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

導讀：

1、  序言

2、  法是由法家創(chuàng)造的？

3、  法家是如何形成的？

4、  法家就是嚴刑酷法？

5、  法太細密人人觸法？

6、  法家主戰(zhàn)禁商愚民？

7、  法派思想的重要意義！

8、  法家三派有何不同？

9、  成也法家，敗也法家！

10、              法家思想對于現代的意義！

1、  序言

首先我們要明白，先秦諸子的思想都是為了服務于統(tǒng)治者的，有部分人用法家是服務于統(tǒng)治者的論調來批評法家，就是站在當代人的歷史環(huán)境，去抨擊古代人，這是毫無道理的，脫離了人類的客觀局限性在看問題。

在當代普遍人的理解里，法家人是酷吏，而法家思想就是服務于統(tǒng)治者專制的思想。

這種理解其實是由于長期潛移默化造成的，甚至有主流說法，認為漢朝及以后的歷代統(tǒng)治是“儒皮法骨”“外儒內法”“外法內儒”等等。

這里先解釋下“外儒內法”，也就是“儒皮法骨”，有的人認為，中國歷來的統(tǒng)治者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所以表面上宣揚仁愛，高唱道德，而私底下確是用法家的殘酷手段來管理。

這部分人是先天的把酷法、苛刻與法家相結合，他們認為法家就是如此，其實他們根本就不懂法家。“外圣內王”“儒皮法骨”“外儒內法”都是這個意思！

而“外法內儒”，又是怎么回事呢？這部分人他們對法家有一定認識，法家主流思想是法治派，“依法治國”是法家的核心命題，所以他們認為，歷代統(tǒng)治者帶著“法治”的旗號，而背地里卻是用的儒家“人治”。

這兩種說法其實都可以往歷代統(tǒng)治者身上套，比如今日的天朝，表面上打著“為人民服務”的口號，標語宣傳滿天飛，而實際作為呢？卻是背道而馳，所以有的人就說天朝是“外儒內法”。然而天朝又打著“依法治國”的口號，提倡“法治”卻在執(zhí)行力上又與嚴格依照法律辦事背道而馳，反倒是用儒家的人治在執(zhí)行法律，所以也就有人說天朝是“外法內儒”！

為什么完全相反的兩種說法，都是歷代統(tǒng)治者的體現呢？因為兩種說法，都是說到了一部分。

“外儒內法”里的“儒”代表的是以仁愛之心治國，“法”以嚴刑酷法管制百姓。（這里說的是儒家好的一面，與法家不好的一面。）

“外法內儒”里的“儒”代表的是儒家的人治思想，“法”是法家的依法治國思想。（這里說的是儒家錯誤的一面，與法家思想可取的一面）

以上兩種解釋至今也是爭論不休，但歸根結底，他們都指出了當下的詬病。就是口號喊得響亮，私底下確是為利益集團牟利。

那么接下來就要進入正題，什么才是真正的法家？

2、法是由法家創(chuàng)造的？

這個問題，大多數分辨力的人，其實都清楚，法不是法家的產物。“法”從蚩尤創(chuàng)立刑法以來，到軒轅黃帝時繼續(xù)發(fā)展的《理法》，自夏商周開始，“法”有了一定的系統(tǒng)化！

大家都知道原始社會，是一個野蠻時代，那個時代是完全的弱肉強食，即使是內部的同一個部落，也是強力說了算。人類慢慢步入文明，要想減少這種內部爭斗就必須要建立“法”，“法”其實就是一個游戲規(guī)則。大家不能完全只顧自己的利益，‘法’成了內部人的共同契約。這樣一來，內部的爭斗就得到了有效控制，當時的“法”，只是強力者管理大多數弱者的手段。雖然利益分配不平衡并沒有得到改變，但是‘法’對調節(jié)內部爭斗已經起到了作用。夏商周的“法”，只是權貴、君主用來管理平民與奴隸的工具，那時候的“法”是不涉及到貴族階級的，貴族之間有尊卑體系形成約束，那就是后來孔子倡導的“周禮”。

所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就是如此而來。

刑法是只針對庶人使用的一套法律，對于管理貴族不需要用刑法；禮教則是針對貴族的一套管理制度，庶人是不需要用的。

舉個例子：貴族拜見天子，就要行“禮”，這個禮就是一種尊卑上區(qū)分。而小貴族拜見大貴族又有不同的禮。每一個貴族都被要求按照規(guī)定的“禮”進行日常活動。對庶人是沒有做“禮”的制定的。“刑”就成為了對于庶人階層一個統(tǒng)一的規(guī)范模式，把它與貴族的日常行為約束區(qū)分開。

在那個等級森嚴的體系下，大貴族殺小貴族不需要理由，君王殺任何人都不需要理由。那有人會問了，這還不造反啊？剛才說的是理論上可以如此，但實際過程中，貴族與君王還是有所顧忌，他們怕什么呢？怕“天”！古代人對“天”是敬畏與膜拜的，天子是上天的“兒子”，所以有一個隱形的“天”在監(jiān)督著　權貴與　君王，他們在行為上有所收斂。這也是墨子的“明鬼”論，如果不做善事，上天會懲罰你！而“無法無天”這個詞就是形容連天的意志都敢違背的人。

現在有的專家學者，自己都沒搞懂這一套古人的“法”“禮”制度，他們?yōu)榱司S護孔子儒家的仁義理論，千方百計的找理由辯解，甚至用標點劃分去解釋那句話，實在好笑。

