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守國財，外因天下——中國古典外貿理論的基本原則
文/翟玉忠
一，孔子為我們留下的歷史謎團
在薄薄的《論語》中，孔子評價管仲的地方竟然有4次之多。
管仲卒于公元前645，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也就是說在管仲死后近百年，孔子才出生，那么孔子又為什么如此重視這位一百多年前鄰國的政治家呢？
顯而易見，孔子對管仲的心理是矛盾的。一方面，正是在管仲輔佐下，公元前667年周天子賜齊桓公為伯，成為得專征伐的一方諸侯之長。作為春秋五霸之首，開啟了令孔子這位理想主義的老人痛苦萬分的"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時代，周王朝禮樂制度由此全面崩潰。《論語·八佾第三》中記載了孔子對管仲"非禮"的抱怨："孔子說：'管仲的器量真小呀！'有人便問：'管仲節儉嗎？'孔子說：'管仲家里有收來的大量的市租，家里管事的人員很多，都不兼職，怎么能說節儉呢？''那么管仲懂得禮嗎？'孔子說：'國君的門前設立一個照壁，管仲門前也和國君一樣，設立一個照壁。國君接待他國君主宴飲時，在堂上設有放置空酒杯的臺子，管仲也這樣做。如果說管仲懂得禮那還有誰不懂得禮呢？'"（原文：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理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數百年后，司馬遷在寫《史記》時對此評價說："管仲是世人所說的賢臣，然而孔子小看他，難道是因為周朝統治衰微，桓公既然賢明，管仲不勉勵他實行王道卻輔佐他只稱霸主嗎？"（《史記·管晏列傳》原文：管仲，世所謂賢臣。然而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
不錯，在孔子的眼中，管仲的確又是一位偉大賢明、功勛卓著的政治家。《論語》中將管仲與子產并稱，面對弟子們對管仲的質疑，孔子堅定的表明了自己維護管仲形象的立場。《論語·憲問第十四 》記載：
"子路說：'齊桓公殺了他哥哥公子糾，召忽因此而自殺，但管仲卻沒有自殺。'接著又說：'管仲不能算是有仁德的人吧？'孔子說：'齊桓公多次召集各國諸侯合盟，不使用武力，這都是管仲的力量。這就是管仲的仁德，這就是管仲的仁德。'子貢說：'管仲不是仁人吧？齊桓公殺了公子糾，他不但沒有以身殉主，還去為相輔佐齊桓公。'孔子說：'管仲輔佐桓公，稱霸諸侯，匡正了混亂的天下，老百姓直到今天還享受到他的好處。如果沒有管仲，恐怕我們都會披散著頭發，成為衣襟向左開的蠻族了。他難道象老百姓那樣遵守小信，在山溝里自殺，也沒有人知道的嗎？'" （原文：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
讓我們沿時間之流回到管仲時代。公元前七世紀，東遷的周王室已經衰微到自顧不暇的地步，處于華夏文化圈北面的戎狄和南面的蠻夷交相進攻中原，華夏文明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之中，在這種情況下，管仲輔佐齊桓公建立起來的強齊不僅聯盟了中原主要諸侯國，還打退了蠻族一次次進攻，沒有像千年后的羅馬帝國一樣在蠻族入侵下陷入文明黑暗之中。所以孔子不禁感嘆：如其仁，如其仁。
管子為什么是真正的仁人呢？孔子給出的理由是"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不是靠軍事手段，管仲是靠什么力量召集天下的呢？難道單純依靠西漢大儒董仲舒所謂的"大信"、"大義"嗎？顯然不現實。（董仲舒《春秋繁露·精華篇》原文：齊桓挾賢相之能，用大國之資，即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于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鄄幽之會是也。其后二十年之間，亦久矣，尚未能大合諸侯也，至于救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谷之會是也。）
這里孔子為我們留下了一個難解的歷史謎團，管仲治下的齊國不是靠軍事手段號召天下，那么是靠什么手段呢？答案只能是：經濟手段！
就是司馬遷所謂的："管子設輕重九府，行伊尹之術，則桓公以霸。"（《太平御覽》卷四七二引《太史公素王妙論》）
二，"伊尹之術"背后的中國古典外貿理論
