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智慧寶典讀解之一：《論語》“和為貴”

    我這里要試讀的《論語》里的話是：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jié)之，亦不可行也。
  
   【注】《朱熹注》：嚴而泰，和而節(jié)，此理之自然，禮也。毫厘有差，則失其中正。《<論語遺說>崔適》：或斷句“知和，而和不以禮節(jié)之，亦不可行也。”H 注：我意，可補充省略的：“（不知和而和），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jié)之，亦不可行。”
   【釋】有子說：禮的作用，（促進）和是最重要的，先王的道，這（指以禮促和之道）是（最）美好的，大事小事（的處置辦法、原則、精神）都從這（禮）里面（引發(fā)出來）。（不真正懂得和而追求和），有（許多）不可以實行的事（或方案）；（即使）（真正）懂得了和（的精髓）而（追求）和，不用禮來節(jié)制它，也有不可行的啊。
  
    【學習心得】
      一，有子（前518－？）春秋末魯國人。有氏，名若，字子有。孔子學生，比孔子小43歲，提出“禮之用，和為貴”“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也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等。孔子死后，因他“狀似孔子”，學生們懷念孔子，加之他學問好，為孔門弟子所特別尊重，曾請他上堂講課。所以孔門弟子編《論語》時，載入他的話。
      二，“禮”的含義。我們可以參照漢語詞匯中的下列詞語作理解：禮貌，禮節(jié)，禮儀，禮義，禮樂，禮治，禮教。
         1，禮貌，“禮”現(xiàn)于“貌”：言語舉止的形式，如打拱作揖、三跪九叩的動作，如恭敬、莊嚴的態(tài)度；“衣冠文物”的樣式，如“五服”就是吊唁逝者時親戚穿著的不同質料的用以區(qū)分親疏等差的服飾。
         2，禮儀，“禮”的“儀式”：慶典與祭典的程序、禮器的設施、唱禮與行禮人的禮貌。   
         3，禮義：“義”與“儀”“舞”相關，源出于飾羽毛（“羊”）之人首（“我”）舞蹈，乃巫術禮儀中之正確無誤的合宜理則、規(guī)矩，此“儀”“義”后理性化為“禮”之具體言語舉止形式（“威儀三千”等），再變而為抽象化的“合宜”“適度”“理則”“應當”“正義”等范疇，并具有某種外在的強制性、權威性或客觀性，再引申為“理”（合理、公理、理則等等）。就個體說，便成為行為的準則、規(guī)范、義務、責任。
          4，禮樂，實際上，在氏族社會和遠古傳統(tǒng)中，“禮”即人文，涵蓋一切，包括“樂”在內。“禮”“樂”雖并提，“樂”畢竟仍是“禮”制的一個部分，是實現(xiàn)、輔助、從屬和服從于“禮”的。后世帝王制禮作樂，為朝百官、蒞萬民的制度提供了一個物質的形象載體。
          5，禮節(jié)，本意按規(guī)定施禮。如《荀子·樂論》：“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jié)繁。”節(jié)，即有所制約。或立限，或減省。故引申為按禮法對人們的言行有所制約。
          6，禮教，禮的教育。古代社會為鞏固其等級制度和宗法關系而制定的禮法條規(guī)和道德標準，并用以教化百姓。儒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五四時期有“吃人的禮教”之說，并據(jù)此打倒孔家店。此一說，容后作反思研究。
          7，禮治，儒家的治國理想。禮是維護貴族等級制度的社會規(guī)范和道德規(guī)范。儒家自孔子起，即提倡禮治，要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等安于名位，遵守禮制，不得僭越，以便于鞏固統(tǒng)治階級內部而更有效地統(tǒng)治人民。《論語<憲問>》:“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同時也要求對人民齊之以禮。《荀子<修身篇>》:"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