從中我們看出了，自古以來就有‘法’，只是‘法’的針對人群不一樣。

3、法家是如何形成的？

諸子百家里并不是所有家都像儒家、墨家那樣有明確創(chuàng)始人，其實仔細一分析，會發(fā)現諸子百家除了儒家與墨家就沒有明確的創(chuàng)始人了，墨子師從于儒，所以從一定意義來說，他繼承了部分儒家的方式方法。這樣一來就發(fā)現，諸子百家里，只有儒家是有創(chuàng)始人的。

孔子承襲的是周公的禮樂制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新的見解，創(chuàng)立了儒家。

墨子在學習儒家后，辯證的吸取了儒家的學說，提出了與儒家很多相對立的思想，創(chuàng)立了墨家。

道家有老子，不過沒有任何證據指出，老子是創(chuàng)始人，老子只是道家思想的傳播者之一。

縱橫家有鬼谷子，但也沒有記錄表明，縱橫家是從鬼谷子才開始。

兵家有孫子，但早在孫子以前也早有兵學方面的人才。

這說明了，諸子思想家們，他們不僅只學一家，而是在研讀了后，最為認同其中一家而已。

所以法家也同樣是如此，法家沒有明確的創(chuàng)始人，春秋時期運用法家思想成功改革的是齊國管仲，不過如果硬要把管仲的思想往法家身上套，又感覺不是真正的法家。

因為法家不斷的在實踐中自我完善，法家的思想不斷的在根據社會矛盾性的不同，而提出新的見解。

4、法家是嚴刑酷法嗎？

儒家也講“法”，也要通過用“法”來管理國家。

我們來看儒家執(zhí)法講什么？講情理！比如一個小偷，偷了別人的錢，被抓了，問為什么？小偷說為了年老的母親云云，這時儒家的同情心就泛濫了，不但不懲治小偷，還要給錢給小偷，很多現在的電視劇也是如此在演。表面上好像體現了人情味十足的一面。儒家的治國原則就是“以德服人”，希望通過自己的善心去感化別人。但實際情況是什么呢？有的犯罪分子利用人們的這種同情心，肆意作惡，如果被抓了，就編造各自理由。當今社會的那些騙子不也如此嗎？裝乞丐，裝流落異鄉(xiāng)的人，博取人們的同情心，而他們這種利用人同情心的罪犯，就是罪大惡極，造成的后果是什么？信任危機！現在有多少人相信路上的一個乞丐是真乞丐？恐怕基本沒有！對犯罪分子的仁慈，成了對整個良心社會的殘忍！所謂“慈母出敗子”就是如此！

而法家的執(zhí)法是如何呢？依法辦事，根據法律規(guī)定，你偷的是什么東西，它的價值多少來定罪。才不管罪犯是什么理由！再正當的理由，也是傷害了別人來實現的，就是犯罪。

比如孝子偷盜，既然有能力偷，為什么不去勞動賺錢？偷別人錢，自己得利，那被偷的人呢？他們不是受害者嗎？所以法家要求的就是“人人不敢做壞事，天下自然太平”。

         相比之下，我們就能看出，法家的治國原則，更可行。

      而傳聞中的法家嚴刑酷法，簡直是無稽之談！怎么定義“嚴刑酷法”，儒家在這里用了一個混淆一談的手法。比如陳勝吳廣起義，理由是因遲到會被斬首，不如反了算了！這里就給人一個秦法也太嚴厲了，遲到都要殺頭！但《云夢秦簡》（一部秦國官員陪葬的秦法書籍，用作執(zhí)法人員的參考標準，其中記述有大量的秦國律例）的出土，證明了此說完全是毫無根據，據秦簡記載，遲到三天是批評，五天或以上都是罰款，只是罰款的大小不同。不過這件事也有另一個可能，就是秦二世壞法，秦二世當皇帝以后，任意更改法律，大殺嬴氏兄弟姐妹，反對的功臣一律格殺。也很有可能是因為他擅自改了法律，才有了遲到被斬首的可能。（為什么秦始皇能統(tǒng)治著秦朝不被顛覆，而秦二世當了1年皇帝，秦帝國就滅亡？很多人用秦朝只有短短幾十年，來證明秦始皇與法家的殘暴，但他們卻無法用任何一條史料來反駁，為什么秦國自法家商鞅變法以后，能強大連續(xù)近140年，連續(xù)6代不出昏君，還能一統(tǒng)六國？照他們的邏輯，秦國不是早完蛋了嗎？那時候都6國都不能戰(zhàn)勝秦國，而秦國一統(tǒng)后，反而被打敗了？這里就不展開討論，有機會我另作分析。）

      一牽扯到法家，必然牽扯到秦國、秦朝、秦始皇、秦二世，所以總是跑題，現在我繼續(xù)拿事實證明秦法不是酷法。

      首先要明確一點，我們不能用現代人的思想高度去看待古代人，我們在看待古代人的作為時，要設身處地的站在他們的思想高度去理解。酷法是相對于犯罪的輕重來定義的，比如罪大惡極的人，當然要用酷法才能使其他人不敢犯法！比如我們當今的那些狗官，斂財上千萬上億，這些人判他們死刑，都已經是太便宜他們了，根本沒有起到震懾性作用。在古代有很多酷刑，酷刑也不是由法家發(fā)明的，戰(zhàn)國列國都在沿用，魏國魏惠王就聽信龐涓之言，挖掉孫臏膝蓋骨！和氏璧的發(fā)現者，因楚王不識貨，一怒之下砍了他的手腳。項羽最酷好烹殺。