"輕重九府"應是調節市場的九個國家經濟管理機構，那么什么是"伊尹之術"呢？事實上他和管子的經濟理論是聯系在一起的，都是吸引天下財富的經濟方法。《管子》輕重十六篇是中國古典經濟理論的核心，其中《管子·地數第七十七》中就提到："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于高下徐疾之策"。《管子·輕重甲第八十》詳細描述了所謂的"伊尹之術"：
桓公說："何謂吸引天下的財富？"管仲回答說："從前夏桀時，女樂有三萬人，端門的歌聲，清晨的音樂，大路上都能聽到；她們無不穿著華麗的衣服。伊尹便叫薄地無事可做的婦女，織出各種華美的彩色絲綢。一匹織物可以從夏桀那里換來百鐘糧食。桀的國家是天子之國，但他不肯為天下大事憂勞，只追求女樂享樂，所以伊尹便取得了他的糧食并操縱了他的市場商品流通。這就叫作吸引天下的財富。"（原文：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于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篡組，一純得粟百鐘于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鐘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
"伊尹之術"是中國古典外貿理論最典型的案例，與西方15世紀至17世紀的重商主義累積金銀相反，中國古典外貿理論以"得物為勝，得幣為虧"，主張通過提高物價等手段，實現"以末易其本，以虛易其實"。具體策略常常表現為直接以金錢、工業品等（"末"）換取對方的基本商品（"本"，如糧食），或誘使對方國家發揮比較優勢，摧毀其基礎產業（管仲時代常指農業），攫取其人力物力資源，使之先喪失利權，后放棄主權——這簡直與今天西方某些發達國家掠奪第三世界人力物力資源的方式如出一轍！
在公元前81年那場深深影響中國歷史的鹽鐵會議上，長期職掌西漢政府財政大權的桑弘羊在為自己的商業政策辯護時還引用管仲的事例，他在解釋中國古典外貿理論時說：
"從前，管仲籌策謀劃輔助齊桓公成就了霸業，而紀氏由于只搞農業亡了國。如果為了一家人的生活必須從事農業，那么舜就不應該去制作陶器，伊尹也不應當去當廚師。所以善于治理國家的人，應該是天下的東西賤時，我則使之價格高；天下人所輕視的商品，我卻重視。用工商業品交易農產品，用無用的東西換取有用的。現在從山林川澤取得的財富，實行均輸法所獲得的積累，是為了施用輕重之法來役使天下的諸侯。汝、漢一帶的金子，各地進貢的絲織品，可以引誘外國人和換取胡、羌的珍貴財物。用我們兩丈絲綢，就能得到匈奴的很多貴重物品，從而減少了他們的財物。這樣，騾、驢、駱駝就可以成群結隊地進到邊塞之內，各種良馬也都變成了我國的牲畜，鼠皮、貂皮、狐貉等各種貴重皮料，彩色的氈子，有花紋的毯子將充滿皇宮里的倉庫，璧玉、珊瑚、琉璃也都成了我國的寶貴物品。這樣，外部的各種物品源源不斷地運進來，而內地的財物不外流。外族的東西運進來，國家財用就充足，自己的財物不外流，人民家用就豐足。"（《鹽鐵論·力耕第二》原文：昔管仲以權譎霸，而紀氏以強本亡。使治家養生必于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為庖。故善為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虛易其實。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胡、羌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騾驢馲駝，銜尾入塞，驒騱騵馬，盡為我畜，鼲鼦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內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為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
紀氏之國只顧發展生產，不能掌握有效的外貿理論，導致利權來失，國家滅亡的慘痛教訓是如此深刻，以至于成書于戰國的《管子·輕重乙第八十一》中也提到這件事，其目的不過是告訴人們，善治天下者，必須嚴守高價流通政策，這樣各諸侯國就無法泄散本國的糧食。（《管子·山至數第七十六》原文：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泄矣。）
