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劉夢溪：《紅樓夢與百年中國》，第383頁。中國編譯出版社，2005年出版。
 　　

紅樓夢對“康乾盛世”的揭露

朱光東　　

筆者在《紅樓夢與清初民族斗爭管見》[1][①]一文中指出：為了緩和中原人民的反抗，泯滅中原人民的民族意識，清統治者搬出“天命靡常，惟德是輔”的天命觀，把清朝皇帝說成上天“錫佑”的好皇帝，把清朝說成是“太平盛世”，掩蓋滿洲貴族實行民族壓迫的事實，以論證清貴族入主中原的正統性和合理性，強調臣民應遵守“君臣之義”，“不得以夷華而有異心”。　　

因此，康乾時期是不是“盛世”，關系到清朝政權的穩定，關系到反清斗爭的必要性和正義性。紅樓夢把清代稱為“末世”，是對所謂“盛世”的揭露。所謂“大旨談情”，不過是幌子而已。　　

那么康乾時期是不是“盛世”？紅樓夢作者把當時稱為“末世”是不是出于民族偏見？為此，我們需要了解一點真實的歷史。　　

其實，康乾時期根本不是什么“盛世”，而是政治腐敗、民不聊生、四海窮困的時期。　　　　

一、民不聊生　　

進步思想家唐甄在《潛書·存言篇》中這樣描寫當時的情景：　　

“清興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內，日益貧困：農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賤而艱于食，布帛賤而艱于衣，舟轉市集而貨折貲，居官者去官而無以為家，是四空也。金錢，所以通有無也。中產之家，嘗旬月不觀一金，不見緡錢，無以通之。故農民凍餒，百貨皆死，豐年如兇，良賈無籌。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華腆，入其家室，朝則熄無煙，寒則蜷體不申。吳中之民，多鬻男女于遠方，男之美為優，惡者為奴。女之美為妾，惡者為婢，遍滿海內矣！窮困如是，雖年谷屢豐，而無生之了。”　　

康熙自己也承認：“生民困苦已極，大臣長吏之家日益富饒。······因家無衣食，將子女入京賤鬻者，不可勝數。”　　

康熙年間，江西道監察御史高爾位奏道：“近畿小民，······青黃不接之時，鬻妻賣子，一家二、三口，頃刻東西，父不能顧其子，夫不能保其妻。······夫輦轂之地尚然如此，其它各省更可知矣。”　　

乾隆時期，有人這樣記錄河南佃農的狀況：“除完交地主租息之外，余存無幾，僅堪糊口，最為貧苦。······甚至有賣男鬻女以償租者。此等風氣，大概皆然。”　　

可見貧困是當時普遍現象。而連年不斷的嚴重饑荒就是普遍貧困最有力的證明。據《清史稿·志十九·災異五》記載，康雍乾時期，幾乎年年鬧饑荒，而且危害極其嚴重。以下是該書對造成大量人民死亡災荒的記載。　　

康熙“三十七年春，平定、樂平大饑，人相食。”　　

“四十三年春，泰安大饑，人相食，死者枕藉；肥城、東平大饑，人相食；武定、濱州、商河、陽信、利津、沾化饑；兗州、登州大饑，民死大半，至食屋草；昌邑、即墨、掖縣、高密、膠州大饑，人相食。”　　

雍正“九年春，肥城大饑，死者相枕藉”。　　

乾隆“十三年春，曲阜、寧陽、濟寧、日照、沂水饑。夏，福山、棲霞、文登、榮成饑，棲霞尤甚，鬻男女。十四年春，安丘、諸城、黃縣大饑，餓殍載道，鬻子女者無算。十五年秋，廣信饑。十六年春，福山、棲霞饑，民多餓死。”　　

“四十三年，全蜀大饑，立人市鬻子女”。　　

“五十年春，宜城、光化、隨州、枝江大饑，人食樹皮。夏，章丘、鄒平、臨邑、東阿、肥城饑。秋，壽光、昌樂、安丘、諸城大饑，父子相食。五十一年春，山東各府、州、縣大饑，人相食。”　　

“五十七年，唐山、寧津、武強、平鄉饑，民多餓斃。”　　

以上引用的只是出現“人相食”、“民多餓斃”慘劇的例子。而《清史稿》的編撰者多為清朝遺老或遺少，他們對于清朝的黑暗和腐敗，是加予掩飾的。如1877－1878年，在山西、河南等北方五省，發生了“丁戊奇荒”，受災面積百余萬平方公里，受災人口在1.6億到2億左右，死亡1000多萬人。據《萬國公報》報道，災區“路人相食，家人相食，食人者為人食”。最后“饑殍載途，白骨盈野”。而對于這場“古所僅見”的“大祲奇災”，《清史稿·志十九·災異五》僅記載道：　

“光緒……三年，高陵大饑，餓斃男婦三千馀人；靖遠、平涼、涇州、靈臺、禮縣、文縣、合水大饑。四年，唐縣等四十州縣饑，莊浪、階州、成縣、靈州、鞏昌、秦州各屬饑。六年秋，邢臺饑。七年，通州等州縣饑。”　

