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略論孔子及古代儒學的演變　　

何新博客 按：此文原是何新2005年的一次講學談話，被當時的與聞者記錄后發到網上（原題《簡論古代儒學思潮的演變史》）。這里發表的這篇，已經過　何新　先生本人整理，所論應以此為準。　　

1.真實的孔子是兩重人格的孔子　　

漢代學術中極其重要的一大問題，就是所謂今文及古文經學的分歧和斗爭問題。這個問題過去錢穆論過（《兩漢今古學評議》），周予同、金德建也研究過，但難以講清，后人多以為只是由于文字字體記錄經典發生歧義、分歧而導致的學派門戶之爭。殊不知，這場紛擾兩漢數百年的思想斗爭，其背后實質是重大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斗爭。　　

孔子一生生涯，應當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流亡歸魯之前的孔子，那是一個從事政治活動的孔子，是作為政治活動家的孔子——試圖用思想和學術去改良社會的孔子。　　

孔子的學團，與其說是一個學術團體，不如說是一個政治活動的團體，是一個政黨——“儒黨”（古代即有這樣的叫法），所以孔子的團隊在當時的一些小國家被認為在政治上是有威脅性的；而在另一些國家，又被歡迎而引做奧援。晚年控制魯國的季氏之所以邀請孔子歸魯，其實也是因為魯國屢遭強國入侵，不得不借助孔子及其弟子的力量以御敵保魯——這同時也是孔子攜眾弟子歸魯的原因。　　

孔子一生尚武。他本身不僅精于射道和駕車，膂力和足力過于常人，而且精于技擊，經常長劍在身。孔門弟子中包含三教九流，不僅有武士（子路），有俠盜（顏涿聚），也有辯士（子羽）和商人（子貢），還出了戰將（如冉有）。孔子本身也是知兵的，不僅親臨戰場實際指揮過作戰（武子臺平叛之戰），而且能夠克敵制勝。其身后隔代的弟子中還出了吳起這樣的千古名將（子夏的弟子）。其實，得孔子之傳的《左傳》一書（作者左氏或曰為孔門弟子左丘明，或曰為子夏或吳起），此書多處論及兵道，不僅是一部歷史和政治之書，也是一部頗有價值的兵書。有一種說法認為孫武、墨子也都出自孔門——而《孫子兵法》中確有儒家思想影響。孔子流亡衛國時，　衛　君（靈公）及執政的孔文子曾屢次向孔子問陣問兵，但孔子諱而不言。原因是衛國內政亂得一塌糊涂，實在無意去蹚渾水，所以孔子遂被疏遠。　　

但是，孔子不僅在魯國親自發動過一場轟轟烈烈的政治改革（削三桓、墮三都），早年在齊國還曾參與田氏的改革活動，并因此得罪齊國權門貴族如晏嬰等而被驅逐出境。孔子在流亡周游列國時，與當時的庶族改革家如楚國的白公、晉國的趙簡子都有交往。作為一個出身本末實際來歷不明、譜系有攀附貴裔之嫌的“庶子”（即豎子，是當時的罵人話），對周代的制度是不滿意的，是希望變革的。孔子絕不是一個守舊的保守主義者，而是一個主張革新政治的改革者。　　

晚清今文學派大師康有為曾著《孔子改制考》一書，論孔子為變法改革的大政治家，其實是極有見地的！　　

但是孔子的政治改革事業并未成功。所以經歷14年的流亡歸魯后，晚年孔子吸取了當年因觸怒于三桓貴族而遭驅逐的教訓。歸魯后的孔子圓滑了，他很少再干預和過問政治，而潛心于學術，研究禮學和古今制度之沿革，整理和傳述古代經典。晚年的孔子才是一個退隱書齋作為學者的孔子。　　

故早年、中年的孔子，是主張尚賢、選舉、“革命”（這個詞的發明者正是儒家）之道的改革家孔子；而晚年歸魯后的孔子，才是體行“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的醇儒孔子。必須了解歷史上真正的孔子是具有以上雙重人格的孔子，才可以理解后來發生的儒學兩大派別的激烈分化、糾葛和斗爭。　　

2.儒分為八，大流歸三　　

孔子死后，據《韓非子》云，“儒分為八”——“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以上儒門八派中，后來多數之學說湮滅不傳，唯有三派影響后世較為深遠。　　

