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王
當代世界史的研究成果表明，世界范圍內具有高度文明水平的各個古代文明，幾乎全部都分布在被稱為“世界島”的亞歐大陸上（只有埃及例外），其中對于當代世界仍然產生主導作用及重大影響的顯然是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由于地理因素，在地中海周邊的北非、南歐與西亞，加上南亞的印度次大陸，這幾個地區的不同民族及文明之間因交通便利而來往密切、相互影響，中國則相對孤立地位處遙遠的亞歐大陸東端。在公元前六世紀左右的“世界軸心時代”，由于陸海交通不便，同樣擁有輝煌人文成果的希臘文明與中華文明之間一直沒有接觸和交流，甚至雙方對彼此均一無所知。其后，歐洲在經過希臘化時代和古羅馬時期后進入中世紀，而中國則經過先秦時期的“百家爭鳴”運動告別了封建社會，建立了中央集權的統一民族國家（兩者之歷史進程呈現一進一退的反向運動）。自公元六世紀至十六世紀，先進的中華文明成果即通過分布在中亞、西亞廣大地區的各個游牧民族以及伊斯蘭文明斷斷續續地傳入歐洲（高級文明必然具有輻射作用及溢出效應），形成了長達千年的“中學西漸”時期。
（一）中華文明的單向傳播。在世界公認的四大文明古國里，中國作為其中唯一延續至今的統一民族國家，必然有其獨特的歷史合理性以及優異的文明先進性。在上下五千年的歷史長河里，由于擁有背山面海的地理環境和得天獨厚的生活資源，華夏先民逐步確立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及人生觀，使得中國人擁有相對早熟的哲學思想及政治文明。隨著中央集權型的皇帝制度的創立和完善，儒家學說也日漸成為國家意識形態，中國古代社會逐步形成了世所罕見的“超穩定結構”。而古希臘作為西方文明的歷史源頭，雖然也創造出許多輝煌燦爛、澤被后世的人類文明成果，卻因雅典企圖建立帝國霸權而引發連年內戰，終被文明水平大為落后的馬其頓帝國所征服。繼之而起的羅馬文明同樣由于窮奢極欲招致蠻族入侵而解體消亡，歐洲自此進入了長達千年的、被稱為“黑暗時代”的中世紀，羅馬教廷實施基督教愚民政策的神權統治致使西方的政治、經濟、社會以及科技的發展水平均大為落后于中國。
眾所周知，十六世紀后期意大利傳教士羅明堅（M. Rugieri）、利瑪竇（M. Ricci）進入中國大陸本土傳播天主教，開啟了西方文化輸入中國的歷史。而事實上，在這個“西學東傳”時期之前，其實已經存在著一千多年的中國文化輸入西方（中學西漸）的歷史時期。自公元前139年漢武帝派遣張騫“鑿空西域”之后，源于中國的許多重要的科技發明及先進的創新技術，即通過陸海兩條“絲綢之路”相繼傳入了中亞的游牧民族地區及西亞的伊斯蘭地區，然后又接續傳入歐洲。據拜占庭歷史學家普羅柯比（Procopius）在《查士丁尼戰史》一書中的記載，中國的養蠶及絲織技術在公元六世紀中葉傳入拜占庭，造就了君士坦丁堡及東羅馬帝國的千年繁榮。這也是第一個具有明確歷史記載的中國科技成果西傳歐洲的事例，盡管我們相信應該在更早的時候已有許多類似的先例，只是限于歷史條件因無人記錄而湮沒無聞。
在唐宋時期，一方面中國古代科技發展達到了歷史高峰，另一面由于采取重視對外貿易的開放政策，一大批科技發明成果高密度地通過陸海貿易線路西傳。公元751年（唐玄宗天寶十年），大食國（即阿拉伯帝國阿拔斯王朝）軍隊在怛羅斯戰役中打敗了唐朝軍隊，阿拉伯人通過唐軍俘虜中的造紙工匠首次獲得了中國的造紙術；至1189年，在法國出現了當時基督教國家的第一個造紙作坊。其它諸如指南針及羅盤、船尾舵、馬蹬、活塞風箱、獨輪車、紡織機、水力碾磨機還有深鉆孔法等等，這些西傳的中國古代科技對于中世紀歐洲地區的社會、經濟與文化的發展進步無疑產生了巨大的促進作用。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歷史時期里，輾轉傳入中國的西方發明完全不成比例，大概只有螺釘、液體壓力泵等屈指可數的兩三項。可見，此時的中華文明影響力一直是單向輻射至西方，而且還是通過中間媒介，并非出于中國人主動的傳播或直接的灌輸。
