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不逼民不反 民不強法不立
------------明朝覆滅警示錄
（明末農民大起義領袖李自成）
前些年，我出差到北京，路過昌平，友人指著車窗外的一尊雕像告訴我說，這就是李自成。對于李自成，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知道他姓啥名誰。但是對于年長人，只要稍通歷史，都知道，李自成就是明朝末年領導農民起義推翻崇禎皇帝統治的領袖。通過學習毛澤東的著作，我們還知道毛澤東說過一句話：我們覺不當李自成，我們一定要考出一個好成績。現在，我們看到李自成，騎著高頭大馬，手握長劍，正警惕地注著北京的方向。在現在舉國都在尋找西門慶、潘金蓮的時候，不知道昌平的那尊李自成像拆了沒有。因為他是人民反抗統治階級取得勝利的象征之一。盡管他沒有保住自已新建的政權，很快就失敗，但是上吊煤山的崇禎皇帝政權畢竟是他推翻的，是人民力量的象征之一。著他可能也是對統治階級的一個警示：人民的力量有時候也是很大的，足以推翻一個政權。
（明崇禎皇帝自縊處）
中國經歷過多次王朝周期輪回，也上演過多少次末代皇帝的悲劇。只有崇禎皇帝的死，讓人嘆惜。因為無數末代皇帝的亡國，大都是昏淫暴政，社會矛盾空前激化，人民對此恨之入骨，如楊廣一類人物。而崇禎皇帝則不是這樣，據史料記載，這位死時年僅二十八歲的皇帝生前非常勤勉從政、力圖勵精圖強，重振朝綱，力圖穩定已經動搖的大明江山。中國歷史上許多王朝顛覆，大都伴隨著空前的政治危機、經濟危機。但是明朝當時經濟高度發展，生產力發達，市場繁榮，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經濟超級大國，內存白銀占全世界存銀一半。許多人認為這樣一個社會，一個國度，不應當走到覆滅的地步。那么，究竟是什么讓明朝讓走上覆滅道 路的呢？明朝覆滅對于當今的我們有哪些警示呢？這是現在的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
一、 經濟高度繁榮，政治極端腐敗。
明朝與中國其它歷史上的其它王朝有個很大的不同特點，就是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發達到什么地步，據西方國家《白銀資本》作者介紹，當時全世界有二分之一的白銀流入中國。有個西方學者描述，當時中國就象一臺大吸泵，將全世界的白銀吸入中國就再流出，中國皇帝應當是全世界最富有的皇帝，中國應當是全世界最富足的國度。當時世界貿易體系正是以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建立的海上絲銀貿易開展的。享譽全球的中國絲綢、茶葉、瓷器正是通過葡萄牙與西班牙的大帆船飄洋過海，來到歐洲、流到美洲，周游世界，成為全世界人民普遍喜歡的上乘名牌產品。正是在海外白銀的強勁刺激下，中國掀起了一場強勁的貨幣革命，貨幣實現了向銀本位制度的轉變。中國的長江三角與珠江三角率先崛起，變成最早的世界工廠，供應了全世界所需要的名貴生活品。在商品經濟高度發展，外向型經濟發展突出的情況下，工商業發達的蘇州、杭州，出現了中國最早的資本主義萌芽，與當時的西歐資本主義明芽地區東西輝印。
中國內地的經濟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紡織、制糖等手工業日益脫離農業而獨立，成為獨立的國民經濟部門；經濟性作物種植，如棉花、蠶桑、茶葉等種植更加專業化，商品性農業發展迅速，為手工業的發展提供了雄厚的工業原料；北棉南運、南布北販，成為中國當時地域分工的真實寫照；糧食成為當時最大宗商品投放市場，與此同時在長江中游的湖廣興起了中國最大的商品糧基地；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勞動產品被投入市場，商品經濟影響到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市場經濟的浪潮正在全社會展開。
