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史是“一筐爛柿子”嗎?!
——評袁騰飛歷史虛無主義史觀
70年代出生的青年歷史教師袁騰飛,借著一股商業娛樂炒作“趣說歷史”之俗風,被戴上“史上最牛的歷史教師”桂冠,春風得意,躊躇滿志,一夜間儼然成了“中國歷史權威”。
8月18日他在“新浪博客”“官網”上發了一篇《回答部分網友的問題》文,其中在回答“您最喜歡的古代王朝是哪個朝代?”時,講了這么一段話:
“中國古代都是君主專制,與近代以來的民主政體不可同日而語,所以不管是哪個朝代,其本質都是一樣的,我們都可以帶著批判的眼光來看待。君主專制就像一筐爛柿子,即使我個人比較喜歡的,比如宋朝,確實開明一些,君臣共治的味道比較濃烈一些,但它也只是這筐柿子中的一個而已。”把這段話簡化一下,就是:
中國古代史——都是君主專制制——一筐爛柿子——確實開明一些的宋朝——終究還是爛柿子一只——都可以帶著批判(否定)的眼光來看待。
這就是袁老師“研究”中國古代史后得出的結論,也是他獨創的袁氏“爛柿子論”歷史觀。這樣,自公元前21世紀夏王朝開始,直至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的整部中國史,一概成了“一筐爛柿子”!
“爛柿子”是什么?即腐爛了的柿子。柿子是一種水果,有營養價值、味美,它的功能就是讓人吃的。腐爛了的柿子不僅沒有營養,而且只能是一口爛味,吃了當然還會損害健康,因此,“爛柿子”是不能吃的,它是不折不扣的廢物,是標準的垃圾。
袁老師把整個一部中國王朝史,看作是“一筐爛柿子”,無疑把整個中國古代史給徹底否定了。這是什么史觀呢?誰都知道,這是一種地道的歷史虛無主義。那么,袁老師的這一史觀對不對呢?結論應該是不言自明的。
只要不是白癡,誰都知道:中國古代史是一部世界公認的文明史,是對整個世界文明作出過重大貢獻的文明史。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要是沒有中國古代這么一部王朝史,就不可能會有今天這么一個文明世界!因為近代的世界文明,正是在包括中國古代文明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下面是世界公認的對中國古代文明的評述,對袁某來說,也許他壓根兒就不知道,也許他根本就不愿去“讀懂”,否則他怎會陷入如今的尷尬?那么,還是請他重溫一下吧:
馬克思說:“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兆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桿。”
近代實驗科學家的始祖培根在《新工具》一書中也指出:“如果想看看各種發明的力量、作用,最顯著的例子就是新近發明的印刷、火藥、指南針。因為這三種東西曾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面貌。第一種在文學上,第二種在戰爭中,第三種在航海上。從那里接著產生了無數的變化、變化是這么之大,以至沒有一個帝國,沒有一個學派,沒有一個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這三種發明在人類事業中產生更大的力量和影響。”
現在許多人都崇拜西方近代文明,對東方文明的代表中國文明往往不屑一顧,殊不知世界歷史的發展是不能割裂的,近代西方文明恰恰是在吸收古代東方文明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馬克思和培根都是真正的學者。他們所以都把中國的“三大發明”,看作是近代歐洲文明發展的前提與基礎,這并不是他們對中國文明有什么偏愛,而僅僅是科學地實事求是對待歷史。因為事實就是這樣:沒有中國古代文明的貢獻,就不會有如今的近代世界文明。
以往講中國文明,老生常談的是“四大發明”,其實何至如此。
英國學者李約瑟博士《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出版,曾經轟動西方學界。全書七大卷(原版分為二十分冊出版),李約瑟第一次以令人信服的史料和證據,全面而又系統地闡明了四千年來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歷史,展示了中國在古代和中世紀科技方面的成就及其對世界文明所做的貢獻。他的結論是:“中國文明在科學技術史上曾起過從來沒有被認識到的巨大作用”,“在現代科學技術登場前十多個世紀,中國在科技和知識方面的積累遠勝于西方”。
書中分列了中國傳入西方的26項技術,為什么是26項呢,那是因為李約瑟用完了從A到Z排序的26個字母,所以被稱為“26項技術”。此后,又有美國學者坦普爾在《中國發明與發現的國度》一書,詳細描述了“中國領先于世界”、“西方受惠于中國”的中國古代100項技術發明。
不僅是自然科學領域,即使在社會科學領域,古代中華文明同樣對世界產生過巨大的影響。
黑格爾認為:“歷史必須從中華帝國說起,因為根據史書的記載,中國實在是最古老的國家。”他認為,孔子是中國主要的哲學家,他的著作傳到歐洲之后,“在萊布尼茨時代曾轟動一時”。孔子的道德學說曾“受到哪些熟悉基督教道德的人們最大的稱頌和對它的優越性的承認”。
德國的另一位思想家萊布尼茨,對中國的易學的哲學思想給以高度評價,他和白晉(明、清之交來華傳教士)共同發現了中國《易經》卦爻的二進位制的排列問題。萊布尼茨還把程朱理學——新儒學,當作其創立古典哲學的某種依據,并用以反對羅馬教廷的啟示神學。
被稱為“歐洲孔子”的法國學者重農學派創始人魁奈,深受儒學影響,他對于中國《論語》的評價是:“一部《論語》即可以打倒希臘七賢。”
法國啟蒙運動的領袖伏爾泰是中國儒學在歐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把中國儒學,作為反對神權統治下歐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他稱頌孔子學說,并作詩贊美:“他使世人不惑,啟發了人心;他說圣人之道,決不是預言者的那一套;誰知到處使人相信,也使得本國深深的愛好。”他特別贊美中國古代對宗教思想的寬容,能聽任不同宗教的共存與發展。
啟蒙運動中的“百科全書派”思想家狄德羅說過:“中國民族,其歷史的悠久,文化、藝術、智慧、政治、哲學的趣味,無不在所有民族之上。據一部分學者的意見,他們所有的優點甚至可以和歐洲最開明的民族抗爭。”
看了以上這些近代歐洲思想家對古代中國文明(從自然科學到社會科學的成果)的評述,不知道袁老師作何感想?為什么這些歐洲學者會對中國的古代文明作如此崇高的評價呢?他們不會都是傻瓜吧,難道他們都把“爛柿子”當珍寶了!