（二）蒙古西征的歷史影響。關于歷史研究方法，法國年鑒學派的第二代掌門人布羅代爾（F. Braudel）提出了短時段（事件）、中時段（情勢）及長時段（結構）的歷史時間劃分法，指出只有長時段的歷史結構才是決定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進程的根本作用。布羅代爾這種長時段理論所揭示的歷史作用其實就是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已經指出的“歷史必然性”，對于西方傳統的“英雄史觀”具有一定的消解作用，也為現代的世界歷史研究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理論工具。但法國年鑒—新史學派在實際研究時由于過分沉迷于長時段的思想文化結構，往往將之絕對化而完全排除“人”在歷史發展中的能動作用，同樣也忽視了各種屬于“短時段”的歷史事件對于歷史進程所產生的時代界定作用。
筆者認為，十三世紀的“蒙古西征”在客觀上成為一個揭開“全球化”歷史序幕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事件，而忽必烈（1215—1294年）建立的元朝則對中國其后數百年的歷史進程同樣產生了劃時代的深遠影響。公元1219~1223年，成吉思汗（1162—1227年）發起了第一次“蒙古西征”，哲別、速不臺于烏克蘭大敗俄羅斯聯軍；1235~1242年，拔都、速不臺遠征東歐（又稱‘長子西征’），繼攻破波蘭、匈牙利后幾乎進逼維也納（當時屬德國）城下；1253~1260年，忽必烈之弟旭烈兀（1217—1265年）繼征服波斯后，攻克阿拉伯帝國（阿拔斯王朝）都城巴格達及敘利亞都城大馬士革。這三次蒙古西征，一方面因其野蠻殺戮及劫掠破壞而應受道義譴責，但在另一方面，通過此一空前絕后的世界級軍事行動，歷來重視貿易的蒙古民族建立了歷史上第一條安全、便捷的“亞歐大陸橋”，無意中開啟了中西直接交流的歷史，火藥、印刷術、紙幣、驛站還有煉鐵高爐及冶金技術陸續傳入西方。此外，“蒙古西征”內里所蘊含的巨大歷史能量猶如一副劇烈的催化劑，促使中世紀的歐洲社會在政治、宗教、經濟、軍事、科技以及人文思想等重要領域均產生歷史性的重大變革。
在政治方面，“蒙古西征”首先沉重打擊了中亞及西亞地區的伊斯蘭文明，在客觀上阻遏及減弱了當時伊斯蘭教擴張勢力對歐洲基督教國家的威脅，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地中海周邊地區的力量對比及地緣政治格局，使得羅馬教廷和歐洲各國獲得了歷次十字軍東征均無法達到的政治效果，為歐洲基督教國家的未來發展創造了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后來奧斯曼土耳其對歐洲的反撲以及今天伊斯蘭移民日益成為英法德各國的隱憂，均從反面印證了這個事實）。其次，蒙古鐵騎的強大打擊力導致歐洲社會產生了嚴重的恐懼心理及危機意識，歐洲各國為自保計，開始產生擺脫教皇神權統治的離心傾向，加快了尋求鞏固王權、組成統一民族國家的歷史進程。此外，“蒙古西征”亦沉重打擊了俄羅斯民族，蒙古政權統治俄羅斯地區達數世紀之久（此舉在實際上奠定了俄羅斯日后成為統一民族國家的政治基礎），在實際上打斷了俄羅斯與歐洲各國一道走向近代化的歷史進程，無形中替歐洲各國消除了一個潛在的競爭對手，致使日后實現統一但相對落后的俄國只能建立東方型的專制極權體制，并被迫主要向東方的亞洲拓展國土（十九世紀俄國無政府主義鼻祖巴枯寧正是‘黃禍論’的始作俑者）。由此可見，“蒙古西征”既阻遏伊斯蘭教的擴張而成全了歐洲的崛起，又催生了沙皇俄國并造就其“雙頭鷹”的獨特地位，此舉之國際政治及地緣政治影響異常深遠，直至今天仍以各種形式或明或暗地影響著世界各大文明及各個力量集團之間的關系。
在宗教方面，羅馬教皇英諾森三世（Innocent III）于十三世紀初葉確立了教權至上主義，將教皇權勢推至歷史頂峰。但隨后的“蒙古西征”在客觀上激化了羅馬教皇格列高利九世（Gregory IX）與德皇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的矛盾，使得歐洲的王權與教權之間的權力斗爭公開化，歐洲中世紀的神權統治自此發生動搖并走向衰落。在蒙古西征期間，羅馬教廷多次主動向蒙古方面派出使團，除著力勸說蒙古人皈依基督教外（意在消除來自東方的威脅），還企圖利用蒙古的強大武力打擊被其稱為“異端”的伊斯蘭教和東正教。不料成吉思汗自第一次西征期間會見長春真人丘處機后，即通過《大扎撒》頒布了“尊重所有宗教，但所有宗教都沒有特權”、“不得侮辱敵軍宗教”的法規，賦予蒙古帝國所有臣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此一開明的宗教政策不僅促使貴由汗、蒙哥汗均一口拒絕了羅馬教廷的卑劣要求，還讓廣大歐洲基督教徒第一次認識到“信仰自由”的可貴，對于教權專制統治開始產生不滿與反抗。