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為，清朝的災荒比《清史稿》記載的要嚴重得多。　　

也許有人會說：古代生產力低下，發生災荒和死人是不可避免的。這是沒有道理的。據《明史·卷三十·志第六》記載，從洪武至景泰近九十年的時間里，就沒有“人相食”現象。這與明初的富足和朝廷重視賑災是分不開的。朱元璋規定，各地發生災情，地方官不報告，處死刑。同時，也與朝廷“蓄儲有余”分不開的。洪武二十九年，戶部尚書報告：“二倉蓄積既多，歲久紅腐”。《明史·卷七十八 志第五十四》“食貨志二賦役”記載：“計是時，宇內富庶，賦入盈羨，米粟自輸京師數百萬石外，府縣倉廩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歲歉，有司往往先發粟振貸，然后以聞。”可見明初社會之富足，遠勝于康乾時期。　

因此，康乾時期發生的“人相食，死者枕藉”的嚴重后果，不是由于古代生產力低下，而是由于清政府的腐敗、貴族階級的沉重剝削、人民的絕對貧困。正如　孫中山　先生指出的：“中國所有一切的災難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統的貪污。這種貪污是產生饑荒、水災、疫病的主要原因”。　　

（一）、政治腐敗。據《清史稿》記載：　　
康熙六年，……賜履上疏幾萬言，略謂：“民生困苦孔亟，私派倍於官徵，雜項浮於正額。一旦水旱頻仍，蠲豁則吏收其實而民受其名，賑濟則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然非獨守令之過也，上之有監司，又上之有督撫。朝廷方責守令以廉，而上官實縱之以貪；方授守令以養民之職，而上官實課以厲民之行。”　　

張研、牛貫杰在《清史十五講》中寫道：
“康熙中期以后，官吏貪污舞弊之風愈演愈烈。　　“由于政紀松弛，缺少監督，從直省到州縣，官員挪移、侵欠錢糧習以為常。五十二年（1713）康熙述及賦稅征收，指出只有浙江巡撫張鵬翮、山西巡撫馬齊全完七年錢糧，其余各省均虧欠未完。……這些虧欠的錢糧，絕大多數是官欠，也就是被各級官員挪移、貪污了。”[2][②]　　政治腐敗貫穿康乾時期，而且越演越烈。乾隆四十六年（1781），發生甘肅捐監冒賑案，侵吞白銀上千萬兩，涉及總督及全省全部州縣官。這樣的貪污大案層出不窮。“各省督撫聲名狼藉，吏治廢弛”，“虧空甚多”[3][③]。　　因此，雖然清代州縣也建有儲糧備荒賑災的常平倉，市鎮設義倉，鄉村置社倉，但由于各級官吏腐敗，貪污錢糧，在災荒時就出現無糧可賑、有糧不賑的情況。　　乾隆則是腐敗的總頭子。“如史家所言：‘乾隆以軍旅之費、土木游觀，以其不出自正供之費，歲無慮億萬，悉索之和珅，和珅索之都督，都督索之州縣。’”[4][④]　　對于地方官吏的腐敗，乾隆極力包庇。乾隆五十五年，尹壯圖上疏請停“議罪銀”。疏中說“各省督撫聲名狼藉，吏治廢弛”，“虧空甚多”[5][⑤]。乾隆也知道這是事實，但為了包庇貪官污吏，竟然通知地方貪官轉移、毀滅證據，然后以污蔑罪將尹革職留任。以致“滿朝文武皆茍且庸碌、緘口言事，惟求招權納賄，官運亨通，他非所聞。”[6][⑥]　　由于乾隆本身就是腐敗官吏的總后臺，和珅才能橫行幾十年，吏治腐敗越演越烈。由于朝廷極端腐敗，最后落在百姓頭上的，就是沉重的苛捐雜稅。各級官僚貪污庫銀庫糧，不顧人民死活，就造成了災年“人相食”的人間慘劇。　

（二）、土地高度集中。康乾時期，土地已經非常緊張。“按照當時的勞動生產力水平和糧食畝產糧，維持一個人的最低生活，約需耕地4畝，而到乾隆年間，人均耕地面積已低于這個數據”，只有3畝。“這樣，僅從人均占有耕地這個標準來看，全國至少也有1/3的人口處于饑餓和半饑餓狀態。”[7][⑦]

由于滿洲貴族入關以后實行了野蠻的掠奪——圈地。圈地的時間持續了四十余年，圈地地畝多達17萬傾以上，約占當時全國耕地面積500余萬頃的三十分之一。由于滿洲貴族實行土地掠奪，清代從一開始土地就高度集中。顧炎武在《日知錄》記載:“吳中之民有田者什一，為人佃作者十九。”康熙在1704年也承認：“田畝多歸縉紳之家，……約計小民有恒產者，十之三、四耳。”　　

鄭板橋有詩云：“繞郭良田萬頃賒，大都歸并富豪家。”　　

由于土地高度集中，地租也很高，一般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有些地方高達百分之七、八十。[8][⑧]土地高度集中和統治階級的殘酷剝削，人民貧困是必然的。由于人民極端貧困，抵御災害能力極低，在災荒之年，就發生災民大量死亡的慘劇。　　

人們把康乾時期看做“盛世”的一個主要依據是人口的增長。其實，單純用人口增長來證明所謂的“盛世”，是很片面的。清末不是什么“盛世”，但到1910年，全國人口達到43600萬，比乾隆四十一年的31150萬還多出1.2億多人口。如果用人口來衡量是否“盛世”，那么清末也是“盛世”了。顯然這是很荒謬的。　　

