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命運共同體尋求合作共贏的偉大嘗試

——北京外國語大學、澳大利亞邦德大學聯合召開

“儒學、治理與新興經濟秩序”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2013年11月習近平視察孔子山東曲阜孔子研究院，指出發揚自古代圣賢傳承的思想傳統對中國現代發展的積極意義。之后兩年，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以購買力平價法為根據的最大世界經濟；這是上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由日本、韓國以及東南亞“竹網國家”開始，經濟實力向亞洲轉移的重要信號。但是這一轉移多大程度上是因為東亞儒家文化? 是否一種明顯儒家模式的現代經濟運作與治理正浮出水面？儒學對未來世界新興經濟秩序到底能有什么啟示？

在澳大利亞邦德大學提議下，2016年10月8至9日，北京外國語大學東西方關系中心與邦德大學東西方文化與經濟研究中心在北京聯合舉行“儒學、治理與新興經濟秩序”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的二十位中國、澳大利亞、新加坡、德國、加拿大、印度、尼日利亞及美國學者、著名經濟文化問題專家的深入研討，涉及對經典經濟學及其體制暴露的問題、儒學帶給未來新興世界秩序什么影響、儒家及中國文化與其他文化的融合關系、中國現行經濟反映什么傳統文化內涵、中國將是新興世界經濟秩序重要推動者、“一帶一路”是人類共同體合作共贏的偉大嘗試等幾個重要議題，提出了一系列新觀點。

經典經濟學及其體制暴露了什么問題？

國際儒學聯合會副會長、博古睿學者、中國孔子研究院“儒學大家”、北京大學講席教授、美國著名比較中西哲學家安樂哲先生發表開幕主題發言，他用英國作家、《雙城記》作者狄更斯的話，犀利道出了以經典經濟學及其體制主導世界今天暴露出的問題。他認為，可以說今天“是最好時代，也是最糟的時代，是智慧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是光明顯現時刻，也是黑暗籠罩的時刻，是春天希望，也是寒冬絕望”。安樂哲列舉人類正面臨一系列生存問題，也是一場全面嚴重危機困境，如全球溫室效應、傳染病蔓延、食品與水短缺、生態環境惡化、國際恐怖主義、核擴散、收入極端不平等、消費式浪費、能源短缺等等。要問嚴重危機困境的根源是什么？安樂哲指出是人類哲學意志出問題，是價值觀、意愿和行為實踐出問題；是極端個人主義意識形態，“個體人為本”價值觀以及風靡世界你輸我贏的“有限游戲”帶來今天的困境。他以哲學家深刻洞察力告誡：“所謂人的個體獨立性是一個虛構，沒有這么回事。

另一位國際儒學聯合會副會長、澳大利亞儒學學者李瑞智先生提出，美國企業指導思想偏重短期效應，只狹隘盯住最大利潤，看不到全面長遠眼光的生產、社區和政治關懷。他認為，相對于亞洲的儒家傳統國家經濟行為而言，對以英語國家經濟學為尊的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則不能不應下這樣一個結論，即亞洲的“君子”之士，才具有優勢的競爭力與德行；一個“君子”取得企業管理學位，等于學到很多他對面西方的“小人”使用的手段策略而已。

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翟玉忠提出，現代西方貨幣主義是用貨幣調控市場，美國政府甚至使用極端不負責任的印刷美元野蠻掠奪方式。西方文化缺乏陰陽（輕重）互系的思維，缺乏從為國理財整體看問題的角度，而是習慣于線性、局部方式思考，從利益集團角逐出發，把市場調節與政府計劃、商品與貨幣二元對立地思考。他指出，市場要實現均衡，必須有大系統（如國家）要素進行干預，否則市場必會崩潰。他還指出，西方經濟學理論排斥有計劃的市場經濟以及公私相分，政商合作機制；西方經濟學已異化為利益集團工具，經濟學是經世濟民意義上的倒退，更不用說要有中國“圣人養賢以及萬民”（《周易·頤卦·彖辭》的遠大目的。