在商品經濟的強勁沖擊下，傳統的封建城市杭州、蘇州等轉變了城市職能，正在向工商業城市方向轉變，全國33個工商業都市相繼興起，為高速發展的商品經濟準備了交易市場；小城鎮發展迅猛，正在解體著農村的自然經濟；京杭大運河與長江水道的運輸優勢得到極大發揮，黃金水道承載著巨量物流；利用朝廷開中法的政策優勢，晉商乘勢崛起，縱橫馳騁于北方市場，溝通了中原與草原地區的經濟聯系；得地利之便，徽商走游于南方諸城市之間，上演著商業資本崛起的大戲；東南海商沖破朝廷禁令，揚帆出海，充當著中國與世界貿易的使者，并誕生了鄭芝龍集團這樣的商業巨無霸；江南的絲織業者正小心翼翼地經營著自已小小的“機房”，編織著手工工場的美麗夢想。整個社會都在“變！變！變！”。
與此同時，當時的西歐也經歷著一場由大航海帶來的商業革命與價格革命，社會同樣發生巨變。西班牙過度消費著從南美掠奪來的巨額財富，在不斷的征伐中消耗著自已的國力；法國正在享受大航海帶來的商業革命與價格革命的好處，本國工商業迅速發展，誕生著新的商業資產階級；英國后來者居上，在與西班牙的海上比拚中勝出，擠身于奴吏貿易與北美殖民，資本主義經濟開始發力；荷蘭擺脫了西班牙的殖民統治，轉口貿易與工商業獲得了充分發展，正在打造“海上馬車夫”貿易大船，揚帆遠航。
在這場商業革命中，獲利的是積極擠身于貿易與探險事業的商業資產階級，而思想頑固的封建貴族則失去了機會。在這場迅速發展的商業革命中，新生的資產階級與頑固的封建勢力產生了尖銳的矛盾。這一點，在英國表現的最明顯，最終爆發了1640年的資產階級革命。
與西方資產階級和封建貴族產生矛盾的社會發展特點不同，中國封建地主則沒有那么傻。在晚明時期長達一百多年的商品經濟發展中，全社會的價值觀念都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其中一些頭腦靈活的地主官僚也不例外，他們紛紛憑借自已的社會地位、籌措巨額資本，打入商品經濟市場，與民爭利，率先成為更加富起來的一族，并沒有產生象西歐社會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的矛盾。學過歷史的人都知道，在晚明時期，遍布全國各大商業城市的大皇莊、各地農村的大官田比比皆是。開當鋪、放高利貸、雇人做生意，官商勾結，打造大船出海貿易，是見貫司空的事。明朝皇帝，宗室親王也不例外。憑借政治特權，哪里有最賺錢的生意，就壟斷哪里的市場，獲得了巨額財富，實現了官權與市場的結合，將政治權力的好處發揮得漓淋盡致。
明朝皇帝為了進一步掠奪社會財富，還向全國各地的礦山、城市派出了“礦監，稅使”，收取費用，坐地分臟。為此，他們與全國各地的工商業者發生了尖銳的矛盾。各地反稅使、反礦監的斗爭風起云涌，成為明朝后期社會斗爭的一大特色。在政治斗爭中，誕生了一種不同于中國其它王朝的斗爭形式：罷工、罷市、和平請愿等。
有關學者曾這樣總結了初期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時期的三大財富增長方式：一是掠奪方式，包括對外的武力掠奪與對內的權力掠奪；二是勞動方式，依靠誠實勞動，創造財富；三是科技創新方式，依靠技術進步與開發智力，通過技術進步創造財富。在同時期的西方社會，由于頑固的封建地主掌握政權，新生的資產階級無法完全通過政治權力對內掠奪，因此，更多地走對外武力掠奪的道路。生產力落后的國家，還通過大力引進外國先進技術、提升本國生產力方式取得進步。英國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通過1640年的資產階級革命，以及其后近半個世紀的斗爭，在牢固確立資產階級統治，法制精神深入人心之后，走上了對外殖民掠奪，對內剝削工人與科技創新相結合的道路。
