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疑惑引發的思考--技術與社會
王中宇
漢陰丈人:桔槔之惑
漢陰丈人:桔槔之惑
子貢南游于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昂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后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 yì 通“溢”。水滿出)湯,其名為槔。”
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
----《莊子·天地》
《莊子》中的這則寓言非常著名,論者多由此討論道家對技術的態度。而令筆者感到納悶的卻是,那個年代對待技術,為何有漢陰丈人這樣的態度。
莊周(約前369年—前286年)生活于戰國。以今天的技術水平看,那實在是一個“初級階段”。我們眼前、身旁隨便一個東西,如電燈、汽車、手機、電腦、微波爐、電梯之類,對那時的人都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有那時的人來到我們之中,再回去將所見所聞告訴同伴,他們會怎么看待我們?----神!
記得我年輕時,看到任何新技術都會癡迷,不管懂不懂,都要琢磨一陣。將“機事”與“機心”聯系起來,進而做出價值判斷:“羞不為也”,這對年輕的我根本就匪夷所思。子貢向漢陰丈人介紹的桔槔只是基于杠桿原理的一種簡單機械,不是轟炸機、原子彈,根本看不出任何負面的社會作用,那漢陰丈人為何對技術產生了價值判斷,而且是極端負面的判斷?
唯一合理的解釋是,有人看到了技術的負面作用,而且后果很嚴重。
生活在戰國時代,莊周最可能讀到的是春秋五霸、商紂、夏桀的歷史經驗。對莊周而言,春秋是480年前的事,相當于我們之于明末;商亡是760年前的事,相當于我們之于北宋末期;夏亡是1333年前的事,相當于我們之于初唐。隋、宋、明滅亡的教訓一直是學者探討的熱點,可以想見,春秋五霸、商紂、夏桀的歷史經驗,一定引起了莊周的深思。在這些案例中,沒有一個是因為技術落后而亡的,相反他們都擁有當時最先進的技術,都曾展現出當時最絢爛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
此外我們還有更早的歷史經驗。
良渚:興盛與消亡
1936年,浙江省省立西湖博物館年輕考古學者施昕更,在余杭良渚鎮,首次發現了大批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陶器、石器。此后不斷有新的發現。2006年,在東苕溪和良渚港之間,發現了一個巨大的古城,古城略呈圓角長方形,正南北方向。古城東西長1500-1700米,南北長1800-1900米,總面積達290多萬平方米。據此,有學者認為,在公元前3000-2000年間,在長江下游太湖流域,出現過一個高度發達的文明社會--良渚文化。而良渚古城就是其“國都”。
這是《史記.五帝本紀》中從黃帝到帝舜的時代(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2089年),史學家稱其為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與黃河中下游的龍山文化(前2400年-前2000年)大體同期。以當時的背景看,這是一個技術相當先進的文明。
技術進步首先表現在農具方面,種類增加,分工明細,有扁薄的長方形穿孔石斧、有石錛、石鐮、千篰、木杵、石杵等。突出的新農具是磨制精細的三角形石犂和破土器。良渚文化石犁和破土器的出現,是從耜耕階段向人力犁耕過渡的轉折點和里程碑。
在平湖市林埭鎮群豐村良渚文化遺址還發現了一個大型石犁,通長106厘米,石犁頭部由3件組成,總寬44厘米,犁頭的尖端部呈等腰三角形,有3個穿孔,犁頭的兩翼部分長29厘米,翼部有兩個穿孔。木犁底部長84厘米,在尾端有裝置犁轅的榫口。這是至今發現的最早的帶木質犁底的石犁。專家推測像這樣1米多長的大石犁,只有用牛等大型牲畜才能拉得動。可見良渚時期已開始使用畜力。
