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比較的標準和方法——三評《中國站起來》 
 
作者：華執殳

　　我在2008年4月5日寫過一篇文章《用西方偏見“規范”中國文明的圖謀》，那是為了駁斥一位精英把中國從“四大文明古國”“開除”的胡說八道。事實上，這種“規范”的程度遠比“圖謀”所表達的要嚴重得多，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幾乎達到了差一點就得逞的程度。所謂“與國際慣例接軌”就是完全采用西方的標準，來“規范”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一切方面的口號。所謂“中西文化比較學”則是精英們為“接軌”提供思想基礎和理論根據的學術“擂臺”， 精英們在他們控制的“擂臺”上裝腔作勢的“論戰”，其實不過是在研討如何更好更快的拋棄民族文化之根，如何一勞永逸的掐滅任何反對全盤西化的思想火花，一言以蔽之：研討如何更好的“全盤西化”。
　　《中國站起來》提出了徹底檢討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被西化”的歷史，就必須正視“中西文化比較學”這個學術“擂臺”，必須打破精英對這一學術領域的壟斷，在這個“擂臺”上與精英進行真正意義的論戰，剝開精英們“學術研究”的偽裝，還他們胡編亂造，偷運歪理邪說，蠱惑人心的原形。
　　
　　精英的謬論與叛逆的吶喊
　　精英們打著中西文化比較的彩旗，將新中國的人民民主誣蔑為“專制獨裁”，蠻橫的扣上“封建主義”的帽子，再由這個前提出發，聲稱中國幾千年的文化一以貫之統統是專制獨裁；同時又將西方民主說成是歐美民族在娘胎中早就天生注定了的，從希臘羅馬到歐美列強文化優秀蓋過中華等等；大肆宣揚西方民族如何如何優等，中華民族如何如何劣等，斷言中國非徹底拋棄所謂“含著毒素”的中國傳統文化，全盤西化不可，甚至，就是西化也只能步西方后塵，以追隨者的身份融入西方的“國際社會”， 否則不能在世界立足。
　　舉著這面破旗的首推《河殤》和《丑陋的中國人》，很難說清他們是惡毒勝過無恥，還是無恥勝過惡毒，王小東將其稱為“逆向種族主義”，說不清是遺憾，是無奈，還是憤懣，畢竟“說不”、“不高興”、“站起來”曾經與精英們是一個陣營，雖然現在被他們“開除”了，藕已斷，絲還連嘛。然而家國情感，民族命運使他們最后還是選擇了一聲吶喊，滿腹的哀怨摻和著一腔怒火全都凝聚在他創造的這“逆向種族主義”六個字中，這就是為什么小托爾斯泰稱知識分子的思想變革為苦難的歷程的原因。
　　摩羅直覺這種“逆向種族主義”來源于所謂“國民劣根性批判”，他說：“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國民性批判導致的不良后果——就是導致了中國人對于自身劣根性的確認，對于西方強權者優根性的確信，并進而導致在政治認同上的某種分裂。中國人對自己創造的東西幾乎全都不認可，對自己的制度和發展道路不認可，對自己的文化不認可，對當下的經濟結構也不認可，這就是政治認同危機的表現。”（摩羅：《全球化為何一定要由西方領導》2010-03-08 ）他認為：“中國人沒有特殊的劣根性、不是劣等民族、更不是西方奴隸；”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他不加分析，將自己矛頭對準了近代一切進行過“國民劣根性批判”的人，他不能區別在“批判”的旗幟下并非是一支統一的隊伍，他不了解由于人的不同、出發點的不同、立場的不同、方法的不同、結論也不同，從而產生的結果也迥然不同；他是多少有些胡子眉毛頭發一把抓了，也就是說不能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待這一歷史現象，把這一歷史現象與今天精英們倒行逆施的“國民劣根性批判”完全等同起來；事實上，今天精英們倒行逆施的所謂“批判”只是對主張“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的胡適梁實秋之流的“傳承”，與當年仁人志士為了尋找救國真理以開創中國的新文化的摸索是毫無關系的。盡管這些摸索必然存在一些瑕疵，為今天的西化精英所利用，卻無損于仁人志士摩頂放踵、前赴后繼救國救民的英名。這可以從精英們一直在向魯迅身上潑臟水，而僅僅是在“劣根性”三個字上才假情假意的抬舉一下，就可以清楚的看起來。
　　
　　精英們比較的標準和方法
　　中國“國民劣根性”的潛臺詞是“西方人素質優秀論”，這就是精英們進行中西文化比較的預定結論，要揭穿精英們的假面具，就必須揭穿他們這種比較標準與比較方法的不合理性，撕破他們假學者的面具。
　　精英們的比較標準一言以蔽之：引西方殖民主義之經，據西方帝國主義之典，標準完全照搬。
　　它的哲學基礎則是將形式邏輯夸大為普世皆準的方法論，這種方法論用鋪張的演繹巧妙的忽略大前提的決定性作用，讓人們在過程迷失方向，如催眠術一般牽著讀者的鼻子走，將讀者引入思想的陷阱。
　　精英們整個中西比較的大前提是由他們的西方主子預先設定的：西方優等，中國劣等。對西方這一包藏禍心的設定，精英自己從不懷疑，也絕對不準任何有良知的中國人提出任何質疑。但是，如果全部使用真實的材料，同時嚴格執行形式邏輯的演繹規律，則僅僅有了偏見的標準，預設的前提，要得出預定的結論仍然是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這時候往往得出的是“悖論”，這就決定了精英們的演繹還必須使用詭辯術，和將偽造事實與真實材料魚目混珠。