而在當時的中國，在整個社會商品化浪潮中，權力也實現了商品化，實現了政治權力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地主官僚過早地品嘗到政治“權力與金錢結合”帶來的好處后，產生了權力也是生產力的錯誤觀念，因此，嚴重扭曲了社會價值觀，造成了傳統價值觀與道德觀的解體。這個解體帶來的后果就在于，全社會均認可權力帶來財富的理念，瘋狂追求“升官發財”，商人發財后謀求當官，官僚掌握政治權力后介入經濟生活，憑借特權控制戰略資源，通過市場獲取更大的市場利益，進行不公平競爭。在這場競爭中廣大中小商人以及勞動人民利益受到極大損害，紛紛破產，加入貧困者的行列，導致貧富兩極嚴重分化。更由于當時中國投資渠道狹小，官商發財之后，積累的巨額資本無處投資，最后不得不投放到土地上，因此，在市場商品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傳統的土地兼并更加嚴重，更多的農民失去土地依靠，生存受到嚴重威脅，因此將他們推向了不斗爭就得死的社會動蕩邊緣。
于是貌似強大的大明王朝就這樣埋下了覆滅的種子。
二、官逼民反與漠視民意。
毛澤東說過一句話，“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幾百年來，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不斷檢驗這句話的真理性。但是與世界各國國民相比較，中國農民還是最不愿反抗的階級。如果生活能夠過得去他們自然安逸于現實的安定生活，而不去思考拚刀對命的造反問題。不過，中國的統治階級從來沒有將農民當作一回事，在他們的社會意識中，自已就是老爺，是大人，勞動人民則是小人，是奴才，是最沒勢力，最不可怕，最能欺服的一個群體。
這從幾千年的封建專制意識中，可以不斷得到檢驗。因此，侵犯農民利益、憑借政治特權隨便欺壓農民是經常的事。因此，中國農民就是世界上最悲慘的一個群體，一個階級。正因為這樣，等中國農民被欺壓到極限，他們不得不奮起反抗時，中國農民又是斗爭最勇敢的一個階級。明末農民大起義，就是官逼民反的一個典型例子。
據有關資料記載，李自成少年喜好槍馬棍棒。父親死后他去了負責傳遞朝廷公文的驛站當驛卒，明思宗在崇禎元年（1628年）對驛站進行了改革，精簡驛站，李自成因此被裁撤，失業回家，并欠了債。同年冬季，李自成因繳不起舉人艾詔的欠債，被艾舉人告到米脂縣衙。縣令晏子賓將他“械而游于市，將置至死”，后由親友救出后，年底，殺死債主艾詔，接著，因妻子韓金兒和村上名叫蓋虎的通奸，李自成又殺了妻子。兩條人命在身，思量官府不能不問，吃官司不能不死，于是就同侄兒李過于崇禎二年（1629年）二月到甘肅甘州（今張掖市甘州區）投軍。當時，楊肇基任甘州總兵，王國任參將。李自成不久便被王國提升為軍中的把總。同年在榆中（今甘肅蘭州榆中縣）因欠餉問題殺死參將王國和當地縣令，發動兵變。
這是一起典型的官逼民反事件，失業、欠債、官司、殺人、投軍、討要軍餉、再次殺人、于是起義。一連串的事件，幾乎將人逼上了絕境。不起義也不行，這樣明末農民大起義的領袖就呼之而出。在這一連串的事件中，如果政府能給李自成哪怕提供一個可以寄身生存的就業機會、如果債主能夠體諒窮人的辛苦稍稍寬容李自成一點，如果軍官能夠少貪污一點軍餉，也給當兵的留一點，如果官府不是幫著債主說話，給李自成少留一點還債的時間，李自成都不會揭竿而起，拉開明末農民大起義的序幕，敲響這個當時世界上第一經濟超級大國的喪鐘。
