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主義”由“中國”與“社會主義”兩個關鍵元素構成。習近平同志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放在世界社會主義500年的發展歷程中來看，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

　　我國《憲法》把“人類命運共同體”寫進了“序言”，明確“中國道路”不僅有關中國，更有關全人類。在蘇東劇變、資本主義勢力仿佛成為“普世真理”的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更加凸顯其獨特的價值。它的存在必將為人類世界提供一種新的可能性，尤其將為第三世界的現代化提供一種新的發展模式。

　　可以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不同于以往一切舊式群眾運動的鮮明特征在于，它具有先進的理論指導，是一場“理論先行”的政治運動。是否能在堅持理論原則的同時反對理論上的教條主義，關乎到這場運動的勝負成敗。

一

　　1937年8月，抗日軍政大學第三期開學。具有歷史意義的是，毛澤東在本期抗大課堂上教授了哲學課程《辯證法唯物論》，其“講授提綱”的第2章第11節和第3章，分別成為后來指導我黨工作的重要哲學著作《實踐論》和《矛盾論》(以下簡稱“兩論”)。

　　我們在理解“兩論”時，不能僅停留在文本上，必須結合歷史背景才能明白，中國共產黨人到底在哪里革新了馬克思主義?什么叫做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新?

　　從1927到1937年，是中國“國共十年內戰”時期。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悍然發動反革命政變，雙手沾滿了共產黨人的鮮血。共同抗日，要跟苦斗十年的兇惡敵人合作，不少人在感情上無法接受。

　　更重要的是，《共產黨宣言》有過經典論斷：在資本主義時代，“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不是資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就是無產階級反抗資產階級。舊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毛澤東早在1925年底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就明確指出，中國的無產階級受到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的雙重壓迫。

　　蔣介石集團無疑屬于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理人。要跟階級敵人聯合，這在國際共運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既往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也從來沒有給出過相關的論述。如果不在理論上解決這些問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合法性就會受到質疑，未來的工作就沒有辦法順利展開。

　　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人類社會是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證運動中不斷發展的;人類社會最終將實現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是這種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必然結果。

　　然而隨著斗爭形勢的發展，馬克思的經典論述出現了許多亟待澄清的地方。從邏輯上看，資本主義的發展水平越高，越接近于社會主義。但一些人教條地認為，只要資本主義的生產力還沒有完全發揮出來，資產階級就具有進步性，無產階級就不可能真正戰勝資產階級。他們得出結論，無產階級只能等待資本主義生產力的自然發展，直到資本主義自動走到終點的那一刻。

　　諳熟馬恩著作的考茨基正是死守了這些教條，否定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并向本國資產階級妥協的。然而歷史的發展恰恰證明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統治更加穩固，反而是它的薄弱環節出現了革命。

　　更重要的是，日本的資本主義發展水平遠遠高過中國。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一文中預言，英國殖民主義者在印度開礦山、建鐵路，變革了印度的生產關系，為未來印度民族的獨立奠定了物質基礎。歷史證明了馬克思的偉大洞見，但中印國情不同，不能盲目地將他對印度的分析套用到中國頭上。事實上，汪精衛正是以“弓箭對抗機關槍”為由，宣揚其賣國主張。時至20世紀80年代，更有人以“馬克思原教旨主義”自居，鼓吹“殖民有功論”，否定中國革命的偉大歷史意義。

　　這些理論問題亟待清理。列寧在1916年出版名著《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就尖銳地批判了上述經濟自發主義思想。在帝國主義時代，壟斷資產階級跟國家政權更加緊密地結合而具備了民族國家的形式。由此看來，階級革命完全可能以民族戰爭的方式進行，國家間的政治斗爭也完全可能反過來主導國內的經濟發展。

　　列寧的理論非常及時地指導了俄國革命斗爭，但是僅止于此，已經不足以應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新形勢了。

二

　　以上就是毛澤東撰寫“兩論”的歷史背景，形勢的發展促使他既要承接此前的馬列經典，又要結合現實情況加以突破創新。歷史迎來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史上的“毛澤東時刻”。

　　先看《矛盾論》。主要矛盾決定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次要方面，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在特定條件下相互轉化。這意味著什么呢?