人們往往把康乾時期人口增長的原因歸功于康熙“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仁政”。這夸大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歷史作用。因為清代雖然實行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政策，但差徭并沒有減輕。據史料記載，在所謂的康乾“盛世”剛剛開始之時，“私派浮于國稅，差徭倍于丁糧”，“生民乏食，物價騰貴”。[9][⑨]“民生困苦孔亟，私派倍於官徵，雜項浮於正額。”可見人民的負擔并沒有“永不加賦”而減輕。　　

同時，農民的生活狀況，不僅取決于賦稅，還取決于擁有土地的多寡。前面已經指出，當時“田畝多歸縉紳之家，……約計小民有恒產者，十之三、四耳。”而土地集中造成“自耕農破產，流民增加，佃農隊伍受流民擠壓，田主‘鏟佃增租’，佃農隨之破產”。　　

因此，在農民失去土地、“差徭倍于丁糧”的情況下，“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政策對改善人民生活狀況并沒有起到什么作用。這就是當時人民生活依然極端貧困的原因。　　

二、復辟奴隸制　　

努爾哈赤是在統一女真諸部落之后建立后金政權的。也就是說，在后金建立之前，女真社會還處于原始部落時期。當部落聯盟發展為國家時，對外掠奪奴隸就成了國家的主要職能之一。恩格斯指出：　　　　

“一切部門——畜牧業、農業、家庭手工業——中生產的增加，使人的勞動力能夠生產出超過維持勞動力所必需的產品。……吸收新的勞動力成為人們向往的事情了。戰爭提供了新的勞動力：俘虜變成了奴隸。”[10][⑩]“以前打仗只是為了對侵犯進行報復，或者是為了擴大已經感到不夠的領土；現在打仗，則純粹是為了掠奪，戰爭成了經常性的行當。”[11][11]　　

朱誠如在《明清史散論》[12][12]中記述道：　　　　

“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明天啟5年)，努爾哈赤用暴力手段殺了大批漢人，所剩漢人或降為奴仆，或編入田莊。……田莊遍布遼東各地，幾乎所有遼民，皆被編為莊丁，成為后金汗和貝勒的奴仆。”　　　　

“原來居住遼東的漢人民戶中的‘有糧的人’(即富人)是首先被編人八旗的，而那些沒有糧的窮人，即使開始被納入八旗，后來也被逐出或殺掉。……后來努爾哈赤竟然下令殺了從各處查出送來的沒有糧的漢人，那些免于屠戮的幸存者也都作了女真人的’包衣’，亦稱‘阿哈’(即奴仆)。包衣對于主人處于嚴格的依附地位。他們的身份是世襲的，永遠被剝奪了應試的權利，亦可被主人轉贈和買賣，他們處于女真族社會的最低層。”　　

到1619年，上至努爾哈赤，下至八旗士兵，“皆有奴婢、莊園。奴婢耕作，以輸其主”。這些大小奴隸主，專靠剝削奴隸為生。　　

滿洲貴族入關，也把奴隸制帶到中原。朝廷用國家法律來推行和維護奴隸制。雍正五年規定：　　

“凡漢人家生奴仆、印契所買奴仆，并雍正五年以前白契所買及投靠養育年久、或婢女招配生有子息者，俱系家奴，世世子孫，永遠服役。婚配俱由家主，仍造冊報官存案。其婢女招配，并投靠及所買奴仆，俱寫立文契，報明本地方官鈴蓋印信，如有事犯，驗明官冊印契照例治罪。……”　　

滿洲貴族在中原地區推行奴隸制度，使各民族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災難。而人民被迫為奴的過程，也是一部血淚史。當時有人這樣描寫人民被擄為奴時的慘景：　　　　

“西風古道黃埃起，隊隊行裝逐鞭弭。好男好女是誰家，何處驅來若羊豕？鄉音嘔啞不成語，齠齔悲啼孩稚喜。車兒載入營中去，從此爺娘千萬里。”　　　　

“爺娘妻子驅為奴，死生何處收骨肉？”　　　　

另一部分是農民被迫“投充”為奴。據記載，在三次圈占中，被迫“投充”為奴的人數在五萬人左右。　　　　

再一部分是買來的。奴婢買賣，是官府保護的。奴婢的買賣催生了政府承認并抽稅的從事人口買賣的“人市”，奴隸象牲口一樣在市場上被公開出賣。“一人之價，不過十余兩銀云”。　　

由于奴隸制是歷史的倒退，人民被剝奪了基本權利，因此，人民進行了激烈的反抗。終清一代，奴婢大量逃亡的問題一直存在。順治三年多爾袞諭兵部：“止此數月之間，逃人已數萬”。九年，內閣大學士魏裔介為此專門奏報說：“各旗所報逃人幾無虛日”。康熙十二年（1672年），某御史說道：“臣思今日之為害，莫如逃人矣。”以致防止奴婢逃亡成了清廷“第一要務”。　　

為了鎮壓奴婢的逃亡，清統治者制定出一整套殘酷鎮壓奴婢逃亡的法律規定，這些法律規定總稱為《逃人律》。《逃人律》充分表明，清代的奴隸是完全意義上的、沒有任何人身自由的奴隸，與中原地區的農奴有著本質的差別。直到宣統元年,才宣布廢除奴隸制：“凡從前旗下家奴，……概聽贖身，放出為民。……其未經放出及無力贖身者,概以雇工人論”。可見奴隸制貫穿清朝始終。　　

