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算《河殤》與《丑陋的中國人》——四評《中國站起來》 
 

 作者：華執(zhí)殳

　　文明之辨——四評《中國站起來》
　　中國要站起來，就不能不清算《河殤》，就不能不清算另一本連文筆都只有下三濫水平的《丑陋的中國人》。
　　清算《河殤》與《丑陋的中國人》就必須正本清源，還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本來面目。
　　
　　四大古國與亞文明
　　我們知道東半球原生性的古代文明就是“四大古國”：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和中國。雖然湯因比將所謂“米諾斯文明”也塞進了原生文明，然而這是西方將神話幻想為歷史，于是將考古材料千方百計的牽強附會過去，就如朱元璋當了皇帝，有人替他認祖歸宗到朱熹一樣，自娛自欺而已，除了《河殤》的作者一類的精英相信這些鬼話，實際上是當不得真的。在虛構祖先“光榮的歷史”上，一些韓國學者與他們的西方老師是可以互為鏡子的，而且這些韓國學者也正是受到湯因比包藏禍心的文明劃分的鼓舞，才如此下作的虛構韓國文明“偉大的證據(jù)”的。
　　四大古國是人類歷史上最先發(fā)展起來的文明，是在沒有任何可以借鑒和學習的情況下，由各古代先民在黑暗中摸索前進，經歷了無數(shù)次嘗試，無數(shù)次失敗，創(chuàng)造出來的；它們都單獨經歷了文明產生的全過程，終于迎來了人類文明的曙光。
　　在這些原生性古文明的傳播、帶動和影響下，產生了一系列后續(xù)文明——亞文明，以至亞而又亞的亞文明。
　　當原生文明率先趨于成長起來的時候，它就成為了所在地區(qū)最強大的力量，對于周邊地區(qū)各民族施加一波又一波的強大的影響和沖擊，戰(zhàn)爭、貿易，通婚、聯(lián)盟、遷徙等等都是傳播的媒介，從而將原生文明在經濟、政治、軍事到文化等各方面所取得的巨大進步，有意無意的向周邊輻射傳播。模仿，無論有意還是無意，自愿還是被迫，遂使一個又一個民族得以大幅度減少漫長的摸索，最大限度的縮短文明發(fā)展的時間，大踏步走過原生文明緩慢摸索發(fā)展的各個階段，迅速跨過文明的門檻，以早熟的姿態(tài)進入世界歷史的舞臺，這就是區(qū)別于原生文明的亞文明。
　　西方文明的源頭——古希臘文明就是這樣一個亞文明。它站在兩大原生文明古埃及，古巴比倫的旁邊，在這兩大文明已經走過了兩、三千年的歷程之后，受到這兩大文明以及這兩大文明催熟的一些亞文明，如亞述、赫梯、迦勒底、依蘭、波斯、腓尼基等等文明的傳播、影響和沖擊，迅速發(fā)展，登上東地中海的歷史舞臺。
　　這些亞文明受到先進文明強大影響時，自身所處的社會發(fā)展階段各不不同，也就是說，被催熟的原材料各不相同，因而往往帶有受到強大影響時的那個社會發(fā)展階段的許多特點，那個社會發(fā)展階段的一些特有的制度、法權、習俗得以長久留存，成為歷史印記；有些特點甚至還在一定的條件下，盡其所能的發(fā)展，從而給整個世界史帶上豐富多彩的特點。
　　例如古羅馬就將氏族社會末期的兩頭軍事民主制發(fā)展到極點，成為羅馬奴隸制貴族共和國的一大特點；無獨有偶，中國歷史上的契丹人也是在兩頭軍事民主制時期迅速發(fā)展壯大起來的，不同的是，契丹人由奴隸制過渡到建立封建制的“遼”王朝時，還將這一制度的遺跡長期保存著，這就是為什么“蕭氏”長期與“耶律氏”共掌遼朝的原因。
　　順便再舉一例，英國貴族生活中的所謂“派對”則是“群婚”時代的遺跡，雖然它的本質已經淡化，而只是徒具外表。當然“群婚”是人類發(fā)展史上的一個階段，是任何一個民族全都有過的，本身是不能用今天的觀點來非議的，然而今天還保留這種遺跡卻也并沒有什么特別值得榮耀的，并不是什么“高貴”的標識，它恰恰是英國文明早熟而非標準的一個證據(jù)。