      墨家言：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秦惠文王時期，墨家巨子腹的兒子殺了人，秦惠王考慮到與墨家的關系，免去他兒子的死罪。而巨子本人則是義正言辭的指責，這是對法律的踐踏，二話不說殺了自己兒子。這體現了法律面前是平等無私的，在儒家眼里就肯定被指責為六親不認，寡義薄情。

      儒家好仁政，總是想用同情心去感化罪犯，儒家人總寄托于人能夠自覺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良心發(fā)現而改變。但事實是，不僅沒有換來人的自覺提高，反而使人人都無視法律，都在利用各種儒家的道德來掩蓋自己的罪。最后大家都是說一套，做一套。

      法家是怎么看待罪犯的呢？如果罪犯不尊重別人，而侵犯別人的利益，那么也沒必要尊重罪犯的利益，“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就是如此道理。如果你不把別人當人看，那么你也沒資格要求別人把你當人看。所以犯了罪，就一定要懲罰，這就是“公平”的體現。

而儒家那套仁慈，是單方面的，他們只看見了一方，而忽視了另一方。

5、法太細密人人觸法

       秦法如絲，動輒觸法！

這也是儒家的一個觀點，說秦法規(guī)定的條條款款太多了，百姓一不小心就觸法！這簡直就是儒家在鬼扯。

       要知道，一個文明的，先進的國家，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考核就是這個國家的法盲有多少，連司馬遷都記述：“婦女幼縟無不言商君之法”，雖然司馬遷是按照儒家套路用貶義寫的，不過也反證了，當時的秦國是一個法律開放的文明國家，相對于其他六國而言，秦國的文明是相當超前的。就好比當今的美國法治，在當下來說是非常人性化的。

儒家思想是一個毫無法律意識的思想。當朝也是因為這種思想，徹底就是一個毫無法治理念的國家。就是一個儒家的“人治”，而非“法治”！

其中有2個原因，造成這樣的結果：

1、執(zhí)法不一，這可是大忌，一個根本就不平等的法律，老百姓如何能信服？誰又會去當回事？當今的社會案例我就不列舉了，那些權貴干的事，與他們受到的“懲罰”已經證明了，當朝法律就是一張廢紙！

       2、老百姓們，沒有維權意識，因為“維權”根本就是空談，由于老百姓根本就不信任這個“法律”，所以老百姓只能想盡辦法去躲避“法律”，比如一有困難，就立即找關系，走后門，能用錢解決的用錢，不能用錢的，就只有自己用命。

       歷來都說法律不完善，還從來沒有哪個國家說法律條文太多！這是為什么？就是因為法律越細，越能保障每一個人的合法利益。

       比如《云夢秦簡》里舉例，一位守糧倉的小官員。因晚上天下暴雨，第二天發(fā)現糧食全部霉爛。而依據秦法的詳細處罰條例，根據規(guī)定予以處罰，頂多就是罰錢。而如果沒有這條法律規(guī)定呢？那么就得看他上級官員的臉色了，如果上級官員心情不好，拉他斬首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有可能他還得立即托關系，說人情，送大禮，以求上級的減免。這里我們就能看出，法律不細，導致的就是“人治”成份的增加，因為沒有條款說明，執(zhí)法者只有根據自己的理解力去執(zhí)法，這對犯案者來說，增大了不必要的罪責承擔危險。明明罰款的處罰，卻要遭受死刑的可能。電視里也經常顯現出，一軍營小吏，一時過失，就被將軍一劍刺死的場景。

       摘錄一段秦國司法程序的描述：

偵查：

據《睡虎地秦墓竹簡》中的《封診式》之記載：秦國的司法機關在接到報案以后，要進行偵查，包括現場勘驗，以及尸體的檢查，完成后還要作成文書，即：爰書，《睡虎地秦墓竹簡》中記載了很多爰書，根據這些爰書的記載來看，秦國的司法機關在辦案的過程中是非常注重證據的。這樣的制度對于正確的審理案件是非常有意義的。

審理（審理的三種結果）：

秦國的司法制度鼓勵通過正常的審理獲得案情，不能正常得到案情的才用笞掠。秦國時把審理的結果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上”，即“能以書從跡其以言，毋笞掠而得人情為上。”即不經過笞掠而得到口供的，為“上”。第二類為“下”，即“笞掠為下”，意思是審訊時動用笞掠等刑訊的方法才弄清案情的為“下”。第三類為“敗”，“有恐為敗”，是指通過采用恐嚇的手段才弄清案情的為“敗”。整個審理的過程分為三步：1）聽當事人陳述，即使明知當事人有虛假的陳述也不打斷他；2）對記錄中當事人的陳述有矛盾的地方發(fā)問，再進一步記錄；3），對多次變更口供的人，或拒不交代案情的人，經過司法官的同意進行刑訊。

判決：

讀鞫，判決以后要向當事人宣讀判決叫做讀鞫，讀鞫以后如當事人服判，就開始執(zhí)行判決；乞鞫：如果對判決不服，當事人可以要求復審，叫做“乞鞫”，乞鞫可以由當事人自己提出，也可以由當事人的親屬代為提出，但是必須在判決以后提出。