以上事實說明，康乾時期不是什么“盛世”，而是四海窮困、民不聊生的黑暗時期。紅樓夢把當時稱為“末世”，是完全符合事實的。　　

紅樓夢從各個方面深刻揭露了所謂的“盛世”謊言。　　

一、     對土地高度集中和貴族窮奢極欲的揭露。　　　　

寧國府有八、個九莊子。榮國府有八個莊子，但面積比寧國府大幾倍（第53回）。寧國府地租莊子“錢糧出入每年也有三五十萬來往”。（第88回）按此推算，榮國府的每年錢糧出入過百萬。而從康熙年間起，清廷的年財政收入為4000多萬兩，乾隆年間的庫存銀，一般也只有七、八千萬兩。乾隆十年，“每歲天下租賦，以供官兵奉餉。各項經費，惟余二百余萬，不足備水旱兵戈之用。”可見國家的財富都落到大官僚大地主手里了。乾隆年間和珅的家產是朝廷國庫十幾年的收入，也就不足為奇了。　　

劉姥姥說：二十兩“夠我們莊稼人過一年”。那么寧府五十萬兩的年收入，就夠25000個家庭過一年。按一家四口算，可以夠10萬人過一年。加上榮國府的收入，賈府一年收入就夠二、三十萬人過一年！　　

象賈府這樣的大官僚地主，決不是個別現象。如康熙中期，大官僚徐乾學在昆山一縣便占田千余頃，合十萬畝。按當時江浙地區每畝水稻產量四石計算，每年總產量在四十萬石左右。按五成的地租算，每年也有二十萬石收入。按每石一兩銀計算，收入也在二十多萬，與寧國府差不多。因此紅樓夢里的賈府，是當時大官僚地主的典型。　　

巨大的財富使清代官僚貴族生活極其奢侈。“縉紳之家一宴菜肴數十種……一道豬脯要殺十幾頭豬，一味羊唇要宰數百只羊。” “河督宴客集天下之珍饌，一碗豬肉要殺五十余頭豬，取其背肉一臠，余皆棄之，一盤駝峰，逼得殺三四峰駱駝。”　

據《清史稿》記載：康熙六年，熊賜履上疏幾萬言。熊賜履在疏中說：“風俗極其僣濫，而禮制因之日壞也。今一裘而費中人之產，一宴而糜終歲之糧，輿隸被貴介之服，倡優擬命婦之飾，習為固然。夫風俗奢、禮制壞，為饑寒之本原，盜賊、訟獄、兇荒所由起也。”　　

而乾隆更是奢侈腐化的代表。南巡、修圓明園、避暑山莊，勞民傷財，糜費極大。僅圓明園，所費以億萬計。　　

乾隆南巡，官員、商人將南巡辦差費用部分轉嫁到百姓身上，修建行宮、御道、游玩景點，拆毀了許多房廬屋舍，致使許多百姓流離失所，百業凋敝，使百姓承受了巨大的苦難，以至朝中也不乏反對之人。到了晚年，乾隆不得不承認對：“朕臨御六十年，并無失德，唯六次南巡，勞民傷財，做無益害有益。”　　

乾隆的奢侈糜費給百姓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是不容置疑的。正如當時民謠說的：“避暑山莊真避暑，人民還在熱河中。”　　

紅樓夢通過反映賈府的奢靡來反映當時官僚貴族階級的奢靡。賈府建大觀園，丈量土地是三里半（第16回）。這三里半應該是直徑，約合三平方公里。為迎接元春省親，請聘教習，采買女孩子，置辦花燭彩燈，就花了五萬兩銀子（16回），相當于2000多個貧困家庭一年的費用。而建大觀園共花了多少錢，難以想象。　　

賈府一席宴花費是多少呢？由湘云做東的宴席，是很節儉的了。劉姥姥算一算，也費二十兩，“夠我們莊稼人過一年”！（第39回）　　

賈母過生日，要花幾千兩銀子（第七十二回）。賈珍為秦可卿辦的喪事，停靈四十九天，共請307名和尚道士做齋事，合算起來，就有15043人天。　　

元春在省親時看到新建的大觀園，一再說太奢華了，并告誡以后“萬不可如此奢華糜費”了。脂批說：“借省親事寫南巡，出脫心中多少憶昔感今。”“省親”與“南巡”是連碼事，怎么“借省親事寫南巡”呢？“省親”與“南巡”唯一相同的是排場和奢靡。因此“借省親事寫南巡”的意思是借省親的奢靡來抨擊南巡的奢靡。書中寫到：　　

趙嬤嬤道：“噯喲喲，那可是千載希逢的！那時候我才記事兒，咱們賈府正在姑蘇揚州一帶監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預備接駕一次，【庚辰側批：又要瞞人。】把銀子都花的像倘海水似的！說起來……”鳳姐忙接道：【甲戌側批：又截得好。“忙”字妙！上文“說起來”必未完，粗心看去則說疑團，殊不知正傳神處。】 ……. 　　　　