《管子·輕重乙第八十一》中借管子之口說："從前，紀氏的國家就是加強農業節約開支的，但糧食豐富而不能經營管理，糧食便四下外流而歸于天下各國。這樣，紀氏雖加強農業節約開支，但不能經營管理，恰恰使他的百姓糧食外流凈盡而成為他國的俘虜。因而他自己也國亡而無處容身。所以說單純強本節用只能使經濟情況更好些，而不能保證不亡。所以善于主持國家的，總是在各國物價降低時，我則使它提高；各國輕視此種商品時，我則重視；各國市場供過于求時，我則通過囤積使之供不應求。這樣就可以號召天下了。" （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谷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于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谷盡而不能理，為天下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為存，故善為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
請注意，這里的"謹守重流"不是盲目的高價政策，還要和各國的物價保持齊準，防止別國傾銷。《管子·山權數第七十五》上說："物價的水平則要與別國保持一致。因為商品價格偏高，別國就來傾銷射利；商品價格偏低，物資會泄散外流。所以要注意比價一致。物資泄散外流，就等于本國失權；被人射利，就等于本國失策了。"（原文：物重與天下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策也。）《管子?乘馬數第六十九》也強調，除非天下統一為一個國家，否則一定要注意本國商品的物價政策，不能過低或過高。
三，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
中國古典外貿理論的總原則可以用"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概括，就是說一方面要盡力避免本國財物外流，另一方面又要吸收外國財物的不斷輸入，關鍵在于物價不能低于其他國家，"謹守重流"。"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語出《管子·地數第七十七》，文中還提到人為抬高本國特有資源價格以增加財政收入的方法。上面引用齊桓公與管子的對話說：
"桓公對管仲說：'我要保住國內資源，不被天下各國撈取，反而要外取于天下，可以么？'管仲回答說：'可以。水流激蕩則流勢湍急，征收的號令急則物價上升。先王就是掌握號令的緩急，對內據守國財而對外取之于天下的。'桓公繼續問管仲說：'他們是怎么做的？'……（管仲回答說）楚國有汝、漢所產的黃金，齊國有渠展所產的鹽，燕國有遼東所煮的鹽。運用這三者也可以相當于武王的理財之法。一個十口之家就有十人吃鹽，百口之家就有百人吃鹽。關于吃鹽的數量，每月成年男子近五升，成年女子近三升，小孩近二升。如每升鹽價提高半錢，每釜就增加五十錢；每升提高一錢，每釜就是百錢；每升提高十錢，每釜就是干錢。君上若下令砍柴煮鹽，征集起來使之達三萬鐘，陽春一到，就可以在鹽的時價上取得收入了。'桓公說：'何謂在鹽的時價上取得收入？'管仲回答說：'在陽春農事開始時，命令百姓不許筑墻垣，修墳墓，大夫不可營建宮室臺榭，同時也命令北海居民一律不準雇人煮鹽。那么，鹽價必然上漲四十倍。君上用這漲價四十倍的食鹽，沿著黃河、濟水流域，南運到梁、趙、宋、衛和濮陽等地出賣。粗食無鹽則人們浮腫，保衛自己國家，用鹽特別重要。君上通過砍柴煮鹽以取得收入于天下，那么，天下就無法削弱我們了。'" （原文：桓公問于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于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于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咶鹽，百口之家，百人咶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泲水為鹽，正而積之三萬鐘，至陽春請籍于時。"桓公曰："何謂籍于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筑垣墻，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眾毋得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煮泲水以籍于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