李自成推翻明朝政權，已是不爭的歷史史實，農民起義軍經歷了怎樣艱難曲折的戰斗歷程也不是我們這里要討論的問題，我們只是強調一點，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官逼民反幾乎是中國歷史上迫使農民走上起義戰場的通用案例。即使不是李自成起義，按照當時的情形，也可能會來個張自成、王自成或者劉自成起義的。
農民起義，一開始也不一定就抱定推翻舊政權，建立新王朝的遠大雄心，象梁山好漢那樣據山為王，大碗喝酒大塊吃肉，過快活日子想法的人也大有人在。如果那時，朝廷對他們進行招安，給他們開出一定優惠條件，對他們既往不咎，給生活上的出路，崇禎皇帝也不一定死路一條，非到煤山上吊不可。但是統治階級本來對社會底層的農民打心眼里看不起，對于他們的揭竿而起，更認為是大逆不道，欲對他們殺之而后快，對他們進行殘酷鎮壓。因此，逼使他們不得不繼續戰斗，到最后變成了以推翻政權、你死我活的政治斗爭。
我們今天可以這樣設想，如果當初李自成在陜北起義，朝廷能夠及時安撫，對參加起義的人員給以生活出路的話，哪么起義的火種就可能及時撲滅；如果當時起義軍在南原受挫，被困商洛山，明王朝能夠調整統治政策，安撫全國老百姓，減輕經濟負擔，讓其休養生息的話，那么后來遍及河南、山東、湖北、四川各地的農民起義就不會呈到處狼煙、遍地燎原之勢。給李自成重新進入河南，集結這些力量，走上推翻明朝統治的政治戰爭道路提供寶貴的機會。
每當政治腐敗、社會出現亂象時，總是伴隨著軍閥割據、四處暴動、讓統治階級處于四處滅火、手忙腳亂的地步。明朝末年，在應付農民起義的時候，還伴隨著滿清政權在東北的崛起，并掀起了持續多年的民族戰爭，使明朝統治者處于內外交困的地步。農民起義軍的英勇戰斗，即使一次起義失敗了也會大大消耗明朝統治者的國家實力。另一個地方也會代之而起，戰斗下去，只到這個政權倒下去。
事實上，明末農民起義從崇禎二年開始，直到崇禎十七年，持續戰斗了16年。這16年來，王朝內憂外患，險象環生，崇禎用了吃奶的力氣，竭力應付內憂外患的險情，崇禎皇帝在位不能說不勤政、動用了全國的力量竭力進行鎮壓，到最后還是國力耗盡，精疲力竭，倒了下去。既證明了官逼民反的結果，也證明了被壓迫的人民力量一旦爆發起來，將有多么巨大。
在對待官逼民反的問題上，不少人還存在著迷信武力的觀點。認為官府武裝力量強大，能夠鎮壓一切敢于反抗的反叛力量，其統治不可動搖。事實上，明朝時期，政府就擁有270萬軍隊，也裝備著包括從西洋進口與仿制的先進武器，無論從裝備上，還是從訓練上一群烏合之眾的農民起義軍的確是不是對手。但是，只要農民起義軍揭竿而起了，走上了武裝起義這條路，那么他們必然會想盡辦法來禰補這一差距。就在農民起義后期，進入河南大發展后，李自成起義軍同樣建起了火器營，使用西洋火器，拉近了與政府軍在武器裝備上的差距，到了戰爭后期，雙方在武器裝備方面已沒有多大差別。
1946年至1949年的人民解放戰爭期間，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也不能同美式裝備的國民黨軍隊相比，號稱“小米加步槍”。但是就是這小米加步槍的軍隊，通過英勇奮戰，繳獲國民黨的美式裝備武裝自已，同時又建立了一些軍事工廠自制武器彈藥裝備自已。到最后，解放軍的武器裝備同國民黨軍的裝備水平也不相上下。
現在，國外一些奮斗在叢林中的游擊隊，武裝團體，雖然與裝備優勢的政府軍或外國軍隊對抗，但是也想盡辦法改善自已的裝備，同樣也沒有停留在大刀長矛的水平上。歷史諸多事實證明，只要敢于戰斗，并且采取正確的斗爭策略，反抗者的裝備劣勢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迷信武力的神話也可能被打破。