　　
　　原生文明是人類文明的前驅
　　原生文明的發(fā)生和發(fā)展的艱難性和長期性是顯而易見的，原生文明對人類發(fā)展的偉大意義是毋庸置疑的，當人們被后續(xù)文明（亞文明）直至“現(xiàn)代化”文明的杰出成就搞得眼花繚亂，把自己偉大的先驅一概斥之為“愚昧”的時候，讓我們重溫一下老摩爾根對后續(xù)文明（亞文明）直至“現(xiàn)代文明”與古代文明關系的論述是非常有教益的，他指出：“這些文明，不僅大部分吸收了在它以前的開化時代的發(fā)明、發(fā)現(xiàn)及制度，并且是建立在開化時代的發(fā)明、發(fā)現(xiàn)及制度之上的。文明人的成就雖然是極其偉大和顯著的，然而卻不足以掩蔽人類在開化時代所作出的業(yè)績。以開化時代的人類而言，除了字母的發(fā)明以外，既創(chuàng)造出了文明上的一切要素，也具有文明上的一切要素。人類在開化時代的成就，應該在它對于人類進步的總和關系上加以衡量；那么，我們便不得不承認開化時代人類的成就，在相對的重要性上，實凌駕在它以后的人類的一切業(yè)績之上。”（摩爾根：《古代社會》商務印書館1971年版第48頁）
　　摩爾根所說的“開化時代”指的尚是原生文明披荊斬棘的前期，即“野蠻人”城池的“壕溝”正在“埋葬氏族制度”，它的城樓正在聳入“文明時代”的過渡時期。
　　在此時發(fā)端，在其后開始的文字創(chuàng)造則是原生文明對人類另一個值得單獨提出來的偉大貢獻。畢竟，迄今為止幾乎大部分學者都將文字的出現(xiàn)作為界定文明時代的標識，摩爾根也是這樣界定的，就足以說明文字對文明非凡的意義。當然，這并非科學的分界，實際上私有制、階級和國家的出現(xiàn)才是真正意義的分界；埃及的古王國，北美的瑪雅，南美的印卡都尚無真正意義的文字，而國家卻已存在，這足以說明他們已經跨過了文明的門檻。也就是說，文明的開端應該放在摩爾根所說的開化時期。當然這在學術界還有許多爭論，遠還沒有統(tǒng)一起來。
　　
　　兩種文字體系
　　亞文明，尤其是更加后起民族的亞文明，最大的受惠就是免除了創(chuàng)造文字的漫長歷程，幾乎是從天而降的文字有如化學反應的催化劑一般大大加速了后起民族亞文明的歷史進程；尤其是更加后起的西方文明，完全沒有創(chuàng)造文字的煩惱，有的只是現(xiàn)成的“享用”，這是亞文明，特別是西方文明“早熟”的一個非同小可的標識。
　　迄今為止，人類創(chuàng)造了兩大文字系統(tǒng)：表意漢字和拼音文字。兩大文字體系都起源于原生文明，不同的是：表意漢字由中國自己完成了成熟的全過程；拼音文字的成熟則是由原生文明領跑，然后由一系列亞文明接力完成的。
　　拼音文字的歷程大致如下：
　　約5200年前，古埃及人發(fā)明了一種圖形文字，稱為象形文字。（又稱圣書體，或稱碑銘體，正規(guī)體）由圖形文字，音節(jié)文字和字母構成。在4500—4300前由此演變出一種簡化的草體字——祭司體文字，到約3600—3300年前，通過進一步的演變，才基本脫離象形文字而比較成熟起來了。
　　古巴比倫的最初的圖形文字以5200年前的蘇美爾的創(chuàng)造為起點，至4500年前才發(fā)展為比較“成熟”的楔形文字，從而著稱于世。
　　約3500年前定居于古敘利亞地區(qū)（還包括今天的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正好夾在埃及和古巴比倫之間）腓尼基人學習和借鑒埃及的象形文字和巴比倫的楔形文字，演變出兩套字母文字體系：北部城市烏伽里特使用楔形文字制定的一套字母；南部城市畢布勒使用一套線形字母。腓尼基字母約在公元前10 世紀傳至希臘。希臘人接受后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礎上補進了元音字母，形成了希臘字母，從此拼音文字就此基本定型，此后的拉丁字母、西里爾字母皆是它的變種。
