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一直把朱熹和陸九淵的爭論歸到一個哲學范疇，實際上，我通過讀一篇文章，卻了解到他們根本爭論的不是哲學問題，而僅僅只是在爭論如何才能提高道德修養，成為一個君子，這是中國哲學上的一個誤會。　　

如今人們熟知的中國歷史上有兩次“鵝湖之會”：一次是哲學史上著名的朱熹與陸九淵之會，今天的哲學史家們將其解讀為這是一場“主觀唯心主義”與“客觀唯心主義”的認識論之爭。另一次是文學史中辛棄疾與陳亮之會，今天的文學史家們只將其解讀為兩位偉大的詞人相互激勵、寫出數首相互酬答的絕妙好詞之會。其中，“朱、陸之會”名頭更大些。

中國歷史上確實有過兩次“鵝湖之會”，但今人的解讀卻都遠離了事情的本質。將“朱、陸之會”解讀為“認識論”之爭，純粹是以西方哲學概念曲解中國思想家的思想，從而偏離了中國文化的重要核心價值：圣賢人格。

朱熹與陸九淵的鵝湖之會發生在1174年（宋淳熙二年）夏季。當時呂祖謙和朱熹共同修訂完他們的共同著作《近思錄》，經呂祖謙的撮合，朱熹隨他從福建建陽寒泉出發（今建陽莒口），帶著蔡元定等一幫門人弟子，過崇安、武夷山，前往江西鉛山鵝湖，會晤陸九齡（字子壽）、陸九淵兄弟。

陸氏兄弟中九淵雖然為弟，但才氣卓犖，英氣逼人，堅持自己的觀點可到極端之處，其兄九齡為人謙虛，比較能接受別人的觀點。所以，后人提到“陸學”，常常只提陸九淵，不提陸九齡。

陸九淵（1139——1193年），字子靜，號象　山　先生，江西撫州金溪人（今江西金溪縣）。少時聰慧，三、四歲時，就和朱熹一樣，問他父親“天地何所窮際？”（天與地的邊兒在哪里？）十三、四歲時，便悟出“四方上下曰宇，往來古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這個被后世稱為“心學”的主要觀點。十六、七歲時，讀歷史，知悉靖康年間社稷覆亡的歷史，心情悲憤，于是不看重科舉，不去學習科舉時文，剪去指甲，學習弓馬，立誓為大宋復仇。他十分自負，做詩自稱：“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這么一位自負、個性十分強烈的人，本來是與同樣自負且有些心胸狹促的朱熹坐不到一起去的，好在中間有個呂祖謙。

陸九淵34歲那年（公元1172年，宋乾道八年）去參加科舉考試，中了進士，當時的主考官之一就是呂祖謙，呂祖謙對他評價很高，又覺得他的學說與朱熹的學說迥然有異，所以就把他們兩個人竄掇到一起，一來想看一看兩大思想巨人碰撞出的火花，二來也想促使他們的學問在更高的層次上達成一致。選擇鵝湖相會，呂祖謙還是用了心思的：這里是介于朱熹住地福建建陽和陸九淵住地江西撫州的中間之地，選擇一個對雙方來說都是中間地帶的地方相會，給這兩個爭強好勝的人都留足了面了，免得日后誰說誰去拜訪的誰。

如果僅僅從那幾句話來看，陸九淵的學說確實有些像德國哲學家康德的“主觀主義認識論”，所以，有現代學者將陸九淵定位為像康德一樣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家”，并把朱、陸鵝湖之爭解釋為“主觀唯心主義者和客觀唯心主義者在認識論上的分歧”。這與朱、陸本人的原意相去甚遠。陸九淵與朱熹在鵝湖之會所發生的爭論并不是西方哲學意義上的認識論爭論，西方哲學中圍繞著人的知識是從人的大腦中產生的、還是對外界客觀事物的經驗反映，形成了兩種意見：一種是以英國哲學家休謨為代表的，認為人的知識來自對外界事物的經驗反映；另一種是以康德代表的，認為人的知識起于經驗，但未必來自經驗，人的知識是大腦思維的產物。休謨在我國現代的哲學話語體系中被貼上“經驗主義”或“唯物主義”的標簽，康德被貼上“主觀唯心主義”的標簽。先不管這些標簽是否是準確，只是要弄明白：休謨與康德之爭是圍繞著“人的知識從何而來”這個西方認識論的經典問題發生的，而朱熹、陸九淵之爭卻是圍繞著“哪種方法才能真正造就出有道德的人”這個道德實踐問題展開的。朱熹認為，認真閱讀圣人經典，理解圣人原意，是達到圣人境界的有效途徑。陸九淵則認為，所謂道德問題產生于每個人自身的良心，只要每個人發現并堅持自己的良心，也就能達到圣人的境界。他認為自己的辦法是簡捷易行的，而朱熹的辦法不好，因為圣人的經典說法本身就支離破碎、互相矛盾，再加上學習者各自理解的又各不一樣，因為實際上都是“六經注我”而不是“我注六經”，那么，難保沒有小人借圣人之言行小人之實。所以他說“易簡功夫終究在，支離事業竟浮沉。”而朱熹在后來也承認過陸九淵說得有道理，而且他也說過，達到圣人境界的首要功夫是要心里真有敬仰之意，讀書是第二位的。這已經和陸九淵沒什么差別了。

六年以后，朱熹任南康軍知軍，重修白鹿洞書院，又請陸九淵前來講學，陸九淵口才極好，做了極富激情的演講《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聽者近千人，其中有人被感動得落淚。陸九淵堅持他自己的學術觀點，不立文字，被朱熹批評為近于佛家禪學的“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但朱熹對陸九淵的這次講演十分欽佩，竟指示門人將其記錄下來，刻石為銘，存在白鹿洞書院。

中國的學問，本來就不是什么“求真”的科學之法，而是“求善”的修身之術，朱、陸二人的分歧只是在修養方法上的技術性差異，而且，后來朱熹實際上也接受了陸九淵的觀點，他們都是認為做學問的目的就是要做圣賢的，不是去認識宇宙真相的，這種立場和思維方式使他們弄不出西方康德和休漠那類的哲學認識論來，只能弄出激勵同道砥礪名節、崇尚圣賢人格的道德熱忱。這不是壞事，道德和科學同樣重要，沒有這種圣賢人格做支撐，中華文明就建立不起來。所以，直到今天我們也應珍惜這一極有價值的歷史資源，犯不上為了眼前“現代化”的需要，出于論證“我們祖上也有”的心態，來曲解朱、陸二人的學說，那樣，既違背了求真求實的西方科學精神，又丟棄了求學為養成圣賢人格的中國傳統，兩頭不得好。

（文章摘自《休閑讀品·天下》第二輯文章《男兒有夢心如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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