從耜耕到人拉犁到使用畜力,反映了良渚的生產力發展。人力拉犁在本世紀50年代的侗族人民中還有使用,稱為木牛。據宋兆麟在侗族中的調查,鋤耕一人一天只能耕1擔田(6擔田合1畝),木牛耕田兩人一天可耕4擔田,如果是牛拉犁,則一人一牛可耕14擔田(宋兆麟,《木牛挽犁考》農業考古1984,第一期)。由此可見當時生產效率提高之明顯。犁最先出現于良渚,以當時的眼光看,它無疑代表了當時最先進的生產力,率先實現了當時意義下的“現代化”。
然而,這樣一個在當時水平下技術高度發達,理應具有極強競爭力的文明,卻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學者們考察了江南地區古文化層疊壓關系,發現在江南絕大部分地區,疊壓在良渚文化層之上的是“湖熟文化”和“馬橋文化”,而“湖熟文化”、“馬橋文化”最早墓葬的時代為西周(公元前1050年-公元前 771年)早期。這個地區出現了整整一千年的文化空白。一千年是什么概念?從現在一直回溯到北宋!常州武進區博物館館長、副研究員林志方據此判斷:“可證江南地區良渚文化消失。”(林志方《江南地區良渚文化的消失及原因》)
對良渚文化消失的原因,學術界有兩類視角。
一類歸因于外:如海侵、洪水,其證據是一些遺址發現淤泥層。但有淤泥層的遺址散見于無淤泥層的遺址之間,無法證明當時發生了大范圍的、足以毀滅文明的水災。
另一類因歸于內:考古發現良渚墓葬中基本上都有隨葬武器(石鉞、玉鉞、箭鏃等),可見當時戰爭之頻繁。良渚古城墻厚40-60米,遠超過明朝洪武年間建造的西安古城墻(底寬18米,頂寬15米),聚落遺跡和墓葬級差明顯,證明這是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因此有學者認為“是對外征戰,加上內部集團矛盾激化、內耗加劇,自然環境惡化而最終走向消亡。”(《全國良渚文化研討會出新說》杭州在線新聞網站)
“絕地天通”:兩手硬
在這樣的社會中,技術進步扮演著什么角色?除了土木工程和造武器外,它被大量傾注于祭祀所用的玉器制作,除一般的珠、璜等外,突出的是大型的玉琮、玉壁和玉鉞。良渚玉器多為透閃石,其硬度達摩氏4-6度,可謂“難施錐刃者”。在那個新石器時代,連鐵都沒有,更談不上高碳合金工具,但造出的玉器卻精美異常,如有的玉琮在其四面各雕刻有一個人,長寬分別只有3厘米,不但有冠、身軀、胳膊、手指、腿,細微到眼睛、鼻子、嘴、牙齒甚至指甲都一應俱全,而且身上還刻有花紋,堪稱一幅微雕作品。可見當時的社會向制玉業投注了多少技術資源。
在這個等級森嚴的社會中,統治精英關注城墻和武器可以理解,對不能吃不能用的玉器為何也如此關注?難道僅僅是奢侈?
先秦漢魏古籍中,多處記載了當年發生的一個神話事件“絕地天通”。這個故事大體上說:
在顓頊時代(公元前2397年后),人人可以通天,家家可以祭祀(“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結果是“民神同位”。精英集團的統治“無有嚴威”。于是顓頊命“重”為“南正”,掌管祭祀(“司天以屬神”);“黎”為“火正”,掌管民間事務(“司地以屬民”),從此天地分離(“無相侵瀆”),這就是“絕地天通”。
顓頊時代是從氏族公社向階級社會轉化的時代。在氏族公社中,祭祀是社會成員共同參與的公共事務。當精英集團把持社會控制權后,如果仍允許人人通天,誰都可以用神的名義說話,精英集團豈不如坐針氈?“絕地天通”本質上是將與神溝通的權利,收歸精英集團獨占,他們才可憑“代天號令”的身份控制社會。
在《國語.楚語下》中,大巫師觀射父一邊對楚昭王講述“絕地天通”的故事,一邊講了精英集團的祭祀規則:
“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子遍祀群神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過其祖。”
人間的等級反映在祭祀上,時空萬物都歸王者祭,其余的人隨身份而遞減, 到了“庶人”可祭的只有自己的祖先,否則“非其鬼而祭之,諂也”。---你那是越級上訪,犯上作亂!
