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傳統與現代企業文化論綱　　

                               陳寒鳴    　　

           （天津市工會管理干部學院    天津市    300170）　　

［摘要］在人們已經開始清醒認識到經濟與文化辯證關系，文化不僅對經濟有一定規范、導向作用，而且是經濟發展內在推動力的情況下，人們又逐漸認識到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文化傳統與現實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有著重大內在的互動關聯。弘揚儒學精義，弘揚優良傳統，構建當代文化，推動整個社會交明的進步，遂日益成為人們的共識和自覺承當的時代使命。本文以這種認知為前提，受前賢時修的啟發，發掘儒學傳統的現代價值，創新性地提出“一本五德”說這樣一種具有中國特色和民族氣派的社會主義企業文化理論體系。　　

［關鍵詞］經濟與文化；傳統與現代性；儒學；“一本五德”；企業文化　　

多年來，我一直認為，分析研究并正確處理好儒學傳統（或更寬泛地說，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文化傳統）與以企業精神、企業價值觀為核心的現代企業文化的關系，無論對于傳統的現代性轉換及在此基礎上的開新和發展，或者對于推進當代社會經濟的進步，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眾所周知，任何文化都是在人們的社會生產生活實踐中產生、發展和演變的，而一定社會生產生活實踐活動的樣式及其趨向又都必然規范著一定文化的發展樣式及其趨向。這是人類文化史上的通則。儒學自然不能例外。傳統中國社會的生產生活實踐方式決定了傳統儒學必然以農業-----宗法（宗族）型社會為其存在與發展的土壤，以家庭這一傳統社會的基本組織細胞為其生長點。而當代中國以現代化為本質特征的社會生產生活實踐方式則決定了當代中國文化必然以工業社會為其存在與發展的土壤，以工業社會的基本組織細胞-----企業為其生長點。因此，儒學要想現代化，獲得現代性的發展，并進而在現代社會生活中體現其價值、發揮其作用，就必須首先自覺轉換、變更其生長基點，即在當代文化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土壤上自覺地同當代文化的生長點接軌，并在此基礎上實現其整個思想體系的創造性轉化。這也就是說，要經過對儒學生長點的調整和變更，將儒家傳統的宗法（宗族）倫理轉化成為當代工業社會所必需的企業倫理、市場倫理和經濟社會倫理，將儒學由傳統宗法（宗族）文化的主干轉換成為當代工業文明的重要組成要素之一。在日本現代化過程中，日本人曾將（日本化的）儒教傳統改造成為適應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需要的“工業精神”；將經過調適后的傳統血緣家族社會中的人際關系格局介入到現代工業社會集團組織之中，形成具有現代意義的縱式社會結構，使日本成為具有自身特性的“非家族”式的現代集團社會；又本于“忠”、“信”、“誠”等傳統的基本文化觀念建立起政府主導下的、經濟集團主義的企業活動體制（或稱作“政企聯合體制”）等等。這一切構成一股強勁的內在生命力，曾使日本獲得巨大成功，迅速發展成為有別于歐美式自由市場經濟主導的東亞資本主義模式。借鑒日本的經驗，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踐過程中，我們也應做出自己的努力。這種努力不僅能使儒學實現創造性的轉化，而且必將使儒學在當代社會獲得廣闊發展前景，并在當代社會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這不僅有理論上的可能性，而且在現實社會生活中有許多成功的范例。如河北省徐水縣大午集團的事例。該集團是一個集養殖業、種植業、加工業、教育業、機械制造業等為一體的農牧有限公司。它能在十余年間以2萬余元資金承包一片荒廢果園起步，迅速發展成為擁有過億元固定資產、年產值過億元的大型民營企業，就在于其有定位準確、見識深遠和科學合理的指導思想。按照該集團自己的說法，這一指導思想就是傳統的儒家思想、當代法制觀念和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發展理念相結合；其中，儒家的“仁義禮智信”和“溫良恭儉讓”及“忠”、“孝”等思想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集團董事長孫大午先生對這些觀念身體力行，并以此管理、教育員工、學校的學生和自己的子侄，取得了顯著成效：不僅使他自己的家族子孝父慈、兄友弟愛，和睦融洽，而且使整個集團團結和諧、興旺發達，并在業界贏得了誠信的美譽。大午集團的這種企業文化還對周邊鄉村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使附近的社會治安和風氣向著良性方向發展。　　

