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世嫉俗的韓非　　

一、人性論與法治　　

戰國時期，秦國經過商鞅變法，逐漸建立起自由競爭的官僚等級制，代替了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氏族貴族等級制。在東方六國，平民階級中也有許多有才干的人進入政府，但國家政權基本上仍然控制在氏族貴族手中。到戰國末期，氏族貴族政治日益顯露出其落后性、腐朽性。由于氏族貴族勢力強大，東方六國根本無法實現依法治國，結果國家的諸多政策常常由貴族個人好惡決定。這就導致賞罰不公的出現，有才干的人難以有所建樹。并且某些貴族為了私利常常會不顧國家利益。比較典型的是楚國貴族對愛國者屈原的排斥。楚國的滅亡正是貴族政治腐朽性的典型表現。氏族貴族政治導致國家力量分散，很多貴族不受　國　君的限制，以至某些貴族為了私利實際上成了賣國者。秦國最重要的一條對外政策就是：對身居高位的人，能收買就收買，不能收買的就刺殺之。而現實是六國有許多貴族都被秦國收買。六國中最后一個被滅亡的國家是齊國，齊國是不戰而降，這正是秦國收買政策取得勝利的成果。　　

生活在戰國末期的韓非，對這種現象有著深刻的認識。所以，他是主張中央集權的。他主　張國　君要從貴族手中收回賞罰權，并且用這種賞罰權來管理臣下。這種賞罰權就是法，——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　　

在廢除氏族貴族政治，建立官僚政治方面，韓非繼承了荀子的觀點。因而在“法”的觀念上，韓非和荀子也是相似的。韓非所理想的政治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建立中央集權的官僚等級制；二是依法賞罰，不避親仇。　　

韓非和荀子的不同之處是：荀子除了講究法治，還重視道德教化，而韓非則完全排斥了道德教化，只講法。這和他的人性觀點是密不可分的。韓非認為，人性是自私的，是好利惡害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赤裸裸的利害關系，——甚至父子之間在很多時候也是如此。在這方面，他和荀子的人性論不同，荀子也認為人性是自私的，但同時人又是可以教化的。而韓非卻認為人性自私難以改變，他說：“圣人治國，不要求民眾去做什么善事，而是要求民眾不違法去做壞事。能夠主動去做善事的人，全國也找不到十個；而要求民眾不做壞事，普通人都有能力做到。圣人治國的政策是按大多數人的情況設立，而不是為少數人設立的，所以，圣人不講德治而講法治。”（夫圣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顯學》）　　

關于韓非的人性論，我們從他對各國大臣的揭露中也可以看出來。韓非耳濡目染眾多大臣為了私利而欺　蒙國　君、危害國家利益，他自己出身王室，對這樣的人深惡痛絕。所以在這一方面，韓非的觀點有著鮮明的個人色彩。　　

正是基于個人獨特的人生閱歷，韓非對人性完全不抱希望。所以，他只講法，而不講德。　　

二、對權臣的痛恨與術　　

東方六國，貴族勢力大，形成了與　國　君抗衡之勢。韓非認為，這些權臣不忠　于國　君，行事多為私利，他們與　國　君的關系是對立的。他說：“　國　君的利益在于讓有才能的人做官，而臣下沒有才能卻想做官；　國　君的利益在于把爵祿賞給有功勞的人，而臣下沒有功勞卻想得到賞賜；　國　君的利益在于讓有才能的人為自己服務，而臣下希望　國　君能任用和他有私交的人。”（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孤憤》）韓非的這番話并非沒有道理。戰國時期，確實很多大臣　和國　君不一心，常常做　于國　君不利的事，甚至殺害　國　君的情況也時有發生。　　

韓非作為王室中的一員，他是　和國　君站在一起的，所以，在他的學說中，“法”是第一位的，而僅次于法的就是“術”。他說：“術，就是按照人的能力授與他官職，并且要求他完成自己的職責。　國　君根據他完成職責的情況來進行賞罰。”（術者，因任而授官……《定法》）。也就是說，術是　國　君駕馭臣下的方法。韓非認為，　國　君應該想方設法管理好臣下，不能讓臣下蒙蔽自己。他在《內儲說》《外儲說》等篇中，為　國　君怎樣防止臣下欺蒙出了很多主意，也列舉了眾多臣下欺　蒙國　君的例子以提醒　國　君。其中最主要的一條是這樣：“　國　君能夠一個人決斷大事，則可以成為天下的王。”（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王。）也就是說，韓非對大臣極不信任，認為　國　君必須能夠獨立決斷大事，這樣就不會被大臣欺蒙，才能夠為國家謀大利益。　　