可見祭祀實際是意識形態控制。如果城墻和武器用于控制“山中賊”,那祭祀就用于控制“心中賊”,王陽明說:“去山中賊易,去心中賊難”。可見,精英集團將大量技術資源投向禮器產業,絕非出于奢侈性需求,其實是在追求安邦定國。
禮器的重要性,可從老子的一段話看出:“故失道而后失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禮”。這其實是老子對那個時代的觀察:道、德、仁、義蕩然無存,“禮”成了維系社會的最后力量。如果說道德仁義是對內心世界的訴求,那禮就是外在的行為規范。道、德、仁、義很難與森嚴的等級社會協調,而禮卻可以對不同身份的人做出不同的規定,使等級差別合法化。
據學者考證,顓頊部落源于以鳥為圖騰的少昊部落,屬當時的東夷集團,而良渚文化亦屬東夷集團,“絕地天通”與良渚制玉業的畸形發展應有內在的聯系。新石器時代的良渚文化,祭祀使用玉器,到了青銅器時代的商,祭祀就用鼎了。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的“司母戊”大方鼎就是商代晚期的青銅鼎,長方、四足,高133厘米,重875公斤,是現存最大的商代青銅器。其制作之精美,技術之高超,令人嘆為觀止。鼎的遺澤流傳悠遠,窺測權勢稱為“問鼎”,奪得權勢稱為“定鼎”,張揚權勢稱為“一言九鼎”,權勢顯赫稱為“鼎盛”。直到2007年農歷七月十五(鬼節),大慶市還在主城區的32個路口擺放93個祭祀鼎,供市民“文明祭祀”。(《農歷七月十五傳統祭祀日將至 93個祭祀鼎上崗》2007-08-27 大慶網)
于是我們看到,技術力量的投放,主要取決于精英集團的需求。良渚的精英集團將技術力量投放到應付底層反抗上,導致了高度發達的建筑業、兵器工業和禮器工業,卻無法避免社會矛盾的激化,這樣一個掌握當時最先進的生產力的最先進的文化崩潰消亡了。
石犁顯然代表著先進的生產力,無疑可為整個社會帶來可觀的福利,這似乎在印證“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然而技術不僅可用于生產力,也可用于強制力。如果良渚的墻與鉞代表著物質強制力,那璧與琮則代表精神強制力。從另一個角度看,生產力與物質強制力屬物質文明,精神強制力屬精神文明。無論生產力還是強制力,物質文明還是精神文明,在精英集團手中都是爭霸稱雄的手段。無怪乎莊周筆下的漢陰丈人將“機事”與“機心”相聯系,并進而做出了負面的價值判斷。
文明:距離與溝通
莊周生活于良渚文明消亡2600多年以后,哪個年代之于莊周,恰如春秋之于我們。他可能獲得有關良渚文明的信息嗎?
民俗學研究發現,許多沒有文字的民族,靠口口相傳,將數千年前的信息傳到了今天。良渚時代的信息或許也可這樣傳到莊周的時代。
在臨平玉架山良渚遺址發現了一塊直徑24.6厘米的大玉璧,上面有兩個刻符。學者們猜測,這是早期文字的雛形。如果當時存在實用的文字,它們大多應在竹、木、織物上,在潮濕易腐的長江、太湖流域,很難保存至今。但保存一段時間,被其后人發現,并輾轉相傳,直到為莊周所知,這并非不可能。畢竟莊周當過“漆園吏”,在那個“學在官府”的年代,有條件接觸到當時的藏書。與莊周同樣生活于今安徽亳州,但時間更早的老子,寫下了極為深刻的道德經,沒有大量的集體生存經驗,僅憑個人的大腦,這是不可想象的。老子早年當過周朝的柱下史(也稱守藏室史),分管王室四方文書。道德經的深邃從一個側面暗示我們,當時文獻記錄之豐富,可能遠超出我們的想象。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嚴文明指出:良渚文化的分布主要在太湖流域,包括余杭良渚,還有嘉興南、上海東、蘇州、常州、南京一帶;再往外,還有擴張區,西到安徽、江西,往北一直到江蘇北部,接近山東,良渚人為了占領這里,還曾經打了一仗;再往外,還有影響區,一直到山西南部地帶。可見它曾經影響了半個中國。(《浙江良渚遺址發現五千年古城》浙江日報 2007-11-30)。連遠在四川盆地的三星堆、金沙遺址都發現了“典型的良渚文化玉琮”,可見它的影響傳播之遠。基于如此廣大的影響面,其信息傳到莊周時代并非不可想象。
近年來,史學界有一種觀點認為,看似獨立發展的各早期文明,其實是在相互交流與影響中發展的。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的《新全球史:文明的傳承與交流》就持這樣的觀點。書中提到:“另一種理論認為,中國人使用漢字的靈感就源自埃及圣書體象形文字。”
那莊周有可能得知古埃及的歷史經驗嗎?