西北大學現代學院研究員、著名“管仲經濟學”專家李學俊尖銳指出，以發達西方國家為榜樣，私人資本無休止追逐利潤最大化，國家無休止追逐GDP經濟模式，導致了全球秩序陷入全面危機。這是資源有限與需求增長無限的根本不可克服矛盾，它帶來人類毀滅性災難；因此造成全球秩序陷入全面危機的根源正是西方經濟學。他認為，要擺脫人類毀滅性危機，就要充分反思與批判經典經濟學。他深刻闡明，無休止追求利潤，不是不發達，而是不符合自然天下人類關系的道；一個地球不夠用，要四個地球；需遵行的不該是“法無禁止皆可為”，而是“德（道）不禁止才可為”。李學俊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美國管理學家彼得德魯克一句話一針見血地說：“當前的‘經濟學危機’是基本假定、范例、‘體系’的失敗，而不是這個或那個理論的失敗。”

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文教專家、東西方關系中心副主任大衛·巴拓識教授提出，還有比錢更高價值的嗎？還要比黃金更高價值的嗎？在歐洲思想中，黃金作為人品高度純正象征，從啟蒙運動起，特別是從新產生偏見的金融價值體系之后，即漸漸淡出傳統；我們注意到今天儒道思想在中國復興，表示過去與未來作為核心價值的人修養純正品格的思想，重新得到發揚。我們有希望看到當代中國使價值與創造價值本身之間再次平衡。巴拓識指出，當我們對錢財或黃金不再貪婪時，就可以悟到要怎樣將物質價值或金融價值實行“價值轉化”，將它變為象征價值，變為我們所處環境條件下自己人格完善的價值象征。這樣，作為個人覺悟的真正基礎，就在于我們每日的生活活動。還會有比人類本身價值更高的嗎？還有比時間更珍貴、更高的價值而促使我們拋掉“時間就是金錢”的嗎？一旦真正領會這個問題，我們就將永遠不會忘記這個答案！

儒學將會給未來新興世界秩序帶來什么影響？

如果今天人類面對全面危機與困境的根源是經典經濟學及其體制暴露的問題，是哲學意志、文化價值觀、意愿和行為出的問題，是個人主義意識形態統治問題，是“個體為本”、“個人至上”，是別人全輸我通吃的“有限游戲”，那么儒學及中國文化將能發揮什么作用？其理念是否能帶給世界新的變化，是否能成為世界未來新興秩序的文化資源呢？

安樂哲提出，儒學文化理念恰是對個人主義意識形態的文化資源選擇；其根本原因是個人主義基于“個體為本”(primacy of individuality)、“個人至上”價值觀，而儒學是基于“聯系性為本”（primacy of relationality），一種對天地人、自然萬物相系不分、渾然而一的珍重與崇尚。所謂“獨立自主個體”人，不過是個虛構假設，而儒家及中華文化“關系構成”和“過程之中”的“人”，是個無可爭辯事實；“人”總在域境中，總是處于關系的身份。“人生”、“做人”、“成仁”、“修養”、“處世”是“人”概念須臾不離的，也即“人”是做好你在活的過程所有關系的身份角色。什么情況下都須從實在恰當關系出發，而不是從“一己個人”假想出發。這樣的行為，做事，人與人，尤其國與國經濟政治關系，都是“無限游戲”，是是雙贏。是由于這一根本哲學意志，儒學及中華文化將成為新興世界秩序文化資源；這也是說，“以人與人相系不分為本”思想將是改變今天世界重要的文化資源。

李瑞智提出，《論語》有“君子”、“小人”說法，都無法恰當翻譯為英文。這表明西方思想文化面臨著對儒家思想文化及其做事倫理缺乏理解，不懂得這種文化行事及其倫理，怎么會能夠重新造就一次全球秩序。儒家傳統所關懷的問題，是西方學術與思想實踐從未涉及的經驗性、治理性傳統，古代中國經典與文獻記載大量歷史經驗。他認為儒家人生倫理蘊含深厚的整體性、經驗性、周全性、實用性與遠見性，而不是西方式抽象性、理論性及信仰性。西方“倫理”、思想和“策略”，不在于應對直觀經驗與深刻見解，因而對理解儒家思想有障礙性。儒家自近代見到的西方做事“倫理”而得來的經驗，大部分無非是各種強權手段。“君子”與“小人”觀念的反差，是儒家文化亞洲對西方深刻的文明挑戰。所以西方人們要企望經濟運行與政治利益的最佳效果，需要認真學習、理解和掌握儒家思想的做事倫理。