韓非對不以國事為重的權臣非常痛恨，把他們比作“惡狗”“社鼠”。他通過大量事例揭露了權臣品格的下劣無恥。他認為，作為臣子就應該對　國　君忠心不二。　　

但是，東方六　國的國　君有沒有能力管理好臣下呢？對此韓非不抱太大希望。他通過講述一件事曲折地表明了這種看法：一個　國　君想親自處理國事，就讓權臣把一些文件送給他。他剛看了一會兒就瞌睡了，于是又把國事交給權臣處理。　　

所以，六國的現實是權臣的勢力一直很大，　國　君與權臣的矛盾非常突出并且時時激化。以下犯上的事情常常出現。　　

所以，韓非的“術”，也只能是針對個　別名　君而言。在他的術中更多的表現的是對權臣的痛恨。或許這和他出身王室有直接關系。　　

三、耕者與學士　　

韓非說：“官吏收稅的對象是農夫，而　國　君供養的對象卻是學士。農夫給國家交了很多稅，學士卻得到許多賞賜，在這種情況下希望百姓用力于耕作而少說空話，那是不能的。”（夫吏之所稅，耕者也；……）“那些隱居之人，國家太平時，他們不出力做事，國家發生戰亂時，他們又不能披甲作戰。禮遇這種人，就會讓從事耕戰的農夫、士兵不再努力耕戰。”（且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在這里，韓非否定了對國家富強不能做出實際貢獻的人，認為對這種人不應該有所禮遇。在《五蠹》中他總結出五種這樣的人：脫離實際稱頌先王之道，批評當世法治的學士（孟子基本上就是這樣的人）；那些借助其他國家的勢力來謀取私利，而不顧國家利益的從事外交的人；為了顯揚個人名聲而觸犯國家法律的游俠刺客；那些聚集在權貴門下逃避國家勞役的人；那些不顧百姓利益，囤積居奇獲取暴利的工商業者。　　

這里需要說明一點的是，在戰國時期，由于兼并戰爭不斷，各國統治者都感到地位岌岌可危。尤其是秦國強大起來后，六國的統治者很感恐慌，就想方設法想富國強兵。但由于自身的局限，中央集權難以建立，國家的衰弱就成了必然。也就是說，六國的統治者找不到一條富強的道路。所謂的“病急亂投醫”，他們就對社會上流行的各種學說以及各種人物投入了極大的注意力，希望借助這些學說和人物可以保住自己的地位。“養士”就是這種心理的一種典型反映。而事實上，貴族所養的這些士人，大多沒有什么治國才能。真正有才能的人，在六國這樣的環境中也難以有所建樹。戰　國四　君子中最讓人稱道的　孟嘗　君所養的“雞鳴狗盜之徒”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韓非認為，這些人是國家的蛀蟲。“　國　君如果不除去這五種蛀蟲，供養真正對國家富強有用的人，那么即使國家滅亡了，也沒有什么奇怪的。”（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　　

韓非否定了那些對國家無用的人，而認為　國　君應該賞賜對國家做出實際貢獻的人。比如耕種土地多給國家交稅多的人，有戰功的人，治理地方有功的人。他說：“有功勞的人要賞賜，賞賜豐厚，人就會更加努力。”（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　　

在戰國時期，真正做到這一點的只有秦國，也只能是實現了中央集權的秦國。也正是這個原因，韓非對秦國是頗為向往的。　　

四、韓非學說中最有價值的內容之一　　

在韓非之前的思想家，大多不能擺脫“法先王”的觀念（荀子所謂的法后王，事實上指的是周文、武王，也屬于先王），學習古代文化是應該的，但之前的思想家往往對先王過于迷信。到了韓非這里，則是完全擺脫了先王的限制，而提出“所以圣人不向往遠久的古代，不效法過去流傳下來的規則，按照當前的實際情況，來制定相應的政策。”（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　　

韓非的這種“用發展的觀點”看問題的世界觀，是古代思想史上的一次大解放，對中國文化影響深遠。　　

補充：韓非對國際關系的看法：“國家要強大，不能依靠外國，而要靠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治強不可責于外，內政之有也）“征服天下的　國　君，……把國內治理好了，再以強盛的國力去征服其它國家。”（王者，……治內以裁外而已矣）在這方面，韓非繼承了荀子的進步觀點。這里，韓非是要否定戰國時期那些“縱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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