古埃及文明從約前3100開始的早王國時代到希臘馬其頓王亞歷山大侵入(前332年),跨越2700年以上,大體相當于從仰韶文化末期到莊周生活的時代。從時間上看,莊周觀察古埃及的歷史經驗猶如我們觀察西周以來的中國歷史經驗。然而埃及距中國如此遙遠,這種觀察可能嗎?
首先提出這種可能性的是德國傳教士基爾什爾,他注意到古中國與古埃及書法、文字和民風習俗明顯的相似性,于1654年提出“中華文化埃及起源說”。這一假說在上世紀20年代曾為學術界的“顯學”,。但由于帝國主義的侵略,民族自尊心激昂,這種“西來說”被“本土說”取代,以至于今天大多數國人不知學界曾有此一說。
然而,中華文明的起源至今仍在迷霧之中。
我們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這是一種已經比較成熟的文字,考古至今未能肯定它的源頭。但學者發現甲骨文中的日、月、山、水、屋、臉、目、嘴、鳥、鷹、雞、葉等字與古埃象形字相同。還有人系統對比了甲骨文與古埃及象形字、腓尼基與希臘字母,指出其相似之處(蘇三《破解中國甲骨文起源》)。還有人指出:“中埃兩國有266個相同或相似的象形文字存在”(趙自強《甲骨文金文源于埃及圖畫和象形文字》)。趙自強甚至認為中國文化起源于埃及,西周以前的中國古史應追溯到埃及。
對此假說認可與否,尚需待考古的發現和學者的爭辯。但至少,我們無法排除莊周了解古埃及經驗的可能性。其實莊周是否了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應該了解。
古埃及:“先進”之悲
古埃及創造了輝煌的科學技術成就。古埃及人在公元前2787年(比我們的黃帝還早兩百多年)創立了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太陽歷,這個歷法全年365天,只有1/4天的誤差。由于尼羅河水每年泛濫之后須重新丈量和劃定土地,古埃及人在幾何與數學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知識,他們使用10進制記數法,他們已認識到圓周率的存在,其使用的數值,誤差不到0.6%。他們能計算矩形、三角形、梯形和圓形的面積,以及正圓柱體、平截頭正方錐體的體積。能解一元一次方程和一些較簡單的一元二次方程。
公元前2700年,古埃及人就造出了長達47米的船。公元前1600年發明了制造玻璃的技術,陶器、亞麻織物、皮革、紙草(用于書寫)技術也都達到了很高水平。曾經出土了一塊第一王朝的亞麻布殘片,其經緯線密度達到了每平方厘米63×74根。從一些年代久遠的圖畫中可以看出,他們曾經使用一種比較簡陋的臥式織機,后來又出現了一種由兩人同時操作的立式織機,由此可見其技術持續進步的歷程。這些當年的高技術無疑使古埃及擁有當時最先進的生產力,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了當時最先進的文明。在這個文明中,大量的技術資源被投入建筑業,古埃及人建立起了至今仍震撼人心的金字塔、神廟和獅身人面像。