傳統固然需要通過轉換其生長點而獲得現代性開新和發展，而現代性又必然會以傳統為前提乃至內在生命力。如果說“傳統”是指人類創造的不同形態的特質經由歷史凝聚而沿傳、流布著的諸文化因素的有機系統，那末，“現代”則是一種與“古典的”、“過去的”相對照的整體性現象，它既意涵著古代已成為古代，故其絕非“傳統”的絕對延續，又表明古代是過去的“現代”、現代是將來的“古代”，而將來又必會由將來的“現代”即今天之現代推演而來。這樣，一方面，每一民族的人民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氛圍中，有其一定的語言、知識、風尚、信仰、禮儀、習俗、制度、規范等等，并在此基礎上，通過各種學習、傳授及耳濡目染的方式產生出共同的文化心理，并使人們對本民族的光榮歷史產生起懷戀感，對本民族的現實生活具有了適應性，從而形成民族的內在疑聚力；另一方面，無論人們是否承認或意識到與否，任何一種“現代”都必然要以其以前的歷史中逐漸積淀而成的傳統為前提，受歷史與傳統的影響。世界上任何民族的現代社會與現代文化都不是同其歷史與傳統完全脫節的，任何民族都是依據其現實的社會生產生活實踐標準分析其歷史與傳統，并以歷史與傳統為前提來建設本民族的現代社會，創構本民族的現代文化的。譬如，在西方，基督教文化傳統中的“天職”觀念與基督教新教中的“禁欲”思想，以及古希臘------羅馬文化傳統中的人文觀念、科學思想、思維方式、民主與法律意識等等，這些內涵在歐洲歷史之中而又適合了西方人現實社會生產生活實踐需要的傳統，構成了西方現代文化精神的基石，有力地推動著現代西方社會的發展。　　

我們應該在現實的經濟與文化互動的社會生活基礎上來分析研究傳統與現代性的關系問題。經過近30余年來中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成功的經驗與種種沉重的教訓都已使人們愈益深切地認識到經濟和文化是一對相伴而生的概念，在社會發展中必須共同前進。沒有經濟的發展就不會有文化的繁榮，沒有文化的繁榮同樣不會有經濟的發展，二者互為前提﹑相互依存。盡管文化的發展必須以經濟為物質前提，但經濟的發展也必須以文化事業的發展為依托，如經濟發展過程中，要嚴厲防止拜金主義的出現，這就需要用文化加以規范，通過文化﹑教育等手段，凈化人們的思想﹑提高人們的修養﹑豐富人們的品格﹑增強人們的奉獻意識。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金錢觀，大力提倡對金錢“取之有道﹑用之有益﹑用之有度”，有效地防止拜金主義思想的滋生﹑蔓延。因此，當今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不僅已經形成并且需要具有相大實力的企業，而且亟應并迫切需要打造具有內在文化精神生命力并以之作為規范，因而體現出強勁而又優秀競爭力的企行集團。就本文關注的焦點話題來說，我認為，當前尤應引起各界人士、特別是工商界人士高度關注的是儒學傳統與現代企業文化的關系問題。所以如此強調，則不僅由于其有助于儒學傳統的現代性轉換與開新、發展，而且更對現代企業文化的建設，以及推進現代經濟社會的有序、良性發展有莫大裨益。　　

企業文化指的是現代企業在其經營實踐過程中形成、發展起來的具有本企業特點的群體意識及由此而產生的群體行為規范，而民族歷史文化傳統則是這種現代企業文化形成發展的根。一定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不僅作為一種背景而成為該民族的企業文化形成發展過程中的外部因素發生作用，而且一定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必然是該民族的企業文化賴以形成與發展的精神土壤。世界上所有國家的企業文化都是在其本國的歷史遺產與文化傳統基礎上形成發展起來的，而且，也唯有與傳統“接榫”的企業文化才會因有深厚的生存土壤而成為強勁、優秀并能發生持久、深遠影響的企業文化。誠如美國著名管理學家、企業文化理論的較早倡導者阿倫·肯尼迪、特倫斯·迪爾在《公司文化》一書中所說：要提高企業生產率，不是簡單地建立一種管理制度關健乃在于建立一種與本國文化相匹配的企業文化。所以，我們在建構現代企業文化過程中，要自覺地意識到歷史悠久、內涵豐富的中華民族文化作為一種客觀背景的存在，并更要通過從傳統中汲取大量的滋養而使現代企業文化植基于民族歷史文化的精神土壤上。事實上，歷史悠久的中華民族文化是完全能夠為現代企業文化提供豐富滋養，并進而成為現代企業文化賴以形成發展的精神土壤的。如中華民族在數千年歷史長河中形成發展起來的克勤克儉、任勞任怨、艱苦奮斗的美德，“和而不同”的思維方式，積極有為、奮進不已的入世主義精神，理想主義的人生觀，實踐主義的道德觀，“情”、“理”、“性”相結合（“德治”與“法治”并重）的管理思想，以及強調和諧之人際關系的處世方式等等，無疑都有助于形成發展起與現代社會生產生活實踐相適應的、具有民族特色和中國氣派的、強勁而優秀的現代企業文化。[1]　　