　　拼音文字接力的原因之一是，那三個原生文明的創(chuàng)造者先是衰落，接著就在那些亞文明民族的進攻中消失了，后續(xù)的許多亞文明民族也重蹈覆轍，無法單獨完成這一歷史使命。
　　表意漢字則由我們的民族完成了從發(fā)端到成熟的全過程，這是因為我們是整個人類歷史上唯一文明與載體同在的民族。
　　《河殤》卻把西方文明對“文字”的坐享其成說成是后者對前者的“同化”，實際上在“文字”這一文明靈魂的層面上，恰恰是后者同化了前者。同時，原生文明在文字成熟之前的早期階段出現(xiàn)的一些事物往往因為得不到及時的記錄，從而湮沒無聞，而亞文明卻因此得以記錄下來，例如英雄史詩之類，古埃及、古中國均只有片斷的留存，古印度的達羅毗荼人則什么都沒有留下；相反，希臘人的荷馬史詩，日耳曼的尼伯龍根之歌，中國藏族的格薩爾王傳……等等，則受惠于幾乎是“天賜”的文字流芳百世。
　　可笑的是，西方的殖民主義者及西化精英卻以此攻擊中國先民缺乏“藝術天賦”，尤其是一些真誠熱愛自己民族的中國人也埋怨自己的祖先沒有“留下”英雄史詩，從而覺得矮別人一頭似的，這其實是一種認為西方的社會發(fā)展才是“標準模式”的思想在作怪。事實上亞文明的發(fā)展恰恰是不“標準”的，而是早熟的。《河殤》顛倒是非妄稱中國文明“早熟”，從不證明，精英們也將這一彌天大謊，當作無須證明的“公理”，并以此進行一系列的演繹推理，以證明中國文明“先天不足”，必須徹底拋棄。殊不知，早熟的恰恰是他們崇拜得五體投地的西方文明，這一切是那么明顯，所有的歷史材料全都擺在人們面前，并非需要頂級專業(yè)考古技能才能窮究真相的，只是中國的“學者”們從來沒有睜開眼睛看一看而已。之所以沒有看，原因只有一個，他們從來就奉西方學術為“正宗”，只會人云亦云，洋云亦云，就如在經濟上和科學技術上那樣只會跟在人家的屁股后面爬行，根本就沒有一星半點他們自詡的“獨立思考”。
　　
　　兩種歷史進程
　　原生文明與亞文明在歷史的進程中，不可避免的發(fā)生碰撞、匯合和發(fā)展，各亞文明之間亦是如此。各種文明就在這種碰撞、匯合和發(fā)展中由奴隸社會經封建社會至資本主義社會，一路前行，以至今天正在發(fā)生的向社會主義前進，雖然中間也有許多的曲折和反復，歷史的大方向卻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在東方和西方這種碰撞、匯合和發(fā)展卻具有完全不同的特點，這是非常值得我們重視并深入研究的。
　　在西方的歷史舞臺上，由古埃及和古巴比倫（蘇美爾人、阿卡德人等）率先進入文明時代之后，繼之而起的那些亞文明民族，是以一個接著一個，一個取代一個的形式登上歷史舞臺的，曾經走在前面的民族為后起的民族所征服乃至消滅，后起的民族一個又一個的接過文明的接力棒，在血和火中前進。在西方的歷史舞臺上民族崛起和民族滅絕是史不絕書的，一個又一個民族在“早熟”的狀態(tài)下崛起，這就不可避免的保留更多“野蠻”的習俗，屠殺俘虜，滅絕敵對種族，造成了西方民族斗爭的極端殘酷性，這也是西方各族雖然語言相近，起源亦相近卻不能如中國那樣統(tǒng)一起來的重要原因之一。
　　例如法國南部（普羅旺斯）方言與北意大利（倫巴第）方言根本就是一種方言，我國五六十年代尚未編纂“意華辭典”時，意大利語專業(yè)的學生普遍使用“法華辭典”就是這個原因。
　　這一血腥的“傳統(tǒng)”亦為西方近現(xiàn)代的殖民主義者所繼承，英美對印第安人、澳大利亞土著的種族滅絕則創(chuàng)造了西方這一“傳統(tǒng)”的最高紀錄，美洲發(fā)現(xiàn)時的三千萬印第安人如今所剩無幾，澳大利亞土著則更慘；英美在伊拉克投下大量的“貧鈾炸彈”則是這種種族滅絕“傳統(tǒng)”的“最現(xiàn)代化”手段，而且他們還一邊叫喊著這是為了解放這些輻射的受害者哩，這無疑是對西方所謂“人權”的最大諷刺。
