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長期關注商周青銅器紋飾的分類和演變,曾發表過討論饕餮紋的文章,本文主題則是討論另一種青銅紋飾。宋代學者曾把這種紋飾歸入云雷紋的一種,近代以來,學者對它有各種命名,如環帶紋、波紋、波曲紋、波浪紋。2009年,大河口西周墓地1017號墓出土的霸伯山簋為理解這種紋飾提供了新線索,從器形、紋飾、銘文三方面證明,這種紋飾應改叫山紋、山形紋或連山紋。此外,李零教授還將霸伯山簋與梁其壺、晉侯壺進行比較研究,指出后者的壺蓋與前者的簋蓋具有類似設計。最后,李零教授還就這種紋飾在商周青銅器紋飾的地位展開討論,對這種紋飾的構成要素和組合形式做了初步分析。
山紋考
——說環帶紋、波紋、波曲紋、波浪紋應正名為山紋
文 | 李零
2009年,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1017號墓出土了大批青銅器【1】。去年4月,承謝堯廷先生提供機會,我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工作站目驗原器。當時,有一件方簋引起我的特別關注,我曾上手觀察,照了一點照片。這兩件器物足以證明,學界習慣上叫環帶紋、波紋、波曲紋、波浪紋的紋飾,其實應改叫山紋、山形紋或連山紋。我把我的理解說明一下。
一、環帶紋、波紋、波曲紋、波浪紋的命名
這類紋飾,早在宋代即多有著錄,但各書關注銘文者多,很少談紋飾,只有王黼《博古圖》有所涉及。如該書卷三第三十三至三十四頁的周雝公緘鼎,作者說“腹出云氣”;卷七第二十一至二十三頁的周著尊二器,作者說“腹著云雷回旋之狀”;卷十七第一至九頁的周兕敦三器,作者說“右三器制作,一律皆以云雷為飾”。可見王黼是把這類紋飾當作云雷紋的一種。
近代學者對這類紋飾重新命名,最初叫環帶紋,見哈佛燕京學社1941年出版的容庚《商周彝器通考》【2】。所謂環帶紋,環指各種形狀的鱗紋,帶指包裹這類鱗紋的波形帶。作者把所謂環帶紋分為七種:
1.“一波紋之帶,上下填以竊曲紋三”(圖一:1)。
2.“上下填以竊曲紋及環紋若?字”(圖一:2)。
3.“前紋中填以雷紋”(圖一:3)。
4.“波紋之帶上下填以兩環”(圖一:4)。
5.“上下環略異,復填以雷紋”(圖一:5)。
6.“環形上為竊曲,下為獸首”(圖一:6)。
7.“上下環帶兩重”(圖一:7)。
以上七種,前六種是一條波形帶,第七種是兩條波形帶。波形帶的峰谷內,多有相同或相似的紋飾,彼此頭對頭,有些上缺下有,有些上有下缺。它們通常由鱗紋和雙背竊曲紋組成。鱗紋作重圈式,主要分兩種。一種為長鱗,標準式樣作凸頭凹尾,略如子彈頭;一種為圓鱗,標準式樣作圓形,一頭內陷,略如心形或圓果形。前者有三角形、半圓形、橢方形和殘月形等多種,往往隨紋飾布局的需要,縮短或拉長,變化很多;后者或簡化為圓形。竊曲紋也分兩種,一種作八字形,一種作非字形,彼此背對背。
具體講,第一至第三種是第一種鱗紋的三種變形加竊曲紋;第四種是第一種鱗紋(屬于標準式)在上,第二種鱗紋在下,沒有竊曲紋;第五種是第二種鱗紋加竊曲紋;第六種,上邊是兩種鱗紋加竊曲紋,下邊是第一種鱗紋加雙頭龍紋;第七種,兩條波形帶夾著第一種鱗紋(略如A字形),每條波形帶內含第二種鱗紋加竊曲紋,鱗紋上起芒,下有莖,竊曲紋如兩片葉子,或被省略。這七種,可以大致覆蓋此種紋飾的主要類型。
1984年,容庚與張維持合著《殷周青銅器通論》,把環帶紋改稱波紋,列入他的幾何形紋樣類【3】。作者的描述是,“波紋是把三角形拉長,使交互角改為弧形,依照一定的距離連續組成的。單純的波線式很少飾于銅器上,大都經過加強和變化的處理,襯以其它花紋,使輪廓顯明,內容充實”。他把上述七種環帶紋歸并成兩類,一類是“兩條并行的波線紋,上下填以眉形及口形紋樣”,一類是“上下波紋兩重,每重波紋由幾條波紋所組成,其中綴以其它紋樣”。眉形指八字形竊曲紋,口型指鱗紋。