這種巨額投入的動機,通常被解釋為法老們期望永生。但“絕地天通”的故事暗示,其深層的動機很可能是精英集團試圖控制意識形態。可以想象,在金字塔、神廟和獅身人面像前,那些社會地位低下的人群會感到自己何其渺小,對那些能夠“通天”的精英們會何其崇拜、畏懼(恰如今天,滿口Hayek、Friedman的海歸,擁有無以言表的優勢)。這恐怕才是古埃及精英集團不惜勞民傷財,大搞形象建筑的真實原因。媒體曾報道過許多鎮政府建得如同白宮,甚至比白宮還豪華(如阜陽縣潁上鎮、佛山市更合鎮、上海市金橋鎮、東莞市長安鎮、仁壽縣寶飛鎮、沁水縣端氏鎮、高安市田南鎮、忠縣黃金鎮……),想必坐在“白宮”中的精英們俯視外邊的蕓蕓眾生,其自信、自尊、自豪不輸于當年埃及的法老們。
精英們的自信、自尊、自豪顯然建立在蕓蕓眾生的卑微之上。古埃及的教諭文《對各種職業的諷刺》描述了石匠、金匠、銅匠、木匠、農民、珠寶匠、理發師、蘆葦工人、陶土、磚匠、賣酒人、在紡織屋工作的人、制箭工人、商旅、燒爐工人、皮革匠、洗衣工人、捕鳥者、漁夫等二十個職業的悲慘處境。有如此眾多的職業,表明當時的分工已經相當發達,這既是技術進步和生產力發展的基礎,又是其結果。然而生產力的發展,對這些在一線創造財富的人們了無意義,他們的生存狀態簡直是生不如死。由此,文章的結論是:
“你看,沒有職業不被人監督,除了書吏,他就是自己的老板。
只要你學會了寫字,你就會過得比我上面提到的人都要好。書吏代表了官方和獨立,農民不可能對他們說:別看我。為了把你送到南邊的官邸,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對你的愛。學校對你十分有用,早一天學會寫字,你就早一天離開上面的行業。”
用我們熟悉的語匯,這就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而讀書之所以“高”,是因為“學而優則仕”。所以公務員考試競爭越演越烈,數千人爭奪一個職位已十分普遍,以至于中央組織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2009年11月發布了《公務員錄用考試違紀違規行為處理辦法(試行)》,嚴厲打擊作弊行為(《我國重拳懲治公務員考試違紀》2009-11-25長江商報)。兩個時空差距如此遙遠的文明,竟有如此的共鳴,難免讓人想起一個時髦的詞匯“普世價值”。
當時的精英們一定認為,他們代表了先進的“文化”,而那些蕓蕓眾生只代表了落后的“文化”,甚至與“文化”無緣—根本就不識字。然而,在史學家看來,這種明顯分裂,兩相對立的狀態才是一種“文化”---一種社會存在方式。精英們的“先進”建立在蕓蕓眾生的麻木、愚昧、被奴役之上,二者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然而,精英們的天堂并不穩固,據信是新王國第19王朝時寫成的《伊浦味陳詞》描述了這樣令人驚心動魄場面:
“看啊:那疆土無邊的國家所隱藏的奧秘,已經為人所知。國都,它已在頃刻之間遭毀。”“上下埃及之王的神秘已為眾所共知。國都已被貧窮之人所擾亂。一切人都在力圖煽起內戰。抵抗已無可能。國家,它已被一伙強盜所束縛。”“國家在其無能為力之中,就像收割以后的亞麻田一般”