    三，“和”的含義。首先，可理解為音樂的“和”，即音樂具備和諧之美。樂與禮相隨，音樂的和是為禮服務的。而和又有象征意義。“家和萬事興”、“和睦相處”、“和以處眾”、“和氣生財”、“政通人和”、“和衷共濟”、“內外和順”、“協(xié)和萬邦”，講究“和和氣氣”追求“和和美美”供奉“和合二仙”甚至吃和菜，飲和酒，玩麻將和。就是說，在家庭、伙伴、團體、家族、治國、國際等社會各個領域乃至日常生活的全方位，都要追求達到“和諧境界”，可統(tǒng)稱為善處人際關系。
    四，“和”的實質。原始儒家思想是萌生于血緣氏族基礎上的；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學形成于宗法社會及農耕經濟之中，服務于貴族等級制度的社會意識形態(tài)。世界的東方，農村公社制度長期孑留于各個歷史階段。東方中國人心目中的人際關系以一個家庭為形式范本，以建立在血緣關系上的“溫情脈脈”的情感認同為內容特征。和、和諧，實質上是對這種情感認同的理性提升。自覺地維護情感認同，保持一致，齊心協(xié)力，實現(xiàn)統(tǒng)一目標，獲取共同利益。
    五，協(xié)調以人情為主的人際關系，不合人情的事，一般就不能做；即使合乎人情，也要有所節(jié)制，也就是不能情面觀點太重，不能做個“鄉(xiāng)愿”（和事佬、老好人），也要用禮法來節(jié)制。也就是要恰到好處，要講究“中庸”，要做到“中和”，要中規(guī)中矩，“不依規(guī)矩，無以成方圓”。
    六，這樣就涉及到思維方式的問題了，進入我思維科學之友的興趣范圍。這里就看到了我中華民族較早發(fā)展起來的辯證思維的重大作用。這句話更重要的內涵，就在這里。凡事講究個“恰到好處”，即“恰當”。“恰當”為“和”，為“美”，這也就是“度”。《論語》中的“威而不猛”、“恭而安”；《詩經》中的“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中國文學“怨而不怒，婉而多諷”等等。所謂“過猶不及”，“無過無不及”，“矯枉不能過正，過正不能矯枉”。今日稱為“分寸感”。這是行動中掌握火候的能耐，藝術活動中“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也就是美。
     七，從思維科學觀念觀之，這個“度”是潛藏、隱含在“和”與“美”的概念后面的一個極具標志性的概念、范疇。根據(jù)黑格爾的研究，“質”、“量”、“度”這三個概念在等級上一個比一個比一個高。（見其著《小邏輯》）這已經從人類族類和人類個體的認識發(fā)展中得到證明。人類學家發(fā)現(xiàn)了如下的事實：美洲的印地安人、澳洲的土人、班圖黑人，他們所知的事物的“量的規(guī)定性”，同所知的事物的種種“質的規(guī)定性”相比，顯得非常貧乏。像現(xiàn)代的兒童一樣，其所知的量都必須與具體事物聯(lián)系在一起。（有個小品，諷刺近親結婚造成的弱智，賣雞蛋只會“五毛錢，兩！”地賣，就是適例）。在兒童心理學研究中，心理學家發(fā)現(xiàn)，兒童的認識發(fā)展，量的概念也是在質的概念之后獲得的。數(shù)學運算水平是測量兒童智力發(fā)展程度的一個重要標志。智力落后的兒童，往往表現(xiàn)出數(shù)學運算能力差。這些事實確乎說明，在人類認識發(fā)展的進程中，認識量的規(guī)定確實比認識質的規(guī)定更難，或者說，在認識的邏輯之網(wǎng)上，量的概念比質的概念處于更高的位置。而“度”這個“事物保持其自身質的穩(wěn)定性的界限”“反映質與量的統(tǒng)一”的概念，當然要認識發(fā)展等級更高的人們才能把握。因為，這是辯證的概念、范疇。不比“質與量”，僅是一般的抽象。你再理解一下：“在這種數(shù)量界限內，量的增減不會改變事物的質；但量變的積累超出這種界限，就會引起該事物的質變”。這里的質變就是質的規(guī)定性的變化，一事物變成另一事物。而這個“臨界點”，不就是我們的文學家、藝術家的感受到的創(chuàng)造藝術美之“度”：“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不就是我們思想家“有子”的把握著的“創(chuàng)維”社會和諧的“度”：即使“知和而和”還要以禮節(jié)之？（后世朱熹所謂“毫厘有差，則有失中正”是頗得真義之言）。歷史上，我漢民族確乎是個心智早熟的民族；現(xiàn)實中，歷盡劫波之后，我炎黃子孫正以中正平和之心整理文化遺產發(fā)掘智慧命脈則是民族振興之兆！
文章引用自： sina思維科學之友的BLOG
2007-12-08 08:12:48

        中華智慧寶典讀解之二：《論語》“名正言順”

