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2016年9月9日是毛澤東主席逝世40周年紀念日，為此，筆者特撰文《走向法家——毛澤東晚年思想巨變》一篇，以表達對一代偉人的懷念之情——斯人逝矣，斯魂永駐!

　　1974年，經歷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與挫折，在毛澤東主席人生經驗，政治智慧和哲學思想達到頂峰時，這位偉大的革命者發動了“評法批儒”運動——毛澤東注意到了中國文化的本質問題!然而，這個問題直到今天也沒有解決。

　　筆者認為，文化大革命的失敗對毛澤東走向法家起了決定性作用 ——毛澤東要在中華法家政治文化的沃土上建立不變質的社會主義制度——盡管歷史并沒有給這位老戰士足夠多的時間實踐法家思想……

　　正文：毛澤東晚年，特別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后的思想是他生命智慧的總結，其寶貴之處是不言而喻的。在毛澤東逝世四十年后的今天，我們有必要、也有可能沖破歷史的層層迷霧，對這一時期毛澤東思想的巨變作一個細致地剖析。

　　這位偉大的政治家，面對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事件的巨大打擊(無論在精神上還是在肉體上都是這樣)，義無反顧地回歸法家——文化大革命的失敗對毛澤東走向法家治國理念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毛澤東并非始終“批孔”

　　任何人的思想都是他所處時代的產物，毛主席也不例外。上個世紀初西學漸進，儒家治國理念遭到了秦漢以后前所未有的沖擊，但少年時代就浸潤四書五經中的毛澤東不可能不受儒家思想的影響。直到1958年，毛澤東還在大加稱贊賈誼的儒家治國理念，并將賈誼的文章推薦給自己的秘書田家英、陳伯達、胡喬木等人。他在1958年4月27日致田家英的信中寫道：“如有時間，可一讀班固的《賈誼傳》，可略去《吊屈》、《鳥》二賦不閱。賈誼文章大半丟失，只存見于《史記》的二賦二文，班書略去其《過秦論》，存二賦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賈誼于南放歸來著此，除論太子一節近于迂腐外，全文切中當時事理，有一種頗好的氣氛，值得一看。如伯達、喬木有興趣，可給一閱。” 在批注《舊唐書·朱敬則傳》時，毛澤東引用了賈誼《過秦論》的論點：“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賈誼是短命的，但他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極其重要。在賈誼的筆下，中華原文明的峰巔大秦帝國蛻化成為“暴政”的代名詞。賈誼思想兼采儒、法，主張仁義與法治并用，而歸結于儒家的六經和德政，所謂“先禮后法”。在賈誼所著的《新書》中，他指出：“《書》、《詩》、《易》、《春秋》、《禮》五者之道備，則合于德矣，合則欣然大樂矣。”(《新書·道德說》)

　　有人讀了毛澤東19歲時寫的《商鞅徙木立信論》，就認為他早年傾向法家思想，這是一種誤解。盡管在文章中毛澤東稱“法令者，代謀幸福之具也”，并夸商鞅為“求其利國福民偉大之政治家”，但文章立意卻復歸到儒家思想，認為商鞅的“徙木立信”只是“非常”政治手段，“國民之愚”才是“國幾蹈于淪亡之慘境”的原因。

　　有論者指出，毛澤東當時深受梁啟超《新民論》的影響(他在陜北的窯洞里曾對斯諾承認這一點)，認為必先塑新國民，方有新國家。就是在這一邏輯的指引下，1915年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范發起組織了新民學會，1966年又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其目的都是造新人，建立新社會。1958年他甚至以無比樂觀有筆調寫出了：“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七律二首·送瘟神》)，這首詩被發表在當年十月三日的《人民日報》上。

