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認識你自己，這個問題是西方哲學的源泉，也是西方科學精神的原動力。
    但在古代中國，從來就沒有嚴肅的提出這個問題，更沒有把這個問題上升為生命的頭等問題。中華民族的文明自一開始就很老成，在最早的文化《易經》中，中國就有了整套的對世界以及人類自身問題的認識，從一開始中國文化就把人自身的問題放到宇宙自然觀當中，放到天人合一當中，隨著宇宙觀問題的解決，人自身認識的問題也順帶給予徹底解決了，一勞永逸的解決了，這個問題便不復存在了。從而，相對于獨立于自然世界的人的主體意識消失了，中國人的科學精神也就無從談起了。
    人認識自己的問題，中國文化沒有將這一問題引向去認識獨立于人的外部世界，即引向對自然科學的興趣和研究，而是將這一問題完全引向人類社會的人與人之間的利害關系上面，也即人與人之間的政治經濟物質的相互關系，因此，古代中國的文化主要是在倫理道德關系方面獲得全面的發展，這種文化立足于對人自身欲望的滿足，進行深入的研究，因此，中國的文化自始至終帶有很鮮明的物質主義和功利主義的特點。中國本土文化中，不論哪種思想，都沒有否定人的欲望，而恰恰相反，中國文化認為人的欲望是一種自然屬性，是一種天意和天道，孔子就認為食、色性也，人之大欲也。人的欲望就如同自然界中的萬物生長，上天孕育。
   中國文化認為，人的問題，即社會的問題，主要是如何對人的欲望適當的進行節制，使人的欲望的滿足恰到好處，就如同認識大自然中萬物的自然生長，找出并遵循這種事物發展的本性，這就是中庸之道。
   不僅是儒家的孔子這么認為，而且《易經》和《道德經》都在闡述著中庸之道，都是在告誡著人們要遵循天人合一的客觀規律，老子的反者道之動的思想，目的就是讓人們認清事物都是相反相成的，因此，告誡人們要守中，防患物極必反。
   中國文化宇宙觀認識的高度，早在《易經》中就已實現。《易經》的成文很神秘，有認為是伏羲氏創始，有認為是周文王作，因此也叫周易，也有認為是孔子的編著，甚至有認為是天授神書，總之，歷史上一直在爭論。但簡而言之，說明《易經》文化的起源非常之早，或者說自中華文明有文字記載，就可能開始有《易經》了。
   《易經》對于中國文化來講具有源頭的根本意義，素有“群經之首，大道之源”之譽。中國文化的權威代表孔子，甚至到了晚年一直都不放棄《易經》的學習和研究。黑格爾在研究中國古代文化時，唯獨對《易經》頗有贊許。《易經》用陰陽兩種基本元素的矛盾演化，來解釋宇宙萬物的生成消失轉化，這種宏觀認識的高度抽象性、簡單統一深刻性，在世界其他主要文明的發展早期，是不具備的。也因為如此，黑格爾在論述世界人類精神文化發展歷史的時候，把中國的《易經》文化作為研究的開篇內容。
    中華民族初始就創造出博大而簡單精深的世界觀學說，就如同上天恩賜，中華民族精神物質的創造發展開始之初，就已經搭好了一個廣大無比的文化平臺，這對后來中華文明空間的不斷擴展，影響力日趨擴大，以及對周邊其他民族文化的滲透和同化，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但也因為中國文化的早熟性，我們的祖先很早就產生了自滿自足的文化心態。孔子、老子等中國最早的思想家都認為自己運用天人合一的宇宙觀，解決了人類的所有認識和實踐問題。孔子甚至認為自己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七十從心所欲而不逾矩。老子則用了一個很生動夸張的比喻，說治大國如烹小鮮。說明他們對自己的思想學說用來治國安邦堅信不移，完美無瑕。
    這種自滿的和停滯的觀點，這種認為已發現了人類和自然所有終極真理的思想，是和西方世俗的科學懷疑的精神，和西方基督教的人類原罪以及要贖罪的謙卑心態，有著本質的區別。