明朝統治集團的一些人是迷信武力的，他們以為擁有強大的武裝、先進的武器裝備，手無寸鐵的老百姓是可以被欺服的。處于強勢地位的統治階級于是敢于欺服老百姓，敢于違背民意，敢于剝奪其生存空間，將其逼上死路。將其推向官逼民反的境地而毫不留情。我們的一些平頭百姓也是迷信武力的，懼怕統治階級的強大武力，面對自已的利益受到強暴侵犯而一讓再讓，一退再退，以致讓統治階級的淫威得呈，只到最后逼上死路時，才最后走上反抗之路。如果當時明朝的統治階級能夠象唐太宗李世民一樣認識到“水可載舟，也可覆舟”的道理，那么斷不致于走到官逼民反，天下大亂，以致將自已送上斷頭臺的地步。
三、朝廷三餉與福王的悲劇
在這場極其悲壯的明末農民戰爭期間，朝廷三餉拌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什么是朝廷三餉？就是當時明政府向國民征收的“遼餉、練餉與剿餉”三稅。農民起義發生前，滿清政權已崛起于中國東北。當時，明朝政府的財政收入十分困難，為了應付曠日持久的明清戰爭，向廣大農民征收了一種叫“遼餉”的費用，專門用于對遼戰爭。當時，由于貧富兩極分化已經非常嚴重，廣大農民處于饑不果食的地步，生存都已危險，而一些本來應由特權階層負擔的征收費用最后都轉嫁到農民頭上。將農民推向了絕望造反的地步。最初，許多地方農民起義，都是受政府征收“遼餉”的影響而發動起義的。“遼餉”起到了導火索的作用。
遍地的農民起義，頓時明朝國內大亂，處于內外夾擊的狀態，政府開支更加浩大，國庫更加空虛。為了應對國內的農民戰爭，平息這場動亂，明朝政府不得已開征“練餉”與“剿餉”兩稅。“剿餉”用于鎮壓農民起義，“練餉”用于編練新軍，應付戰爭。也就是說統治階級鎮壓人民的費用，最后又落在了人民身上，與前次的“遼餉”合稱“三餉”。
朝廷三餉的推行，使處于赤貧狀態的人民負擔進一步加重，激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強烈反抗，以致于人民起義的烽火燒遍國內大地。人民起義的結果，進一步加劇了明朝統治的危機，促使政權覆滅的時刻到來。整個崇禎朝代，政府財政危機一直困繞著皇帝，使這位皇帝侵食難安。
那么說，整個帝國是不是就真的沒錢應付這場危機呢？有人說明政府的覆滅，吃虧就吃虧在財政上。如果是這樣的話同，那么外國學者所觀察的數以億計的巨額白銀都到哪去了呢？
就在李自成攻破洛陽的時候，從洛陽福王府搜出巨額白銀及其它珍寶，起義軍運了好長時間才運完。有人估計，這批財富足夠幾十萬人的起義軍幾年軍餉。李自成起義軍不愁沒有軍餉，并且取之于王府。就在起義軍活捉福王的時候，福王還向李自成求饒，要求用他家巨額財富換他一條狗命。他的要求當然不能滿足，因為攻破洛陽后，整個王府的財產都是起義軍的，用不著來換他一命。當然，福王的命最后還是不能保住。義軍正想用他的狗命來伸張正義，喚醒民眾呢？
福王是明神宗萬歷皇帝的親兒子，崇禎的親叔叔。據說，福王被正法后，崇禎還哭了好幾天。就是這位福王，在洛陽被攻破前，地方官還專門求到他的王府，希望他能拿出王府中數量很少的錢來助一下守城的軍民，緩解一下財政緊張的狀況。盡管這是一個小小的要求，也被傲慢的福王拒絕了。因為他是皇親，地方官也拿他沒辦法。結果，幾天后城池攻破，義軍入城，所有王府財產盡歸義軍所有。
中國有句古話，打仗還需父子兵，上陣還需親兄弟，當今皇上是他的親侄兒，保皇上的江山就是保自家的江山。朱家有難，同樣姓朱的福王為何不能慷概解曩，幫助同是朱家奴才的地方官守城呢？更何況敵人已經打到家門上呢？他不明白，此時他不幫忙，也許明日自已性命也將不保，更何況財產呢？這是福王的悲劇。
更不可思議的是崇禎本人。終崇禎一朝，財政危機、缺錢少糧是最突出的現象。但是就在李自成攻破北京之后，從崇禎的皇宮中挖出巨額白銀來數額遠比福王府中繳獲大的多，以致于李自成自攻破北京之后，始終忙于挖浮財，并不斷運往西安。由于后來的變故，這筆巨額之財就成為千古之迷。