同年,上海博物館青銅器研究組編《商周青銅器紋飾》則把這類紋飾叫波曲紋,并歸入馬承源所定十大紋類中的獸體變形紋類【4】。作者的描述是“波曲的中腰常有一獸目或近似獸頭形的突出物,波峰的中間填以兩頭龍紋、鳥紋、鱗片紋或其它簡單線條。波曲紋是西周到春秋早期盛行的主要紋飾之一。春秋晚期的齊國青銅器上仍然沿用這種紋飾”。書中共收紋樣19種,五種屬西周中期,五種屬西周晚期,三種屬春秋早期,六種屬春秋晚期。作者補進春秋時期的樣品,可以反映這種紋飾的延續。其中屬西周中期者,有一種含兩頭龍紋(圖二:1),類似容庚所列七種環帶紋的第六種;屬西周晚期者,有一種含鳥紋(圖二:2),比較特殊。
1999年,王世民、陳公柔、張長壽合著《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曾為竊曲紋分期斷代,順便提到這類紋飾。作者指出,“與竊曲紋關系最密切的共存紋飾主要是瓦文、波浪紋、鱗紋和雙頭龍紋”,則把這類紋飾叫波浪紋【5】。
二、霸伯山簋的啟示
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1017號墓出土的霸伯山簋,器蓋上有一圈連山形裝飾,造型奇特。報告稱此器為霸伯山簋,霸伯指器主,山簋指器形,并不是說器主叫霸伯山。這種山簋,出土共兩件,報告發表的只是其中一件,即M1017:35(圖三至圖六)。
簋,通常為圓簋,方簋比較少【6】。這件方簋,蓋器扣合,作橢方形,與過去見到的方簋都不一樣。
器蓋,蓋頂有八個山形紐,大小相錯,沿蓋緣圍成一圈,大紐(圖七)居四隅,小紐居四正(圖八),從四隅的角度看,每一面都是兩小一大,如文房用品的筆架山(圖九)。這些山形紐,中間凸起,兩側起棱,如峰巒形。大紐,正面花紋為淺浮雕,類似容庚所定環帶紋第七種的鱗紋,上有芒刺下有莖,有點像孔雀翎子;背面花紋為陰刻,亦從鱗紋變,略如海貝形。小紐相似,因為比大紐矮,帶莖的圓鱗被切掉一半。類似紋飾曾見于1976年陜西扶風莊白1號窖藏出土的一對三年壺(圖一〇)【7】,可資對比。蓋頂飾四組垂冠大鳥紋,中間有菱形飾。蓋緣飾竊曲化的鳥紋帶。
器身,兩側各有一龍首鋬,龍首作棒槌角。口沿下,前后正中各有一羊角龍首飾。其紋飾分三組,口沿一組與蓋緣相應,亦作鳥紋帶;腹部一組是容庚所定第四種環帶紋,器腹紋飾與器蓋的八個山形紐對應,顯然也是表現山峰。圈足一組作兩道凸弦紋。
銘文,蓋器對銘,可釋文如下:
隹(唯)十又一月,井叔來鹽,蔑霸白(伯)<厗水>,史(使)伐用壽(酬)百井二糧、虎皮一。霸白(伯)拜稽首,對揚井叔休,用作寶山簋,其萬年子子孫其永寶用。【8】
“寶山簋”,“寶”是修飾“山簋”。“山簋”指此簋的山形紐和與之對應的山形紋,可見舊之所謂環帶紋、波紋、波曲紋、波浪紋,其實應改叫山紋、山形紋或連山紋。
三、比較研究:梁其壺、晉侯壺及其它
霸伯山簋的山形紐,曾發現于壺蓋,典型器物是梁其壺和晉侯壺,可資比較。
這兩對壺,器形橢方,應屬方壺。乍看,似乎與通常所見子母口內插的壺無異,但仔細看,上下連體,壺口開在山形紐圍起的圈形飾當中,壺蓋是一件有捉手的小蓋,好像現在的茶壺蓋【9】。
(一)梁其壺(圖一一)【10】
一對,一件在陜西歷史博物館,一件在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