【原文】
     子路曰：“衛(wèi)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無所茍而已矣。”
    《論語》中的《子路第十三》的第三，其實是一段，或曰一章。再次可見，說道《論語》，論句，是不合適的。
     南懷謹有言：“先賢們久經考據(jù)，認為它大多出于曾子或有子門人的編篡”“古人和今人一樣，都···當作一節(jié)一節(jié)格言句讀，沒有看出它是實實在在首尾連貫的，而且每篇都不可以分割，每節(jié)都不可以肢解。···”南先生又道：“《論語》的20篇，每篇都是一篇文章。···現(xiàn)在看到文句中的一圈一圈，是宋儒開始把它圈斷了，后來成為一條一條的教條，這是不可以圈斷的。再說整個20篇連起來，是一整篇文章。···”。讓我們聆聽前輩的教言，讀一句一章時不離其他相關章句，更不離全篇的語境，而且實行魯迅夫子提倡的的“知人論世”法則，聯(lián)系孔夫子的生平，聯(lián)系他創(chuàng)立的儒家學說整個體系，聯(lián)系《論語》的言論發(fā)表時、成書時的時代背景，而努力作盡可能符合文本作者原意的的解讀。（但是我對“首尾連貫”“是一整篇”不敢茍同）

【注】
     馬曰：正百事之名。晉時魯勝注《墨辯>一書，深論名理。謂名者，所以列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而百凡事為，莫非是名。
【譯】
     子路說：“衛(wèi)君等待你去從事（國家）治理，（到任后，）你將（把）什么（事）（放在）率先（的位置）？”
     孔子說:"必定也是（設法）讓名（義、份）歸正吧!"
     子路說：“有這樣（的）吶！？你（這是）迂腐啊！那樣，正什么名？！”
     孔子說：“粗野啦，由啊！君子對于他自身所不懂得的（事理），本來（應當是讓它顯出）缺失的情狀的。（意謂不可不懂卻逞能）名如果不正，那么說話就不順暢（發(fā)表言論就言不由衷、不理直氣壯）；說話不順暢，就做事不成功；事情做不成功，禮樂就不能興起來；禮樂不能興起來，刑罰就不能（恰當）適中；刑罰不能（恰當）適中，那么老百姓就（感到好像沒有放手腳的地方）不知道應該如何行動（無所適從）。所以君子認定了名（義、份）就（一定）可以（公開發(fā)表為言論）說出話來，說出來就（一定是）可以實行（實現(xiàn)）的。君子對于他自身的話（公開發(fā)表的言論），（只是決）沒有茍且（馬虎隨便、應付瞞騙）（的情況）罷了。”
 【學習心得】
    這一段，更不像一般的語錄體僅記錄片言只語，對話又夾帶敘事成分。對話的交際情景將有助于我們的理解。對話的話題很明確：孔子和他的學生子路討論“為政”的問題。我們可以聯(lián)系孔子生平來理解。孔子周游列國都很失意，比較好的是在衛(wèi)國那些年，衛(wèi)靈公對他的確很重視。當時他有可能在衛(wèi)國為相。甚至有人懷疑孔子想把衛(wèi)國的政權拿過來。這樣他的弟子子路問他如若“為政”什么事最首要，率先要做，就很自然。這已經不是平日課堂討論、虛擬練習，有學生甚至一邊鼓瑟一邊參與討論。這是討論治國大綱預案。用“嚴肅”形容還嫌不足，我意可用“嚴重”。這段簡略敘述中，透過親密如現(xiàn)今所謂戰(zhàn)友關系的師生的意見碰撞，達到了極度強調孔夫子這個“為政”的現(xiàn)今可稱之為邏輯起點的“正名”。子路百無禁忌地驚嘆老師迂腐至極。“哪有這樣的吶！”“有什么好正的！”，可見，當時“名不正”的情況司空見慣，幾乎頹勢難返，子路認為“正名”幾不可為，也大可不必為，甚至不屑為之。孔夫子生氣地斥責他“粗野”，在講究文質彬彬的孔門，這兩個字的分量我們可以掂量。如此這般，夫子氣還未消，再教訓他：作為君子，對于不懂的事理當沉默，讓它空缺，不要硬發(fā)聲音。孔子針對的是子路的“奚其正”，即“名”沒什么好“正”的。沒有必要，甚或是多余的，無價值的，無意義的，因而夫子如若“正”之，則鐵定是迂腐之舉，你這迂腐之輩。話題的中心就在唇槍舌劍的激烈的情勢下聚焦到“正名”的必要性上面。
    而要討論“正名”必要與否，先要明白什么是“名”。既然上位話題是“為政”，這里的“名”就既不指人的名字，也不指物的名稱，而是指辦政事的“名義”（如“師出有名”；當年武王伐紂，其師之出也，乃以“吊民伐罪”之名號召）；對于禮樂制度、禮樂教化來說，就意味著名份、名位、名譽、名利。屬什么等級，居什么地位，具何等身份，用哪種名譽，享哪些利益。“正名”就是根據(jù)禮樂制度來定名份（不可用“分”）。“Chad Hanson認為名（name）關乎'禮'，即辨差等，makedistinction,有理。譚嗣同猛烈抨擊'名教'（禮教）'以名為教'，此'名'即確定社會等差級別之秩序所在.關系乎維系傳統(tǒng)之倫理－－政治。孔子要求'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在于這樣才能指導人們去正確行動（實踐），此即儒家的認識論。”（李澤厚《<論語>今譯》）。
    這樣，思維科學就此介入。孔子用一個連鎖的必要條件推理來作出簡約的論證。用符號刻畫更清晰：令：A=名正，B＝言順，C＝事成，D＝禮樂興，E＝刑罰中，F(xiàn)=民（有所適從）。則有以下左右兩組邏輯上稱為等值（即語意相同）的推理式。
              