這如今天先進法制國家的法律程序何其相似？西方文明也是在一千幾百年后才建立這種成熟的法律程序。是有了超越世界一千年的成熟的法制，秦國才保證國家秩序井然，相對六國成為一個清明之國。這才是秦國不同于六國的根本原因。

6、法家主戰(zhàn)禁商愚民

法家倡導耕戰(zhàn)、禁止詩書、禁止經商，給人民的帶來戰(zhàn)爭，是愚民，不發(fā)展經濟？

       這又是腐儒之見！首先談“耕戰(zhàn)”

這個世界上，要想沒有戰(zhàn)爭，只有一個可能！一統(tǒng)！

如果做不到，那么戰(zhàn)爭是永遠不會停息的。而“和平”靠什么？不是靠儒家所說的什么“仁愛”與“良心”，而是靠的自己國家的實力，只有自己擁有強大的實力，他國才不敢侵犯，而儒家那套說辭，只是弱者的自我安慰而已。法家的原則是什么？以戰(zhàn)止戰(zhàn)！只有消滅所有列國，才有機會建立一個真正和平的國家，否則“和平”只是夢而已。墨家雖然反戰(zhàn)，但也有一個觀點，就是“斷指以求全身”“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家的這個天下郎闊的是所有列國，要想興天下，就必須把阻擾天下興盛的障礙鏟除。就也是秦墨支持和幫助秦國大量研發(fā)高科技武器的原因。

       當時的各大戰(zhàn)國都處在內憂外患的環(huán)境之下，所以他們渴望的是生存之路，強國之道。這也是為什么儒家在戰(zhàn)國是根本不被人所理睬的，因為儒家思想解決不了問題，反而帶來問題。

       而法家的“耕戰(zhàn)”就是根據當時的需要，以強國為首要目的，而這“耕”與“戰(zhàn)”都是激發(fā)全體國民的最好方式。“耕”，多勞多得，百姓受益，國家受益。“戰(zhàn)”，國民富貴途徑，國家戰(zhàn)力也強大。（耕，其實也可以獲得爵位，相當于現在的勞動模范稱號，是一種榮耀。）秦國當時是七大戰(zhàn)國中最弱小的國家，且四面受敵，必須快速積聚國力，所以需要執(zhí)行力超強，上令下達，而儒家思想與法家思想是有抵觸的，在這種時刻，必須得清除有礙于改革的不利思想，所以商鞅強調，禁止閱讀《詩》《書》（詩、書其實是周朝時期的一些行政方法與禮樂規(guī)范，也就是說，是一部古老的執(zhí)政書籍記錄，它早不適用于當時的戰(zhàn)國，所以這類書，也是有害無益）

再來談“重農抑商”，大家都知道商人的本質是什么？圖利，特別注重的就是物質利益。秦國的變法之所以成功，就在于隱秘，秦國當時是封鎖一切對外消息，完全脫離與六國纏斗。暗自變法，否則他國是傻子嗎？早就扼殺了。韓國就是因為攻齊一戰(zhàn)，使魏國警覺。致使韓國變法沒能完全。所以商鞅為了杜絕消息的走漏，禁止秦國人經商，而他國的商人，只允許他們在規(guī)定范圍內，同秦國的官員交易，也就是說由國家出面與六國商人交易，然后國家再由官方銷售給國民，隔絕商人之間的交流，走漏消息。變法成功后的秦國，定都咸陽，立即吸引大量六國商人入駐，咸陽也成為了與齊國臨淄，魏國安邑等同級的商業(yè)大都市。而呂不韋這么一個大商人選擇了秦國，說明秦國并不鄙視商人，只是對商人加以控制，謹防泄露國家機密而已。

儒家根本就看不透其中玄機，而只看表面原因。商鞅的變法是非常具有兵家策略的，先走哪一步都考慮得非常清楚。走錯一步，變法就告失敗。

7、法派思想的重要意義

法家與儒墨道不同的地方在于；

儒家是站在為統(tǒng)治者的角度看問題，儒家認為只要君王的作為好了，那么人民自然得利。這是一種沒有站在人民的利益角度看問題的想法，所以不具備可操作性。

墨家是站在底層平民的利益為出發(fā)點，墨家的一整套理論都是強調老百姓怎么能獲得人權與利益。但是他極度的打壓了貴族與君王的利益，要知道君王與貴族是當時的權利核心者，他們掌握著國家的命脈。完全不顧及他們的利益，他們怎么可能來支持呢？

道家則是小國寡民的思想去治國，講究大家都少點貪欲，自然這個社會就會安定。大家各行其是，不要強加別人做不愿意做的事，自然就沒有矛盾。但實際上，強力者必然支配弱者，利益是絕對會產生沖突。單靠強調人清心寡欲是毫無意義的。

法家想到的就是“雙贏”！一個社會的穩(wěn)步發(fā)展，絕不是一方打到另一方就能成功的。（舉個例子，如果一部法律完全照顧勞工利益，而忽視企業(yè)家，那么這些企業(yè)家不能得到利益，他何必花精力去創(chuàng)業(yè)？不如個人做點小生意算了，這樣一來，大量的企業(yè)關門，勞工也沒有了工作，失業(yè)人口反而增加。所以一個制度一定要是雙贏，而不能只考慮一方。）