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儒學的基本觀念理應首先成為現代企業文化賴以形成發展的精神土壤。換言之，在現代企業文化形成發過程中，我們不僅應著力發掘、繼承、弘揚并利用儒學傳統中的積極因素或合理內容，而且應將自覺地儒學的基本觀念或思想要素轉化成為作為現代企業文化核心的企業精神、企業價值觀的文化要素。茲結合一些典體實例，略析如何汲取儒學傳統資源并將之引為現代企業文化要素，構建起“一本五德”[2]的現代企業精神、企業價值觀和道德觀，以藉現代企業文化建設推動整個社會的進步。　　

所謂“一本”，就是將儒學傳統的“仁”本思想作為一種精神文化要素，自覺構建以人為本的企業價值觀，并以之為核心形成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企業文化。　　

中國儒學開創者孔子的思想學說，主要是禮和仁，或稱之為禮學和仁學，二者是互相聯系的。禮學是孔子對于詩書禮樂傳統的繼承，但他又不拘守于禮制的某些形式，而對之加以修正，更充實以仁的精神，從而使禮學突破舊式禮制、禮儀的框架，成為一門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政治倫理學；仁學則是孔子依據禮樂文化傳統所做的理論創造，是反映社會變革時代精神的一種新的哲學。因此，在孔子所創儒學中，真正具有最根本、最普遍意義的，并因而在儒學中有核心地位或發揮主導作用的，乃是他依據禮樂文化傳統所作出的反映著社會變革時代精神的“仁”學。[3]孔子所謂“仁者人也，仁者愛人”，就是對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觀的確立，此乃作為中國文化傳統之核心的儒學道德主體性確立的標志。而孟子所謂“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則是對孔子所創儒學根本之道的最精辟的根括。孔子所創并為孟子承揚而成為中國儒學根本之道的“仁”學，絕非玄虛之談，而是能夠在現實社會生活中發生關鍵性作用的基本文化精神，孟子所說“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就是對此最好的說明。　　

猶如《中庸》所說“仁者，人也”，孔子“仁”學首先具有鮮明的人道精神，這種人道精神又首先體現于尊重人與愛人方面。《論語·顏淵》：“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同篇又記：“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使于人。’”《論語·雍也》：“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這三段記載著孔子論“仁”的話，從積極與消極兩個方面揭示了孔子所創儒家“仁”學蘊涵著的人道精神要旨。“愛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從積極方面而言的，而“己所不欲，勿使于人”則是從消極方面而言。無論從積極或者消極方面看，“仁”學都表示出一種對人充分尊重與關愛的心理，“仁”學的建構都是以尊重人、關愛人為根源與出發點的。孔子所創儒學以“仁”為本的這種基本精神理念，是具有超越時空的普泛價值的。1793年的《世界人權宣言》和1993年的《走向全球倫理宣言》都曾寫上“己所不欲，勿使于人”一語，這不僅生動體現出孔子“仁”學思想影響之深遠，而且深刻表明孔子“仁”學內蘊的人道的人道精神實具超越時空的普世價值。　　