一派是子思及孟氏（孟子）之學，此二人實際同出于曾參門下，故后人稱之為“曾、思、孟”學派。此派主要繼承的是孔子晚期的禮學、經典學、辭章學以及修身齊家之學，屬于儒門的人格主義一派。此派與漢代的古文學派有較多關系，但其大興而被尊為儒學主流則在南宋、及明清時代。今人所知的儒學，其實主要是此派。　　

八派中的顏氏之儒，即顏淵一派。此派似亦失傳，但莊子之學與顏淵之學貌似有關。不僅顏（嚴）、莊兩姓文字可互通，而且顏淵的避世、苦行、犬儒主義，與莊子思想也多所相通。故有人認為《莊子》一書實即為顏學后人吸納老子思想，兼容儒道而成。此可備一說。　　

但是，儒門八派中對戰國以至秦漢影響至大的，實際則是“孫氏”之學。孫氏者，即孫卿，亦即荀卿、荀子也。（荀子，約公元前313－前238，名況，字卿，因避西漢宣帝劉詢音諱，因“荀”與“孫”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稱孫卿。）荀子乃趙人，其學之源據西漢人所述譜系，是源出自子夏一門。　　

子夏（前507-？）姓卜，名商，字子夏，其先世當為卜人，其出身微賤，家業貧寒，是晚年孔子在衛國所收的弟子。漢代有“子夏傳經”的說法，實際漢代所傳的多部儒學經典如《易經》、《詩經》、《春秋經》及《尚書》學，多是傳承來自于子夏的。　　

孔子政治思想的來源，于上古為伊尹、仲虺（古老子）、周公；于當世（春秋）則為管仲與子產，孔子禮學思想之源在子產（見《左傳》子產論禮，子產曾為孔子師），而法治思想則承自管仲。孔子學術中本來就兼含儒家之禮學與法家之政治學。故孔子治魯，其任中都宰時，是立制度用禮學；而任大司寇時斬少正卯，任代國相時謀削三桓、墮三都，則是用法治國。　　

孔子的政治思想的傳述多在《尚書》諸篇中，實際也是戰國及秦漢法家思想之源。例如西漢文景時代著名的兩大政治家賈誼及晁錯，其政治思想都是學自于濟南人伏勝的“尚書之學”。　　

子夏之學援儒入法，其弟子以魏文侯魏斯、李悝、商鞅、吳起、以及隔代的荀子、韓非、李斯最為知名。這幾位都是戰國最著名的法家政治家，他們都是出自子夏或子夏弟子的門下。這一派援儒入法、“外儒內法”之學，是“治國平天下”的大學術，也是戰國時代直接與政治接軌的顯學。　　

然而文革時代，江青一派批儒揚法，在當時的歷史學家中竟無一人指出戰國法家實際其源流皆出自孔子，以至包括馮友蘭這樣的大家，也都跟著亂批一氣，實在是不讀書或者讀書誤，夠荒唐也。臺灣錢穆三十年代寫的《先秦諸子年表》中，對儒法相交的這一譜系已有所注意，但可惜其考索亦未深入。　　

3.子夏一派學術在西漢發展為今文儒學　　

秦漢之際子夏、荀學一脈的傳人為公羊氏父子，故稱“公羊學”。公羊父子則是后來伏勝、魯申公、晁錯、王臧、趙琯、田蚡、董仲舒、公孫弘的師祖。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所尊崇的儒學并不是曾子、子思、孟子一派的禮學、修身及人格主義學說——此派若以地域言之，則為魯派儒學。漢武帝所尊禮的是為政治服務的“國家主義”儒學，“外儒內法”的儒學。此派學術則來自子夏、荀子、公羊高一派的魏趙（三晉故地）儒學（子夏晚年曾講學于衛之西河），以及伏勝、賈誼、晁錯、董仲舒一派的齊派儒學。齊派儒學傳于稷下，蓋荀子曾為稷下學宮之祭酒（主席），故齊學實也來自魏趙即子夏門下。因伏勝、申公所傳儒學著作都是根據記憶和口述，而用當時通行的隸書文字所記錄書寫，因此稱“今文儒學”。　　

漢武帝一朝是一個制度大變革的時代，政治斗爭極為激烈，意識形態斗爭也非常之激烈。漢初曾居主流的黃老學派，漢武帝即位后徹底罷黜而邊緣化了。反對漢武帝改制與變法的劉姓貴族們在淮南王劉安謀叛案發被殺后，不得不放棄以“不尚賢、使民不爭“以及以”無為之治”的道家思想（這一派思想主要集中在劉安的《淮南子》書中）來對抗劉徹；而不得不“打起紅旗反紅旗”，另外找一面也號稱“儒學”的旗幟，陽奉陰違。這就是所謂“古文儒學”。　　