如何才能到達“雙贏”呢？

君主的利益是什么？直白點，國家強大，不受外敵侵犯，臣子與人民不犯上作亂。

貴族的利益呢？君王不無故殺人，自己能獲得人民創(chuàng)造的更多利益回報。

而人民的利益呢？就是溫飽解決，不再因戰(zhàn)亂流離失所，有更好的生活空間。

怎么才　能讓　君主、臣子、人民達成一個共識呢？那就是制定符合多方利益的“制度”，相當于一份合同，這個合同的甲乙丙都需要妥協，也有利可圖。

法家思想的治國原則：順時而變，治國不一道，便國不法古！

意思就是每一個時期，要根據當時出現的社會矛盾，找出當時最有效的解決辦法，治理國家，要用符合自己國情的方法，而不是別國用什么，我也照搬。在法律制度上，以前的老舊法律該廢則廢，對現在社會有害無益的法律都要廢棄，不能完全沿用先人的治國辦法。（這個順時而變被一些詭辯的儒生說成，法律天天在變，不符合自己利益了，權貴們就又變了。其實這是完全的謬論，法家的意思是，當這個舊法引得民怨不滿時，才要立即想辦法變，而不是根據權貴們的利益來變，它恰恰是為了老百姓的利益而變。而權貴們不想變，因為變一次，他們的利益就少一點。）

法家的大局觀意識：

法家的一切作為，都在于一個目的，大局為重！

古語有云：“大仁不仁”“因小失大”“貪小便宜吃大虧”，而儒家看問題恰恰就是局部性，片面性，從不考慮大局。比如宋襄公，自稱是“仁君”，宋、楚交戰(zhàn)，宋軍本可以趁楚軍渡河，毫無防備而一舉擊潰。但宋襄公卻堅持以“君子”的方式，等楚軍上岸擺好陣勢再打！對敵人仁慈的下場，當然是對自己的殘忍，宋國被打敗，自己也重傷而死。這就叫“大仁不仁”！雖然宋襄公被當成了笑柄，不過后世的很多做法，其實跟宋襄公無任何差別！比如“　東郭　先生救狼”的故事。為什么儒家會迂腐，就其根源，就是被一個無形的“仁”束縛，沒有正確去理解“仁”，“仁”不是說你能善待某一特例就是“仁”，而是大局，是后果。

法家人的執(zhí)政思想：不畏強權，萬事皆依法！

法家思想的進步意義就在于拉近了，不同階級 距離。法家就提出了“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司法原則，也就是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誰都不得例外！商鞅的死，也是因為他毫不手軟，不畏權貴的懲治了太子。（有部分學者辯解說，其實也沒有懲治太子，而是懲治了太子的老師公子虔，所以證明了商鞅還是不敢得罪君王。其實這是沒有法律意識的淺薄之見，而且他們并沒有讀過《秦律》，當時《秦律》就有所規(guī)定，未成年人犯法，監(jiān)護人頂罪，太子當年才9歲，所以犯案肯定是有幕后主使，商鞅是經過了嚴密的調查而依法辦事。公子虔曾要求以砍手來換取割鼻子的懲罰，商鞅不答應。商鞅說，每一條法律對應相應的處罰，是不能用任何形式抵消的。這一點非常重要，看看今天的法律，富二代撞死人，只需要賠付一點錢，就算了事，這算什么？那是不是代表比爾蓋茨可以來中國屠城了？執(zhí)法上的嚴重缺陷，導致權貴根本不拿法律當回事。）

8、法家三派有何不同？

諸子的思想，他們自身就是混雜的，他們自身也不是完全就認定自己一家的思想。

比如孟子，他是儒家，而他的很多觀點都與墨家是相同的。而他卻又罵墨家，這只是明顯的門戶之見而已。

比如荀子，身為儒家，他卻充分的認同法家法治派思想，甚至有的人不承認荀子是儒家。

比如墨子，雖然批儒，但也繼承了部分儒家的思想，同時又兼具法家的依法治國思想在里面，還有獨立的邏輯辯證思想。

可以看出，越是務實的諸子，越是兼取多種思想在里面。

縱橫家、兵家、計然家、法家這種極度務實的學派，他們之間幾乎可說是完全相互貫通的，而且是兼用的。只是他們更注重于哪一方面而已。

有了上面這個鋪墊，我們就能很清晰的來看待法家三派，法、術、勢!

法家的核心思想，依法治國，執(zhí)法一視同仁，沒有高低貴賤。由于術派與勢派也堅持認同這種思想，所以這兩派也自然的成了法家的一脈。

法家深受道家老子的思想影響，極度認可道家思想當中的處事之術。所以法家三派都是非常推崇老子的權謀思想的。務實派的諸子都對道家的生存權謀之道非常有研究。

法家勢派慎到

他就倡導依法治國，以道家之術治國。君王要做到無為而治。君王不用有多大作為，只要善用臣子，讓他們去辦理就行了。君王干預得多，臣子的能動性就低。

他　強調　君王就好比龍，云霧就是權勢，沒有云霧的龍，就無法高飛，跟地上的蚯蚓無任何區(qū)別。所以他提倡君王要治理好自己的國家首先是保證自己的權勢絕對穩(wěn)固。借助君王制定并依法執(zhí)行的法律來管理好國家。