著名新加坡儒商曾繁如先生根據自己經驗總結說，儒家思想文化遺產不僅屬于中國，也屬于人類。它其中很多是講人性的，而人類人性是相似的；“勤儉”兩個字在東亞國家對普通百姓起到培養很好經濟行為的作用。 “仁、義、禮、智、信”幾個重要觀念，對各種人群提倡都有利社會的有序；而且它們適合任何經濟活動范疇。儒家精神是精義的內化，是一種逐漸的圣賢培養過程，人經過多年才培養出第二人性，當然有悟性的人們時間會短。儒家精神一旦內化，會有一種難能的“慎獨”鞏固住它。其實人的獨處，倘若做到基于良知而不放縱，等于對人是最好的戒律。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與宗教中心研究員鐘邦定提出，我們要用文化力量去重構商業道德體系。文化是細微、滲透人靈魂深處的精神滋養，可成為對社會風尚導向的重要力量。儒學思想文化蘊含大智慧，可讓人擔當偉大使命，原因是它深深地蘊含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基因，始終存活在中華民族的血脈里。

儒家與中國文化同世界其他文化的融合潛力

儒學所以可對未來新興世界秩序產生重大影響，關鍵是它潛在的不是西方概念的“統治”（rule）力量，而是一種特有的融合內涵。

澳大利亞邦德大學副校長、社會與設計學院院長拉烏爾·莫特利教授提出，對未來“希望”這一概念，本來與耶穌及上帝不可分，后來演變為各種世俗意義。在西方，“希望”目標往往不確切，造成人意識混亂，“求變”能演變成怪癖；它只是基于假設，其“渾濁”性往往使“希望”引發行為動亂性，因此“希望”與“欲望”難解難分，其實際意義則演變為“不受約束”。而儒家傳統特點是“有序”，是“有序”內化為由己習慣。荀子不贊成未加教養的粗野人性。儒家的“禮”是針對當下此時此刻的實在；“和諧”是基于共同文化行為的適度，是由“禮”增強的意識。儒家倫理無論如何是每日現實運用、重復運用，出現新情況時運用。“禮”可使人學到什么是行為的正當，這樣人才可能有互動，才可能有和而不同，當然也有不盡人意。社會變革及革命，是通過“希望”的力量發生，但也是作為一個延續的社會過程，具有包容、吸收以及表現自己的內在矛盾能力，它是延續意義展現的一個新情景。

邦德大學學者馬克·卡薩卜發表了《從儒家視角看英國脫歐》為題論文，指出英國退出歐盟，帶來金融、政治和種族動蕩，可能還將對英國產生肢解性危害；英國文化是基于征服、殖民主義和工業革命的文化。其現代文化（包括藝術）為大英帝國權力派生產品。中國文化則為儒家治國理政思想文化，其治理含義首先是教育與和合。領袖人物必須是受到良好教育和人品謙和的。他的人民是經過孝與禮儀的教育學到恭敬的，人是在國家與藝術繁榮條件下成長的。20世紀的中國經歷許多欺凌與侵略，而最后企圖用暴力征服中國的人們為中國折服，原因是中國文化的博大深厚。

印度中央邦首府博帕爾“政府莫蒂拉爾科學摩訶維達拉亞”(MVM)大學舒卜拉·特里帕蒂(Shubhra Tripathi)教授發表了“儒學與薄伽梵歌的倫理比較”論文，認為中國與印度之間存在頻繁互訪活動，兩國共享一條繁盛文化的紐帶，都懷有良好促進國家關系愿望；中印思想文化倫理將為兩國互利目的，促進和合的經濟氣氛與緊密國家關系。

邦德大學呂武吉教授提出，孫中山“三民主義”有一個來源是黑格爾歷史哲學“自由意識進步”。他推崇儒家的“內圣外王”思想，即“修、齊、治、平”，但也接受基督教與西方文化很多影響，他頭腦不是單一儒家的影響。

