化交流可謂蔚為壯觀。從16世紀到18世紀，這一時期的中學西傳，主要因為西方各國的傳教士大量涌入中國，他們開始研習漢語，并且對中國的歷史與文化經籍等做了一定深度的研究。因此，學者張西平也將這一時期稱為“傳教士漢學”，它起初以儒家經典為主，此后從經學著述到自然科學文獻，從歷史哲學到文學藝術，涉及中國文化的諸多方面。但在19世紀以前，這些還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范疇。

　　梅謙立：“傳教士漢學”不同于此后的專業漢學。首先，有明顯的宗教色彩，從基督神學視角去判斷中國文化價值。其次，由于明清對外來宗教控制得很嚴，傳教士必須走上層路線，這使得他們的漢學研究集中于官方、精英的儒家文化，特別是儒家經典，比較敵視佛教、道教和民間宗教。再次，由于16—17世紀天主教圣職人員接受了博雅教育，其學習科目除神學之外，還包括天文學、物理學等，因此傳教士的漢學研究涵蓋我們今天的很多學科。

　　《中國社會科學報》：傳教士漢學時期的中學西傳，為何會受到西方思想界特別的青睞?

　　梅謙立：“傳教士漢學”的產生主要有兩個因素。一是明清政府只允許商人或外交官在口岸或首都停留很短的時間，但允許傳教士在中國定居，甚至在皇庭長期服務。二是傳教士很快發現，他們必須學習研究中國文化，才能更有效地傳教。這兩個因素導致“傳教士漢學”壟斷著西方漢學的前兩百年。

　　劉孝廷：反觀中學西傳最為興盛時期的西方，當時的歐洲處于蒸蒸日上的現代化初期，所有的有識之士都在“探路”即尋找適合變革的思想資源，遙遠的東方思想成了寶貴財富。啟蒙運動前期的代表培爾就吸收了中國的寬容思想、無神論思想和倫理哲學。啟蒙運動的旗手伏爾泰是中國思想在法國傳播的集中代表，他在《風俗論》中花了大量篇幅介紹中國歷史、文化、倫理和科學，而且給出高度評價。孟德斯鳩則充分討論了中國法律、倫理和宗教等。德國最重要的代表有萊布尼茨、沃爾夫和歌德。萊布尼茨編輯出版了《中國近事》《中國皇帝傳》，寫作了《論中國人的自然神學》，還和傳教士有大量關于中國各個方面的通信，成為德國漢學興起之前對中國關注最多、評價最高、成就最大的世界級大思想家，也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典范。歌德作為狂飆運動的主將，在其后半生表現出對中國文化特別是中國文學的極大熱情，并為此出版了多個劇本和詩集。在哲學上，歌德主要關注中國的倫理思想特別是孔子的道德哲學，晚年則傾向于中國自然思想。18世紀的西方哲學家康德、赫爾德、黑格爾等也都關注中國哲學，只不過他們過分自戀于所謂的“邏輯”而對中國哲學增加了批評性的評價。

　　《中國社會科學報》：19世紀之后的西方對中國思想文化的關注，發生了哪些變化?

　　任增強：如果說18世紀在歐洲出現了“中國熱”，那么當歷史進入19世紀，特別是鴉片戰爭之后，西方對中國的態度逐漸由“熱”轉“冷”。這一方面源于中西在社會制度和軍事實力方面的差異與懸殊，西方勢力強盛而中國正值衰落，故而對中國多取負面的評價;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東學西漸的主體發生了變化。這一時期來華的新教傳教士由于系列不平等條約所賦予的特權，開始大規模地滲入中國，世俗化的研究工作已然開始，以新教傳教士和外交官為主體的來華西人把目光更多地轉向了中國的小說與戲曲，乃至社會生活、民風民俗、中外關系。到20世紀，由于兩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精神困惑與創傷，以及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對人性的異化與摧殘，西方世界又開始向東方尋求思想資源與精神慰藉，大量翻譯和介紹中國文化。哲學方面，有老莊哲學與禪宗;文學方面，則是寒山、王維等人的詩歌。20世紀50—60年代之后，西方漢學開始步入新的階段——“中國學”。有學者認為，這個概念主要產生于20世紀中葉美國以社會政治學方法所從事的中國研究。這一研究將過去集中于對中國傳統文獻的研究拓展到對中國現實政治、社會、外交與經濟等領域的研究。

　　梅謙立：19世紀的西方進入了專業漢學階段，大概始于1814年雷慕沙(Abel Rémusat)擔任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第一位漢學教授。不過這兩個階段有重疊。因為在19世紀，天主教或新教的“傳教士漢學”仍扮演著主導作用。直到20世紀，歐美各大學才成立漢學機構，此即今天的專業漢學。首先，專業漢學的宗教色彩比較淡，客觀性比較強，不過，也無法避免從歐美文化視角研究中國。其次，專業性比較強，專門從單獨一個領域研究中國，比如經濟學、社會學、法學等。再次，由于歐美學術受到實用主義思潮影響，漢學研究特別是美國的漢學研究，較為關注近現代，忽視中國古典文化。

　　劉孝廷：研究近代東學西傳不可回避的一個問題就是，西方人對待中國前后態度的重大轉變。總體上看，18世紀以前歐洲對中國贊揚和肯定是主調，甚至是膜拜。而19世紀以來否定和貶低的聲音開始偏多。學界分析了其中的多種原因，概括起來主要有四點：一是認為，有升有降、有褒有貶本是自然歷史過程，屬于正常;二是認為，這大體與歐洲人自己的思想命運有直接關系，因為隨著近代以來西方現代化進程，中歐的國際地位發生了根本變化，由此帶來了文化心態和視角的改變;三是認為，禮儀之爭導致了中西方在文化上的交惡，斷絕了彼此往來;四是認為，在現代化進程中歐洲思想完成了自我建構，形成了自圓其說的新型理論，“歐洲中心觀”形成，從而傲視世界，開始排他。當然這些原因都不是單方面發揮作用，而是綜合的。

　　在與海外漢學的互看與對話中發揮研究特色

　　《中國社會科學報》：近代以來，人們對西學東漸的影響關注較多。事實上，縱觀歷史，文化的交流與影響往往是相互的。應該如何看待中學西傳與西學東漸的關系?