慎到其實可以說是最接近道家思想的法家，其實慎到本質上就是道家老子思想的繼承者，他的治國策略里都是遵從老子提出的一系列理論，而他自身又融入了依法治國的概念。

慎到有兩個主張可以看出，他是明顯的道家思想。“不尚賢”“不尊忠臣”，表面上看，這還得了？

但是我們要用道家的思想去理解，“賢”不等于“能”，在慎到的思想中，“賢臣”指的是那些獨立見解很強，很得人心之人。這種人多了，你君主就變得勢危了，百姓也許就會聽他們的，而不是聽你君主的。所以一定不能“尚賢”。但是可以用“能臣”，能臣就是辦事很得力的臣子，但是他們不去想多余事情，而是一心一意的做自己的‘份內事’。

“不尊忠臣”，慎到認為，這個世界上絕對不乏忠臣，但是忠臣不代表他就是能臣，他不一定能辦妥事。治國需要的是能臣，應當忠于職守，而不是忠　于　君主。這個世上有很多庸才，他們忠　于　君主，但不忠于職守。他們也許是在為君王考慮，但是他們的能力有限，往往會干擾很多正確的決策，動輒既要死要活的威脅君王。官員應該忠于職守，而職守不能越過自己的職位。而忠臣自以為忠　于　君主而到處插手，反而將朝政搞亂。

所以慎到是一位法家的理論家，在他的理論中，一切都很合理，但實質的執(zhí)行過程中，由　于　君王擁有了絕對的獨裁權，沒有了截止君王的約束，　那么　君王自身就要保持一個非常精明和清晰的頭腦。一旦遇到庸主，將寸步難行。所以慎到的勢制跟儒家推崇的忠君都有了一個同樣毛病，就是“人治”成分的擴大。

慎到的構建是，君王是個超級　明　君，制定很好的法律，每個人都依照這個法律依法辦事，違法的人，無論王公貴族，都依法論處。沒有貴賤和差別；這樣一來這個國家就會人心所向，人的積極性也很高。一片和諧。

儒家的構建是，君王是個超級　明　君，道德很高尚，用愛心去感染臣子與子民，他們犯錯了，大錯小懲，用圣人的心去勸解與寬恕他們，他們就會感恩；于是臣子與子民就會以圣人為榜樣，都做好事善事，一片和諧。

這就看出來，即使是這種理想的框架，法家也要比儒家更具有可操作性。

慎到的“人治”是針對君王一個人，但是這個君王又是國家的主心軸，君王亂治，國豈能不亡？

慎到時期的齊威王早年不理朝政，致使內政混亂，官員糜爛，外強欺辱。所以齊威王后來勵精圖治，從自身做起，大察國內的貪官污吏，嚴明法律。

有一個故事，說是有兩位大夫，朝中很多官員都說即墨大夫壞話，而說阿大夫好話。齊威王暗地查明后，得知即墨大夫是個老實人，不善于交際，所治理的百姓也無怨言。而相反阿大夫善于交際，治理的地方則是民生沸騰。于是齊威王重賞即墨大夫，烹殺了阿大夫。至此齊國上下大振，政治逐漸清明。

乍看之下，這很好啊！其實這就是勢制的禍端，齊威王雖然是　明　君，不過他并沒有公開審判，沒有給阿大夫為自己辯護的機會，現在大家都知道，很多問題的表象，并不代表真相。為什么明知這個人罪惡滔天，也還是要進行公開的審判程序，列出罪狀，然后再處置罪犯，就是為了在法律面前，體現出執(zhí)法的公平公開原則。讓每個人都有據可查。

阿大夫所治理的地方，說不定有其他難言之隱呢？　國　君多年不理朝政，如果當地發(fā)生災情，或是當地的自然條件不如即墨城呢？很多客觀因素一樣能造就民生的意見。

所以是否冤殺，不得而知，但至少要有審判的過程。在齊威王那里沒有，　全憑　君王的主觀意識去判斷，這是很危險的，齊威王也許是作對了的，不代表　后世的　君王也能如此的明銳。齊國齊泯王時期，就是由　于齊泯王　君威天下，很多大臣都不敢貿然進諫，即使　國　君有錯，也不敢提。所以法家的敗筆第一筆就在于勢制。勢制雖然強調依法治國，但是它的核心，還是在于要有　明　君。

法家術派申不害

申不害也深受道家老子的權謀思想，申不害對于勢派與法派是高度認可的，他也　強調　君主的權位要穩(wěn)固，政令才能有效下達。而一系列在韓國的變法，跟商鞅的實施方案是差不多的，一樣是開阡陌，廢井田，提倡有功則賞，大用有能力的人才，強調累積國家財富，收繳各大貴族的私兵，重視兵器制造，韓國最為強悍的一點，就是有鐵礦，在那個青銅時代，鉄兵器可謂是利器，“勁韓”的由來就是由于申不害的變法，富國強兵，列國都不敢冒進。

不過他認為光有這兩樣還不夠，而重點在　于　君王要具備心計，春秋戰(zhàn)國時期，臣弒君的事太多了。所以提醒君王也絕不相信任何一位大臣，人可以用，但不能過于信任。君要做到無為，讓臣子摸不準君王的心思，只有這樣做，臣子就看不見君王的底牌，而有所圖謀，也少了很多拍馬屁者。

申不害的提出用‘術’的方式去勘察貪官污吏，讓他們乖乖辦事。

玩弄權術，申不害并不是第一人，其實自古以來，人為了自保，都要用術，術也可以稱之為謀略，只是術主要形容于官場的政治斗爭中。既然有馭臣之術，必有欺君之方，爾虞我詐，你爭我斗，反而讓朝局政治變得極其不穩(wěn)定。臣子害怕君王，必然要想盡辦法欺君，又要避免其他臣子妒忌自己，而加害自己。所以申不害的術在一定時期實現了政治清明，官員盡心辦事，但這并不能長久，有部分“聰明”點的臣子，就學會了鉆空子，陷害其他政敵。　　