近年來，由于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鐵礦石進出口量猛增，于是一些出產鐵礦石的國家（其背后是美日等大國的財團）就通過大幅度漲價的辦法獲取額外利潤，2008年度鐵礦石基準價格又上漲65%。談判是由新日鐵和韓國浦項與巴西淡水河谷公司談定的，中國企業連發言權都沒有；稀土由于具有許多優異的光、電、磁等物理特性，能與其它元素組成品種繁多、用途各異的新型材料，已成為高科技和國際競爭中的重要戰略資源。我國稀土產品供應量占全球總需求量的85%以上，早就有"中東有石油，中國有稀土"的說法。但近年來卻廉價亂采亂賣，直到2007國家才開始將稀土生產計劃由指導性調整為指令性——不知中國人的經濟學家何日才能從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美夢中蘇醒過來，也像2600年前的管仲一樣冷靜地看待市場經濟，理性地駕馭市場經濟。
《管子·輕重戊第八十四》有多條通過有意識地提高它國某種產品的價格，讓其發揮產業比較優勢，誘使之放棄本業農業生產，造成單一經濟的局面，借以顛覆別國的經濟案例。比如提高綈價以顛覆魯、梁，提高茈價以顛覆萊、莒，提高鹿價以顛覆楚國，提高狐白之價以顛覆代國，提高器械之價以顛覆衡山等等。在他國 "以錢為綱"，放棄本業全力追逐利潤時，在本國則廣積糧食。等到別國的糧食感到缺乏，而本國的谷物又不準自由買賣，別國的人民為了取得糧食的供應，就不得不相率歸順了。
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中國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里是通過主動降低本國產品價格，主動發揮比較優勢，主動放棄戰略產業的，今天中國已經成為全世界的工廠。據中國國家統計局1月24日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07年末中國外匯儲備余額達1．53萬億美元，比上年增長43．3%。外匯儲備大幅增加意味著我國物質資源的凈輸出，結果必然導致是中國利權不保！
事實上從解放后一直到八十年代末，人民幣的價值相對來說是比較穩定的，比如人民幣對美元年平均匯率，1950年1美元合人民幣2.75元，1985是1美元合人民幣2.9367元，進入九十年代，人民幣價格人為狂跌，1996年達到1美元合人民幣8.3142元，貶值數倍，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前幾年。在"天下高我低"的情況下，我們只能收獲綠色紙片，失去財富。
就像《管子·輕重丁第八十三》中所說的那樣："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于天下。"《管子》一書的作者舉例說，從前萊國擅長染色工藝，紫色的絹在萊國的價錢一純只值一錙金子，紫青色的絲絳也是一純值一錙金子。而在周地則價值十斤黃金。萊國商人知道后，很快把紫絹收購一空。周國卻拿出票據作為抵押，從萊國商人手里把紫絹收購起來，萊國商人只握有等于貨幣的票據。這是萊國自己失掉了收集起來的紫絹，而只好用票據收回錢幣了。因此，可以利用就要利用，可以掌握就要掌握，這就是周人利用外國來控制外國的情況。（原文：昔萊人善染。練茈之于萊純錙，緺綬之于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聞纂茈空。周且斂馬作見于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萊失纂茈而反準于馬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
從任何意義上說，我國目前1．5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已經遠遠超過了中國所需要的外匯數量，難道我們也只能像萊人那樣手里攥著準幣的票據而無可奈何嗎？美國采購商曾經為能以幾乎為零的價格在中國買襪子感到興奮，現在美國政府又要中國人民幣升值了，中國該何去何從？因為中國提高價格必然會打擊沿海出口企業，不提高又會使利權不斷喪失。面對這個兩難的困境，看來國人真的需要壯士斷腕的勇氣與決心了。不僅在具體經濟政策上，而且在經濟指導思想上也要這樣。
這里我們不得不提一個看似荒誕的問題：除了那一大串定義和數學公式，二十多年來引入西方經濟學帶給我們的是智慧還是愚蠢？
管仲，這位曾經挽救中華文明之大廈于將傾的偉大政治家已經遠去了，孔子對他"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的慨嘆似乎也已成為歷史的余音，但《管子》一書闡述的中國古典外貿理論卻不會在這樣一個虛擬經濟發達的信息時代成為絕響，它再次告訴我們：真理是樸素的，真理也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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