這里就需要問幾個為什么？大明江山、大家小家都是崇禎的家，雖然家國有別，但是等國家真正處于兵缺餉乏，大明王朝處于風雨飄搖之中，為什么崇禎自已守著這么多白銀不能拿出來資助一下饋乏的國庫，直接間接資助平亂戰爭，幫助國家度過難關呢？以致坐視國家靡爛，力量消耗怡盡，致使江山與財富拱手送于他人，并且還白白賠上身家性命呢？ 省掉一百萬丟掉三千萬及大好江山
這里就暴露出大地主、大官僚的極端自私自利性。在平日里，他們即使處于最高位，也是將自已的利益看得很重，將國家的利益、人民與民族的利益看得很輕，以致于國家走到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眼看危及自身利益時，遑然不知。就連最高統治者崇禎皇帝也是一樣。假如他們能夠正確處理國家與個人利益關系，如崇禎皇帝，將大明江山看得象自已的家一樣，在國庫空虛，朝廷急需錢糧時能夠主動從內庫中合出一部分充實國庫，那么大臣中自然也得主動跟著捐助，國庫自然不是經常處于危機狀況，前方軍隊自然不是缺糧缺餉，情形自然大不相同。
假如當初崇禎皇帝能夠體諒老百姓的艱苦，在一開始就奉行國家有難，有力出力，有錢出錢，大戶與小戶按實力大小負擔費用時，那么“三餉”也不會發生，自然也會大大減輕人民負擔。
可惜，大地主大官僚硬是不顧國家的困難，啥大家為小家，極端的自私導致滅頂性災難來臨。
事實上，在同期以及稍后的西方國家，如英國，為了應付連綿不斷的戰爭，推行了國家公債制度，通過資本主義信用，國家向資本大戶借錢，并支付相應的利息，應付戰爭及其它災難，取得了顯著的成果。很可惜，崇禎皇帝沒有學會這一招，倒是上演了一出大貴族見死不救的鬧劇。
四、艱難的社會轉型
同一時期的英國，也發生了中下層人民反抗上層統治集團的革命。在這場革命中，封建的斯圖亞特王朝傾刻瓦解，資產階級控制的議會取得勝利。在這場革命過程中，先是克倫威爾領導的議會軍取得勝利，將查理一世推上了斷頭臺，后是克倫威爾驅逐國會，建立了獨裁統治的護國主政府。再后是資產階級不滿克倫威爾的統治，于其死后立即請回斯圖亞特王朝的后代查理二世建立政權，進行了封建復辟，同時承認議會的權利，最后是不滿斯圖亞特王朝倒行逆施的議會發動政變，請荷蘭的執政威廉繼任英國國王。最后建立君主立憲政府。實現了資產階級的統治。
整個革命，除了1642年至1645年的國內戰爭期間將查理一世推上斷頭臺以外和短期的護國主執政外，有兩個特點非常明顯，第一，承認一脈相承的王室統治，并以此作為國家的政權象征，無論革命怎樣發生，在英國國民頭腦中，這一觀念一直沒有變化，沒有發生象我們國家政權更顛，以推翻一家一姓王朝政權為目的流血革命；第二、承認議會的權利，并逐步加大議會的發言權，始終是革命的目標，因擴大議會發言權為導火索發生了資產階級革命；又因完全建立議會統治的光榮革命結束，始終貫穿著尊重民意、議會民主與尊重憲章的主旋律。革命的結果，是完全建立了資產階級議會統治，改變了執政方式，擴大了資產階級民主。
而我們中國明末農民起義的結果，先是李自成起義軍推翻了大明政權，建立了大順政權，后是滿清政權乘亂入關，趕走了迅速腐敗的李自成政權，接著建立了更加專制獨裁的民族壓迫政權。統治中國的政權姓氏是變了，但是統治方式仍然沒變。權力與金錢結合的實質仍然沒變。血是流了，并且在滿清政權對待后來的江南起義軍時采取絕滅人性的屠城政策，造成了更大的流血，遠比同期的英國革命殘酷的多，但是革命的任務仍然沒有完成，官逼民反的社會隱患仍然存在。導致了中華民族將在后來的歲月中要流更多的血。
為什么會是這樣呢？我們冷靜地分析當時的社會思潮與傳統文化之后認為，主要還在于統治階級對民意的冷漠，迷信武力與岐視人民，傳統的“主子意識”與“奴才意識”作怪。
在中國的傳統意識中，“主子”就是“主子”，就是高高在上，擁有特權的老爺。奴才就是低下卑賤，沒有人格，完全服從主子，任主人欺服的人。