申不害授給韓國王族，導致韓國王族極其推崇這套駕馭臣子之術，韓昭侯與申不害之后的韓國，被老貴族服復辟，丟棄了申不害強調的依法治國思想，而對于申不害的“術”，則是樂此不疲。韓國之所以再無法振作，也在于“術”以根入韓國官場，根本無法給有抱負的人以施展空間。這也造就了韓非子心靈里非常冷漠的一面。　　

法家法派商鞅

商鞅堅持的是法家最主流的思想，依法治國！

這里不是說商鞅就一點不提倡勢與術，只是商鞅知道法家的那2個思想可用，但是要慎用，不能濫用。法家強調中央集權，其實就是為了保證君王的絕對地位，使臣子沒有實力作亂。術已經說過了，是一種處世方法，人生在世，都要運用術，但是必須要有節(jié)制。

所以商鞅堅決要求任何事情，只依法辦事，君王也不能逾越法律而為所欲為，對官員的作為，以定期考核的業(yè)績?yōu)闇剩?zhí)政成績優(yōu)秀的，重賞，加官進爵；而毫無成績的，罷官辭退。鼓勵官員直言。誅行不誅心，也就是說，即使此人有重大嫌疑，如果他沒有犯法，也不能去懲治他，畢竟他并沒有做，只是有可能很想做。這極大避免了君王與官員的“人治”做法。要知道，有權利的人，總是不自覺的會利用手中的權利，去保護自己的，所以當他預感到對自己有威脅時，就會先下手為強！但這有時候畢竟是主觀臆測。

電視里經常能見的一句話：“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是在商鞅的秦國是不允許的，你要懲治任何人，首先得有充分證據，不得你想怎么樣就怎么樣。商鞅為什么會死？以商鞅當時的地位，他完全有能力鏟除所有對他不滿的貴族，甚至是太子！春秋戰(zhàn)國時期，權臣誅殺異己，擅立傀儡君主的事，多了去了。比如田氏取代姜氏統(tǒng)治齊國，晉國的智、韓、趙、魏家族瓜分晉國，秦國秦獻公也是靠大臣誅殺前　國　君而上位。在那個時代，商鞅變法，使奴隸平民得爵位，受大部分人的支持，他要想篡位，是輕而易舉。但是他沒有，他寧肯用自己的死，告訴所有人一件事。那就是“法治”，任何人不得不依法！

君王保有權勢沒錯，但是要贏得人心，就不能毫無顧忌，就必須要通過合理的證據收集，審判，頂罪去處理。決不　能憑　君王心情狀態(tài)，就對臣子進行處罰。臣子犯錯，根據法律規(guī)定，執(zhí)行相應的懲罰。臣子有重大貢獻，也要依據法律制定的獎勵措施，不　能　君王一高興，就亂賞。做任何事都有一個規(guī)定好的標準。這樣才能讓所有人信服。

儒家在這方面就完全沒做到，對于功臣，也　許　君王一高興就重賞。而如果過段時間其他人，也有同樣的價值功勞，可惜君王心情不好，就賞得少。處罰時，也是由君王心情決定，所以導致的就是臣子的不服，憑什么他得的比我多？或者憑什么我就要受到這樣的懲罰？

這也就是法治與人治的顯著區(qū)別之所在。

商鞅強調的就是“誅行不誅心”，任何事件都要講證據。只有公開的擺在臺面上執(zhí)行，才能讓所有的人信服，而通過自己的權利去濫用私刑，那么人心是必然向背的。

那是不是“法派”就那么完美了呢？也不盡然，只能說，它適用于當時的年代，相對于儒、墨、道的治國思想，它更優(yōu)越。畢竟古時候，君主無形中的權利是很大的，即使君主實際上沒什么權利，但名義上都必　須打著　君主的旗號，才能使天下人誠服。法家法律的制定，也是由君王與大臣定義的，所以當時無論哪家的思想，對　于　君主都是沒有具體約束。

儒家，拿道義來約束天子，如果你不行仁政，就會亡國；

墨家，拿鬼神來嚇唬天子，如果你不愛人民，上天就要懲罰你；

道家，用無爭來警告天子，你要是貪圖越多，就越容易亡國；

法家，用法律限制天子，你逾越法律，無視法律，就會亡國。

我們可以看出，這里都沒有任何一個硬性指標，沒有一個對君王階段性出錯的懲罰。所以導致什么呢？君王一點一點的犯錯，比如我只是有一點點不仁的地方而已，我只是今天逾越了法律的一條而已，這種做法，它不會導致這個王朝的立即崩壞。但是“千里之體潰于蟻穴”，最　終經過　君王貪婪的欲望而導致王朝的覆滅。

法家其實還有一個缺點，“法”是很死板的，不變通的。它的出現也是通過一些預計或是前期案件的發(fā)生，而制定的預防措施。但是往往有“法”沒能考慮到的地方，這也是為什么法律從來都是不完美的，隨時隨地都在變更的原因。法家有個優(yōu)點是“根據社會矛盾的不同，而法律是可以更改的”雖然它比儒家的“一層不變”好多了，但是它還是無法彌補法律漏洞的缺點。對某些人來說，只要法律沒規(guī)定到的地方，他就可以為所欲為。這就是法家“萬事依法”的一個缺陷，過于依賴法律，認為法律可以解決任何事情，這種想法就是錯誤的。