“一多不分”哲學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古代傳統經濟學

比較中西哲學與經濟文化思想學者、北京外國語大學東西方關系中心主任田辰山作了以“一個古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故事”為題論文，言簡意賅地介紹了西北大學現代學院經濟文化專家李學俊對管仲經濟學所做詳盡系統研究得出的杰出成果，并從中西比較哲學高度提出，中國今天的特色社會主義與兩千六百多年春秋齊國管仲的經濟思想之間，有一條“一多不分”哲學的紅線命脈，歷經世代相承，一直延綿不斷貫穿著。所說“一多不分”，是指一切事物無不存在于互為聯系之中，無一物是獨立、單子個體，萬物因相系不分而呈現出渾然而一的狀態；中華哲學文化以此“一多不分”為內核精髓，恰與 “西方上帝”超絕主義與“一切個體至上”的二元對立主義，形成鮮明對照。“一多二元”，是指一切獨立、單子個體之間因為個體性而獨立存在，互無聯系，一旦相遇，則構成非此即彼的對立。

田辰山認為，李學俊研究古代管仲經濟學得出的“‘道政’社會主義”幾個觀念，如“以人為本”，“遵道為政”，人民至上，德治與法治并重，廢私立公，貧富有度，共同富裕，實現人與自己身心和諧，人與人社會和諧，國與國和諧，文明與文明和諧，人與自然和諧，“道統天下”之道政；歸根結底“道政”之“道”，是“一多不分”的“一”，是宇宙萬物因內在聯系而不分；“道政”就是以“道宇宙觀”為基點的“一多不分”治國理政，即所說“總觀宇宙、遵道為政”。李學俊所揭示的管仲“道政”政治經濟學，是管仲輔佐齊桓公，實施國家掌握貨幣主權，掌握土地等資源，建立鹽鐵等國有企業，依法保護公私產權，宏觀調控市場的系列改革措施，它糾正了齊國300年“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克服了經濟危機，抑制了大資本操控市場，繁榮了經濟，消除了“一國二王”現象，成功阻止了資本主義興起。管仲的市場是“富民強國的人間正道”，是一種遠非西方現代自由主義不擇手段追逐“利潤最大化”的市場經濟；其市場的道德準則是“非吾道，雖利不取”。因此應該指出，“市場機制”不會自動實現均衡，均衡是動態、暫時的(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管子·輕重乙》)市場錯配會導致生產過剩與短缺的經濟危機交替出現(“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管子·國蓄》)。

田辰山闡釋，根據李學俊研究，管仲所言“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參與天地”、“合于大道”，其“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為一裹”，以及“大之無外，小之無內”等，無不是“一多不分”思想文化之話語。“一多不分”文化傳統結構的數千年大樹，結不出“一多二元”資本主義果實(無論于概念還是于實在)，這是中華文化根本的原因奧秘；李學俊論述齊國“道政社會主義”之后，敘述了漢朝、唐朝、宋朝和明朝實施的某些“社會主義”政策與實踐，他借用威爾·杜蘭的“漢武帝……實施社會主義……中國至此，達于鼎盛時代”的話說，恰是“社會主義”使漢朝達到中華文明的鼎盛時代，揭示了中國歷史不為人知的另一面。

田辰山感慨指出，“道理很簡單”，作為中華民族頭腦的宇宙觀、認知方法、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都是基于“一多不分”宇宙內在關系的，它無論如何想不出、更無閑心去假想“一多二元”的一神主宰、人與人無人性聯系、充滿沖突的神話故事，因而也做不出脫離人類經驗的行為。如用“一多二元”與“一多不分”對照方法去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故事，倒是與其說中國“社會主義”，甚至說兩千六百多年前中國就有古代的“社會主義”，不如說“社會主義”原本是在“一多不分”哲學內核意義上與中國傳統相近；古代與中國當代“社會主義”，實際是取其名而附其文明精神。