    中華文明宏大而又簡單自滿的文化心態，以及取消主體與客體區別的世界觀，造成了中國文化缺失科學創造的精神，這也是古代中國經濟文化發展長期停頓的重要原因；而西方的懷疑探索的文化精神，以及強調認識自己的區分主客體的世界觀，推動了西方文明對外部世界的科學認知的不斷深入。
 
    對其它問題的答復：亞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主要是他經驗認知的一個層面，而不是他的哲學的本體論，更不是他的哲學思想的全部，而孔子的中庸之道，則包含了他對宇宙全面的認知，即包含了孔子的全部自然政治倫理社會思想的內容。
   又問 ：中庸之道，從哲學邏輯上來說，肯定不是完美之道，科學精神的缺失如何劑補？
   回答：不知你對哲學邏輯如何理解，我的理解哲學邏輯就是辯證邏輯，因為，它能說明事物廣泛的聯系性，從這點來看，中庸之道反映了事物矛盾聯系中的一種統一性，這是客觀存在的。
    中庸之道要做到完美是很難的，中國古代圣人的標準，就是能夠做到完美的中庸之道，但中國古代的圣人只是后來人理想中的人物，孔子也不敢自稱是圣人，只是后來人，特別是統治階級出于政治的需要，把他封為圣人。完美的中庸之道幾乎不存在，它只是一種理想狀態，因為事物的矛盾雙方隨時都在對立的活動，在打破完美的中庸狀態。
    中庸之道實際上同宗教中的善等絕對的理念有本質的相同，它們都排除了對象的對立矛盾性，只是宗教把這種對象放在獨立于人物質世界以外的精神世界，而中國文化則很務實的把它放入人們的日常經濟生活當中。
    因此人們常常會感覺到，中國的文化很虛偽，因為中國文化的理想是追求和宗教中一樣的精神境界，但這種境界又要求人們在世俗物質生活中去實現，這就很難很難做到了，也就是所講的中庸極高明，所謂極高明可作高不可攀的理解，既然現實中難以做到，而中國文化的統治政治價值觀又要求人們做到，如此就必然出現理論和實際的矛盾，出現了說一套而做又是另外一套的普遍的社會現象。
    這種現象不僅在今天的中國社會中（包括臺灣社會）普遍存在，而且中國自古以來就一直大量存在，中國古代大量的文章、小說對這一現象有生動和刺骨的嘲諷，這也就是所謂中國文化的“劣根性”，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也是立足于此的。
    但這個問題很復雜，總的來說，一種文化特別是對于中國這樣覆蓋面如此廣大的文化，要做到完美，甚至追求完美，是很困難的。今天，西方文化的影響和沖擊，中國文化的一些重大弱項更顯現出來，能不能在借鑒西方文化好的方面，出現中國文化朝完善的方向發展突破，這正是當今我們很艱難的和最最重大的歷史使命。
    人類未來的發展前途，取決于人類的文化能不能跟上并且駕馭現代物質科技的飛速發展，這種物質科技的發展能不能很好的納入人類的最根本的人性利益。
    最后一個問題，中庸之道和科學精神沒有直接的聯系，前面講了中國傳統文化缺失科學精神，主要是因為中國文化沒有人類主體和外部世界客體的明確區分，這種區分也正是人類思考懷疑性的根由，而懷疑性是科學發現的助產士。前面說了中國的文化是一種十分自滿的文化，是發現了宇宙和人類全部規律的文化，是天人合一，這種文化認識是立足于感性上面的理性，而非西方思辨性的懷疑主義文化。
    本答復結束時，我想強調說明，在人類文化長河中，科學發展不是最重要的，科學發展只有在有利于人性關愛時，才有積極意義，但遺憾的是人類歷史上經濟科學的發展，常常是導致人性的喪失，這也就是我們今天面臨的最最深刻的社會矛盾、經濟矛盾、技術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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