據此而運思于當下中國，我們在建構現代企業文化過程中，應該首先確立起以“仁”為本的核心價值理念，或者說，應將以“仁”為本的價值觀念作為企業精神的基本要素，并以之為核心來建構現代企業文化。這絕非空虛之談。這些年，不僅“包身工”和童工這些1949年后滅絕了的現象均驚現于神州大地，而且出現了為數不少的“血汗工廠”、“人間地獄”式的私有企業。私有企業主們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價值，強令工人超時加班，許多工人經常每晚只能睡四五六小時，嚴重損傷工人體制。許多工人難以支持而離職不干；許多中途病倒；許多工傷事故正是在過度疲勞中發生；有的力不能支，暈倒車間；還有過勞猝死。許多工廠企業、特別是那些私有、港臺、外資企業，廠房、工作場院地不合標準，狹小擁護，通風、照明、降溫、保暖不全；車間、倉庫、宿舍混處；通道不暢、門窗鎖閉，消防設備不達要求；機器缺少應有的安全防護裝置；生產使用有害有毒物質，不采取保健防護措施。煤礦等采掘工業，安全防護措施百病叢生，違章操作，帶病超產，管理混亂。在此情況下，煤礦特大、惡性事故接連發生，愈演愈烈，毫無改進。許多工廠有害有毒物質傷害工人，塵肺病、血液病成群發作。機器軋斷手指、手掌、手臂者比比皆是。許多工人因工致傷、致殘，許多終生喪失勞動能力，許多因工致死。惟利是圖的企業主不顧職工死活。出了事故，瞞報、以多報少，威脅利誘，強使職工家屬私了，給點錢，推出不管之類現象，不斷發生。許多工廠企業后勤供應極不重視。工人宿舍常常讓數十人擠在一幢簡易工棚之中，夏不降溫，冬不保暖，人多噪雜，又臟又亂，工人無法安穩休息。企業食堂，伙食質量低劣，工人勉強充饑。許多工廠、特別是那些私有、港臺和外資中小企業，任意奴役壓迫工人。許多工廠在雇傭保安專門用于鎮壓工人；管理人員；保安人員，亂罰工人，打罵工人；進出廠門，實行抄身制；一旦認為廠里丟了東西，亂懷疑工人偷竊，強令男女職工脫衣裸體搜身；有的工人不堪奴隸勞動，要求辭職，還不容許；逃走被抓回來，就遭毒打、罰跪、禁閉，甚至把女工關在狗籠里恐嚇；侮辱婦女，有的資本主在女廁所中安裝攝像境頭。至于二億多農民工更普遍遭受著經濟的、政治的、甚至是人身和人格的嚴重剝削、壓迫和賤視。總之，當代中國工人階級正處于遭受中外資本家剝削和壓迫的災難之中。現代企業文化建設要求首先確立并實現以人為本的企業價值觀，要求企業不僅要以股東、員工和顧客為本，而且還要進而以全體社會成員為本，但在上述那樣一種社會生產關系和勞動下，哪里看到有絲毫以企業員工為本的跡象？“以資為綱”，不尊重、關愛、平等對待企業員工，又怎能侈望其能以顧客乃至全體社會成員為本？這如何構建具有現代意義的企業文化？因此，要在當代中國構建現代企業文化，首先必須回到2560年前的孔子那里，確立起以“仁”為本的企業基本價值理念，以“愛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為核心精神。否則，所謂企業文化建設、和諧勞資關系的確立、儒商精神的培育云云，盡皆欺人的空談。

所謂“五德”，就是將一些基本的儒家道德觀念不僅作為傳統資源而加以利用，而且通過創造性轉換，使之成為現代企業管理理念、企業道德和企業行為規范，并以這種現代企業管理理念、企業道德和企業行為規范等為重要組成部分的現代企業文化的建設，推動全體社會成員素質的提高和整個社會文明的進步，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

其一，以“敬”為事。　　

古代圣人垂范、儒經立訓，關乎“敬”字者不可謂少，如《詩經·商頌·長發》“圣敬日躋”、《大雅·文王》“穆穆文王，于緝熙敬止”，《禮記·曲禮》“毋不敬”，《易經·坤·文言》“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論語》“修己以敬”、“居處恭，執事敬”、“言忠信，行篤敬”、“敬事而信”等等。至于宋儒，更將“敬”從儒家德目中凸顯出來，如二程說：“入德必自敬始。”“主心者，主敬也。”[4]朱熹把“敬”當代“圣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5]，作《敬齋箴》，視“敬”為道統之攸系。他們對“敬”的顯揚深刻影響了后儒，鄭玉說：“程子曰：‘敬者，圣學之所以成始成終。’秦、漢以來，非無學者，而曰‘孟軻死，千載無真儒’，何也？不知用力于此，而溺于訓詁詞章之習，故雖專門名家而不足以為學，皓首窮經不足以知道，儒者之罪人耳。”[6]胡居仁說：“程朱開圣學門庭，只主敬窮理，便教學者有入處。”[7]鄒守益說：“圣門要旨，只在修己以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不雜以塵俗也。”[8]高攀龍說：“學者無窮工夫，‘心’之一字乃大總括。心有無窮工夫，‘敬’之一字乃大總括。”[9]在這些學者看來，圣賢千言萬語，大事小情，莫不本于“敬”，學者循此而進便可登堂入室，窺見圣學之奧。[10]　　