壺蓋,由八個鏤孔山形紐圍成一圈,好像八瓣蓮花,學者多稱蓮瓣形壺。蓋頂中央有一獸紐,作臥牛形,繞紐一圈飾重環紋。蓮瓣外,下飾一圈竊曲紋【11】。通常所說的竊曲紋,分有目、無目兩種。此壺所飾竊曲紋屬有目竊曲紋。
頸部,紋飾與壺蓋相應,上面一圈作三角紋,下面一圈作有目竊曲紋。這種三角紋顯然是山形紋的變形。《博古圖》所謂山紋,只是三角形紋飾的統稱,多半指蕉葉紋,此壺三角紋并非通常所說的蕉葉紋。
器腹,紋飾亦屬有目竊曲紋,并用菱形枚飾綴連田字形帶。這種竊曲紋,與霸伯山簋蓋頂上的四組垂冠大鳥紋對比,似乎是鳥紋的變形。霸伯山簋蓋頂上也有類似的菱形飾。圈足,有兩道凸弦紋,也與霸伯山簋相似。
(二)晉侯壺(圖一二)【12】
一對,1992年晉侯墓地8號墓出土,現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壺蓋,由八個鏤孔山形紐圍成一圈,好像八瓣蓮花。此壺自名“尊華(花)壺”(圖一三)【13】,就是以此命名。壺蓋中央立一三峰大紐,有如筆架山(圖一四)【14】,正好可以印證霸伯山簋為什么叫“山簋”。蓋頂飾四組龍紋(圖一五)【15】,拓本中心的三道短線,就是三峰大紐的位置。花瓣外,飾有目竊曲紋,與梁其壺略同。
頸部,紋飾分兩種,中間是容庚所定環帶紋的第三種,兩側是A字形長鱗加圓鱗加八字形竊曲紋。這圈紋飾下,還有一條橫鱗紋帶。
器腹,飾交龍紋。
圈足,飾有目竊曲紋。
這類蓮瓣形壺,春秋時期仍有延續【16】。
漢有博山爐,所謂博山,指爐蓋的樣子,山形崔嵬,云遮霧罩,鳥獸、神怪出沒【17】,器形似可溯源于蓮瓣形壺。
四、余論:山紋在商周青銅器紋飾中的地位
商周青銅器的紋飾,各家叫法不同,不妨列表如下:
這三大類,各有主次,我把最主要的紋飾歸納一下。
動物紋,以龍、鳳為主,虎次之,其它動物又次之。龍紋分龍首紋(只取龍的臉部,正視)、夔龍紋(全取龍身,側視)、蟠龍紋(龍身蟠曲,俯視,多用于水器)、雙頭龍(兩頭一身)、雙尾龍(一頭兩尾)等。《呂氏春秋·先識覽》所謂饕餮紋,其實是齜牙咧嘴的龍首紋。饕餮是食人怪獸。龍者,取象鱷魚,正是食人怪獸。饕餮紋的叫法本來很合適,學者改叫獸面紋,主要是因為它拼湊了不同動物的角,如羊角、牛角,無法確指是哪種動物。但角是構圖元素,主體是龍(棒槌角最流行,還有類似雞冠的掌形角)。龍是想象的動物,本來就是出于拼湊。獸面紋,概念過于籠統,反而不如饕餮紋的叫法。饕餮紋主要流行于商代和西周早期,但西周中期仍有延續。鳳也是想象的動物。鳳紋是藝術化的鳥紋,既有雉科動物的肉冠和長尾,也有鷹科動物的鉤喙。舊之所謂夔龍紋,只是扁長側視的龍,與一足的夔龍無關;夔鳳紋,只是類似夔龍紋的鳳紋。垂冠大鳥紋主要流行于西周中期早段,與早期的鳥紋有繼承關系。兩種紋飾并非一刀切,彼此有交叉。這兩種紋飾,在中國傳統紋飾中地位最突出,其它動物比不了。
幾何紋,商代和西周早期流行云雷紋、圓圈紋。云雷紋是作地紋,圓圈紋多作帶飾。渦紋和類似饕餮紋鼻飾的非字紋多作中分符或間隔符。竊曲紋見《呂氏春秋·適威》,主要流行于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但與西周中期晚段仍有交叉。此名也不必廢。竊曲紋分有目、無目兩種,有目竊曲紋就是從上述扁長的龍鳳紋演變,無目竊曲紋又是從有目竊曲紋演變。我們討論的山紋,性質比較特殊。這類紋飾,偶見龍、鳥,只是輔助性元素。學者與其把這類紋飾歸入動物紋的變形,不如歸入幾何紋。
畫像紋,圖像趨于細密化、復雜化,有燕樂、戰斗等場面。早期紋飾,只有偶然出現的人面紋,很少有人出現。有人的紋飾主要流行于春秋晚期和戰國時期。
這里討論的山紋,通常包含三大要素,一是波形帶,二是鱗紋,三是竊曲紋。
波形帶,多兩側起棱,如峰巒形,少數簡化,不起棱,有些還加眼睛。