反對漢武帝政策的劉姓貴族親王們（如魯恭王劉余、河間獻王劉德等）乃在其封國的領地上積極扶持一種標榜弘揚周禮和周公之道，其實是主張復古思想的“古文儒學”。所謂“古文”學派就在此時興起。古文學派宣稱，他們找到了秦始皇時代焚書坑儒時被學者暗藏在墻壁里的古經書。這些經文都用上古蝌蚪文（甲骨文、金文、篆文等）所書寫，一般人讀不懂，只有他們的專家才能讀懂和解釋。他們說，這些古經不僅比朝廷所奉行的今文經典更準確，而且其中涵有諸多的微言大義和致太平的道理，是周公和孔子的真正學說，因此應當以這些古文經典作為治理天下的大法，而廢棄那些旁門左道的今文經書。　　

4.今文經學主變革古文經學主復古　　

如果簡括言之，除了書寫文字的不同，今文經義與古文經義的區別最主要的一點是：古文派鼓吹周公以及古周禮的嚴格宗法制度和分封（封建）制度。也就是說，古文派主張效法古制，以古非今——回到周公去！因此正是古文經學一派把孔子涂抹成一個保守尊周、主張恢復周禮的守舊式人物。例如孔子的《論語》是本來孔子教誨弟子的語錄，西漢初葉有多種傳本，今文學派有子夏的傳本，古文學派則有曾參等的傳本，但后來傳下來的卻只有一個以古文派思想為主體的傳本，這就是今傳的《論語》。我們在書中通過孔子的那些只言片語所看到的，基本是一個守舊頑固、注重道德倫理學的孔子，這也正是古文學派所需要的孔子。　　

當時的劉氏貴族多數反對漢武帝大破大立的變古改革政策，反對漢武帝實施的削弱貴族諸侯的“削藩”、尊王攘夷、打擊匈奴、開疆拓土的大一統政策；董仲舒、公孫弘等以儒家的今文學術為漢武帝的這些政策提供意識形態支持和辯護——由此而發生了今文一派與古文一派極為激烈的論爭。大體而言之，古文經學有貴族主義的傾向，是一脈保守主義的學說；而今文經學則主張應世變法，是主張與時俱進的實用主義學說。　　

古文學派實際也貶低孔子、子夏以及荀子。他們用《周禮》中的“親親”思想與“別嫡庶”的制度，來反對漢武帝實施的選賢能、立考試、破格用人的新制度。漢武帝是讓庶民參加考試選拔文官制度的開創者，他將衛青由一個騎奴提拔為大司馬（國防部長）、大將軍。而名將李廣，世代將門，是貴族武士家族出身，卻因斬首破敵數字不夠，始終未得封侯。劉徹不拘一格選用大批有才能的庶民擔任文官，貶抑宗親貴族世襲的舊制度。這也是今文學、古文學在當時的最大政治分歧之一。　　

所以漢武帝獨尊儒術，所尊的并不是愈古愈好的古儒之道，而是現實需要的子夏、荀子一派鼓吹大一統、尊王攘夷的“儒表法里”之道。今文儒學為削弱諸侯、加強帝權、攻擊匈奴提供理論根據，是一種古為今用的新派儒學。　　

當時對武帝這些政策不滿意的一些諸侯王如河間王劉德等，不管真真假假收集了一大批古書進獻朝廷，要求漢武帝效法。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書就是主張實行分封制的《周禮》。劉德的意思無非是：你劉徹不是依托于孔子經義而變法嗎？好，我就獻給你比孔子更有圣人資格的周公的古書，《周禮》這書里講封建、講宗法，看你尊不尊啊？劉德是劉徹的異母兄弟，也是曾經與劉徹競爭帝位失敗自殺的廢棄太子劉榮的親弟弟（皆為景帝“栗”妃即“麗”妃之子），劉徹很難再殺他，否則會有滅親之惡名，會得罪一大批宗室王爺們。劉徹一時奈何他不得，但這種做法也把劉徹氣得不行，于是他訓導劉德說：“很好啊，原來你是要學周公、文王之道！好，你好好努力！當年周文王靠百里國土而取得了天下，你今日的封地可不只百里，你努力吧！”這話里已經暗含了對劉德的嚴厲警告——你是不是有篡位的野心啊？！這話把劉德嚇了一跳，獻書回國后不久就病死了。他死后，漢武帝特別賜他一個謚號——河間“獻（書）”王，其實是在諷刺他。　　