何謂“敬”？“敬”在古代典籍中有肅警之義，《釋名·釋言語》：“敬，警也，恒自肅警也。”有畏慎之義，《呂氏春秋·孝行》“敢不敬乎”注云：“敬，畏慎也。”又有戒謹之義，《說文解字注》徐箋：“灝按：‘敬’有戒謹之義。”還有恭勤之義，《史記·五帝紀》“敬順昊天”正義：“敬猶恭勤也。”但這些都只是訓詁家的解釋，而理學諸儒主敬，涵詠義理，則要體味出“敬”字的真精神，如朱熹就曾斬截而言：“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目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11]真德秀將“敬”看作端莊儀態與靜一心態的統一，以為儀容端正、內心正直，表里交正，是為敬[12]；高攀龍則干脆以“正”來概括敬：“敬字只是一個正字，伊川‘整齊嚴肅’四字，恰好形容得一個正字。”[13]　　

不僅儒家學者重“敬”，并在個人的道德踐履上展現出其所倡“敬”論，而且歷史上的儒商也重“敬”尊“道”，自尊自立，自重自信，如明代徽商有“士、商異術而同志”[14]、“良賈何負閎儒”[15]的豪邁之語，商人王現（文顯）則訓誡其諸子曰：“夫商與士，異術而同心。故善商者處財貨之場而修高明之行，是故雖利而不汙。善士者引先三之經，而絕貨利之徑，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義制，名以清修，各守其業。天之鑒也如此，則子孫必昌，身安而家肥矣。”[16]他們因此而為人所重，歸有光《　東莊孫　君七十壽序》云：　　

    昆山為縣在頻海，然其人時有能致富埒封君者。近年以來，稱賢者曰孫君。……自其先人……為人誠篤，用是能以致富饒。至孫君尤甚，故其業益大。然恂恂如寒士，邑之人皆樂與之游。而以有緩急者，時能赒恤之。于是君年七十，里之往為壽者，皆賢士大夫也。而予友秦起仁又與之姻，言于余，以為君非獨饒于貲，且優于德也。[17]　　

此文暗用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君子富，好行其德”的筆法，以“德”字為這位孫姓富賈頌壽。昆山是人文極盛之地，而“賢士大夫”均曾為一位商人祝壽，名儒歸有光如此作為予以贊譽，可以想見這“恂恂如寒士”的　孫　君堪稱儒商，以“敬”為事，以“仁”為志，以“義”為行，故而“非獨饒于貲，且優于德也”。[18]　　

此外，落實于現實人際關系中，儒家所重之“敬”又蘊含著在相互尊重、平等對待的前提下生發出相互關愛的真實情感，從而形成和諧人際關系的精神。《禮記·文王世子》謂：“愛以敬為先。”同書《哀公問》說：“……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敬，弗敬不正。”強調“尊敬”對方就能相互親愛，失去“尊敬”就是舍棄了“親愛”。無“敬”則無“愛”，自然也就沒有和諧可言了。　　

在現代企業文化建設中，儒家這種重“敬”思想傳統和歷史上儒商重“敬”尊“道”精神仍有其重要意義。這就首先要求現代企業家正其身、敬其事以治其業，形成真正的儒商風范。山西太原良源集團董事長梁躍進在這方面就做得頗為成功。他并不以追求利潤為企業經營發展的唯一目的，更不把企業所得利潤作為自己理所當獲的個人利利，常說：“當一個國家的經濟度過了破壞性的增長后，隨著GDP人均達到一定的高度時，國家政策及人們的消費意識將發生改變，追求安全、健康、營養成為需求。我們的良源公司，就是要擔當起既創造財富，又保護環境，更呵護農民及自己的員工，為子孫只留財富不留遺憾的社會責任！”他以“敬”為事，要求其所領導的企業集團追求質經濟而不搞量經濟，即“寧可保證一斤的產量，也決不追求沒有質量保障十斤的量，經我們手的產品，寧缺毋濫！”[19]與這種正面范例形成對照的則是那些無“道”的不良企業和奸商，絲毫沒有敬德重道之心，而是不擇手段地求私逐利，甚至違法制售含有“三氯氫氨”的毒奶粉，制售種種假冒偽劣產品，嚴重侵害廣大人民的利益，以至對嬰幼兒的生命健康安全造成極大威脅。這從反面說明了在當今市場經濟條件下弘揚儒學重“敬”重“道”傳統，以建塑現代企業之魂和現代商業之魂的重要性、緊迫性。至于在企業道德行為規范上，從企業經營管理者到普通工人群眾的所有企業員工，都應敬崗愛業，遵循并切實履行好各自的職責；應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敬互愛。如此等等，均表明儒家重“敬”的思想傳統在現代企業文化建設中能夠發揮重要作用。限于篇幅，對此就不多言了。　　