　　西安事變標志著中國人民與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抗戰勝利又標志著中國人民與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如果我們不能把握住主次矛盾的轉化，不能占據矛盾的主要方面，反動階級就要取勝，歷史將會走向另外一個方向。

　　在這個過程中，單純的經濟條件不一定起決定作用，歷史也不一定朝著預定目標前進，起決定作用的是“當前的形勢與我們的任務”。毛澤東破除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和“歷史目的論”的教條化解讀。后來法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路易·阿爾都塞盛贊《矛盾論》是偉大的辯證法杰作，證明了歷史唯物主義不是“一元論”線性史觀，而是“復雜整體具有一種多環節主導結構的統一性”。

　　再看《實踐論》。舊式機械唯物主義認為，人的意識不過是外在自然世界的刺激與反映;馬克思則認為，社會意識形態是經濟基礎的反映。對此，列寧在《怎么辦》中指出，單純地講意識形態是經濟基礎的產物，會導致考茨基式的經濟自發主義，結果不是共產主義，而是工聯主義。共產主義運動不能等待經濟自動發展，它必須有賴于先進知識分子把革命意識形態灌輸到無產者腦袋中去。

　　列寧說明了理論對于實踐的巨大指導作用。然而如果只講理論的指導作用，這會導致“單向度的黨群關系”：“黨是人民的領導者、監督者、教育者，類似東正教會之于民眾、牧首之于教徒”。毛澤東在1965年指出，“干部決定一切，技術決定一切”的公式容易滋生官僚主義，會成為杜勒斯“和平演變”的工具和幫兇。蘇聯解體的悲劇證實了毛澤東的擔憂。

　　《實踐論》則給出了“從理論到實踐，再發展理論”的公式，這里的“理論”是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實踐”特指群眾工作。馬克思主義者不能只會把革命意識灌輸給群眾，更要在群眾當中更新發展自己的革命意識。這不是一個單向度的過程，而是一個循環發展的能動過程。馬克思主義者在向群眾講述革命道理時，是群眾的老師;而他們在通過群眾發展自己的理論時，又成為群眾的學生。“老師是從學生成長起來的，學生未來也可以成為老師，師生二者始終是在比較平等的意義上進行教學交流的”。

　　由上可知，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不在于它死抱教條不放，而在于它隨時可能更新自己。

　　胡繩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里指出，不能只看到毛澤東在20世紀60年代發動“文化大革命”，更要看到毛澤東在20世紀70年代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沒有后者，就不會有改革開放。解決“前后三十年對立”的問題，首先要正確地評價70年代。

三

　　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發展，中國社會文化也在發展。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理論促進了中國社會文化發展，而中國社會文化又反過來推動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的循環前進過程。

　　社會主義不是馬克思的獨見，而是人類各大文明的共有理想。例如毛澤東一再要求黨內同志閱讀的《后漢書·張魯傳》，就記載了中國傳統的社會主義實踐。

　　以儒家為例。早在清末時期，近代革命家、國學大師章太炎就在《儒墨》一文中指出，北宋理學家張載說的“凡天下疲癃殘疾，煢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這與墨家思想別無二致。后來歷史學家蒙文通在評價漢武帝“獨尊儒術”時更加強調，表面上是儒家代替了諸子百家，但實際上是西漢儒家吸收了百家之長，所以是“雜家勝利了”。這些例子都說明，儒家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歷史的發展中吸收各派，壯大自己，改變自己。

　　“儒家復古主義”鼓吹告別革命，“名為‘保守’，實則‘激進’”，是要借否定新、舊民主主義革命，來否定現代中國的合法性。類似打著“儒家”旗號的復辟主義者根本沒有看到，儒家是中國傳統中唯一正面主張“革命”的思想流派。

　　1913年，經學大師廖平就曾對康有為說：“西人革命，自圖生存，為世界進化必經之階級。吾國數千年前湯武革命，何嘗不如此。”孔子言“湯武革命”，孟子曰“受命放殺”，都是革命思想的珍貴傳統資源。如果說孔孟的革命還是“貴戚之卿”的特權，那么隨著“編戶齊民”代替了血緣等級制度，平民百姓也有了革命的資格。平民出身的劉邦、朱元璋都受到了儒生的擁戴，真正的儒家就會擁護真正的革命者。

　　誠然，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與儒家的革命不完全是一個意思，但我們回顧過去的革命題材文藝作品，“軍愛民民擁軍”、“勞苦大眾盼解放”、“國民黨士兵齊投誠”，這些敘事未始沒有“至仁伐至不仁”、“天下所歸往”之類古訓的影子。這就提醒我們，中國革命的合法性不僅僅在于它能推動生產力的發展，更在于革命者本身是“為群眾著想，受群眾擁護”的有德者。

　　群眾史觀、群眾路線在很大程度上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產物，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賦予馬克思主義的新內容。中國共產黨要開辟“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首先就要鞏固和強化群眾路線，就要發展我黨當年“大興調查之風”的優良傳統，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