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兼愛”是創建和諧社會重要的思想來源　　

                        達流　　

任何一種有價值有生命力的思想觀念的提出和倡導，都不是憑空而來的，都是有其思想淵源和文化根基的。當今和諧社會思想的倡導，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就有著豐厚的、源源流長的思想積淀，而墨子兼愛思想，就是其重要的思想來源和思想基礎。下面我從六個方面說明墨子兼愛思想與創建和諧社會的關系。　　

一、和諧社會的前提是人人平等　　

自墨子提出“兼愛”一說后，對它的誤解和曲解就一直相伴隨。有一種說法是，“兼愛”似乎沒有什么特異之處，無非是勸導人人相愛的道德說教，傳達出一種友愛和善的美好愿望而已，充其量是一種大而無當的、不可能實現的社會理想。　　

是的，墨子的確迭迭不休地說過許多人與人要彼此相愛的話，頗似一個道德家。他在《兼愛》上中下三篇里，反復說明“兼愛”是根治亂世之道，是促進和諧之理：　　

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　　

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　　

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　　

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　　

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得其家；諸候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　　

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敖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　　

墨子的有些學說尤其是研究自然之理的學問，即我們常說的《墨經》，顯得異常精深簡約，一般讀者難以詳解。可他關于兼愛的學說則顯得特別清淺易懂，上面諸條，不用白話文翻譯，就能一目了然。　　

若以為墨子僅是以道德家的面孔泛泛地說了一些勸世的話，試圖單純以人的道德力量來扭轉社會的弊病，求得內心的祥和，那這種理解是粗淺的，片面的。如果真是那樣，墨學斷不至于在戰國時代成為與儒學并駕齊驅的顯學，墨家也不會成為屢遭圍攻打壓的對象。　　

理解兼愛背后的深意，不妨從字義上說起。　　

“兼”字在墨子的著作里多次出現，他將具有兼愛思想的人稱為“兼士”，將反對兼愛思想的人稱為“別士”。為什么墨子不象其它諸子單純談愛，或者仁愛，而是要加一個“兼”字，再加一個“交”字？　　

“兼”字除了有“廣”和“全”的意思，還有一個一方對另一方的意思，尤其是將“兼相愛”與“交相利”聯系起來品讀，就更加明顯。在墨子看來，兼愛，一定是一方對另一方的付出。　　

那么，兼愛的雙方是誰呢？墨子在不同的場合，有過各種不同的說法，涉及到各類人群，但其最想表達的想法，我們必須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才能了解清楚。　　

戰國時，周代傳承下來的社會等級制度依然是壁壘森嚴，左右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象烙鐵般印在人們的心靈深處。人還沒從娘胎出來，就被分成了三六九等。　　

《左傳.昭公七年》有詳細記錄：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事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仆，仆臣臺。　　

在這樣嚴格的等級規范下，人的社會地位，政治、經濟待遇涇渭分明，即所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記.曲禮上》），財富分配極其不公正不合理。由是造成“尊與卑、貴與賤、強與弱、詐與愚、富與貧”之間嚴重的對立與沖突：　　

一方面，是黎民百姓生活愈加艱難，困苦不堪；另一方面是王公大臣更加肆無忌憚地橫征暴斂，窮奢極欲。一方面是弱小的諸侯國家隨時面臨被吞并被瓦解的危險，朝不保夕；另一方面，是強大的諸候國大搞強權政治，四處征戰兼并。　　

所以，墨子兼愛的雙方，核心就是指的這不平等且對立的雙方。　　

一方是：尊（尊貴）、貴（高貴）、強（強大）、詐（智慧）、富（富裕）。　　

另一方是：卑（卑下）、賤(下賤)、弱（弱小）、愚（愚笨）、貧（貧窮）。　　

社會用一條封鎖線將對立的雙方隔離開來，人為地挖出一條深不可測的鴻溝，讓雙方在思想上、意識上、情感上永遠無法跨越，以使尊貴的永世尊貴，卑賤的永世卑賤；強大的永世強大，弱小的永世弱小。有了這條封鎖線，社會的等級秩序就將永遠持續下去。　　