其二，以“信”為德。　　

據《論語·述而》記“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信”字在《論語》中凡三十八見。由此可見孔子對“信”的重視。在他看來，“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20]，故其“主忠信”[21]，提倡以“信”成事，說：“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22]他還從治國之道的角度強度取信于民的極端重要性，據《論語·顏淵》記載“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孔子的弟子深受這些思想主張的影響，如曾參每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23]子夏則說：“君子信而后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后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24]至于后世儒者亦多將“信”奉為不可動搖的基本理念。　　

儒學重“信”的傳統對明清儒商影響甚大，并在其時的商業行為中有生動體現。大鹽商吳時英的“掌計”假其名向其他商人借了一萬六千緡，事后還不出來。有人對吳時英說：“亦彼責，彼償，爾公何與焉？”吳時英卻答道：“諸長者挈累萬而貸不知，何者？人信吾名也。吾黨因而為僭，而吾以僭乘之，其曲在我。是曰倍德，倍德不詳。”最后由他自己償還了這筆債。[25]大賈如此，普通商人也一樣。姚鼐《贈中憲大夫　武陵趙　君墓表》記湖南商人趙宗海死后之事說：“初，君所受托以財賄者，有數千金。及君沒，頗乏償貲。或謀以孤寡辭而弗與，太恭人（宗海妻）曰：‘吾夫信義，故人托之。今弗償，為夫取惡名也！’乃破產鬻室中衣物以盡償其負。”[26]至于晉商，珍譽如金、視信為本，方才造就了輝煌五百年、叱咤兩世間的偉業。　　

黃金有價，“信”德及由此而贏來之“名”無價，最為珍貴！所以，在現代企業文化建設中，我們要自覺地將儒學所重之“信”作為現代企業的基本價值觀和經營管理的核心理念。近代以來中外企業的無數實踐，早已說明企業形象的塑立既不能單純靠金錢，也不能依靠權勢，最為關健的在于企業是否以“信”立于世。“信”實乃企業經營管理的生命！一年多以前美國由“次貸危機”而引發整個金融危機，這種問題的出現，或許原因很多，但喪失了信用，無異于淪沒生命，怎么可能不引爆危機呢？而這危機又導致金球性“金融海嘯”，全世界各地區、各國家無不深受其害。這從反面警省人們必須重“信”惜名，再不能唯利是圖了。　　

其三，以“誠”待人。　　

“誠”是儒學傳統中的重要觀念。《中庸》謂：“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圣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郭店楚簡《誠明》云：“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孟子、荀子對“誠”都有所論述，《孟子·盡心上》有“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之語。《荀子·不茍》則說：“君子養心莫善于誠，致誠則無他事矣。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誠”不僅是先秦儒家所高度重視的德目，嗣后的宋明諸儒亦都很重視“誠”，對之有很多論述，而綜觀其義，至為豐富，其中雖不乏形而上含意乃至宗教性內容，但落實到現實社會人生層面，所謂“誠”即“實”，亦即“真實無妄”而合“天理之本然”[27]，此乃儒家傳統“誠”之道的要義。　　

儒學的這種重“誠”的傳統應為我們繼承弘揚，可以成為現代企業文化的基本內容。近些年來飲食服務行業普遍開展的“誠招天下客，滿意在我店”的優質服務活動及其收到的良好效果，就說明了這一點。全塑汽車的發明制造者唐錦生的經歷也能對此予以生動說明，他社創辦工廠研制全塑汽車的初期，曾遇到技術力量薄弱、資金匱乏、各方壓力極大等困難，以至一度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但他以“誠”待人，為開發研制全塑汽車事業而百折不撓地奮斗的精神終于贏得了員工們對他的理解與信任，增加了大家的信心。“誠”，最終使這位上世紀90年代初即已赫赫有名的全塑汽車大王終于擺脫了當年的困境，完成了一番宏偉大業。這種“誠”德作為一種重要的企業道德和企業家素質，是應十力推廣的。以“誠”待人，凡事先為顧客著想，以客戶至上，用心揣度，安客為民，真心相待，暖客以誠，這應成為現代企業文化的重要內容。　　