因此在漢武帝時代，對古文學派，中央不予承認，也不感興趣。對古文經典一概束之高閣，封存不看，也不讓當時的學者們研讀。終武帝一代，古文學派一直備受壓制，僅僅是一種“私學”，在政治上抬不起頭來。　　

5.王莽復古使得古文學派抬頭　　

到西漢末的新莽時代，因為王莽要改變漢制，試圖恢復古代的井田制度，取代漢統而別立新統，于是也出身于劉姓貴族的劉歆就借機從漢宮的檔案庫中把古文《周禮》等古文經書找了出來，大加鼓吹。于是古文經學從此得以復活翻身了。　　

后來的東漢時代，劉秀確立了貴族門閥世襲制度，意識形態上主張尊親世襲制度的古文學派逐漸流行，遂與今文學派并列成為主流學術，古文經書也成為選薦官僚的準則，而今文經學反而逐漸式微，成為少數人的秘傳家學了。　　

但是，東漢時代今古兩派之爭仍然一時間平靜、一時間又非常激烈。東漢晚期黨錮之爭激烈，矛盾逐漸由儒家內部轉移到儒家官僚與宦官集團的矛盾上。于是到東漢末，馬融、鄭玄試圖調和今、古經義。在三國時代的人物中，劉備屬于馬、鄭弟子，是古文派。但出身宦庶的曹操，政治思想則是外儒內法，屬于主張變革古法的今文一派。　　

自漢武帝獨尊儒學以來，政治權力的紛爭，今文、古文經學的興亡遞嬗，事實上都是反映了儒家豪族與非儒家寒門爭奪政治資源的興、替問題。　　

6.曹操用人惟才不在乎忠孝　　

儒家官僚作為高門豪族的出現和成為統治階層，并非一朝一夕事，其 制度是始于東漢品評清議的風氣，而定型于曹丕以后魏晉時代的九品中正制。　　

東漢儒家豪族興起，遵行周代的宗法和禮教，鼓吹君臣、父子、夫婦之道，其基礎為古文儒學。古文儒家的道德標準，即所謂禮義廉恥等四綱八維，認為名教之大者，莫過　于父子　君臣，孝于親才　能忠于　君。當這一原則被用于人材的甄選上，便發展出察舉征辟制度，士子能否入仕全靠豪族大佬依名教標準來舉薦。東漢末，這種薦舉則變為親親相薦的豪族間的游戲，而把寒門出身者基本排斥在外。這種選任方式發展到極端，便有魏晉兩代的“九品中正制”，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高門”，出身高門者與寒門者的阻隔對立愈演愈烈，勢成水火了。　　

曹操出身宦官和商人的家族，年輕時頗受出身高門者之擠壓，因此得志后就著力打擊削弱高門豪族。曹操殺出身儒門望族的楊修、孔融，斥逐彌衡，都與此有關。他甚至公開下求賢令，宣稱我用人惟才是舉，哪怕不忠不孝以至偷金盜嫂之人，只要真有本事，盡管過來！——公然挑戰和徹底打破了察舉征辟制度的儒教標準。　　

但是儒門貴族的勢力在漢末魏晉仍很強大，強大如曹操也無力鏟除之。曹操三分天下有其大半仍然不敢稱帝，就是怕給天下反對他的力量以集結的口實，擔虛名而招實禍。所以當孫權上表擁戴曹操稱帝，曹操笑著說：這小子想把我放到火上烤啊！若天命在我，我也只能當不稱帝的周文王。　　

曹操死后，曹丕繼位后篡漢當皇帝，就不得不尋求儒門豪族的支持，于是搞出了保證儒門貴族世襲制度的“九品中正制度”。出身豪族的司馬懿是中原儒門豪族的領袖，他乘曹氏子孫孱弱，奪去曹氏手上的皇權。在兩晉時代，儒家高門豪族的世襲門閥制度乃達到全盛之局面。司馬懿的篡魏得到高門豪族的支持，更加寒門備受壓抑。其大反動，就是八王之亂后數百年的天下大亂、民族大亂、分裂與大崩潰。　　

7.玄學與佛道的興起　　

司馬懿父子當權后，完全推翻了曹操那一套學術和政策，于是標榜儒門正統的王肅所代表的古文學派揚眉吐氣了。為了打擊今文學派，王肅甚至偽造儒學經典，編撰了一個基本全是偽托的孔門家譜——《孔子家語》。　　