　　那么造就“新民”的途徑是什么，主要是儒家主張的教化。“圣人治吏不治民”，但宋以后儒家更重事倍功半的“治民”。梁啟超后來成為孔教運動的吹鼓手，1913年8月15日，他連同陳煥章等人上書參、眾兩議院，請于憲法中明定孔教為國教;毛澤東則發起了一次又一次群眾性的教育、改造(革命)運動——與禮教的“溫良恭儉讓”不同，脫離法制軌道的群眾運動充滿盲目性和破壞性，這導致文化大革命的慘痛失敗。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1966年底，中央文革小組決定造孔夫子的反，本來是要保護“清理”山東曲阜孔廟文物的，開始考古學家也參與了。但在后來，大量孔廟珍貴文物還是被當地的造反派給砸了——大量事實證明，即使中央文革小組也無力控制無政府主義的群眾運動。

　　1966年孔廟“考古”唯一的結果似乎是：孔子墓只是黃土堆，里面什么也沒有。

　　無人知道孔子埋骨何處!

　　義無反顧地走向法家

　　毛澤東在自傳里曾經回憶說，他從七、八歲起，就開始讀《四書》，他還說：“我熟讀經書，但我不歡喜那些東西。我所歡喜讀的是中國古時的傳奇小說，尤其是關于造反的故事。在我年輕時，我不顧教師的告誡，讀了《岳飛傳》(《精忠傳》)、《水滸傳》、《反唐》(《隋唐》)、《三國》和《西游記》等書。而教師則深惡這些不正經的書，說它們害人……我想我也許深受這些書的影響，因為我在那種易受感動的年齡時讀它們。”不難發現，毛澤東早年讀的書的確包含著強烈反抗舊制度的因素，但這些書根本不可能使他脫開儒家獨尊的思想體系，事實上正是通過這些書儒家理念得以在底層民眾中普及。

　　如前面所述，毛澤東在1958年還表達了對批判秦政的賈誼的重視。那么是什么力量使毛澤東脫儒入法的呢?

　　筆者認為是“九·一三”事件，這一事件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破產。反對新興腐敗官僚階層的失敗使毛澤東思想發生了本質變化，盡管他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就對秦始皇個人的認識發生轉變，但他治國理念的變化卻在林彪墜機后。由于當時許多重要法家文獻或沒有出土或塵封于歷史中(不過毛澤東1974年要求看剛剛在長沙出土的齊法家經典《黃帝四經》，為此考古人員不得不夜以繼日地工作以便把這本書盡快整理出來，后來毛澤東還夸考古工作者“干了一件大好事”。)，毛澤東可能沒有明確意識到法家實際上是華夏政治文明的主體，肅清腐敗官僚集團的工具，也不會完全理解法家功勛制和全民監督的意義。但熟悉歷史的他至少感受到了法家的力量，感到了自己滿腔革命熱血拍打華夏民族古老靈魂海岸的濤聲……

　　——毛澤東要在中華法家政治文化的沃土上建立不變質的社會主義制度!

　　1973年8月5日，毛澤東在給江青讀了《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一詩后(詩的全文是“勸君少罵秦始皇， 焚坑事業要商量。 祖龍魂死秦猶在， 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 莫從子厚返文王。”)，對江青說，歷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會前期有建樹的，都是法家。這些人都主張法治，犯了法就殺頭，主張厚今薄古。同年的9月23日，毛澤東會見埃及副總統沙菲時提到秦國的吏治。他說：“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罵我是秦始皇。中國歷來分兩派，一派講秦始皇好，一派講秦始皇壞。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因為秦始皇第一個統一中國，統一文字，不搞國中有國，而用集權制，由中央政府派人管理各地，幾年一換，不用世襲制度。”從這些談話中我們能看到，經歷多次黨內激烈宗派斗爭的毛澤東顯然是看到了法家中央集權，一斷于法、消除(世襲)官僚的重要意義。

　　應該說毛澤東思想從儒家轉向法家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只是在“九·一三”事件后發生了質變。在1958年大夸賈誼的同時，也為秦始皇、曹操、甚至商紂王這些歷史人物評了反，但當時他只是將秦始皇比作“集中制”，還說“要馬克思與秦始皇結合起來，民主與集中結合起來”。

　　從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期開始，毛澤東對儒法的認識顯然深化了。1964年前后他多次談到孔子和秦始皇，認為孔子有好的地方也有不是很好的地方，秦始皇比孔夫子偉大得多。孔夫子是講空話的，秦始皇是第一個把中國統一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統一，而且還統一了文字、制度，有些制度一直沿用下來。