趙嬤嬤道：“那是誰不知道的？如今還有個口號兒呢，說‘東海少了白玉床，龍王來請江南王’，【庚辰側批：應前“葫蘆案”。】這說的就是奶奶府上了。還有如今現在江南的甄家，【甲戌側批：甄家正是大關鍵、大節目，勿作泛泛口頭語看。】噯喲喲，【庚辰側批：口氣如聞。】好勢派！獨他家接駕四次，【庚辰側批：點正題正文。】若不是我們親眼看見，告訴誰誰也不信的。別講銀子成了土泥，【庚辰側批：極力一寫，非夸也，可想而知。】憑是世上所有的，沒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過可惜’四個字竟顧不得了。”【庚辰側批：真有是事，經過見過。】鳳姐道：“常聽見我們太爺們也這樣說，豈有不信的。【庚辰側批：對證。】只納罕他家怎么就這么富貴呢？”趙嬤嬤道：“告訴奶奶一句話，也不過拿著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甲戌側批：是不忘本之言。】誰家有那些錢買這個虛熱鬧去？”【甲戌側批：最要緊語。人苦不自知。能作是語者吾未嘗見。】　　　　

在這段描寫里，“把銀子都花的像倘海水似的”，“銀子成了土泥”，　　　　

“憑是世上所有的，沒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過可惜’四個字竟顧不得了”，“虛熱鬧”，等等，無非是抨擊南巡之勞民傷財和統治者的窮奢極欲。　　

在寫賈珍大操大辦秦可卿喪事中間，作者借寶玉之口插入了“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詩句，抨擊貴族奢侈之意毋庸置疑。　　

二、對人民苦難和奴隸制度的揭露。“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盤佳肴萬民膏”。土地的高度集中和剝削階級的窮奢極欲，必然導致農民破產，民不聊生，人民“餓殍載道，鬻子女者無算”。“嘲頑石詩”中的“白骨如山”，就是對當時社會黑暗現實的真實反映。　　

由于直接描寫人民的貧困，有悖于所謂的“盛世”，會招致朝廷的封殺，因此作者對人民的苦難著墨不多，而更多地通過貴族的奢侈從側面來反映人民的貧困。貴族的奢華和人民的貧困，就象“風月寶鑒”的兩面，一面是佳人，一面是白骨。一面是奢華糜費，一面是白骨如山。作者在極力渲染貴族生活的奢華時，又用寥寥幾筆描繪人民的苦難，使兩者形成鮮明的對照。劉姥姥進賈府乞討就是這一表現手法的充分體現。因此我們對于作者描寫人民苦難的寥寥數筆，絕不能忽視。它們正是作者要表達的思想：反映人民的苦難，揭露清代的黑暗。　　

劉姥姥是為數不多的屬于大觀園以外的人物。她是因家里沒吃的“忍恥”到賈府乞討的。她的女婿務農，女兒做雜活，非病非殘，亦非游手好閑之輩，為什么淪到乞討的地步？原因無非是無土地，地租高。所以劉姥姥一家是作者塑造的貧困農民的典型。　　

第四十一回的回目是“怡紅院劫遇母蝗蟲”。林黛玉把劉姥姥比作母蝗蟲，看似作踐、戲弄劉姥姥。其實這里大有深意。因為作者同情人民的苦難，因此不會譏笑到賈府乞討的劉姥姥。在第四十二回，作者借薛寶釵之口說道：“更有顰兒這促狹嘴，他用‘春秋’的法子，將市俗的粗話，撮其要，刪其繁，再加潤色比方出來，一句是一句”，明確指出“母蝗蟲”是“春秋筆法”。那么“母蝗蟲”有何深意呢？　　　　

原來，古代鬧饑荒，饑民大量逃荒，猶如鋪天蓋地的蝗蟲，故有“饑民如蝗”的比喻。到賈府乞討的劉姥姥，正是饑民的一員。作者把劉姥姥比作“母蝗蟲”， 用的是春秋筆法，揭露的是當時“饑民如蝗”和“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黑暗現實，譴責一席宴吃掉農民幾年糧的饕餮之徒。所以蒙本在此側批道：“觸目驚心，請自思量。”“饑民如蝗”，所以“觸目驚心”。否則為什么“觸目驚心”就不好理解了。　　

第六十一回寫道：　　

柳家的忙丟了手里的活計，便上來說道：“……你們深宅大院，水來伸手，飯來張口，只知雞蛋是平常物件，那里知道外頭買賣的行市呢。別說這個，有一年連草根子還沒了的日子還有呢。我勸他們，細米白飯，每日肥雞大鴨子，將就些兒也罷了。吃膩了膈，天天又鬧起故事來了。……”　　　　

貴族階級“肥雞大鴨”吃膩了，而人民卻是連草根都吃光。這正是“民皆饑乏，草根木皮，掘剝幾盡。……羸老孤幼，繼踵而死。僵尸草澤，骸骨相枕籍”的真實反映。　　　　

推行奴隸制，是清代最黑暗的一面。因此，紅樓夢把對清代奴婢制度的控訴作為主要內容。“千紅一窟（哭）”、“萬艷同悲”的故事，也就是“普天之下所有的女子過去未來的”悲劇命運。脂批就把大觀園稱作“葬花冢”。蒙雙行夾批：“至此方完大觀園工程公案，觀者則為大觀園費盡精神，余則為若筆墨卻只因一個葬花塚。”（第18回）　　

 “分骨肉”：“一帆風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園齊來拋閃。恐哭損殘年，告爹娘，休把兒懸念。自古窮通皆有定，離合豈無緣？從今分兩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牽連。”　　　　

