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教人一味服從權威,是相當多國人的看法,也是傳統文化稀里糊涂遭到貶棄的原因之一。其實,這種看法是對傳統文化的一種極大誤解。無論長上對錯而一味服從的做法,不是中國傳統文化精髓所倡導的內容。
孔子一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被作為倡導等級森嚴的“證據”。這句話的本義,其實不是強調下要絕對服從上,而更在于強調一種責任意識。孔子在這里對齊景公說,當上級的,要做好上級的事,當下級的,要做好下級的事,如此國家才治理得好。齊景公回答,說得好啊,如果君主不當好君主,臣子不做好臣子,飯都沒有吃啊。(“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可見,孔子在這里決不是在宣揚愚忠。甚至,孔子的意思似乎更是在首先要求上級,上級要做好,下級才會有效仿的榜樣。
另一句話“君使臣以禮,臣使君以忠”,也可以看到,孔子強調的是一個社會中各個位置都要盡好自己的責任。上面首先要善待下級,而在一個優秀的上級的領導下,下級又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做好該做的事呢?在孝順的問題上,傳統文化強調“父慈子孝”,同樣是在倡導從父到子都要做好自身,父母要做到慈愛,子女則要孝順。
實際上,傳統文化倡導的真正精神是,要堅持真理,而不要違背真理而一味逢迎上級。孔子的“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孟子的“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荀子的“從道不從君”,以及古人“當仁不讓于師”的承當,都在告誡做下級的,要服膺真理而不是權威。
更進一步,如果上級做不好,下級不僅不應該一味掩過,反而應該把勸說上級改過,作為應有的職責。《孝經》里說,如果上面做得不好,這時就應當“匡救其惡”。“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孝經》)
歷史上大臣對皇帝的正直諫議,在國家制度設置以及社會道德上,都是受到贊許乃至是一種應盡義務。這條原則在各個朝代都得到了執行,盡管往往執行的程度不同。至于到了唐宋時期,受到禪文化的影響,智慧和德行深厚的禪師則成為很多朝代里皇帝的國師,那更是領導者并非永遠正確的權威、甚至能主動服膺真理和智慧的一種更加值得鼓勵的現象了。
在孝道上,傳統文化強調,如果父母做得不好,子女這時要用心規勸父母改過,這才是真正的孝,如果一味任由父母犯錯,那才是不孝。“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于父”,“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當然,在勸說父母改過的過程中,應該有尊長的意識,要用善巧的方法,而不是簡單粗糙。這里順便說一句,中國人在解決分歧的時候,的確傾向于運用老子倡導的“曲則全”的婉轉手法。但其實質只是為了達到更好求實而采取的手段。至于后人把這種圓融私自運用為圓滑和不辨是非的和稀泥,那就不是文化的錯了。
從歷史直到當代,敢于質疑權威、唯真理是從的精神,一直作為國人操守的一部分在堅持著。當代的諸如“實事求是”的倡導、“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的堅持等等,都是這種精神的體現。
可以看到,即使傳統文化有強調尊重長上的傾向,其要旨其實是建立在這個上級首先應是一個賢良的上級。所以,傳統文化的這一導向,其所強調的實質,其實是對真理和美德的尊重,而不是對某個個人的無論其善惡的愚忠。所謂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實質也是教人對智慧和美德保持敬重。至于有的時代,出現了上面昏庸而下面為虎作倀的事情,那是對傳統文化精神的歪曲,只能算是傳統中的糟粕,而不能作為罪證而打到整個傳統文化的頭上。至于孔子本人,是一個堅持獨立思想、不為混飯而犧牲真理的人。最簡單的一個事實是,如果他是一味為君王唱贊歌的,為什么會顛沛流離?
也有不少人,把“信而好古”的說法,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一味奉古人為權威而缺乏革新精神的一個憑證。這里,孔子其實同樣強調的是對一種優美的精神和智慧的尊崇。周的時代,的確是“郁郁乎文哉”的文明和諧的時代,孔子希望繼承它的優秀精神。總不至于為求新而求新、從而把那些超越時代的好精神也拋棄吧。至于后來有的時代一味地強調“祖宗之法不可變”,是走進了形式的僵化,而不是一種活潑的優秀精神的汲取,所以就違背了“好古”的真正內涵了。
今人把孔子“信而好古”的說法,理解成僵化地照搬古人,乃至認為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是倡導食古不化,那是自己理解力有問題,不能怪到古人頭上。歐洲文藝復興也是從古代希臘汲取了優秀精神,也是一種“好古”,怎么就不見國人說文藝復興也是食古不化呢!
究其實,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精髓沒有問題,問題出在人身上。也許歷史上的有些統治者,愿意大眾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解成一味忠誠,也有意無意地鼓勵這種理解。這是可以理解的事。可是中國的先賢,不是這個意思。又為什么在實際上,包括在現在的中國教育中,把一味的“聽話”作為潛移默化的一種準則了呢?究其實,正是因為丟掉了傳統文化所倡導的敢于求實的精神,也因為我們許多人人云亦云而沒有認識到傳統文化精髓處所倡導的這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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