　　孤獨的法家

　　1971年林彪墜機事件迫使毛澤東深刻反思。就是從那時起，他再度將反儒的思想巨人魯迅稱為“中國的第一個圣人”，并稱“中國第一個圣人不是孔夫子”。1971年11月20日，林彪墜機僅兩個多月后，毛澤東在參加一個座談會時指出：“我勸同志們看看魯迅的雜文(其中有些是入木三分的反儒文章——筆者注)，魯迅是中國的第一個圣人，中國第一個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是賢人，是圣人的學生。”而1937年10月19日毛澤東在《論魯迅》的講話中卻說：“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圣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圣人。”請注意這些評價微妙的思想變化，晚年毛澤東不再將反儒的魯迅與孔子并稱為偉大的“圣人”。

　　此后，毛澤東徹底脫離了儒家治國理念，走向法家，一直到去世。

　　1973年8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批發的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楊榮國的文章《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1973年9月4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動思想》一文在《北京日報》發表。同年9 月15日，上海的《學習與批判》在創刊號上發表了《論尊儒反法》一文。

　　1974年1月1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志發表社論《元旦獻詞》，社論說：“批林，批判林彪路線的極右實質，就是批判修正主義。我們要充分利用林彪這個反面教員，向廣大干部和群眾進行反修防修的教育。”“要繼續開展對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在批判中建設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隊伍。中外反動派和歷次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個組成部分。”社論明確提出繼續批判“尊孔反法”， 批判“修正主義。”

　　1975年8月，上海復旦大學教授劉大杰給毛澤東寫信，談到他的文學史修改工作時說，現在報刊上對韓愈全部否定，他認為韓愈以道統自居，鼓吹天命，固然要加以批判，但細讀他的文章，能看到韓愈頌揚管仲、商鞅的功業，與儒家思想不合，傾向于法家，應給韓愈在文學史上一定地位。在逝世七個月前，1976年2月毛澤東寫信答復說：“我同意你對韓愈的意見，一分為二為宜。”毛澤東對韓愈的部分肯定實際上是對法家思想的肯定——這是他致友人的最后一封信!

　　1974年正式開始的“批林批孔”運動不是毛澤東頑固堅持自己錯誤的絕望搏斗，它實際上是一個人的思想自我革命，同時注定是一場流產的社會運動，此時毛澤東的是孤獨的。這年8月20日，毛澤東在同李先念談話時說：“現在是要團結、穩定。批林批孔聯在一塊，我看許多人對孔夫子不大懂呢!”據張玉鳳的記錄，對于1974年1月24日，江青在首都體育館召開的在京軍隊單位和中央直屬機關、中央國家機關批林批孔大會，毛澤東十分不滿，要錄音材料不要下發;1975年5月毛澤東對江青操縱的批林批孔運動大為惱火，“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門。”

　　晚年毛澤東沒有在《枯樹賦》的悲吟中失落，也沒有在《念奴嬌·登多景樓》的痛哭中沉淪，這位老戰士找到了新的方向——盡管歷史留給他的時間已經不多——直到今天我們讀毛澤東1974年填的這首《訴衷情》還能體驗到一種生命的不朽與悲壯：

　　父母忠貞為國酬

　　何曾怕斷頭

　　如今天下紅遍

　　江山靠誰守

　　業未竟

　　身軀倦

　　鬢已秋

　　你我之輩

　　忍將夙愿付東流

　　毛澤東主席離開我們已經四十年了。四十年來，世人對他晚年最成熟，也最寶貴的思想有太多錯誤的批判，狹隘的理解和冷淡的掃視。是我們看清歷史方向，堅定走向未來的時候了!站在二十一世紀的曙光中，我們看見一位巨人，一位承載著中華文明復興夢想的巨人，他為我們打開了中華原文明的大門——“極心無二慮，盡公不顧私”的道法思想!

　　——在這座大門后面，是中國和人類文明的新大陸!!

　　注釋：

　　文中解放后的毛主席講話內容多源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該書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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