     兼愛，就是跨越封鎖線的開始，就是平等意識的萌芽。若兼愛得以盛行，則尊卑貴賤的等級秩序就有可能被打破，人人平等的和諧社會就有了實現的可能。　　

二、和諧社會需要富裕階層更多地付出　　

然而，無論是國際社會，還是在一個國家內部，總會有富裕、強盛與貧困、弱小之分，人類社會的不平等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是不可能避免的客觀事實。那么，怎樣才能一步一步地促成社會不同階層的成員和諧相處呢？墨子認為，要讓不平等雙方彼此產生愛，必定是高貴的、聰明的、富裕的、強盛的一方，將理解、寬容、幫扶、援助更多的給予卑賤的、愚笨的、貧困的、弱小的一方，讓貧弱的一方生活處境得到改善，享有更多的生存權益，為以后達至交相關愛的境界創造條件。　　

所以，兼愛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努力做到強大的愛護弱小的，富有的愛護貧窮的，聰明的愛護遲純的，出身高貴的愛護出身低賤的。這是兼愛的前提。　　

墨子說得明白：“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尚賢下》），翻譯成現在的話說，就是“有力量的人，趕緊去幫助別人；有資財的人，盡力去分給別人；有道術的人，努力去勸導別人。” 他不僅是對強權者發出呼吁，還言辭誠懇地對他們提出要求，要他們做到“強不壓弱，眾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傲賤。”　　

對貧弱者而言，要實現“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非命》）；對弱小國家而言，要做到“小國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乏絕也則委之；幣帛不足則供之。”（《非攻》）因為，只有富裕的人才能幫助貧困的人“得食、得衣、得息”；只有強盛富裕的國家才有力量幫助“布粟乏絕”“幣帛不足”的國家。這樣，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雙方達致相對平衡，人與人就能平等相處，社會就能和諧共榮。　　

可見，“兼愛”作為墨子思想體系的核心，不是簡單的、空泛的喊喊相互關愛的口號。它有主體，有先后，有目標，內涵完整而統一。　　

主體是：社會的弱勢群體----無權無勢的勞苦大眾和弱勢小國，即“卑、賤、弱、愚、貧”的一方。主體性就是傾向性，看不到這一點，就徹底曲解了兼愛的內涵。　　

先后是：首先，要讓“尊、貴、強、詐、富”的一方施愛于“卑、賤、弱、愚、貧”的一方；然后才可能倒過來，由后者回愛于前者。不弄清“兼相愛”前后因果的關系，就沒有理解墨子兼愛之道的真實想法和價值所在。　　

目標是：從上面的簡單分析我們已看得清楚，兼愛的目的，并不是將矛盾對立的雙方拉扯到一起，想當然地讓他們互相關愛就完事，而是試圖打破森嚴壁壘般的尊、卑、貴、賤等級封鎖線，使下等人不要永遠生活在天生“卑賤”的陰影之下，讓他們終有個出頭之日。　　

我對兼愛思想的這種解讀，還可能從前人的講述中得到驗證。　　

《漢書.敘錄》談到兼愛時寫道：“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意思是說，推究兼愛的含義，不知道人是有親疏的分別的。其實不是墨子不知道“別親疏”，他深知親疏遠近、上下左右離間了人與人的關系，將社會成員人為地劃分為三流九等、尊卑貴賤。他倡導兼愛，正是要打破這個人為的界線，實現人與人、國與國平等相待，和平共處。這與墨子“官無常貴、民無終賤”（《尚賢上》）、“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法儀》）等民本思想均是一脈相承的。　　