兩晉時代要當官必須熟悉尊習古文經義。于是，在政治上同情曹氏政權而不滿司馬氏政權的文人們，特別是那些出身寒門的學者們，就都不愿再談儒學，寧可不出來做官。于是隱士之風大行，許多名士都放浪形骸，玩山水，當隱逸，談玄學去了。　　

自東漢末年以下中國發生百年大亂，不僅國家分裂，而且兵連禍結，瘟疫流行，死亡人數眾多，人口銳減過半。當時的“建安七子”中王粲有詩句云：“出門何所見？白骨蔽平原”，可見悲慘之一斑。至西晉司馬氏亡政后，東晉政權偏安江左，江淮以北成為胡狄鮮卑匈奴的牧馬荒原。而晉室代代無能，屢次北伐均無功失敗，國運衰微到令人絕望的地步。許多文化人精神上找不到出路，在心靈上或行為上希冀得到自由和解脫，于是清談之學大興，許多人皈依老莊、道教和佛門。佛、道以及玄學大行于世，儒學則衰乎其微了！　　

清談又叫玄談。清談主旨在“三玄”，就是《老子》、《莊子》和《周易》。易學本來屬于儒門經典，但晉人王弼以道家觀念來解釋易學，把它也變成玄學了。這種談玄的風氣始于曹魏正始年間，以名士何晏、王弼為首，人稱“正始玄風”。這也是士人對當時已經居于正統主流的古文派儒家經學的一個逆動。這些不愿與司馬氏合作的名士們厭倦了僵化死板的道德和禮教的束縛，改而推崇老莊放任乎自然的思想，甚至故意搞出一些怪誕、放蕩的行為顯示自己對現實的不滿。玄談者標榜自己為清流（即不愛錢財也不愛做官），鼓吹放任自我，放縱主觀感受、自由心靈和性靈；這實際上是哲學的“存在主義”（因此玄談是存在主義哲學的鼻祖），也是一種非理性主義。此道魏晉時代大為盛行，竟成為當時最時尚的顯學（可參閱《世說新語》）。　　

古文派儒學一本正經的偽君子禮教以及人格主義，在天下大亂、禮崩樂壞的現實面前，在一代一代君王篡位、弒君亂倫而逆取天下的黑暗政治背景下，早已經被現實的鐵錘擊得粉碎！在這樣的時代，一切人文禮教倫理道德還有任何真實意義么？所謂修身、齊家、治平天下的大道，又與我何干？救國濟民，再也不是當時士大夫們所關心的事了。　　

清談玄談風氣的形成，另一個后果是令魏晉公卿以及儒門貴族一代一代地近親交配和繁殖。于是不僅在生理、心理上都發生畸形變異，發生弱勢化、弱智化——例如晉惠帝的著名問答：天下人無飯吃？那么為什么不食用肉糜呢？就正是弱智化的典型！　　

兩晉在軍事制度上也極其腐朽衰敗，將不能戰，兵也不能戰。世襲高門出身的貴族將領沒有本事帶兵打仗，只知吃藥、酗酒、空談玄理，不務實事，生活敗壞頹廢。結果一代代兵權旁落，于是給了一批有本事的寒門裨將以機會。在軍隊中，出身寒門的軍人逐漸掌控了軍隊力量，這就為后來的宋、齊、梁、陳四代不斷發生武人奪取政權準備了條件。所以魏晉時代的清談并不僅是討論辨證、談玄說理的客廳沙龍，而是一種影響深遠的政治立場、處世態度和生活方式。　　

8.唐宋以后復興的儒學是打著孔子牌號的新禮教　　

唐太宗貞觀時代，規定儒學成為國教，命孔穎達校正和重修儒學經典，以古文經學為主，統一經義解釋。在天下恢復統一的背景下，重新倡導尊儒。　　

北宋是一個有文章無學術的時代。南宋周（敦頤）、程（程顥、程頤）、朱熹等理學家結合佛教的內省和禪悟理念，發揮曾參的禮教主義、思孟的人格主義，把先秦的宗族主義禮教改造成家族主義的理學——新禮教，強化鼓吹君權、父權、夫權，并且近乎變態地極端強調先秦禮教并不甚重視的貞操守節的兩性倫理概念，以至鼓吹“餓死事小，失節是大。”這些倫理化禮教思想，其實已經遠離原初的孔子之道了。　　

