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儒家文化與傳統(tǒng)文化的關系

岳德常《培育和諧價值體系》第三編第一篇

中國傳統(tǒng)文化經常地被稱為儒家文化，人們將中國文化的優(yōu)點歸在儒家的名下，其缺點也歸罪于儒家，我覺得這是以偏概全了。任何一種文化中都包含有兩部分，一部分是自發(fā)地形成的競爭目標和規(guī)則，作為文明的基礎，它通常是非理性的和非常強大的；另一部分是由少數思想家所倡導的理性的價值體系，它必須沉淀到滲透到那個自發(fā)地形成的機制之中，才能拉動歷史的進化。這兩部分之間存在著互相影響、互相制約乃至激烈的沖突，就像弗羅伊德對“本我”與“超我”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所做的描述一樣。中國文化無疑是打著儒家價值體系的烙印的，但是必須看到的是，儒家學說作為一種思想家設計出來的價值體系，在中國社會主流的價值體系中只是漂浮在表面上的一部分，它將我們文化中的無意識的欲望、需求上升到意識層次，但這種意識之光只照亮了其中的一部分，在其下面還潛藏著龐大的無意識的基礎；它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對自發(fā)地形成的價值體系的超越和否定，但它的根卻又深扎在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之中，并沒有改變和否定社會深處的價值體系，而是反過來被后者一次又一次地改變了。
我們可以看到，幾千年來，社會深層的價值體系并沒有發(fā)生本質性的變化，許許多多的人物，從秦始皇到袁世凱，你方唱罷我登場，都是在同樣的價值體系的支配下活動。競爭的目標是什么，升官發(fā)財，封妻蔭子；競爭的規(guī)則是不擇一切手段往上爬，最高的目標是做皇帝；秦始皇出巡，譜擺得很大，卻不料在無意中調動了兩位觀眾想當皇帝的積極性，項羽當即便立下大志，“彼可取而代也！”劉邦則“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幾千年來，上層是爭權奪利，刀光血影，下層的讀書人則幻想著“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壘”，其表現不一，實質卻只有一個，幾千年的傳統(tǒng)文化反復灌輸的就是這個官本位的價值體系，從戲曲中的“馬前潑水”到小孩玩的“升官圖”，所暗示的都是同一種價值體系。被生存的自然必然性控制著的人們，面對著這樣一種競爭規(guī)則和目標，于是他的人生道路便被限定了。也有人在精神上不受其約束，如莊子和陶潛，也有人真誠地相信儒家學說，企圖治國平天下，為民眾辦一些好事，但這些畢竟是極少的人，絕大多數人超不出它的牢籠羈絆。這樣一種價值體系，第一是不利于人的正常發(fā)展，培養(yǎng)出孔乙己、范進之類的畸形人格；其次是不利于社會的進步，把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到一個狹隘領域，束縛了科技進步和生產力發(fā)展；其三是不利于社會穩(wěn)定，它引導人們努力擺脫直接物質生產領域，往社會管理階層中擠。特別是這第三點，幾千年來，中國社會中的反復發(fā)作的社會振蕩，其根源就在于此。
社會是需要有一個管理機構的，就像人需要有一個頭腦一樣。然而在我們的身體里存在著一種復雜的機制，把各個細胞的分工和供養(yǎng)問題解決得非常好，既保證了各個細胞的功能的正常發(fā)揮，又保證了它們的正常需要的滿足。然而在人類社會中，我們還沒有找到解決社會分工與供養(yǎng)問題的正常機制，各個細胞都往頭腦里擠，久而久之，社會便會發(fā)育成一個怪物：在一個孱弱的軀體上長了一個碩大的腦袋。
擠到里面的人們并不安于這里的穩(wěn)定的收入，他們手中還掌握著資源的分配權，總是不由自主地往自己的碗里多撈那么幾勺；誰的心不軟，誰便可以多撈多得，吃得更胖一些。幾千年來，這個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圓滿的解決。那些握著收費的主動權的人們經常地無視社會的承受力這個界限，他們自身欲望的日益膨脹壓縮了其行使社會管理職能的能力，民眾便不得不用日益昂貴的價格購買日益低劣的服務。歷代的封建帝王甚至把國家視為自己的私產，任意胡來；他們擺譜擺得邪乎，出門要擺盛大的儀仗隊，住的是豪華的宮殿，為死后的陵墓而大興土木，還要為各種偶然出現的怪念頭而勞師動眾，發(fā)動戰(zhàn)爭，給自己和別人的國家民族帶來巨大的災難。由于他的率先垂范，整個官僚機構也都跟著上，于是便出現了腐敗之風禁而不止的局面。于是，他和他的官僚機構就成了社會肌體上需要切除的腫瘤。