三、和諧社會的原則性　　

將和諧社會理解成一團和氣，社會上不講規則和秩序，回避矛盾和斗爭，做人上推崇做“老好人”，這顯然是一個大大的誤解。　　

墨子告訴我們，和諧社會是有原則的，兼愛思想體系里面的主體性、先后次序和目標感，就說明兼愛不是無原則的泛泛之愛，它對一切欺壓民眾、巧取豪奪、荒淫腐朽的行徑都持揭露、譴責和批判的態度，這就將它與所謂“泛愛眾”的抽象說教徹底區別了開來。　　

對那些恃強凌弱的人，非但不能講“兼愛”，而且要揭開其本來面目，指為罪人。要么以說服使其棄惡從善，說服不從，則須以強力相對抗。如此，你就能理解為什么大力倡導兼愛天下的學派領袖，同時是一個軍事專家；為什么有那么高軍事才能、領導著一支作戰隊伍的首領，不去欺侮弱小，專愛打防御戰，只替弱者守城；為什么他要放棄上等人錦衣玉食的生活，心甘情愿地過苦日子。　　

故“兼愛”不是“泛愛”，更不是“亂愛”，而是有原則、有目的的愛。即使在貧弱的一方，為了整體的利益，為了使更多的人免遭災難，犧牲局部利益也是應該的。在墨子看來，邪惡得不到懲處， “兼愛”的理想便最終難以實現。　　

     這一思想，在當今和諧社會的創建中，依然有著極強的針對性。　　

一個社會，總會有不同的層次，不同的富裕程度和不同的價值取向。問題是，這種貧富的差距和貴賤的劃分是如何得來的？若是因為勞動付出和智力水平的高下而產生的差距，那就是正常的、可以接受的，這種差距不僅不會造成社會的矛盾，反而會促使社會的和諧。而如果這種差距是因為少數人壟斷性占有大量社會資源，依靠權力出租，違法亂紀、以巧取豪奪和欺上瞞下的手段造成的，那就是極其不正常的，是對社會和諧的極大破壞。　　

所以，要大力倡導和諧社會，就必須大力推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嚴懲貪污腐敗等違法行為，創造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和輿論氛圍。　　

四、和諧社會需要全體國民同享社會進步的成果

如何來描述我們所處的當今社會？　　

一方面，現代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如排山倒海，滾滾而來，科技進步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形態，航天飛機、高速列車拉近了地球與宇宙、人與人的距離，互聯網和移動通訊的出現，真正實現了“天涯若比鄰”，我們生活的星球變成了一個雞犬相聞的村落。社會分工的精細，物質的極大豐富，使我們能比前人更多的享受生活，使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烈地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存、相互扶持，相互需要。　　

另一方面，世界仍不太平，人們心理的重負、精神上的壓力和對未來的憂慮卻在加重，在我們這個星球上充斥著矛盾和紛爭，國際關系的強權政治、貧富差距的拉大，生存環境的惡劣，使人類社會危機重重。

事實上，現代社會沒有因科技有進步和物質的豐富而自然帶來精神的富有，相反，墨子早以指出的強凌弱、眾暴寡、詐欺愚、貴傲賤等現象比比皆是，導致人們精神緊張不安，感覺心靈無以依歸。醫學報告說，近年來患精神障礙的人數急劇增多，心理門診門前人滿為患。　　

當人們無力改變現實時，人們已習慣用冷嘲熱諷的方式來談論自身的精神生活和情感表達方式，以享樂主義的方式來麻痹自己的神經。在互聯網上，在茶余飯后，充斥我們眼球和耳邊的是對愛的輕慢和褻瀆，是及時行樂的感官刺激。。。。。。　　

     墨子兼愛之道的內涵除了沖破尊卑貴賤的界線、反映貧弱者的心聲外，另一個核心內容就是“利萬民”。他一再說：“兼相愛，交相利”。沒有“利”，就無所謂“愛”，“愛”與“利”密不可分。將“愛”與“利”進行捆綁銷售，是墨子在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大發明。　　