其四，以“勤”治業。　　

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提出，基督教倫理牛有助于資本主義發展的，首推“勤”與“儉”兩大道德條目。其實，“勤儉”本是中國儒學的重要傳統，偽《古文尚書·大禹謨》明確倡言：“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宋明儒更多以“克勤克儉”、光陰可惜為訓，如范仲淹自謂其“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果自奉之費及所為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28]張載論“勤學”云：“學須以三年為期，……至三年，事大綱慣熟。學者又須以自朝及晝至廟分為三節，積累功夫。更有勤學，則于時又以為限。”[29]與他同時的蘇頌擴大“勤”的范圍，把“勤”作為整個人生的基礎：“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此其理也。”[30]對蘇頌十分推重的朱熹，以為：“光陰易過，一日減一日，一歲無一歲，只見老大，忽然死者，思量來這是甚則？劇恁地悠悠過了。”[31]“在世間吃了飯后，全不做些子事，無道理。”[32]故其反對“閑”，尤反對“懶”，說：“某平生不會懶，雖甚病，然亦一心欲向前。做事自是懶不得。”[33]他在《與長子受之》[34]中再三叮嚀其子“不得怠慢”、“不得荒思廢業”，必須“一味勤謹”、“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明代中葉以后，商品經濟獲得發展，儒學平民化思潮以至平民儒學應運而生[35]，“克勤克儉”的儒家信念深入到日常生活之中，在商賈階層中得到突出體現，如新安休寧人“黃球，號和川，幼負大志，壯游江湖，財產日隆。娶城北金公紅女，青年完節，克苦勤儉，佐子不逮。商賈池陽，家道大興”[36]。又據顧炎武《肇域志》所記：“新都勤儉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徽州人四民咸樸茂，其起家以資雄閭里，非數十百不移富也。”　　

儒家“克勤克儉”的傳統美德應成為作為現代企業文化之核心的企業精神的基本要素。這對現代企業的建設和發展是十分必要的。如據我們上世紀八十年末、九十年代初對天津打火機二廠進行的調查，這個占地面積不足5畝、只有286位員工的小廠，自1978年以來就確立“勤儉辦廠”的企業精神，推行“三改三代三用”的群體節約法[37]，使其年產值1500萬元、年利稅210萬元、年創外匯40萬美元，連續八年全面超額完成國家各項經濟計劃指標的好成績。類此成功范例，不勝枚舉。　　

其五，以“和”是求。　　

儒學有重“和”的傳統，而儒家對“和”，主要有三種理解：（1）“多樣性的統一”。西周末年史伯云：“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國語·鄭語》）。這里以“以他平他”界說“和”，亦即“不同事物相互聚合而得其平衡”[38]。“他”即相異者，“以他平他”即會合異類之物并使之均衡，然后乃有新事物發生，這也就達到了“和”。《左傳·昭公二十年》有晏嬰論“和、同”的言論，其所謂“和”是指不同事物的“相成”、“相濟”。孔子認為“和而不同”與“同而不和”（《論語·子路》）是兩種不同的處世原則，其弟子有若提出“和為貴”，孟子則提倡“人和”（《孟子·公孫丑下》）。（2）儒道兩家的創始人都重“和”，但二者存在著比較明顯的區別。老子提出“和曰常，知常曰明”（《老子·五十五章》），但他強調的是“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五十六章），這里“和與同相互對立的觀點開始趨于消失”，“‘和’字逐漸被了解為‘無沖突’之意”[39]。（3）“相從相應”或“相互順應”，“和”即相互順應而不相沖突或避免沖突，“一般所謂調和、和順，都是此義”[40]。如漢代公孫弘提出：“氣同則從，聲比則應。……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漢書·公孫弘傳》）“和”的三種涵義中，居于主導地位的是第一種理解，亦即“包含著差異、矛盾、互為‘他’物的對立面在內的事物多樣性的統一”[41]。　　