從歷史上看，一個新政權剛剛誕生時，明智的統(tǒng)治者還是知道載舟覆舟的道理的，但他卻無法戰(zhàn)勝或改變他自己和整個官僚機構的私欲的膨脹過程，這種過程有增無減，只有一個速度的快慢問題，一直積累到社會不堪重負，站不起來了，引起革命；然而這種革命并沒有改變價值體系本身，像阿Q的革命一樣，目標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沒有新的價值體系，社會便只能在這個層次上運行，一個新政權取代原來的政權，社會軀體上新長出一個腦袋，又開始了新的一輪治亂循環(huán)。整個歷史翻來覆去講的就是這一個故事。
這便是我們這個社會幾千年來居支配地位的價值體系。有些統(tǒng)治者一時的心血來潮，倡導起某種時尚，并不影響社會價值體系的深層結構，這個深層結構就像石拱橋的基座，深埋在泥土里，外面看不見，卻從來沒有動搖過；橋面上的石塊，天長日久了會磨損，需要修補調換，有時信奉黃老之術，有時又獨尊儒術，有時又對佛教有興趣了，這都只是表面上的變化，在這一個“長時段”中，深層的結構并沒有變化，占支配地位的還是官本位的價值體系。
由于儒家的加入，形成了一種混合物，一種力圖超越現實的力量與現實自身的慣性組成的合力，我們因而不能把這種合力都記在某一種學說的名下，儒家學說雖然被捧得很高，但它只是一個點綴，其社會政治理想從來也沒有實現過，只要有一兩個皇帝真正地奉行它，并在某種程度上維持社會運行得比較清明，那就謝天謝地了。而這所謂的政治清明也不過是把社會穩(wěn)定在一種較低的層次上運轉，沒有出現太大的動亂和災荒而已。我們注意到，孔夫子始終處在一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可悲境地，他的學說是被人利用來維護封建統(tǒng)治的工具，在道德與非道德的沖突中，始終處在弱小的地位，兩千年來，已經被深層價值體系改造了不知多少遍了；必須等到非道德的傾向發(fā)展到了社會所能容忍的極限，到了反彈的關節(jié)點時，才能借勢表現一下自己的真面目。所以我們不能把中國文化以偏概全地稱之為儒家文化，要研究中國文化的價值體系，就不能僅僅去研究儒家經典，而應當是研究人們的現實的追求與夢想，研究秦始皇、袁世凱等人的價值體系，研究市井小民的生活，從阿Q、王胡、假洋鬼子、吳媽等人的頭腦中去尋找實際上發(fā)揮作用的價值體系。
這樣一種由于價值體系的缺陷而導致的周期性的振蕩并非是中國的特產，在西方國家也是存在的，只要是私有制社會都存在，它是私有制社會的與生俱來的缺陷。比如在歐洲，同樣存在著一個人數眾多的脫離實際生產職能的階級，這一階級完全是一個寄生的階級。葛蘭西認為，通過國家官員、知識分子、教士、地主、掠奪成性的商業(yè)、軍隊的過分飽和以及腐化，便留下這樣一堆消極的沉渣。“并且可以這樣說，國家的歷史愈古老，這些渣滓就愈多，就愈成為沉重的負擔。這些渣滓是以無所事事和無用的群眾、以祖產為生的歷史恤金領取者所構成的。”［意］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札記》，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他還說，“國家管理機關向來是絕對寄生生活的一個來源……意大利人口的十分之一是依靠國家預算生活的。而且到現在還有相當年輕的人（四十多歲），身體健康，精力和體力都很充沛，擔任過國家職務二十五年，就不再從事任何生產活動，領取一定的巨額退休金，而茍且偷生。”“如果某一家的教士成了神甫，那么，對所有的親屬來說，做‘粗工’就是‘可恥的事’了。”同上。他總結道：“每一種制度有它自己的人口構成中一定比例的規(guī)律，自己的最好的平衡和不平衡性的因素，這種不平衡性得不到相應的立法的調整，它本身就可以成為毀滅性的，因為它會使國家經濟生活的來源涸竭……” “美國沒有偉大的‘歷史的和文化的’傳統(tǒng)，可是正因為這樣，它就不受這頂大帽子的壓制。”同上。不過那是葛蘭西那個時代的情況，現在美國也是同樣了，資本本身就是寄生性的，因為它自己是不會自動增值的，它必須盤踞在社會物質財富的生產過程之中，從其中切出一塊來，養(yǎng)活一個食利者階級。這個階層的不斷積累，也是會造成危機的。現在西方人在大力主張全球化，讓它們的資金到處流動，但這不是為了支援第三世界的建設，而是要把吸盤牢牢地吸在全球物質財富的再生產過程上，養(yǎng)活它們自己國家的食利者階級，把危機轉嫁到別的國家的身上。如果整個世界經濟都支持不下去了，地球上的人們又該將危機轉嫁到什么地方呢？難道人們還要到別的星系上去投資嗎？