鱗紋,一般作重圈式,形狀可大別為三種:甲種(圖一六),來源于商代晚期的一種龍鱗,標準式樣是凸頭凹尾,下出三刺,變形較多;乙種(圖一七),標準式樣作重圈式,一頭內陷,但也有簡化為圓形者,紋飾最復雜當屬1975年陜西扶風莊白村墓葬出土的“鱗狀云紋壺”(圖一八)【18】;丙種(圖一九),即霸伯山簋山形紐正面的紋飾,這種紋飾,構圖最復雜當屬1973年陜西扶風莊白劉家村征集的“環帶紋盂”(圖二〇)【19】。上引三年<疒 興>壺,腹部也有類似紋飾。通常說的重環紋是用甲種鱗紋和乙種鱗紋組合的復合鱗紋(圖二一)。鱗紋既可一字橫排,也可交錯排列,如魚鱗。前者一般叫橫鱗紋,后者一般叫垂鱗紋。
竊曲紋,八字形可能是從雙背龍紋演變(圖二二)【20】,非字形可能是從饕餮紋中的鼻飾紋演變(圖二三)。如1976年陜西扶風莊白村1號墓出土的“羽紋斗”【21】,所謂羽紋,就是由甲種鱗紋加乙種鱗紋加這種非字形紋。
這三大要素與橫鱗紋、垂鱗紋、重環紋、竊曲紋屬于同一紋飾群,共同構成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以幾何紋為主體的流行趨勢。
2018年11月6日寫于北京藍旗營小區寓所
附記
這是我讀《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1017號墓發掘》一文的筆記。
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1017號墓是霸伯尚墓。墓中所出器物,除個別器物,如五件饕餮紋方鼎,可能是其祖考即早期霸伯的遺物,年代可以早到西周早期,大多屬于西周中期。此墓既有西周早期流行的饕餮紋,也有西周中期流行的垂冠大鳥紋,還有開風氣之先,此時已經出現,并被西周晚期沿用的山紋、竊曲紋、垂鱗紋、瓦文等。各種紋飾集中于一墓,對西周紋飾的演變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觀測點。
報告除這里討論的霸伯山簋,還提到另一件霸伯方簋(M1017:42,圖二四)。這件器物,自名為釴(原文還有行旁)。《爾雅·釋器》講鼎,有所謂“附耳外謂之釴”。這件附耳方器顯然不是鼎,是否為簋,還有待證明,或許釴只是附耳銅器的泛稱。
墓中出土銅觚兩件。其中一件(M1017:90,圖二五),內含銅漏斗和木塞,一層套一層,報告稱之為銅木觚。銅漏斗,下有孔,應是用來縮酒,報告叫銅喇叭形器。木塞,上開槽,應是用來榫接帶柄的圓蓋,報告叫木質內腔。兩者配套使用,應是用帶柄的圓蓋封閉器口,用下面的木塞擠壓酒液,從漏斗下面的孔濾出,構造有點像唧筒或藏族的酥油桶。通常所謂觚,現在已知,自名為同。同是筒形器,上面有帶柄的圓蓋,下面有漏斗和木塞。此器是祼禮所用,器蓋上的柄形器,即古書所謂瓚。古人往此器挹注酒醴,有斗勺形器(即無足的廢爵)。墓中出土金柄形器(M1017:65,圖二六),從墓葬平面圖看,正在此器附近,疑即該器配件【22】。
墓中出土倗伯盆二(M1017:9、26,圖二七),“旅”下一字不釋,當釋“分”,讀為盆。
(向上滑動啟閱)
注釋
【1】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第89-149頁。
【2】容庚:《商周彝器通考》,收入《容庚學術著作全集》,中華書局,2012年,上冊,第131頁。
【3】容庚、張維持:《殷周青銅器通論》,收入《容庚學術著作全集》,中華書局,2012年,第108頁。
【4】上海博物館青銅器研究組:《商周青銅器紋飾》,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57頁。