　　1．不對稱比較，如：用現代的西方與古代的中國相比較；用若干個優秀的西方人與若干個低下的中國人相比較；只說腐敗的滿清王朝的軍隊、畏懼洋人的新老軍閥的軍隊與列強作戰的失敗；不提愛國將士與外敵作戰的英勇，尤其是不提中共領導的人民軍隊對日本軍隊、美國軍隊、法國軍隊、英國軍隊、英國訓練的印度軍隊等等的輝煌勝利。
　　2.以個別代替一般，如：柏楊用一個人不支持抗日的例子證明中國人都不抗日，等等。
　　3.使用未經論證的所謂結論，例如什么“中國在漢代就錯過了發展資本主義的機會”，什么“中國人就是因循守舊”，等等。
　　4.用藝術的“描寫”代替嚴肅的論證，這一手法在《河殤》中表現得尤為突出，那些陽光與陰暗鮮明對比的色調，那些抑揚頓挫的朗誦，有的只是嘩眾取寵，并無半點實事求是之意。
　　5.對中國只說“走麥城”，對西方只說“過五關斬六將”。例如西方各列強被異族統治的絕對時間均比中國長，而相對比例則比中國高得不可比擬；而且對于西方來說這些異族是真正的外國，對于中國來說，則都是邊疆少數民族，幾千年來都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可是到了精英嘴里，卻成了中國人做外國人的奴隸做慣了，西方人卻從來都是頂天立地；即可見精英“高論”之一斑。
　　6.至于造謠，編造謊言之類，簡直俯拾皆是，恕不一一列舉了。
　　
　　這種比較最典型的例子由一位媒體“名人”表現得淋漓盡致，這位明明是“黑頭發黑眼睛黃皮膚”的精英，跑到美國吃了幾年洋面包，完全不知道什么是羞恥二字，硬是自稱是“亞當和夏娃”的子孫，不承認自己是女媧摶黃土造人的苗裔；此人狐假虎威的揮舞著假洋鬼子的“文明棍”，拿著放大鏡到處尋找中國傳統文化的蹤跡，無論精華和糟粕，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一頓猛抽；理論根據全是西方的牙慧，方法完全就是上述的那種演繹；此人是誰，難道還用在下點名么？只是他不如他“未莊”的先輩幸運，阿Q的后代——中國的草根們在他那包鐵灌鉛的“文明棍”下不再抱頭鼠竄，而是勇敢地給予迎頭痛擊。還有一些精英則不似此人那樣張狂，娓娓動聽的表白這西化是為了大眾的好哇，可是他們胸前佩戴的“柿油黨”的“油銚子”則將他們西方奴才的嘴臉暴露無遺，時下在草根民眾中的市場已經很有限了。
　　
　　 結論：
　　但是對于中西文明進行認真的，實事求是的比較則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只有正確的比較才能還原事實的真相，才能驅散西方殖民主義者及中國的精英散布的種族主義謬論，才能做到毛主席所說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為中華民族的復興鋪平道路。
　　正確的比較必須有正確的標準，正確的方法，事實上這個正確的標準和方法毛主席早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給出來了。
　　對于中國的傳統文化，毛主席說：“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的兼收并蓄，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毛主席還鄭重指出：“我們必須尊重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毛澤東選集第七OO——七O一頁）歷史豈是這伙精英割斷得了的嗎？
　　對于包括西方文化在內的外國文化，毛主席指出：“我們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這不但是當前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還有外國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資本主義國家啟蒙時代的文化，凡屬今天我們用得著的東西，都應該吸收。但是一切外國的東西，如同我們對于食物一樣，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腸運動，送進唾液胃腸液，把它分解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對我們的身體有益，決不能生吞活剝毫無批判的吸收，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毛主席還告誡我們：“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我們過去是吃過大虧的。”（毛澤東選集第七OO頁）這一次精英讓我們吃的虧還要大啊！所以徹底檢討“被西化”的歷史的確是任重而道遠啊！
　　 華執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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