     墨子旁證博引地說明“彼此相愛，互相得利”的道理，以使愛利萬民的思想能為大家所接受。他引證說：　　

     古時候，大禹治理天下，西南開掘西河和漁竇，用來排泄渠、孫、皇之河的水；北面為筑堤防使原水和沠水注入召之邸和滹沱河，分流厎柱山，開通龍門山，給燕、代、胡、與西河的人民帶來了便利；東面疏導大陸的積水，修筑孟儲之澤圍堤，親分為九條河水，來限制東土之水，給冀州的人民帶來利益；南面修治長江、漢水、淮河和汝水，使東流注入五湖區域，給荊、楚、干、越與南夷的人民帶來實利。大禹的這些利萬民的事業，就是我們現在所要奉行的兼相愛呵！　　

墨子在這里清楚不過的說明：　　

一，古時候的圣賢實行的就是兼愛，故現在推行兼愛不是空想，是完全能做到的。　　

二，兼愛就是要使天下蒼生、萬民百姓得到實利，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不能讓大多　　

數人得利的愛，不能算是兼愛；只有少數人得利的愛，更不是兼愛。　　

有人認為，愛與利聯系起來后，就不那么純粹了，打上了明顯的功利色彩，似乎損害了愛的純潔。　　

我以為，一種思想學說，若它是在試圖站在人民的立場，試圖為人民謀利益，無論其實現的程度如何，那它都是有生命力的；無論反對派怎么打壓，也掩飾不住其思想的光輝。以兼愛為主要特征的墨子思想體系，在被冷落二千年后，于清末民初開始，重新受到強烈關注，政治領袖如孫中山、毛澤東，學術大師如梁啟超、胡適、魯迅等，都給予墨子極高的評價，便是活生生的例證。　　

愛利萬民，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要讓全體國民同享改革開放、社會發展的成果。讓大眾不僅在物質上獲得更大的自由，更能擁有和諧的社會氛圍，對未來擁有更多期待與美好的憧憬。　　

五、創建和諧社會需要博大的胸懷　　

我們知道，兼愛思想是為全天下人著想的，是為了建立一個大與小、強與弱、貧與富、詐與愚能平等相待、和平共處的和諧社會，而不是為了極少數貴族的利益，所以墨子在《兼愛下》中自信地指出，“兼愛”符合“廣大人民最大的利益”，能夠得到黎民百姓的擁護。他說：　　

人們趨向兼相愛，交相利，就好比火焰向上升騰，水奔流向下，勢不可擋于天下。　　

有一句話叫做：心有多大，人生的舞臺就有多大。墨家學派之所以能崛起于草莽之間，并列于儒道諸家，根本就在于他心懷天下，從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存需要出發，這就使他能夠順應時代的潮流，以“兼愛天下”、“愛利萬民”為其人生的抱負和畢生奮斗拼搏的理想。　　

被奉為中國文化圣人的孔子，至少在“仁愛”這一命題上，其胸襟大小是與墨子有差距的。孔子更多地是從貴族統治集團的利益出發，強調“愛有差等”，愛受社會地位的限制，不能超出一定的范圍。盡管二千年來，中國歷史一直是“獨尊儒術”，但歷朝歷代都有人指出儒學的“偽善”性，也確是事出有因。這就使孔子的仁愛學說不及墨子兼愛思想具有時代性和人民性的內涵。　　

時代更迭，日月變幻。21世紀，歷史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可時代的進步并不能同步地帶來人們胸懷和視野的擴大。身處“地球村”的人們，更需要具備全球化的視野和胸懷；可身處“地球村”的人們，未必就必然有時代所需要的全球眼光和寬廣胸懷。因為外在環境的改變只是提供了改變人心的可能，但若放棄了主觀努力，即使在中國加入WTO，在成功舉辦奧運會之后，在互聯網經濟的環境下，我們仍不能認為和諧社會就順理成章地到來了。　　

因此，從墨子“兼相愛，交相利”的思想中感受什么叫寬廣與博大，體會他心系萬民憂樂、情牽蒼生疾苦的情懷，有助于我們在現今世俗的生活中超越凡俗的是非糾纏和營營茍且的名利算計，為實現和諧社會的理想建功立業。　　

六、和諧社會與人心所向　　

《墨子.耕柱》里說，有一個叫巫馬子的儒生，曾對墨子的“兼愛”學說提出質疑。他說：　　

“你倡導兼愛天下，沒得到什么益處；我不愛天下，也沒什么害處。功效都沒達到，先生為什么只認為自己正確，而認為我不正確呢?”　　