我們今天倡導和諧勞動關系，這對當今中國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很有意義的。而充分汲取儒學重“和”的傳統資源，切實加強企業文化建設，則對和諧勞動關系的形成乃至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都必會有所助益。但據上述儒家本義，“和”、“和諧”講的是“多樣性的統一”，“和而不同”絕非如老子泯滅差異、消除對立，而是在承認、直面并包容差異、矛盾的前提下求同存異，以漸臻“和”的理想境界。現實社會生活中的人們是由有著各自利益需求的不同階級、階層組成的，利益需求既各有不同，就難免會有矛盾、斗爭，存在對立，“和”遂成稀貴之境界。只有承認“分”的客觀存在，運用包括斗爭在內的種種手段正確處理好各種矛盾、調整好各種相互沖突的利益關系，才有可能爭取達致“和諧”之效。由此而使我們想到1949年6月李立三《在公營企業中貫徹公私兼顧問題的幾點意見》中所說，公營企業里在公、私之間利益一致的前提下，還存在著工人階級的整體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長遠利益與日常利益之間的矛盾，作為工人群眾的工會，其所處的地位和環境決定了它必須多關心和代表工人的日常利益；想到1950年7月鄧子恢在《關于中南區的工會工作》中所說，不僅公營企業中工會工作者的立場和態度不應與行政管理人員混同起來，而且工會畢竟不同于政府，在基本一致的前提下，工會與政府人員也應有所區別；想到1956年9月賴若愚在中共“八大”所作《進一步發揮工會組織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中提出的“工會的獨特作用”，他認為在我國，國家利益和職工群眾利益根本一致，但二者失調也是常有的現象，兩者之間是有一定矛盾的，故而工會既要教育職工群眾正確對待國家利益，又要組織職工群眾保護自己的利益，還必須發揮職工群眾的監督作用以有效防止和糾正官僚主義；想到1957年各地工人鬧事事件不斷增長之時，賴若愚在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所說，工會要真正代表群眾利益，支持群眾的正確意見，要站在群眾之中來說服群眾，要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中通過發揚民主發揮應有作用；又想到劉少奇1951年6月在讀鄧子恢文章及高崗批駁鄧子恢的文章[42]后所作長篇筆記[43]中說，在工廠內部人與人的生產關系上存在著矛盾，國營工廠內部的基本矛盾就是國營工廠管理機關與工人群眾之間的矛盾，就是國營工廠內部的公私矛盾，由這種矛盾所構成的國營工廠內部的各種關系是國營工廠中完全新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而國營工廠中由工人群眾細織工會并由工會代表工人群眾和工廠管理機關調處各種有關雙方的問題是十分必要的，在關涉工人階級整體利益的問題上，工會工作者與國營工廠管理人員的利益和立場是共同的、一致的，但在關涉雙方的各種個別問題上，他們彼此之間各自站在同對立相矛盾的地位與立場上。他們的觀點雖是從分析國營企業社會生產關系入手，針對著國營企業工會的地位和立場而發的，有鮮明的當代性與現實針對性，但從文化思想上來看，其所論是與儒學傳統“和而不同”的精神相契合的。　　

這就給予我們以重要的啟示。當今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中，多種所有制并存，利益關系呈多元化態勢。非公企業中存在著雇傭與被雇傭這樣一種矛盾甚至對立的勞資關系，公有制企業中也有不同利益群體的存在，存在著錯綜復雜的生產關系，而嚴重存在著的腐敗現象以及“化公為私”的改制對普通職工群眾利益的嚴重侵害等等使企業內生產關系更加復雜化，使不同利益群體的矛盾更加突出（“通鋼工潮”就是由這種利益關系沖突和嚴重矛盾的激化而引發出來的顯例）。在這種客觀情況下，建設現代企業文化，構建和諧勞資關系，并進而推進整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就應本著儒學傳統“和而不同”的文化精神，直面現實，承認并尊重多樣性、多元性的存在，以“分”為客觀前提、以“爭”為必要手段，力求“和”的理想境界。　　

 ［作者簡介］  陳寒鳴（1960—  ），男，漢族，江蘇鎮江市人，現任天津市工會管理干部學院副教授。有專著《中國文化史綱》（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國理想社會探求史略》（上下卷，延邊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等，與周公望合著《中國企業文化簡論》（天津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與　黃宣民　先生共同主編三卷本《中國儒學發展史》（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參著劉澤華主編《中國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另有百余篇學術論文散見于《哲學研究》、《中國史研究》、《中國哲學史》、《國際儒學研究》、《江海學刊》、《孔子研究》、《朱子學刊》、《中華文化論壇》、《史學集刊》、《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蘇州大學學報》、《天津社會科學》、《炎黃文化研究》、《東吳哲學》等刊物上。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