北京大學經濟文化學者翟玉忠發言指出，在如何調節市場問題上，“輕重術”經典《管子》十六篇提出的采用商品和貨幣雙向調節方法，比現代西方貨幣主義的僅用貨幣調控市場顯然先進得多。《管子·國蓄》說“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翟玉忠提出，西方經濟學理論不主張有計劃的市場經濟；而公私有所分，且政商合作——這恰恰是中國古典經濟學“輕重術”的理論核心；經濟學本身經世濟民的原本價值不能褪去，“圣人養賢以及萬民”（《周易·頤卦·彖辭》才是理想。不能對市場進行管理？西周時代就有專門管理市場官員，是極其細致的管理；不許小樹木頭進入市場；春天不準賣鳥，山上樹木只許一個季節、一個時段內砍伐；對產權領域也施行管理：明川大澤，不可私有，為一條重要法典，堅持了三千多年。中國文明為什么可持續發展，與重視同自然系統相連發展是分不開的——經濟與自然平衡，人與人平衡；必須在考慮生態基礎上講究經濟。

中國：“無限游戲”共同體治理與新經濟秩序推行者

管仲經濟學專家李學俊的“道馭資本、資本行道——儒學與建立全球新秩序”論文指出，以人為本的“道馭資本、資本行道”是大道經濟模式與秩序，是以儒家治國理政與中國傳統古典政治經濟學，提供“經世濟民”、“節制、平等、共富的小康社會模式”，超越國家利益至上理念，建立文明共同體天下觀等許多重要的可行思想價值觀與實踐經驗。如果將其引入全球治理，成為全球共識，則必將開啟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希望之路。

國際知名哲學家、社會學家，生于加拿大，原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現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貝淡寧教授閉幕時發表主題發言指出，中國社會治理模式是“賢能”政治與民主政治兩者兼有；西方人傾向的將政治劃分為“好”民主政權與“壞”專制政權二元對立類型，不足以成為衡量中國模式的治理。他說，中國是可適當稱之為的“賢能政治”治理體制，它符合國家規模、政治文化、歷史及國情。約2500年以來，選賢與能的政治理想在中國政治文化中一直至關重要；對于一個人口眾多、資源有限并承擔全球責任的大的政治共同體而言，尤其如此，中國情況就是如此；中國的政治模式基層為民主政治，高層為賢能政治。他還指出，要以中國模式影響世界，最好方式是在國內樹立起足以激勵其他國家的良好模型。

韓國首爾大學郭沂教授提出，丘吉爾曾說民主制度很壞，其他制度更壞，而政治制度比民主好。新政體應建立在創新基礎的西方民主政治與中國傳統精英政治結合上；“德本刑末”值得重視。孔子“內圣外王”需付諸實際，也是孔子所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與“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政治策略則是道家“無為”很重要。

邦德大學尼日利亞裔、研究“中非關系”學者艾辛·諾薩·艾塞特以“儒學在非洲傳播”為題發言提出，中國是非洲最大投資者，85%尼日利亞人說中國好，尼日利亞為第七大人口國家，但是希望孔子學院要講授孔子思想。尼日利亞腐敗現象很嚴重，腐敗原因是殖民主義。在非洲的孔子學院不講孔子，需要改變；中國需用傳統價值，超越國家利益。中國幫助過非洲解放斗爭，之后非洲兄弟把中國抬進聯合國安理會，中國領導人常表達這一非洲兄弟之情，即使如此，就支持非洲從腐敗壓迫下解放。孔子儒學提倡鄰居的繁榮也是你的繁榮，要像愛自己一樣愛你的鄰居。在非洲，中國重要的角色是要把孔子送到非洲，讓那里發生倫理改變，也是提醒人們回歸中國傳統價值。有一天中國要可以說：“孔子在非洲。”