南宋儒者的新理學在明初被朱元璋大力贊許弘揚，故明代是一個書呆子　和偽　君子輩出的時代。曾、思一派禮教成為圣訓國教，于是而尊奉八股取士用的“四書”（即《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并且甚至位居“五經”（《詩》、《書》、《禮》、《易》、《春秋》）之先了。　　

明末李贄、徐渭一派非圣人、無禮法，也大搞“無厘頭”的反理學狂儒思潮興起（《西游記》、《金瓶梅》、《肉蒲團》、清初的《笑林廣記》之類都是無厘頭的書），成為對新理學正統的一種逆動。　　

9.清初漢學在復古的名義下存在民族主義的異動　　

清初所謂漢學，起初針對是批判宋學及宋明理學。最初倡導漢學與實用之學的是顧炎武，他推崇漢學的深意之一是排滿，鼓吹“黜夷狄”的民族主義，此學在南方大興。　　

康熙皇帝是聰明人，他因勢利導，也提倡漢學。一方面把一批碩儒大師都集中弄到北京來，國家發銀子養他們為朝廷傳學和編書（著名如《康熙字典》、《淵鑒類函》、《佩文韻府》以及后來乾隆時的《四庫全書》），以羈縻而牢籠漢族文士；另一方面又用文字獄誅心，殘酷壓制那些有叛逆傾向的異端。后來的雍正乾隆繼承其術，于是出現了所謂乾嘉學派，出了一批提倡復古主義的新古文派經學者和文字學家，如戴震、錢大昕、段玉裁、王引之父子諸輩。　　

乾嘉漢學的主干是古文經學。他們認為要想讀懂古文，所重不在推導義理，而在先要認知和理解文字，因此必須精通古文字學。漢代的古文經學學者，許多人就是古文字專家，例如寫出《說文解字》的許慎。乾嘉時代的古文字學則稱作“小學”，原因之一是因為怕文字獄。所謂“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全為稻糧謀”（龔自珍）。故士人不敢輕議大政。大政之學（治、平之學）即所謂“大學”，是治國平天下之學術，在清初特別是乾嘉時代，是非常式微的。　　

但是鴉片戰爭以后，中國再次面臨國破家亡的厄運，于是有魏源、龔自珍一類先知先覺者的醒悟。甲午戰敗后康有為、譚嗣同更高呼變法，于是倡導經世致用，應時變法的今文學派又得盛行。公羊學、董仲舒一派的漢初今文經學再度受到改革派學者的重視，成為變法的思想武器。日本明治時代主張變法的儒學者中，許多人也是受魏、龔影響的今文派學者。　　

康有為有三大名著：《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大同書》。這三部書突破幾千年傳統思想的藩籬，當時震動學界風靡天下。正是康有為振聾發聵地指出：孔子并不是一個保守派，而是改革家，是一代政治領袖（所謂“素王”）。康氏的書成為戊戌維新變法的主要理論基礎，據說曾是光緒皇帝的枕邊書。后來戊戌變法失敗，康有為失意流亡。五四運動興起以后，得到外國支持的西化派和激進革命派鼓吹打倒孔家店，孔子被塑造成一種徹底的保守反動派形象。而康有為的著作遂被沉埋。　　

但近代巴蜀學者廖平（康有為最初思想頗受廖平影響）及蒙文通兩人，仍守持類似康氏的主張，屬于現代的新今文學派，大可研究。　　

其實康、廖、蒙這三人的書，在經世致用方面要比主張死讀書、讀死書，陳陳相因、恪守舊說的20世紀古文派儒學人物（領軍者如錢穆）高明得多。特別是蒙文通堪稱通人，其學問比陳寅恪高明！陳氏無知于經學，陳寅恪自己承認“兩漢三代以上書不敢觀”，這不是自謙而是實話。其實陳氏主要只是精通于唐史的斷代史家，史學上不算通人，經學及小學則一竊不通。而蒙文通則能博通經史，是近代少有的新今文派儒學大師，也是一位已經在20世紀50—60年代被沉埋多年的高人。但他的書多用古典文言撰寫（《古史甄微》、《古族甄微》、《古地甄微》等），文字功夫很深。今日能全部讀懂他的書的人，恐怕已經不多了。　　

何新北大演講：我向你們的良知呼喚——中國人何處是家園？
《何新與S教授談話錄：世界經濟形勢與中國經濟問題》

《盧麒元：贊美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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