那么,究竟是誰錯了呢?是人家把我們的“爛柿子”當作了珍寶,還是袁老師把自家的珍寶當作了“爛柿子”? 顯然,錯的只能是后者。是袁老師不在乎自己的祖宗,才會把家傳的珍寶當作“爛柿子”,這就難免會做“敗家子”。其所以如此,袁老師至少是犯下了兩大錯誤:
其一,袁老師身為歷史教師,卻不知道“歷史是什么?”以致掉入了一個非歷史主義的泥坑。
歷史是什么?人類以往過程的記載也,是“過去”。既然是過去了的歷史,不是現實的今天,因此就不能用今天的標準來評判歷史,只能用歷史的眼光來評價歷史,這就叫歷史主義。
用歷史主義看問題,古代歷史上的“君主專制”體制,并不像袁老師講的那樣是一筐“爛柿子”;相反,恰恰是古代經濟、政治發展的必然產物。“君主專制”政體在古代絕不是什么“爛柿子”,而是天經地義的、合理的政治制度。
其實,何止是古代東方的政體是“君主專制”,就是在古代西方,除了希臘時期的雅典,有過短暫的約250余年(起自公元前594年梭倫改革,迄于前338年馬其頓征服希臘)的奴隸主民主政體(僅占總人口1/10有選舉權,90%居民被剝奪了選舉權)特例外,幾乎再無一國家、再無時間出現過什么“民主”政體(羅馬共和國也空有其名,實際上是奴隸主寡頭政體)。整個中世紀,歐洲盛行的就是君主專制政體。不知道袁老師是否了解這些歷史?如若不知,望能補上一課。
既然在整個古代世界史上,普遍地實行的是“君主專制”政體,那么,袁老師又憑什么要“批判”中國古代存在的“君主專制”是“一筐爛柿子”呢?又憑什么可以認為,西方的“君主專制”就不是“爛柿子”了呢?如果是的話,那豈不是整個世界古代史都是“一筐爛柿子”了嗎?既然全是“爛柿子”,那袁老師的“批判”還有什么意義呢?
其二,袁老師的又一個錯誤,就是缺少辯證思維。作為歷史教師,其實最應該懂得一些辯證法,須知世界上的萬事萬物,都有其利弊,都有其兩面性。凡是講歷史的,尤其應講究這一點,必須歷史地、全面地、聯系地來分析問題,絕不能搞片面性。
在我國古代,正是“君主專制”政體保證了國家從分裂走向的統一,并保證了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鞏固;正是“君主專制”政體保證了古代經濟的發展,并創造了高度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正是“君主專制”政體保證了文化、科技事業的發展與繁榮,并使中國的發展能長期走在世界發展的前列;也正是“君主專制”政體保證了我國歷史綿延不斷地發展,成為現今世界上的一個歷史悠久的偉大國家。
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了解了中國獨特的歷史以后,曾在他的著作《真正的戰爭》中,發出過如下的感慨:歷史上的許多大國,都匆匆而過,“其它國家來而復去,其它帝國由興而亡”,惟獨中國“能與世長存”!
到了20世紀,中國的“君主專制”政體在經過四千多年的發展后,越來越顯示其腐朽性的一面,終于走到了它的反面,被時代所淘汰。1911年中國發生辛亥革命,埋葬了這一專制政體,在亞洲建立了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然而,百足之蟲,至死不僵。針對封建專制主義的遺毒,今天我們應該繼續對其進行批判,但必須采取歷史主義的態度,決不能搞全盤否定,決不能搞歷史虛無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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