“(官吏)已被打死。他們的公文書被拿走了。”“所有的公務員,他們都好像失去自己的牧人的受驚的畜群一般,已經不在其位了。” “檔案庫也被打開了。檔案庫中的租稅公告表也被偷竊,奴隸已變成奴隸的所有者了。”“計算收成的書吏,他們的登記簿也被毀了。埃及的谷物已成為共有的財產。”
“審判廳的法律紙卷已被拋出,在十字街頭,人們就在哪紙卷上行走了。在街上,窮人碎裂那紙卷上的印章。真的,貧窮之人已達九神(注:古埃及的九大神集團,包括太陽神和他的四子)的地位,(因為)那三十官家的公務管理已經失去它的隱秘性了。真的:那宏大的審判廳已經成為一個任意出入的(場所)了。窮人進出那宏大的宮殿。真的:貴人的兒女被趕到街上去了。”
“士兵就象強盜一般,向著商人的袋子奔跑。那……的全部財產都被盜竊了。”
“貴族陷于悲哀,而庶人則感到喜悅。每一個城市都說‘讓我們打殺我們中間的有力者(富有之人)吧’”。“貴人饑餓而陷于絕望。奴仆們卻受到服侍。”
“黃金、琉璃、白銀、孔雀石、肉紅玉髓、伊布赫特的石,都掛到女奴隸的頸上去了。貴婦人在國中流浪。家庭的女主人都說:‘啊!但愿我們有什么可以吃的東西啊’”
“貴族的孩童被摔在墻壁而死。可愛的兒童被拋到高地上去。”“真的,那些本來躺在涂膏防腐場地的人們,他們現在已被拋到高地上去了。涂膏防腐的秘密已被揭穿”
“富裕的人去做手推磨的工作。那些本來穿著精美麻布的人們,他們現在卻遭到木棍痛毆。那些本來見不到白晝(光輝)的人們,他們現在卻自由自在地出現。”
“谷物被毀滅在一切的道路上了。人們沒有衣服、油脂和奶油。所有的人都說:什么都沒有了。糧食被毀了。守倉的人被打翻地上去了。”
……
(《世界古代史資料選編》,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年)
熟悉中國歷史的人對這些記載一定不陌生。“天街盡踏公卿骨”,“朱門甲地無一半”,“皇帝輪流坐,明年到我家”,每次王朝更替都大量殺傷原有精英集團的成員,同時將原來蕓蕓眾生中的一小部分勇敢分子送到新精英集團的位置上,而社會結構依然故我。短者數代,長者十余代人后,“打江山、坐江山”的新精英集團就退化得腐敗無能、貪得無厭,再被“新新精英集團”打翻在地,國家再一次血流成河,社會再一次倒退回原點。事實上,古埃及共經歷了31個王朝,王朝的最長壽命為247年(第十八王朝),最短壽命為6年(第二十八王朝),平均99年。
面對人類社會這類一再重復的、慘烈的集體生存經驗,作為沉思者的莊周會得出什么結論?
情景劇:站在那個時代的觀察
我們不妨轉換視角,假設戰國年代有這樣一類人,他們具備以下三個條件:
其一,他們屬于精英集團,無需為一日三餐耗盡精力,有暇思考一些在別人看來是杞人憂天的問題;
其二,因為屬于精英集團,在那個“學在官府”的時代,他們有條件受到教育,不會因為學費或生計問題而失學,并有機會接觸到只有官方才可能擁有的史籍。
其三,他們屬精英集團的下層,升官、發財對他們而言,或者無望,或者無意。對他們而言,思考社會整體、長遠問題遠比官場攀援、商場競爭有吸引力。
以今度之,這樣的人肯定極少,且一定被會視為不食人間煙火的怪物。分散在茫茫人海中的他們,一定是孤獨的。姑且假設其中有一位,名叫“漢陰丈人”,他有機會接觸到從古埃及、良渚、到夏桀、商紂、春秋五霸的史籍,并正在經歷當時七國爭雄的歷程。他會怎么看待技術問題?