這是對清兵掠民為奴的描寫,與“車兒載入營中去，從此爺娘千萬里”、“爺娘妻子驅為奴，死生何處收骨肉”的情景完全一致。　　

可見作品是通過大觀園里的奴婢悲劇來反映天下女子悲劇的。榮府一家，上上下下三、四百丁，絕大部分是奴婢。賈寶玉身邊有多少奴婢，他自己都不知道。如果不是走投無路，誰又愿意賣男鬻女？如襲人就是因家里“沒飯吃”時賣身為奴的，而且賣的還是死契，不能贖身的。因此賈府“僮仆成林”就是當時貴族家庭的縮影，而在貴族家庭“僮仆成林”的背后，就是千千萬萬農民的破產和走投無路。　　

第六十回寫道：　　　　

春燕笑道：“媽，你若安分守己，在這屋里長久了，自有許多的好處。我且告訴你句話：寶玉常說，將來這屋里的人，無論家里外頭的，一應我們這些人，他　都要回　太太全放出去，與本人父母自便呢。你只說這一件可好不好？”他娘聽說，喜的忙問：“這話果真？”春燕道：“誰可扯這謊做什么？”婆子聽了，便念佛不絕。　　　　

清代奴婢的生死、能不能贖身，完全掌握在奴隸主手里。作者的寥寥幾筆，一方面反映了奴婢身不由己的命運，同時也反映了人民擺脫奴婢身份的強烈愿望。　　

鴛鴦說：“家生女兒怎么樣？‘牛不吃水強按頭’？我不愿意，難道殺我的老娘不成？”（四十六回）　　　　

我們把鴛鴦的話與朝廷的規定進行對照：“凡漢人家生奴仆、印契所買奴仆，并雍正五年以前白契所買及投靠養育年久、或婢女招配生有子息者，俱系家奴，世世子孫，永遠服役。婚配俱由家主”。　　

可見紅樓夢的批判鋒芒是直指清廷所推行的奴隸制的。　　

第61回王熙鳳說：“依我的主意，把太太屋里的丫頭都拿來，雖不便擅加拷打，只叫他們墊著磁瓦子跪在太陽地下，茶飯也別給吃。一日不說跪一日，便是鐵打的，一日也管招了。”這反映了奴婢的非人遭遇。　　

第三十六回寫道：　　

“齡官道：‘你們家把好好的人弄了來，關在這牢坑里學這個勞什子還不算，你這會子又弄個雀兒來，也偏生干這個。你分明是弄了他來打趣形容我們，還問我好不好。’……齡官還說：‘那雀兒雖不如人，他也有個老雀兒在窩里，你拿了他來弄這個勞什子也忍得！今兒我咳嗽出兩口血來，太太叫大夫來瞧，不說替我細問問，你且弄這個來取笑。偏生我這沒人管沒人理的，又偏病。’”　　

這反映了奴婢象鳥一樣，遠離父母，病了也沒人管沒人理的悲慘命運。　　

這些奴婢無依無靠，除了做奴婢，別無生路。英蓮、晴雯連父母是誰都不知道。晴雯被逐之后，病困無助而死。　　

由于朝廷禁養優伶，賈府要遣發十二個女孩子。但愿回去的僅四五人。書中寫道：“將十二個女孩子叫來面問，倒有一多半不愿意回家的：也有說父母雖有，他只以賣我們為事，這一去還被他賣了；也有父母已亡，或被叔伯兄弟所賣的；也有說無人可投的；也有說戀恩不舍的。所愿去者止四五人。”（五十八回）　　

大半女孩子或無家可歸，或有家不能回，這充分反映了當時人民的悲慘狀況。最后芳官等三個女孩子被逐，無依無靠，只能出家，了此一生。　　

晴雯、鴛鴦被迫害致死，孫紹祖把“家中所有的媳婦丫頭將及淫遍”（第80回），這在當時是很普遍的現象。《清代奴婢制度》這樣寫道：“有些奴主不但肆意敲剝和役使奴婢，還在人身和人格上盡情侮辱和迫害他們。這些奴主視奴婢的性命如草芥，將奴婢的妻女作為玩物。任情縱欲，隨便殺戮奸污，把自己的滿足建立在廣大奴婢的深重災難之上。”而進行反抗的奴婢，絕大多數被“清王朝援引奴婢毆殺主人的法律殺害了，或被斬或被絞或被凌遲，奴婢們豁出自己的生命作了最大的犧牲。”[13][13]所以作者描寫奴婢的悲慘命運，矛頭直指清王朝的奴隸制度。　　

書中還說：“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凈的，比那阿彌陀佛、元始天尊的這兩個寶號還更尊榮無比”。　　

在奴隸制之下，人不是人而是物。反對奴隸制就是把奴隸變成人。任何提升人的尊嚴和地位的思想，都是對奴隸制的否定。因此，紅樓夢把奴隸制下地位最低、命運最悲慘的女性地位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為她們的悲慘命運發出吶喊，是對清代野蠻的奴婢制度的控訴。紅樓夢的女權主義是民族主義的反映。　　

什么是盛世？紅樓夢作者給出一個標準，那就是“盛世無饑餒”（第十七至十八回）。而草根吃光，餓殍載道，鬻子女者無算，又如何能稱為“盛世”呢？所以說紅樓夢是一部揭露清代盛世謊言的作品。　　