邦德大學東西方文化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系專家詹姆斯·弗格森教授以“包容性儒家關系：當代國際關系模式”為題，指出儒家思想具有造詣深厚的人與人關系理念，基于核心思想的“仁”和對“禮、和、恕”及“五倫”社會實踐。弗格森認為，中國歷史上奉行的國際關系思想與各種各樣關系模式，包括朝貢制度，無不顯示“天下”觀念的包容性；國家將“天下”的大范圍容在其中，彰顯“華夏文化”的感召與安天下力量。當代中國外交政策倡導“和諧、合作”、“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國家共治、區域共治”以及“建設命運共同體”；這些說法似乎是沒有細節的原則，但當將它與“中”（中庸）觀念相結合去積極理解之時，在具體國與國關系中卻創造性、積極效果關系在運作。這種思想路線為政府與政府，機構與機構，人員與人員之間互利尊重關系發展開拓思路；雖然實力很不相稱、文化差異甚大，就像中國與所有中亞小國之間發展關系那樣。結合中國哲學深厚的相系思想，很容易使人意識到現代外交政策在概念性國家關系學理分析中被遺漏的東西；新現實主義者不講國家之間友誼。儒家文化對國家關系上，尤其注重對不對稱國家的關系必須給予特殊關懷，想方設法避免非意識性的傷害或不平等姿態。中國對待亞洲、非洲與東歐，如朝鮮、蒙古、也門、尼泊爾、阿富汗、幾內亞、加納、坦桑尼亞、吉爾吉斯、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國，使用的友誼理念遠高于對待與西方國家關系。

儒學大家安樂哲教授從中西比較哲學高度呼吁： “不要留戀個人主義意識形態‘有限游戲’，人類要解決當今面臨的危機困境，儒家傳統‘以天地人密切不分關系為本’的‘無限游戲’是一個文化資源選擇。什么是“有限游戲”？什么是“無限游戲”？安樂哲說，美國哲學家詹姆斯·卡斯提出，“游戲”為廣義上對人類經驗的類比。“有限游戲”是將人視為單獨個體，以一套有限規則，在有限時間內產生一個贏家、一個輸家。“有限游戲”開始與結束為限定的，只在角逐取勝。當下到處蔓延個人主義意識形態與“自由價值”， “有限游戲”為流行思維。個人、公司、國家間交往行為，大多數是“有限游戲”活動模式，本質為競爭。體育、貿易、教育、外交等等莫不如此。而“無限游戲”不同，沒有開始與結束，它在于加強關系，而非角逐。簡單說，這種“游戲”通過呵護人與人關系行為，享受人情氛圍和愉悅。家庭成員之間關系，是“無限游戲”最佳范例。母親無可非議是享受與兒女親密關系的，無論什么情況，都與兒女攜手共赴。“無限游戲”是命運與共、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也即總是雙贏或雙輸的。

邦德大學社會與設計學院國際關系專家羅西塔·德利奧教授發表“走向雙贏：一個儒家地緣政治學轉折”為題論文，她指出，儒家這個轉折關鍵是要不要一個單一主宰力量，是否還奉行“統治”、“主宰”世界命運的霸主觀，是否繼續信奉“我們”與“他們”、“朋友”與“怨敵”二分思路的老套子；還是換一個“命運共同”、“雙贏”新思路。這是中國崛起及其儒家文化基因開始發揮作用的地方，這是一個在世界舞臺崛起形象的大國角色。舞臺燈光聚焦之點則是橫跨非洲、印度、歐亞貿易世界與五彩紛呈文明的“絲綢之路、絲綢之帶”。這是嶄新、儒家風格的地緣政治思想，一個沿絲綢之路發展的計劃。“一帶一路”的從亞洲、非洲、中東到歐亞內地、大洋群島，是致力發展和跨區域合作，不是經典地緣政治的圖謀主宰與競爭領土目的。

德利奧教授分析說，1）中國承諾到2025年向全球投資一萬億元；2）參與者包括兩家多邊發展銀行（金磚國家新發銀行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3）2010年起中國每年發放發展將比世界銀行還要多的貸款。中國儒家的地緣政治理念是“發展”等于“安全”，作為操作理念則是：1）人己相互修養；2）環境關懷與人類行為對稱；3）具有文化意義的經濟收益。出自這一“地緣政治”的“安全”，是符合邏輯的儒家意識世界秩序，盡管它實際是非線性狀況的極其復雜系統。習近平主席將發展亞洲內外“雙贏”關系理念同“命運共同體”思想聯系在一起。