皇帝是“主子”，臣子是奴才，因此臣子應對“主子”完全服從。但是臣子針對于更下一級官吏則會變成“主子“，下級官吏則變成奴才，臣子對皇帝這個主子唯唯諾諾，一幅必恭必敬的樣子，但是轉身對于更下一級的下級官吏則會變得不可一世。正是因為這種關系，中國幾千年來，不可能有平等的關系，奴才對主子只有服從的份，如果膽敢提出什么，自然就是犯上作亂。這種觀念滲透到生活的各個方面，變成一種普遍的社會意識。
即使奴才要造反，反抗主子的殘暴統治，進行了拚死的斗爭，到最后仍要建立新的主子，以代替舊的主子，即使在起義軍中也是這樣。因此，主子與奴才的關系不會因發生農民革命而改變。
面對這種情況，作為下級的奴才自然就不能對主子提出什么。所謂以法治國，在統治階級的主子看來，也是由主子組織制定，針對奴才的規范，主要是為了防止奴才的越軌行為，以維護主子的特權。而主子則不在此法律限定之列。因此，古人就有“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小人”的說法。
而西方的法律，主子與奴才雙方都要尊守的。英國有遵守大憲章與議會的傳統。據說十三世紀時，當時的英王橫征暴斂，引起了大貴族的不滿。于是貴族與國王之間發生戰爭。戰爭的結果，是國王戰敗。接下來的事情我們中國人真的無法理解了。戰勝的一方沒有廢除國王，另立新君，或者自立為王，象我們中國人一樣，變更朝代，而是與國王訂立了一個“大憲章”，要求國王遵守。就這樣，英國政府尊重民意、依法執政與議會民主的傳統就誕生了。
數百年來，憲章精神深入人心，日益形成了尊重法律、依法管理的習慣。在憲章精神中，不但要求處于被統治地位的下層人民遵守，而且上層統治者也得依法辦事，尊重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個概念在西方人頭腦中，結果數百年的積累之后，就牢固扎下了根。一般來說，破壞法律制度的總是處于強勢一方，如國王解散議會，破壞憲章，自然激起了中下層人民的不滿，于是爆發了1640年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革命的結果就是牢固建立了議會統治，使得法制精神進一步深入人心。
縱觀明朝后期的社會運動，當時的中國也有這一方面的傾向。即要求統治者一方自已也尊重自已制定的法律，借以維護被統治一方的權利。當皇帝派出礦監、稅使到各地征收稅款時，各地工商業者開始了堅決的斗爭，通過罷工、罷市、和平請愿等方式，表達自已的意見，迫使朝廷取消礦監、稅使，回到依法執政的軌道上來。
在工商業發達的江南地區，形成了代表工商業者利益的東林黨。東林黨以東林書院為陣地，聚眾講學，評議朝政，代表民間發聲。已經具有了近代資產階級政黨的性質。后來，東林黨還一度進入執政中杻。不過后來很快退出。各種民間社團相繼組建，并代表各自利益集團發聲。
在民間力量崛起的同時，江南地區還爆發了多次反抗朝廷暴政的群體性事件，要求朝廷尊重民意，回到依法執政的軌道上來。到那個時候，民間還沒有爆發農民起義，還沒能明確提出推翻明朝統治的政治斗爭目標。
有人認為，如果當時這種斗爭形式一直得到發展，并不斷加強的話，也許中國社會也會慢慢轉型到象英國那樣的議會民主、尊重民意、依法管理的軌道上去，由權力統治變成“法制管理”，法律規范的雙方成員也可能會取得相對平等的地位。
但是統治者從不給民間百姓這樣的時間與機會。他們總是用 “主子”與“奴才”的眼光看待別人，總是將來自下層的意見看作是大逆不道的事件，預以堅決的鎮壓。結果中國社會不能不走到官逼民反的地步。于是又一場改朝換代的政治斗爭大戲拉開了序幕。斗爭焦點由反抗壓迫，逐漸轉移到爭奪統治權的政治斗爭上來。于是要求中國社會由權力管理向法制管理的社會進程被打斷了。