三、對政治腐敗的揭露。康雍乾時期是政治十分腐敗的時期。但是，清統治者是不承認的，也不允許任何人有任何微詞。以致“滿朝文武皆茍且庸碌、緘口言事，惟求招權納賄，官運亨通，他非所聞。”[14][14]　　

這種極端專制的統治，“消剛正之氣，長柔媚之風”，龔自珍稱之為“戮心”。“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為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15][15]的國家棟梁、民族脊梁被“戮”而殆盡。　　

而紅樓夢作者不屈服于清統治者的淫威，揭露清朝政治的黑暗腐敗。全書沒有一個清官，只有以賈雨村為代表的貪官。從打死人象沒事一樣的薛蟠，到王熙鳳弄權鐵檻寺；從賈雨村亂判“葫蘆案”，到弄得石呆子家破人亡，；從賈珍為賈蓉買官，到太監向賈璉索賄（第72回），無不是對吏治腐敗的揭露。而第99回賈政做官的經歷，則是對吏治腐敗最全面、最直接、最具體的揭露。　　

由于當時吏治的腐敗，從直省到州縣，官員挪移、侵欠錢糧習以為常，所以作者寫賈政一開始就“查盤各屬州縣糧米倉庫”。賈政對“外省州縣折收糧米勒索鄉愚這些弊端，雖也聽見別人講究，卻未嘗身親其事。只有一心做好官，便與幕賓商議出示嚴禁，并諭以一經查出，必定詳參揭報。”　

結果怎么樣呢？“那些長隨也道：‘你們爺們到底還沒花什么本錢來的。我們才冤，花了若干的銀子打了個門子，來了一個多月，連半個錢也沒見過。想來跟這個主兒是不能撈本兒的了。明兒我們齊打伙兒告假去。’次日果然聚齊，都來告假。”　　
“隔一天拜客，里頭吩咐伺侯，外頭答應了。停了一會子，打點已經三下了，大堂上沒有人接鼓。好容易叫個人來打了鼓，賈政踱出暖閣，站班喝道的衙役只有一個。賈政也不查問，在墀下上了轎，等轎夫又等了好一回。來齊了，抬出衙門，那個炮只響得一聲，吹鼓亭的鼓手只有一個打鼓，一個吹號筒。賈政便也生氣說：‘往常還好，怎么今兒不齊集至此。’抬頭看那執事，卻是攙前落后，勉強拜客回來，便傳誤班的要打，有的說因沒有帽子誤的，有的說是號衣當了誤的，又有的說是三天沒吃飯抬不動。賈政生氣，打了一兩個也就罷了。隔一天，管廚房的上來要錢，賈政帶來銀兩付了。”　　

由于賈政要查“各屬州縣糧米倉庫”，結果連衙役都指揮不了。因為他們也是花前買來的差事，要撈回本錢。賈政要做清官，首先就得罪了衙役。　　
第二件事是送禮。“現在打聽節度衙門這幾天有生日，別的府道老爺都上千上萬的送了，我們到底送多少呢？”別的貪官都是搜刮民脂民膏，一可自肥，二可送禮。賈政想做清官，哪來的錢送禮呢？不送錢這官又怎能做下去呢？李十兒一針見血地指出：“京里離這里很遠，凡百的事都是節度奏聞。他說好便好，說不好便吃不住。到得明白，已經遲了。”“老爺極圣明的人，沒看見舊年犯事的幾位老爺嗎?這幾位都與老爺相好，老爺常說是個做清官的，如今名在那里!現有幾位親戚，老爺向來說他們不好的，如今升的升，遷的遷。只在要做的好就是了。老爺要知道，民也要顧，官也要顧。若是依著老爺不準州縣得一個大錢，外頭這些差使誰辦。”　　
最后“賈政被李十兒一番言語，說得心無主見，道：‘我是要保性命的，你們鬧出來不與我相干。’說著,便踱了進去”，向現實低頭了。　　

“李十兒便自己做起威福，鉤連內外一氣的哄著賈政辦事，反覺得事事周到，件件隨心。所以賈政不但不疑，反多相信。便有幾處揭報，上司見賈政古樸忠厚，也不查察。惟是幕友們耳目最長，見得如此，得便用言規諫，無奈賈政不信。也有辭去的，也有與賈政相好在內維持的。于是漕務事畢，尚無隕越。”　　

盡管賈政沒有親手貪污受賄，但他放任屬下貪污受賄；他能繼續做他的官，是由于他手下的人替他受賄，然后送禮。他完全是“貓鼠同眠”了。賈政的做官經歷說明：清官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要么做貪官，要么不做官。賈政查“各屬州縣糧米倉庫”的過程，也真實反映了各級官吏腐敗、貪污錢糧的歷史事實，解釋了在災荒時官府無糧可賑、有糧不賑以致造成“人相食”慘劇的政治原因。　　
到一0二回，賈政被參了。書中寫道：　　
賈璉即刻出去，不到半日回來便說:“才到吏部打聽，果然二叔被參。題本上去，虧得皇上的恩典，沒有交部，便下旨意，說是失察屬員，重征糧米，苛虐百姓，本應革職，姑念初膺外任，不諳吏治，被屬員蒙蔽，著降三級，加恩仍以工部員外上行走，并令即日回京。　　
這是不是朝廷“反腐敗”了呢？當然不是。因為參他的正是那個招權納賄的節度使，全社會千千萬萬象節度使這樣的貪官污吏依然官運亨通。節度使為什么參賈政呢？原因無非有三：一是賈政在黑暗的官場是個異類、呆子、不諳“為官之道”，不會行賄受賄。靠家奴在外面胡來，鬧出事來怎么辦？二是比賈政會巴結、鉆營的其他貪官把他的位置給“謀了”。三是元妃已死，賈府失去靠山。所以賈政被參是個個案，不能說是朝廷“反腐敗”。　　
聯系尹壯圖上疏請停“議罪銀”，被乾隆革職留任后不久辭官的事例，我們就可以知道紅樓夢對現實的揭露完全是“實錄其事”，半句不虛。賈政為官經歷的這段描寫，不正說明康乾時期是“暴斂橫征之世”嗎？不正是龔春臺所言“韃虜政以賄成，官以金賣，致政治紊亂，民生涂炭”的最好注解嗎？不正是對所謂“盛世”的深刻揭露嗎？　　