公元1347年，源于中國云南地區的鼠疫被商人與旅行者經由蒙古西征所建立的“亞歐大陸橋”傳至西方，這一場導致1/3歐洲人口（約2500萬人）死亡的“黑死病”，促使歐洲人對于自身信仰以及生存地位作出深刻反思，追求現世快樂、珍惜生命價值開始成為人們的生活信念，平等、自由的人權意識開始萌芽，此一提倡以“人類理性”取代“宗教神性”的人文主義思潮，使得歐洲人由對基督教信仰的懷疑演變為對封建社會不平等制度的痛恨與反抗，播下了日后歐洲文藝復興及資產階級革命的思想火種。
筆者在此著重探討“蒙古西征”的全球性歷史影響，并非出于“與有榮焉”心態的沾光或夸耀，而是希望能夠實事求是地理順及榷清有關中西文化接觸與交流的歷史發展脈絡，以利于考察并吸取新中國建國以來的歷史教訓。事實上，當年成吉思汗只是為了打擊逃往西遼的宿敵屈出律，以及報復花刺子模國王摩訶末殺害蒙古商隊和使者才發起了西征。由于摩訶末一直逃奔至里海，蒙古鐵騎緊追不舍始發現“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因此，蒙古西征的起因可說是出于“偶然”，而并非一項有計劃的戰略遠征。況且，當年蒙古與南宋雖有聯盟滅金之舉，但西征顯然絕非出于中國的授意，只是后來忽必烈建立元朝并開啟中西直接交往，才將中國與西征拉上了客觀性的歷史聯系。可見，對于蒙古西征此一重大歷史事件，我們既不必因“夷夏之辯”而予以回避，亦無須為“民族之光”而加以褒揚，秉持實事求是的客觀態度進行歷史考察即可。筆者認為，對于歷史本體意義而言，任何個人及其事件的歷史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樣具有無可替代的存在意義。換言之，長時段結構其實正是由眾多短時段事件和中時段情勢經過各種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每個人類成員與思想文化結構共同組成了“人”的因素，并作為一個整體參與了宇宙演化歷程。
在這里，我們還可以舉出另一個“偶然”的例子。東漢和帝永元元年至三年（即公元89~91年），大將軍竇憲聯合南匈奴大破北匈奴，漢軍出塞追擊五千里，迫使北匈奴一部西遷歐洲。五世紀中葉，突然崛起的匈奴帝國在“上帝之鞭”阿提拉（Attila）大帝的統領下橫掃歐洲，降服了包括日耳曼人在內的歐洲諸蠻族，同時多次攻擊羅馬帝國并動搖其統治基礎。阿提拉于453年突然暴亡，導致歐洲出現權力真空以致蠻族橫行。公元476年，日耳曼蠻族雇傭軍終于滅亡了西羅馬帝國，歐洲自此進入了中世紀。換言之，由于中國人打敗了匈奴人，而匈奴人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后又打敗了歐洲人，最終導致了西羅馬帝國的滅亡；可見歐洲之所以走入中世紀以及走出中世紀，均與萬里之外的中國歷史和文化發展絲絲入扣、息息相關。上述這個看似“無稽之談”的歷史事例，我們只要運用混沌學理論的“蝴蝶效應（The Butterfly Effect）”概念即可獲得清晰的說明，除了再次驗證“事物普遍聯系”的唯物辯證法原理外，更可幫助我們進一步深刻認識“蒙古西征”的歷史影響及其全球意義。
（3）“中學西漸”的全球意義。美國歷史學家費正清（J. Fairbank）在其《中國對西方之回應》一書里，將鴉片戰爭后的中國近代史定義為“西方沖擊—中國回應”時期，我們也可以據此將蒙古西征后的“中學西漸”定義為“中國沖擊—西方回應”時期。顯而易見，應該是先有“中學西漸”，才有后來的“西學東傳”，兩者是前因后果的關系。在文化交流層面，由于此一時期的“中學”并非中國人主動向西方傳播，故稱“西漸”；而“西學”卻是歐洲人主動送上門來，故稱“東傳”。但在歷史動力方面，“蒙古西征”及蒙古帝國的歷史創舉，在客觀上等于對當時的歐洲各國“猛推一把”，使之從中世紀宗教愚昧時代里掙脫出來，其后所引發的新一輪“中學西漸”高潮更促使歐洲的資本主義萌芽、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宗教改革、啟蒙運動乃至資產階級革命得以相繼發展，歐洲自此開啟了近現代的歷史進程。客觀而言，對于中華文明的歷史傳播，西方文明作出了堪稱優秀的“回應”。