  因為：如果不A那么不B   因為：只有A才B
        如果不B那么不C         只有B才C
        如果不C那么不D         只有C才D
        如果不D那么不E         只有D才E
        如果不E那么不F         只有E才F
  所以：如果不A那么不F   所以：只有A才F

    經如此的符號刻畫，孔子的用意顯豁，只有正名才能讓老百姓有所適從。按比喻義：老百姓這才知道手腳往那里放。我們暫且旁出一筆，這個比喻的作用不在于借形象讓內容通俗以明論旨，子路理解力高強。字里行間透出夫子對庶民的情感性認識，其時國中之民，善良、馴順、卑賤、愚昧、盲從之狀可掬。但是，不以禮樂教化之，不以刑罰之，愚盲之眾將可能失其善良、馴順的本性，不安于卑賤的地位，異變而成刁民。牧民，管理、統(tǒng)治百姓黎民，這是正名的第一要義。在另外的場合，孔子有語：“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說，應當讓他們聽從、跟從、順從，不必要讓他們知道（多少）。一以貫之，讓百姓知道“緊跟”就好。
    如果說第一要義在于正名的目的，那么對實施正名者、“為政”的“君子”來說，則是治國者的方略。唯有正名才能成治國之大事。而其成事的關鍵則在于“言順”，而且“名之必可言”，而且“言之必可行”，而之所以“可言與可行”，又因為“于其言不茍”。當國的君子，其言（依照正名的原則檢驗過的符合禮樂制度的政見）必定要符合正宗的（沒走樣的）禮樂才能順理成章（自己以及庶民才不會有不順之感、拂逆禮法之感），一定能公開發(fā)（宣）言（指沒有見不得人的秘而不宣的不合禮樂的不正當?shù)闹\畫），一定能實行、實施（指承諾的會真正做到）。正名之后，“名之”“必可言”“必可行”；循禮法“無所茍”：總而言之，兩個字：“循禮”。這就是君子治國為政的方略。大家應當注意到，這里對當國的君子的自我制約的要求，顯然，這里的言行是有廣泛意義的，君子的一切言行都應當“無所茍”，符合禮法，一個“而已矣”，活現(xiàn)夫子認為這是自然而然的，沒有任何疑義的了。
    還必須解釋的是，夫子正名之議，其實還重點指向大貴族，在這個貴族等級社會里，名，關乎禮，為辨差等，確定貴族等級制度的秩序，以維護之。這樣才能對更廣大的庶民作出示范，全社會得以穩(wěn)定。孔子的時代，僭越名位的、名份躐等的行為，簡直觸目而驚心。孔子對鄰國齊國的名相管仲按國君宮殿之制建照壁，按國宴之制置安放酒盅的設備，強烈反感：“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孔子對母國魯國的重臣季氏在自己的庭院里讓表演國君欣享的舞蹈，更猛烈抨擊：“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如此“禮崩樂壞”，必然，臣不忠，子不孝，國將不國。在這種情勢下，如果為政必先正名，以使“禮樂興”，夫子乃“知其不可而為之”。儒家的“入世”的積極人生態(tài)度鮮明呈現(xiàn)于此。子路直指其迂腐亦有跡可循。
    至于正名在先禮樂隨之刑罰在后，這也是孔子的一貫觀點，將在學有關語錄時討論。茲不贅言。
    最后，作為思維科學工作者，我負責任地自豪地宣告，這段對話里面表現(xiàn)出的思維方式，又一次充分表明以孔夫子為代表的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明顯地處在人類心智發(fā)展的同時代的世界的最前列。欲知此新鮮的對于心智水平的高度評價如何作出，且看續(xù)篇分解。

附記：經細查，應是“分，fen 去聲；亦作'份'”；且多作“分”。此文用“份”似有畫蛇添足之嫌；還據(jù)此點評過博友：真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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