【5】王世民、陳公柔、張長壽:《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91頁。
【6】任雪莉:《小議方簋》,《考古與文物》2011年第5期,第38-41轉79頁。
【7】曹瑋主編《周原出土青銅器》,巴蜀書社,2005年,第四卷,第662-674頁。又1981年扶風強家村一號墓出土的一對“環帶紋壺”也有類似鱗紋,見曹瑋主編《周原出土青銅器》,第九卷,第1792-1804頁。
【8】此銘又見同出的霸伯圓簋(1017:8、40)。<桒又>,左半為拜字所從,右半從又,疑讀拜,從文義推測,似是拜乞求取之義。井,蓋銘訛為丹,應以器銘為是。井叔求鹽,蓋取自運城鹽池,而以102井(一井合900畝)的糧食外加虎皮一為酬。
【9】湖南省博物館藏“蓮花壺蓋”殘器,屬同類器形,但壺蓋為子母口內插式,與此不同。參看湖南省博物館《介紹幾件館藏周代銅器》,《考古》1963年第12期,第679-682頁,器形照片見圖版捌。
【10】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5卷,第140-141頁。
【11】Noel Barnard, The Shan-fu Liang Ch'i Kuei and Associated Inscribed Vessels ,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1996, pp. 178-87.
【12】施聯秀等主編《晉國奇珍——山西晉侯墓群出土文物精品》,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2年,第96-97頁。
【13】【15】同【12】,第97頁。
【14】此圖是從另一張照片截圖,見山西博物院《山西博物院珍粹》,陜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23頁。
【16】如湖北出土春秋曾器的中就有多件蓮瓣形壺。參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曾國青銅器》,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33-38頁(曾仲斿父壺)、60-63頁(環帶紋壺)、100-105頁(龍紋壺)、118-120頁(曾伯陭壺)、202-205頁(<泈皿>叔壺)、284-287頁(龍紋壺)。
【17】如《玉臺新詠》卷一《古詩八首》“請說銅爐器,崔嵬象南山”,就是描寫博山爐。漢代還有博山冠(通天博山冠)、博山紋(大博山、小博山)。
【18】曹瑋主編《周原出土青銅器》,第7卷,第1389-1392頁。
【19】曹瑋主編《周原出土青銅器》,第10卷,第2213-2217頁。
【20】這種龍紋多見于青銅鐘鼓部的中央,容庚叫象鼻紋。
【21】曹瑋主編《周原出土青銅器》,第3卷,第597-598頁。
【22】最近討論這類器物的文章很多,鞠煥文所論最早也最詳盡。參看氏著《殷周之際青銅觚形器之功用及相關諸字》,《中國文字研究》第19輯,2014年第1期,第29-40頁。
原題:《山紋考——說環帶紋、波紋、波曲紋、波浪紋應正名為山紋》
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9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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