首先,他會觀察到技術的巨大力量,擁有先進技術的集團在競爭中往往會取得明顯的優勢。
其次,他會觀察到,人們本能地追逐更有效、更強力的技術手段。每個朝代中技術都有明顯的,有時甚至的迅速的進步。據信是由齊國稷下學宮的學者于春秋、戰國之交編纂,戰國中晚期補充的《考工記》,相當系統地記載了當時達到的技術水平。書中介紹了生產工具、交通工具、飲食用器、兵器、以及禮樂之器及宮室等各種建筑物的設計規范、制作工藝和檢驗方法,記述了木工、金工、皮革工、染色工、玉工、陶工等6大類、30個工種,涉及到數學、力學、聲學、冶金學、建筑學等方面的知識和經驗總結。這顯然遠超出了良渚時期。
第三,他會觀察到,技術進步帶來的利益大多為精英集團獲得,而平民集團得到的只是更加強化的管制、遠超出維持生計所需的勞動。
第四,他會觀察到,社會對技術的投入取決于精英集團的利益,而精英集團的核心利益在于控制社會,于是軍事(物質控制力)和宗教祭祀(意識形態控制力)方面,是技術資源投入的絕對重點。
第五,他會發現,盡管精英集團代表著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而平民集團則顯得無知、愚昧、孱弱,精英集團最終總會被平民集團掃蕩殆盡。
第六,他會注意到,大動蕩后的社會,新的精英集團又在“重復昨天的故事”,又在靠技術力量強化自己的特權地位。
于是“漢陰丈人”將社會動蕩歸因于“機心”,視技術為“機事”----“機心”的工具。
情景劇中的另一位角色不妨取名“子貢”,這是位勤學的高材生,教育系統告訴他“效率優先”是神圣的原則(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圣人之道也。’)。當他在路上看到了“漢陰丈人”的笨拙后,好心地向他介紹機械化的益處,不料換來一番譏諷,被噎得幾乎無以自容,走了三十里后,才緩過勁來(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后愈)。
其實,技術何辜?技術能有效提升生產力,這是不爭的事實。然而人們在歷史上也一再看到,在社會矛盾的積累過程中,技術起到了強大的助推作用,在社會大動蕩中,技術提供了越來越大的破壞力。我們或可歸咎于精英集團的自私與短視,但大多數新生精英集團的成員都來自原來的蕓蕓眾生,都曾飽嘗老精英集團的虐政,也曾總結過其教訓,為何仍然難逃覆轍?
如果我們將文明社會看作一個孩子(相對于演化了上億年的生態系統而言),那技術就是孩子手中的“刀具”,這孩子用這“刀具”一方面明顯強化了自己在生態系統中的地位,使自己君臨于所有物種之上;一方面一次次將自己斫得鮮血淋漓。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孩子改進“刀具”的能力事實上在逐步積累,莊周時代的“刀具”已非良渚時代可想象,而今天的“刀具”更非莊周時代可臆測。然而,這孩子使用“刀具”的智慧卻了無進展。
今天,全球化將整個人類社會連成了一個事實上的命運共同體,但組成這個“共同體”的卻是一些相互敵視的群體。人們看到,大量的貨幣集中在極少數精英分子手中,他們還在力圖“以錢生錢”,而負責提供利潤的只能是蕓蕓眾生的購買力,而這些購買力已遠不足以喂飽饕餮的逐利資金。聯合國糧農組織于2009年10月16日報告:全世界的饑餓人口數量已突破10億,糧農組織那位束手無策的總干事迪烏夫只好訴諸絕食(《聯合國糧農組織總干事迪烏夫絕食 呼吁消除饑餓》)2009-11-16國際在線);而最大的糧食帝國美國卻在“反恐”的名義下四處出兵、威風八面。“共同體”中的強勢者扮演著與古埃及、良渚時代精英集團相似的角色;而無望的弱勢者,其心態一如詩經所云“時日曷喪,予與汝皆亡!”。而此時的“刀具”已足以要了文明社會這孩子的性命。
“漢陰丈人”顯然沒能找到問題的答案,于是他主張扔掉“刀具”。用道家的話說,這叫“返璞歸真”。今天我們知道,這“璞”與“真”不過是人類演化歷程的出發點:與生物圈中其他物種類似的狀態----在各物種間相生相克的關系網中掙扎。
兩千多年后的今天,我們還愿意尋找答案嗎?有能力找到答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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