 不只是這位叫巫馬子的人，不理解墨子的兼愛思想，認為空洞不切實際，甚或反對他的兼愛思想，認為是洪水猛獸的人都大有人在。但墨子卻不這樣認為。他設喻說:　　

“假如有三個人，一個人放火，一個人捧水要澆滅它，一個人拿火苗將要助燃，都沒做成，這二人你看中哪一個?”　　

巫馬子不知是計，回答道:　　

“我以為捧水的人意圖是正確的，那拿火苗的人用意不對。”　　

墨子說:　　

 “現在你該明白了，我兼愛天下的主張是正確的，你不愛天下的用意是錯誤的。”　　

巫馬子無言以對。　　

好心辦一件事，辦成了，自然是大好事；沒有辦成，用心也值得稱贊。而存心將事情辦壞，盡管也沒辦成，但用心何其毒也。若保持邪惡的用心不改，那么，遲早要把事情辦壞。　　

我以為，和諧社會的創建不僅在于外在的尺度，如經濟的指標和人際關系的融洽，而更重要的在于人內心的欲求，在于人對生活的熱愛和對生命的珍惜。　　

有兼愛天下、關懷他人之心，也許并不能時時處處讓人感受到你這份美好的心意，也許并沒有人說你的好話，也許還會有人誤會你、責怪你，其實這都不必計較。說到底，墨子倡導兼愛，是他內心的呼喚，是他的心靈在牽引著他往兼愛的方向走，他不可能停下自己的腳步。　　

在我們創建和諧社會征程中，也許絕大多數人并沒有讀過墨子的著作，不了解兼愛學說的具體內容，但兼愛的思想其實傳播很廣。最典型的就是扶貧與慈善。　　

長期以來，國家對中西部的貧窮地區實施了大規模的扶貧開發計劃，每年投入巨資，從金融、科技、交通、通訊、教育、衛生、文化等各個領域入手，以政府行政手段扶持貧困地區脫貧致富。可以說，扶貧，這項愛利萬民的政策，這項實現共同富裕理想的巨大工程，就繼承了兼愛的思想和主張。　　

在民間，兼愛的表現方式最典型的就是慈善事業。比爾.蓋茨、李嘉誠，這些世界級的富豪，當他們事業有成后，他們克服了富人身上容易產生的傲慢、侈奢、享樂、奸詐的壞毛病，將個人的財富投入到慈善事業，并以成為一個慈善家為終生的樂事和最后的事業歸宿。演藝界也有一些有識之士，如華人巨星成龍、李連杰等，靠自己的辛苦打拼創出一番天地，積累下可觀的財富。他們不是躺在自己的錢財上醉生夢死，而是奔走世界各地，開展各種慈善活動，幫助救濟那些生活困難的人們，發展教育文化事業。　　

在今年四川汶川發生8級特大地震后，全國人民所表現出的“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無私奉獻精神，強烈震撼著每一個人的心靈，反應了每一個中國人內心的愛的力量，如墨子所倡導的：“看待別人的家就象自己的家一樣，看待別人的身體就象自己的身體一樣”，這是創建和諧社會最最需要的精神財富。

達流，曾出版《與文化共舞》、《永恒的困擾》等專著，關于墨學，先后出版有《墨子：兼愛人生》（長江文藝出版社，1993年11月初版，多次再版）、《墨子清淡》（長江文藝出版社，2003年4月版）、《墨子的人生哲學》（臺灣楊智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初版，四次再版）、《墨子智慧心解》（中國城市出版社，2008年1月版）。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