要想保持社會的穩(wěn)定，就必須有一個價值體系的轉換，用一種成熟的價值體系來取代那種自發(fā)的價值體系。儒家價值體系可以說是最初的努力，其本質是與傳統(tǒng)價值體系格格不入的，盡管它一次又一次地被傳統(tǒng)價值體系所改造，但一次又一次地從傳統(tǒng)的泥濘中掙脫出來。一直發(fā)展到現在，共產黨人的奮斗可以說是人類為改造社會深層價值體系而進行的又一次努力，針對私有制社會的這一根本缺陷，為使社會進入長治久安的運行軌道，共產主義理論設計了一套科學的解決方案，它為人類社會帶來了一種新的人生觀，一種全新的價值體系。我們都還記得，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巴黎公社對社會政治、軍事、經濟等等方面進行的一系列革命措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從公社委員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職人員，都只應領取相當于工人工資的薪金。國家高級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權，以及支付給他們的辦公費，都隨著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社會公職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們的私有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毛主席在領導中國人民鬧革命時，也是官兵一致，不搞特殊化，共產黨員沖鋒在前，享受在后，所以才能得到人民的衷心擁護，所以這些“土八路”能把人民凝聚在一起，打敗有強大經濟實力、有洋人支持但卻奢侈腐敗的國民黨反動派。我們都還記著方志敏、焦裕祿、孔繁森等等真正的共產黨人的名字，他們?yōu)槿嗣駷樯鐣I心瀝血，自己卻過得十分儉樸。我們可以說，共產黨的政權是物美而價廉的政權，因為這個政權要社會支付的管理費用是最低的，給社會所帶來的福利卻是巨大的。而且，要想徹底改造或取代舊的價值體系，除了共產主義價值體系，我們還真沒有發(fā)現別的東西。
然而真正成為一名共產黨人卻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這是人格發(fā)展的一個全新的境界，真正地接受共產黨人的價值觀念，并不單純就是戴上共產黨人的帽子就足夠了。怎樣才能使這種新的價值觀在社會生活中成長起來，首先在黨員干部隊伍中成長起來，占據支配地位，這個問題在和平建設時期并沒得到很好解決。由于許多人在實際上并沒真正樹立共產主義價值體系，達不到共產黨人的水平，還停留在私有制社會的人格發(fā)展水平上，所以私有制社會中的那些病癥照樣在糾纏著共產黨人。這種情況還會進一步強化，舊的價值體系仍然力圖在社會生活中占據支配地位。如果不把老樹的根挖掉，它就會又一次抽枝發(fā)芽，茂盛起來，不管你這里是共產黨的還是別的某人的園子。所以說，如果共產黨改造不了舊傳統(tǒng)，就會反過來被舊傳統(tǒng)改造過去。共產黨人要想不被改造，就必須始終保持本色，像老愚公一樣，樹立起長期挖山不止的決心，才有可能把那制約著社會在周期性治亂循環(huán)中運行的價值體系的老根從社會中清除掉，把社會導入更高的發(fā)展軌道。也只有做好了這件事情，才能保持社會主義政權的本色，保證社會的長治久安。
總之，要想改變我們這個民族的命運，從這種反復發(fā)作的周期性振蕩中解放出來，就必須研究如何改變社會深層的價值體系。倘若人們的識見深入不到社會價值體系的層次，僅僅把注意力集中在儒家學說上面，就找不到問題的根本，他的社會改造理論肯定是幼稚的一廂情愿的。談論文化的人們必須首先看看自己腳下，到底是站在哪種價值體系的立場上。他越是缺少對價值體系問題的思考，就越是受制于他在無意識中接受下來的價值體系。有些人對腐敗現象恨之入骨，但如果沒有一種成熟的價值體系作為基礎，我便可以自信地斷言，那不過是出于一種阿Q心態(tài)，紅眼病，一旦手中有權，他照樣還會走在腐敗的老路上。他擺不脫社會深層價值體系的糾纏，那個價值體系仍在他的無意識的深處發(fā)揮著支配作用，借助于他的軀體來表演節(jié)目，他只不過是那個價值體系的玩偶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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