這段描寫同時也說明，后四十回對社會黑暗的揭露與前八十回是一致的，根本不可能出自高鶚這樣正統的封建知識分子之手，也不可能出自其他不明真相的續書者之手。　　

紅樓夢從頑石入世起，到出世止。作者寫到：　　

“一日，正當嗟悼之際，俄見一僧一道遠遠而來，……坐于石邊高談快論。先是說些云山霧海神仙玄幻之事，后便說到紅塵中榮華富貴。此石聽了，不覺打動凡心，也想要到人間去享一享這榮華富貴”。　　

所謂“紅塵中榮華富貴”，無非是說，聽說社會進入“盛世”了，所以頑石也想去看一看，“也想要到人間去享一享這榮華富貴”。賈寶玉在最初夢游太虛幻境時看到天下女子的薄命簿冊，并未理解。因為他滿腦子的榮華富貴，不理解天下女子的悲劇命運和社會的黑暗。但到故事最后，書中寫到：　　

“寶玉只道是問別人,又怕被人追趕,只得踉蹌而逃。正走時,只見一人手提寶劍迎面攔住說:‘那里走!’唬得寶玉驚慌無措,仗著膽抬頭一看卻不是別人,就是尤三姐。寶玉見了,略定些神,央告道:‘姐姐怎么你也來逼起我來了。’那人道:‘你們兄弟沒有一個好人,敗人名節,破人婚姻。今兒你到這里,是不饒你的了!’寶玉聽去話頭不好,正自著急,只聽后面有人叫道:‘姐姐快快攔住,不要放他走了。’尤三姐道:‘我奉妃子之命等侯已久,今兒見了,必定要一劍斬斷你的塵緣。’”　　　　

到了這時，賈寶玉才理解十二釵判詞的意義，理解天下女子的悲劇，認清了所謂的“盛世”是建立在人民“白骨如山”之上的。他的夢幻破滅了，覺醒了。他終于拋棄幻想，與貴族家庭決裂，與清王朝決裂。作品通過主人公的覺醒，完成了對所謂“盛世”的揭露、批判和否定。　　　　

在故事的最后，薛寶釵與賈寶玉關于出家有過一段交鋒。書中寫到：　　　　

寶釵不等他說完，便道:“你這個話益發不是了。古來若都是巢許夷齊，為什么如今人又把堯舜周孔稱為圣賢呢！況且你自比夷齊，更不成話，伯夷叔齊原是生在商末世，有許多難處之事，所以才有托而逃。當此圣世，咱們世受國恩，祖父錦衣玉食，況你自有生以來，自去世的老太太以及老爺太太視如珍寶。你方才所說，自己想一想是與不是。”　　　　

在這里，兩人辯論的不是佛道，而是政治。寶玉說：“堯舜不強巢許,武周不強夷齊。”薛寶釵說現在是“圣世”，沒有效仿“夷齊”的理由。 夷、齊是逸民的代表。《清史稿·遺逸列傳》所云：“太史公《伯夷列傳》，憂憤悲嘆，百世下猶想見其人。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既不能行其志，不得已乃遁西山，歌《采薇》，痛心疾首，豈果自甘餓死哉？清初，……遺臣逸士猶不惜九死一生以圖再造，及事不成，雖浮海入山，而回天之志終不少衰。迄于國亡已數十年，呼號奔走，逐墜日以終其身，至老死不變，何其壯歟！今為遺逸傳，凡明末遺臣如李清等，逸士如李孔昭等，分著于篇，雖寥寥數十人，皆大節凜然，足風后世者也。”　　　　

顧炎武在1674年作詩云：“彩筆夏枯湘水竹，清風春盡首陽薇。”晚清的　顏　君猷論屈大均：“頑民不頌周家圣，手掬寒泉吊首陽。”可見“夷齊”是反清志士效法的榜樣。　　　　

賈寶玉“自比夷齊”，說明他出家不是由于看破紅塵，而是象顧炎武等反清志士一樣，堅持民族立場，不與清廷合作。而寶釵則說現在是“圣世”，不應該再堅持民族立場。但賈寶玉堅持要出家，說明他不接受薛寶釵關于“圣世”的觀點。這樣，紅樓夢全書揭露清代黑暗，完成對清廷的否定，最后主人公與清廷決裂，構成一個完整的故事。理解這一結構，對于理解紅樓夢的主題思想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原載《紅樓夢漢民族精神研究》一書，中國書籍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有增刪。歡迎惠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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