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郡縣制度與秦漢帝國霸業
現代人最喜歡談現代性，但是真正懂現代性的并不多，甚至，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在西夷強盛的背景下，將黑暗的歐洲當成現代性的基石，這就非常荒謬了，拋開西方中心主義的灌輸，其實我們不難發現，現代性的一切特征，都可以在秦漢的郡縣制中找到注腳，可以豪不夸張的說，郡縣制是現代政治的開端。
當整個歐洲還處于種族仇殺的黑暗時代時，中華文明已經在天子秩序下，取得了和平發展的偉大機遇，但也正是這份和平發展，帶了深刻的生產力沖擊，天子制度創造的和平，是在一種力量相對平衡基礎上的共同契約，但并沒有改變傳統血族基礎上的獨立領主（國君、大夫）權利，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力量的平衡被打破，獨立的領主之間，就必然會爆發吞并性質的戰爭，周天子的軍隊一旦失利，天子秩序的權威就會逐步瓦解，戰國時代不可避免的到來了。
天子秩序的瓦解，并不意味著中華民族天下觀的消亡，不管是天子，還是后續的帝國，只有在天下的概念下，才可能生根發芽，英勇無畏，開放包容的中國人沒有停滯不前，他們用郡縣制的現代政治粉碎了傳統戰爭的根源，用郡縣制基礎上的皇權，粉碎了傳統的領主權利，從多元的等級政治秩序，革新為皇權基礎上的扁平政治架構，大大的節省了統治成本，適應了農業文明的發展需要。于此同時，削弱了地方勢力，減少了內部戰爭的危險與損耗，也為抵制西戎北狄游牧民族的進攻，創造了歷史條件，所謂大漢雄風沒有郡縣制革命是不可想象的。
郡縣制的根本意義還不在于此，郡縣制打破了傳統領主特權，為全國大市場的建立創造了條件，而傳統農民在擺脫舊領主的人身控制之后，也發揮出巨大的生產積極性，他們第一次從底層產生了生產革新的沖動，因為，他們的所得不再是領主的恩典，而是國家地租之后的剩余，如果將這種國家地租視為現代國家的稅收，那么我們可以事實上認為這些傳統農民已經掌握了土地的所有權，他們已經破天荒的成為獨立的生產機構，而不再是具有人身依附的農奴。
郡縣制革命符合一切歷史進步性要素，也事實上成為一切現代國家的典范。歐洲從黑暗時代，過渡到現代民族國家，也是在內部實現郡縣制革命的過程，現代國家的本質就在于郡縣制。
自偽滿末期開始，中國最深刻的危機便是郡縣制瓦解，軍閥割據再生的禍害，這一狀況直到紅朝建立，才開始改觀。并以此實現了中華民族的土地革命與工業化進程，從而擺脫了落后農業國的附屬地位，成為新興工業強國。
但是，這一歷程在最近的30年內發生了逆轉，貴族們打著改革開放的名義，放棄自主工業化路線，與之相匹配的便是在政治上放權，進而使得諸侯坐大，危機郡縣制的根基，特別是朱-镕-基實行分稅制改革以來，地方財政的壓力迫使地方諸侯不得不行動起來，建立反動腐朽透頂的士紳黑社會基層統治，以行政壟斷地方市場，實行地方保護主義，破壞統一大市場的形成，更有甚者，各地以招商引資的名義，以稅收優惠為誘餌，以惡性競爭的方式，展開對資本的爭奪，進而使得整個國家喪失了對資本力量的控制能力，使郡縣制形同虛設。30年的改革開放，已經使得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郡縣制國家，淪落為野蠻落后的諸侯聯邦，理想主義的政客早已經失去了生存空間，黨代，人大等名義上的最高權力機構已經徹底淪落為腐朽的官商聯合分贓會，黨國已經徹底喪失了調節政治力量平衡，自我革新的能力，甚至連實行扁平化的政治變革，降低統治成本的能力都已經喪失。此時，一場深刻的政治風暴已經不可避免，來自基層的民權革命與來自高層的民主革命將交匯激蕩，直到新的政治體系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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