中國舉措是“有限游戲”還是“無限游戲”？德利奧提出，在兩方面看不可能是“有限游戲”而只能是“無限游戲”；一個是生態方面，一個是社會關懷，這兩方面密不可分；亞投行將把支持治理、義務、金融、采購、環境和基礎設施強有力政策列為工作計劃。另外中國共產黨的支持“生態文明化”項目，將其作為中國總體發展的重要愿景，這樣中國可平衡未來數十年的需求。這也是適用“一路一帶”“命運共同體”的精神。她指出，這是儒家思想“天人合一”思想的協調性同宇宙觀一致性，反映對環境、人類力量以及從家庭到宇宙不分關系輻射擴展的深刻關懷。不過新穎的絲綢之路項目尚仍處于籌劃形成之中，也說不定會因為有“小人”利益驅動的運作而被“綁架”，或者也會由于缺少充分了解情況而做出計劃以及突如其來情況而有挫折。然而失敗也將是成功之母。其實這也正說明，為什么一個充滿復雜互相依存關系的全球化世界，是多么需要儒家的“無限游戲”地緣政治，來一個峰回路轉的理由。

“一帶一路”：“一多不分”人類共同體合作共贏的偉大嘗試

邦德大學正在做“孔子、經濟學、理論與實踐差距”課題研究的辛迪·米娜諾娃·芭妮婭柯介紹她對儒家經濟思想及其向“儒家銀行”和“儒家發展”付諸實施的理論與實踐差距。她認為，儒家文化及其道德經濟思想將“仁”觀念引進市場；中國改革的迅速穩定經濟增長似乎是由于取消了中央政策管理。但究竟中國經濟增長的原因是什么？一種觀點說，“儒家資本主義”源自教育、家庭重要、勤奮、紀律和強有力政府發揮積極的作用。另一種觀點是，儒家文化不是經濟增長原因，而是與經濟發展相悖的，因為孟子曾說“為富不仁”；另有觀點說，儒家文化講關系必將導致腐敗與誠信缺失。這些觀點都未給出對儒家思想與經濟行為之間是什么關系的恰當回答。她提出，其實這個回答，需要超越這一問題本身，應去考察什么才是實施儒家經濟理念做法。在“經濟人”（個人利益至上）的世界，儒家思想能起什么作用？孔子與站在面前的亞當斯密能交朋友嗎？儒家哲學的個人不是簡單地嵌在決定他利益的社會關系中，而是在想要什么關系及如何處理關系上是主動的；關系是營利活動與投資社會資本必要的條件，它還被情感、人情、面子及名聲催化；這樣，不道德的經濟行為發生總表現為不守信，不誠實、虛有禮數。

芭妮婭柯指出，其實儒家思想因為人們的讀法和做法是不一的，所以既可是毒藥也可是良藥。在中國現行作法上，我們已能看到的，是“儒家發展”與“儒家銀行業”這樣經濟的出現。中國這兩方面的運作，都是在屬于自己的關系網中，都表現著誠信：“互擔義務、擔保和相互理解”。“儒家發展”與互相尊重、雙贏原則，充分體現在“一帶一路”這樣大型發展項目運行上。秉承“平天下”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注重政策針對性及人民對人民的紐帶關系，明顯反映儒家價值與思想潛在力。芭妮婭柯積極評價中國的國際銀行業及在對外援助方面的儒家精神，如廢除負債過重國家貸款債務，可理解為是履行儒家的為人之“忠”、推己及人及與對待不發達地區的“仁義”精神，恰如孟子說：“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芭妮婭柯提出儒家仁義精神還表現在：重視可持續性經濟發展，實施于亞洲投資基礎設施及其他生產部門，創造財富也改善基礎設施連通性；促進區域合作與伙伴關系，解決發展遇到挑戰與其他多邊及雙邊發展機構緊密協作；重視知識導向銀行業與基礎設施發展；除了提供公益，為更大善舉，大規模銀行業項目將需要中國犧牲自己國家利益，并同時不過分使用它在機構中所掌握的權力；“儒家發展”根本是嵌入文化機制與社會關系的經濟活動，必須避免的最大威脅是浪費、腐敗、疑心、沖突與零和游戲。