　　梅謙立：17—18世紀，西學東漸確與中學西傳有密切關系，因為同一個傳教士經常同時參與兩個方面。比如利瑪竇在《天主實義》中給中國人介紹了西方的哲學與神學，也在《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中給歐洲人介紹了中國的歷史、社會、文化。西方思想進入了中國，中國思想同時進入了西方。西學東漸與中學西傳的著作，使用不同的語言，面對不同的對象，也講述不同的主題。

　　我們可以肯定，歐洲的世俗化和現代化進程受到儒家影響，中國為啟蒙運動提供了輔助作用。相反，在明清時期，西方思想在中國的影響力很有限，而從民國以來，中國思想受到了西方思想尤其是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主導性影響。在中西思想交流歷史上，我們看到接受者扮演主導的作用，而這種接受的過程在當時是比較獨立的。歐洲知識分子按照他們自己所關注的世俗化、民主主義去接受中國思想，而中國人按照他們自己所關注的國家危機或社會文化危機去接受西方思想。這兩個動態過程是并列的。然而，從20世紀開始，由于思想交流更為緊密，西方人與中國人分享很多共同價值觀，即便二者在同一價值的理解上可能有分歧。正因為可能的分歧的存在，如今的中西文化交流才更有意義，必須進一步深化。

　　劉孝廷：中國在現代化浪潮中因屬于覺醒較晚的“后發”國家，所以也被動承受了全球化運動中外來文化的硬性進入，人們把這個過程叫“西學東漸”。很長一段時間，該詞高頻地占據文化比較的焦點位置，使得人們一直以為東西文化的交流是單向度的。近些年來，隨著海外漢學材料的挖掘，學者們越來越多地發現，事情遠不是那樣簡單。一方面，文化互動很少是單向度的，作用和反作用同時存在;另一方面，中國文化對歐洲的影響遠超出人們想象，中國的科學技術、文化藝術、哲學宗教等方方面面，在時間跨度和空間輻射面上對歐洲都形成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這個過程如今被稱作“中學西傳”。“西學東漸”與“中學西傳”原則上講幾乎是同時進行的。

　　《中國社會科學報》：20世紀以來，中西方學者在對中國思想文化的研究領域有了更多的交流與互動。但也有學者認為，從早期傳教士漢學階段對中國哲學思想基督教化的誤讀，到后期歐洲中心論影響下的負面評價，需要學界審視與反思。

　　任增強：文化誤讀是中西文化交流早期常見的一種現象。早期的來華傳教士對中國儒家經籍的解讀存在著一種基督教化的傾向，試圖在中國原典中尋找上帝啟示的蹤跡，無疑出于傳教之需要，向中國的皇帝和學者證明耶儒道本是同源。西方學者對中國經典的解讀，既可以說明中國思想文化在西方所擁有的持久魅力，也說明任何對他者文化的闡釋都受制于闡釋者的歷史性和有限性。無論是早期傳教士對中國文化的基督教化解讀，還是后來特別是19世紀西方人對中國負面形象的描述與塑造，無不體現著西方人在不同時期往往依據自身需要來建構對中國的不同認知。中國學者從事海外漢學研究，要在與海外漢學的互看與對話中，對中國文化進行新的思考。

　　梅謙立：過去的中學西傳研究主要是西方學者扮演主導作用，因為他們有語言優勢，能夠閱讀拉丁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及法文。最近20年，中國不少大學重新開設了拉丁文課程，很多年輕學者能夠把握好幾門歐洲語言，他們所構成的越來越大的研究團隊，能夠與西方學者展開更有深度的研究合作。最為顯見的一個研究進步是檔案館文獻的處理。傳教士的很多漢學研究沒有出版過，羅馬、巴黎、里斯本、馬德里、倫敦的圖書館和檔案館收藏了很多這樣的文獻。有語言能力的中國年輕學者正在逐漸增多，將來他們能夠繼續研究新發現，挖掘過去被忽略的聲音。關于研究領域，過去的研究集中于官方思想，包括對皇庭、編年史、儒家經典的研究，現在的研究也注意到民間層次及地方性特色。不論中國還是西方學者，都必須在職業上有同樣的標準，搜集中西原始文獻和二手資料，重視文獻，考證不同文獻之間的差別，保持客觀判斷力。

　　劉孝廷：20世紀，隨著人類交往能力和深廣度的增加，西方對中國的認識也發生了質的飛躍，特別是開始扭轉傳統“東方學”中作為他者的東方學的視角。這除了一般性的原因，還與中國人“走出去”，特別是中國作為獨立的新興發展中大國在東方的巍然屹立，有直接而緊密的關系。

　　今天，國際學界終于發現中國思想的魅力和優長，并將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實踐哲學確定為“金規則”。目前，歐洲許多國家已經建立了比較哲學研究中心，其比較的一方就是中國哲學。因此，在全球跨文化對話的今天，中西哲學各自發展，色彩紛呈，必然各顯所長，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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