中國與英國社會分別朝著不同的社會治理方式走去。中國也與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民主法制改革進程失之交臂。
中國的法制改革進程艱難啊？有人總結，民不強，則法不立。如果處于弱執的一方采取堅決的斗爭，組織起來維護自已的權益，象十三世紀的英國大貴族那樣，迫使國王尊重法律，并且民間也養成尊重法律、依法辦事的社會意識，那么中國社會就會進步許多。
五、<明夷待訪錄>及后來人的回應
面對明朝末年波讕壯闊的農民起義與社會斗爭，面對明末清初風起云涌的抗清斗爭，以及江南無數抗清志士倒在了清軍屠城的屠刀下的慘痛歷史教訓，著名的近古代民主主義啟蒙思想家黃宗羲憤然寫下了《明夷待訪錄》，這是一本比盧梭的《民約論》還要早100年的《人權宣言》。書中系統性總結了明朝后期的政治斗爭與思想爭鳴成果，批判了君主專制，呼喚民主政體，提出了當時市民階層的民權政治主張。
《明夷待訪錄》計有論文21篇。《原君》批判現實社會之為君者“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實乃“為天下之大害”。 黃宗羲指出，臣之責任，乃“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原法》批評封建國家之法，乃“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學校》主張擴大學校的社會功能，使之有議政參政的作用，說：“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是非，而公屬是非于學校”，“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學校，而后設學校之意始備。”黃宗羲所設想的未來學校，相似于近代社會輿論中心和議會的機構。
黃宗羲雖然沒有從根本上否定君和臣的設置，但主張君主開明立憲制，加強平等因素，擴大社會對執政者的監督權力，有近代民主政治的思想。
黃宗羲同時代的思想家顧炎武說：“讀了這部書，可以知道過去歷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明夷待訪錄》反對君主專制，主張民權，對清末的維新變法運動影響很大。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文中說過：“梁啟超、譚嗣同輩倡民權共和之說，則將其書節抄，印數萬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驟變，極有力焉。”黃氏的民權思想，一直影響到辛亥革命時期的孫中山、鄒容和陳天華等愛國志士。
到了1945年，著名的民主人士黃炎培訪問延安，對窯洞中的毛澤東道出了對中國王朝周期律的憂慮。毛澤東非常自信地說，我們共產黨人已經找到解決它的辦法，那就是民主，發動人民群眾監督政府，使之不敢怡懈。代表中國共產黨人對于中國社會的民主改造已經有了一個總體思路。也是對明末清初的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的回應吧。
再到后來的1966年，毛澤東親自發動文化大革命，自然是踐行群眾監督政府執政、擴大人民民主的一大社會實踐。中國千千萬萬的老百姓每一次有了公開參政議政的機會。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的理論終于成熟并走向社會實踐。我們的后人不會辜負前人的期望。
希望明朝的覆滅對于今天的我們有所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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