青島大學學者李珺發表“‘一多不分’的‘一帶一路’經濟智慧”論文，指出“一帶一路”經濟戰略滲透著中國“一多不分”哲學的智慧。歷史研究的結果表明，古代絲綢之路為促進沿線各國繁榮發展的重要紐帶，反映東西方交流合作、互利互惠精神，成為世界歷史和經濟發展重要文化遺產。習近平主席2013年9月7日訪問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演講首次倡議：要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以點帶面、從線到片、逐步形成區域大合作。習主席同年10月3日又在印度尼西亞國會發表演講，首次提出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講到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促進本地區互聯互通與經濟一體化進程，向包括東盟國家在內本地區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支持。

李珺指出，“一帶一路”合作方式是中國“一多不分”哲學思想體現；著名比較中西哲學家安樂哲教授曾指出，“一”是自然、宇宙、萬物、社會、人類不可割裂的互相聯系，是“渾然而一”；“多”則是互相聯系、渾然一體眾生、萬物充滿特殊性的多樣、多狀態，“君子和而不同”就是“一多不分”狀態。這一”一帶一路”體現的哲學思想亮點就是“合作”：合作而不是對抗，共贏而不是零和，是共商、共建、共享、開放包容，而不是封閉，是沿線國家合唱而不是中國一家獨奏。另外，它也不是去替代現有地區合作機制與倡議，而是在已有基礎上推動沿線國家發展戰略相互對接和優勢互補。

李珺指出有觀點將“一帶一路”比作“馬歇爾計劃”的不恰當性。為什么“一帶一路”不是“新馬歇爾計劃”？首先，“一帶一路”根本屬性是共同發展，主要特征為開放性、包容性，它繼承古絲綢之路的和平友好、開放包容精神，不搞排他性制度設計、不針對第三方、不經營勢力范圍，任何有合作意愿沿線國家都歡迎參與，為完全開放合作倡議。而“馬歇爾計劃”是二次大戰后的美國西歐援助計劃，實際為一項國際政治戰略，具有明顯排他性；其意圖是用對歐援助附加條件達到對歐洲經濟和政治雙重控制，從而遏制蘇聯影響，鞏固美國霸主地位。“馬歇爾計劃”條件為單個國家不能享受援助，西歐各國需共同捆綁置于美國影響之下，并要求受援國設立對應基金，基金使用需獲得“馬歇爾計劃機構”批準；美國以此手段剝奪受援國自主決定經濟政策的權利。

李珺強調， “一帶一路”建設與歷來美國所主導協議及合作方式有本質不同，其差異即是源自“一多不分”與“一多二元”兩種不同哲學理念及意識形態，“一多不分”的體現就在于“無限游戲”的追求共贏；“一多二元”則是“有限游戲”或“零和游戲”，是實現自己贏，別人輸。“一帶一路”遵循平等、互利共贏原則，反映中國一貫相互尊重和互不干涉內政的根本外交原則。它在“一帶一路”各項合作的體現，就是中國政府采用的不附加不平等條件的援助模式和平等協商基礎的互利合作，同參與國國內發展計劃進行對接，促進共同發展。“一帶一路”反映了人類“一多不分”的命運共同體精神，它是以“無限游戲”尋求合作共贏的偉大嘗試。

北京外國語大學副校長孫有中作會議開幕式致辭，對這一高規格研討會的召開表示熱烈祝賀。他指出，為避免世界進入一個全球性戰國時代，當今正在呼喚孔子儒學，呼喚一個構建和平發展秩序的大手筆。北外科研處張朝意處長也出席開幕式并致辭。北京外國語大學閆國華副校長在會議圓滿閉幕之際，與國際合作處柯靜處長陪同，親切會見了澳大利亞邦德大學副校長拉烏爾·莫特里一行以及向國際研討會資助的著名新加坡儒商曾繁如先生。

國際儒學聯合會秘書長牛喜平先生出席了會議部分研討場合并在結束學術會時發表熱情洋溢閉幕致辭。他指出“儒學、治理和新興經濟秩序”，尤其是經濟發展與儒學的關系，是今天很重要、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國際儒聯已將推動這一研究列入工作計劃，北外和邦德大學兩個“東西方”中心聯合召開這個會取得了有價值的成果，發揮了示范作用。

（北京外國語大學東西方關系中心供稿 2016/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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