在十三、十四世紀，由于歐洲與中國經由亞歐大陸橋實現了歷史性的直接接觸和交往，同時由于中國在宋元時期的科技進步促使社會生產力得到極大發展，中國對西亞、歐洲地區的出口商品顯著增長，中歐雙邊貿易得以建立和發展。意大利的威尼斯和熱那亞得地利之便，首先發展成為歐洲的貿易中心及金融中心；與此同時，中國紡織機械及技術的西傳造就了歐洲近代工業的發展基礎，意大利的佛羅倫薩在1336年已經擁有200間毛紡業作坊，從業人員約3萬多人（占當地人口1/3），歐洲的資本主義萌芽就此誕生，并為十五、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打下了經濟基礎。眾所周知，通過馬可•波羅（M. Polo）在中國的親身經歷，歐洲人第一次確切地知道了在遙遠的東方還有一個強大而富裕的文明國度，進而在歐洲社會各階層里興起了一股“到東方發財去”的強烈欲望和歷史潮流，加上指南針及羅盤的傳入與應用，終于促成了以哥倫布（C. Columbus）發現美洲及麥哲倫（F. Magellan）環球航行為代表的“地理大發現”。在十五世紀中葉，德國人古騰堡在中國古代印刷術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出金屬活字印刷機，馬丁•路德（M. Luther）的《95條論綱》及德文版《圣經》得以在短時間內迅速傳播，由此掀起了影響廣泛的歐洲宗教改革并催生了基督新教，為西方日后在全球迅速擴張的殘暴不仁的殖民主義侵略行徑，以及唯利是圖的資本主義經濟活動，提供了思想動力及理論外衣。當然，歐洲自文藝復興后之所以能夠發展出近代西方文明，在于不僅吸收了中華文明的歷史成果，還綜合吸收了古希臘文明及阿拉伯文明的優秀成果，繼而創造性地發展出一大批近現代科技新成果，為今日西方文明稱霸世界打下了堅實的歷史基礎。
首倡“知識就是力量”的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F. Bacon）在1620年表示，“我們應該注意到這些發明的力量、功效和結果•••它們是：印刷術、火藥和磁鐵。因為這三大發明首先在文學方面，其次在戰爭方面，第三在航海方面，改變了整個世界許多事物的面貌和狀態、并由此產生無數變化，以致似乎沒有任何帝國、任何派別、任何星球，能比這些技術發明對人類事務產生更大的動力和影響”。培根這一段頗具文藝復興色彩的評語盡管略帶浪漫的夸張，但毫無疑問的是，他以一個啟蒙思想家的歷史眼光在十七世紀初即已敏銳地揭示了“中學西漸”的歷史意義。馬克思在《機器、自然力和科學的應用》里則進一步作出了更為清晰、更為到位的補充說明，“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杠桿”。
結語：通過考察上述歷史事實，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認識，即作為一個整體的人類文明顯然進行著一種類似于加速度運動的歷史發展，這個社會科學領域的“加速度”可稱為“歷史加速度”或“文明加速度”。當代人類學研究表明，“從猿到人”的歷程約有五百萬年，直至距今兩百萬年前進入舊石器時代，而僅在一萬八千年前才進入新石器時代，五千年前進入青銅時代，三千多年前又進入了鐵器時代。在近現代科技方面，發展速度同樣是越來越快，公元十四世紀歐洲出現資本主義萌芽，十六世紀工場手工業興起，十八世紀進入機器時代，十九世紀進入電氣時代，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進入原子能及計算機時代，九十年代又進入互聯網時代，在今天，數碼產品的更新換代已經以月計算。由此可見，人類各個文明在人文初期經歷了漫長的孤立發展，一旦彼此之間建立起橫向聯系，即開啟了從分散走向整體的“歷史加速度”進程。因此，筆者認為，“中學西漸”時期的中華文化傳播，尤其在“蒙古西征”之后，加速了西方的文明進步及歷史發展，對于今日的世界地理版圖與國際政治格局的形成亦產生了難以估量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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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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