　　伴隨著歷史的腳步，西方歷史舞臺的中心也在不斷的轉移，由尼羅河下游和兩河流域開始，然而分為兩路，東路進入波斯，后來又長期在波斯和波斯以西的西亞之間反復搖擺；西路經巴爾干南端（古希臘），轉至亞平寧（古羅馬），再轉至阿爾卑斯山以北，最后是英美。實際上西方人過去所說的東方指的就是波斯阿拉伯這一東路，而并非我們中國。西方的這兩個文明中心的斗爭從兩千年前一直延續(xù)至今。伴隨著這種轉移，一個又一個曾經在西方歷史舞臺上顯赫一時的民族不是被滅絕，就是僅只剩下化石般的遺存，有幸生存下來的也是愈來愈邊緣化了。
　　因此，西方文明這種“排他”性決定了它本質是“一元”的，而非《河殤》忽悠我們的“多元”，雖然那里充滿了來自第三世界的居民，美國社會西歐社會的白人至上是到過美國到過西方的人都能真切的感受到的，否則就不會有不平凡的2008年中國海外青年的奮起了，當然杰克遜也不會執(zhí)意將自己皮膚染成白色了。
　　
　　中國文明的歷史進程，中國的社會發(fā)展史卻呈現(xiàn)出區(qū)別于西方的不同特點，中國文明從遠古到鴉片戰(zhàn)爭止一直保持著正常而自然的發(fā)展，社會進步脈胳一以貫之，如果沒有西方的入侵，如毛主席指出，中國亦將自行發(fā)展到資本主義社會，然后向社會主義前進；事實上，曹雪芹和王船山等已經吹響了掙脫封建主義思想枷鎖的號角，就是歷史提供的鐵證。在西方入侵之前，中國文明以華夏文明為中心，周邊民族的文明在華夏文明的影響和沖擊下也是一個又一個的迅速發(fā)展起來，但是，這些發(fā)展起來的亞文明卻不是一個代替一個，而是一個又一個的融合到華夏文明之中，雖然這種融合也不可避免的帶有一些血腥的味道，然而比起西方整個整個民族的滅絕來說，那是要小得多的；并且總的來說，“合”的成分卻始終大于“分”和“滅”的成分，那些融合進來的亞文明民族并沒有滅絕，而是帶著自己對華夏文明的貢獻加入到中華民族大家庭中。這就是中西文化比較，中國習俗遠較寬容，不似西方那樣排它的原因。在中國，各種宗教可以“和平共處”，從來沒有“宗教戰(zhàn)爭”和“宗教仇殺”就是最好的證明。
　　中國文明的包容性決定了中國文明的“多元”本質，而不是《河殤》忽悠我們的“日益單調為清一色的黃土地”，外來居民融入中國社會幾乎沒有任何障礙，號稱最能保持自己民族特性的猶太人，在中國，也僅僅只在中國，已經消失在中華民族的大海洋里了，而沒有任何抵觸。
　　然而舉著所謂“多元化”旗幟的西化精英，卻顛倒黑白，散布所謂中國“一元”文明比西方所謂的“多元”文明“殘忍”，“沒人性”的彌天大謊，甚至鼓吹在中國“移植”所謂的基督教文明，一面高唱著西方的科學，又一面叫喊著要皈依洋迷信，比起《鏡花緣》中的兩面人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中國和西方在文明碰撞傳播上的不同特點如果一定要被稱為“根性”的話，到底誰“劣”？答案不是很清楚嗎？
　　
　　結論：
　　《河殤》妄指中國文明“早熟”是完全沒有任何根據(jù)的，由“早熟”出發(fā)推斷中國文明“劣等”則只能是殖民主義及其奴才的誣蔑。人所共知歷史告訴我們，“早熟”的恰恰是西方文明，只是我們并不會因此給他們戴上“劣等”的帽子，然而這種“早熟”卻給西方資產階級打上了奴隸主階級的印記，給第三世界帶來了殘酷搜刮、血腥屠殺和種族滅絕的巨大災難，難怪馬克思總是把奴隸稱作古代無產者哩。
　　華執(zhí)殳二零一零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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