那怎么辦呢？“萬事不依法”，那不就成了儒家的“人治”嗎？憑感情決斷？當然這更是不可取的！其實當今的“歐美法系的普通法”就有借鑒價值。（關于這個問題，我以后開貼分析，我也只是承認西方這普通法的進步意義，但我認為現今中國還沒有達到那種條件，這里不再累述）

法家‘集大成者’韓非子（為什么要打引號，因為我認為韓非子不是大成，而是大毀者，最后的敗也法家會講到。）

9、  成也法家，敗也法家！

為什么會這樣說呢？

原因就是法家背負了上千年的罵名，幾乎歷朝好事都是儒家在干，法家就只干壞事。而直接緣由就是因為《韓非子》，這本書可謂是跟儒家所倡導的以德治國完全違背的，儒家也正好拿來做反面教材，以體現他儒家的偉大，與法家的齷齪。

成也法家

其實真正成功的是法家的法派商鞅，他的變法使秦國不僅強大起來，而且能延續(xù)秦國的強大，傳續(xù)六代，而統(tǒng)一了中華。沒有一個先進的文明制度，是無法生存，甚至是不可能擊敗六國的。按照儒家的秦王朝暴政，二世亡國的理論，秦國怎么可能延續(xù)強大近150年呢？那時候還有六國在，都無法滅掉秦國，反而被秦國所滅，豈不荒唐？

敗也法家

也要歸結于韓非，歷來傳頌他為集法家之大成者，但事實上他把勢與術這兩個具有糟粕的理論放大了。

所以看待法家的成與敗，要辨別分析商鞅與韓非2個人的不同。

現在的學者一說法家就說韓非，要知道，韓非也只是個理論家，他根本就沒有去實踐過自己的理論。而商鞅是實戰(zhàn)家，是經過了無數的磨練才成就成功的。

大部分學者都喜歡混為一談，還自鳴得意。

我們來看韓非的法術勢思想是怎么形成的？

勢制思想，韓非是王族，自然他的出發(fā)點就是維護王族的地位堅決不可動搖。

術制思想，韓國受申不害影響，王族最喜好研究“術”，韓非身在官場，對這種你爭我奪，勾心斗角，早已心領神會。

法制思想，依法治國，法律平等，是一個國家強大的基本保證，這一點韓非也是絕對重視的。

易中天曾今這樣評價韓非：一個教人算計之人，死在別人算計之下，是何等諷刺！

不過我覺得這個評價太片面。

大家都知道一句話：“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

韓非子寫《陰謀篇》，可以理解為一把雙刃劍，至于讀者是用來害人，還是防人，全憑讀者自己。

不能因為韓非寫了《陰謀篇》，就把他視為陰謀詭計的小人。

兵家也曾說：“知己知彼百戰(zhàn)百勝”。

而韓非子的《陰謀篇》就是徹底的剖析人類的邪惡，奸詐一面。讓人知道如何來防范，當然如果有人要用這些陰謀詭計害人，也是沒有辦法的。

如今的厚黑學作家們也是如此，不能因為他們寫出了很多人的陰暗面，就說這些作家也是陰暗的。

而現實當中，往往真正會用這些手段的人，是不會說的。而性情比較正直的人，反而是充分理解了這些手段，而把這些手段公布于眾。但是他們本身在實際中也許根本就不會用。這點在韓非身上就有體現，傳聞他是被李斯害死的。以他的聰明才智，難道不知道保護自己？也許韓非那時是迫于無奈，韓國即將滅亡，他活著也沒有什么意義。

秦王朝毀滅的敗筆就在于秦始皇用了勢制，確立了皇權大于法律。違背了商鞅的“王在法下”的思想，商鞅強調的就是君王也無任何權利去逾越法律的限制，在秦始皇稱帝以后，皇帝是權大于法的。秦始皇是　明　君，不代表他的子孫也是，秦二世的胡作非為，暴政，不僅激起了百姓不滿，連秦國官員也都紛紛不滿，導致眾叛親離，快速亡國！

敗也法家就在于，后世儒家為了抹黑法家的功績，把秦二世的暴政，全部推倒法家與秦始皇身上，造成了后人對法家理解的偏頗。

法家也因為的確含有勢、術兩者的思想，所以始終被各家抓住這個紕漏不放。

10、法家思想對于現代的意義！

經由這么長的分析法家，可以看出，法家的可取之處，與不可取之處。對于我們今天來說，應該繼承法家思想里，嚴格有法必依，依法治國的思想，切實的做到“公開、公平、公正”，而不是空談。法家思想里結合時代的不同，就需要對法律進行修正的這些思想都是值得提倡的。現在的法律，對權貴者已經無法起到警示作用。徹徹底底的淪為了控制老百姓的法律，而不是真正為了社會健康發(fā)展而制定的法律。

先做到依法治國，然后當社會提高到一個層次后，人們心里已經有了一個具體的法律理念后，才有可能去借鑒歐美的“普通法”！

可悲的是我們當今連依法治國都沒有做到！還是沿用的儒家“人治”，在這種環(huán)境下還想去照搬歐美的法律是根本不可能執(zhí)行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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