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波

中華民族在二十一世紀的復興，首先當為思想文化的復興；思想文化的復興，就必須有一個對中華并人類文明文化的恰當認識，并由此形成基本正確合理的社會認知。然而許久以來，由于西化思潮涌動、盲目崇洋媚外、民族虛無盛行、傳統美德喪失、毛澤東時代培育起來的正義正氣蕩然無存，形成今天正不壓邪、思想混亂、理論無序、是非不分、黑白顛倒的認知氛圍。因此，我們今天思想領域的當務之急，就是澄清思想迷霧，消除理論誤區，甄別是非曲直，重樹正確的社會認知觀，為中華復興而努力。

一、認為西方文明文化比中華文明文化優越，滿腦子崇洋迷外。中華文明是人類文明的源頭，人類其它文明都由中華農耕文明發展擴散而來。中華農耕文明大約在距今2萬年左右在長江流域產生，考古證據是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發現了人類最早的人工栽培水稻、陶器、織物，而長江流域上萬年的類似遺址還有廣東牛欄洞、江西萬年仙人洞、浙江上山等。中華長江流域農耕民族最早種植糯稻，從而也稱自己為糯民。后來又發展了粳稻，“粳”古音又讀“缸”，于是粳稻又稱“缸稻”，糯民又有了粳民、缸民之稱。從“糯民”、“粳民”、“缸民”到“百越”、“百濮”再到后來長江流域眾多民族，再由這些民族的遷移擴散到中華各地再到全球。早期糯民在約距今七八千年左右就到達西亞、東北非一帶，后來兩河流域所謂的古蘇美爾文明和尼羅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及地中海沿岸的其它較古老的文明都是較早遷居而來的中華糯民的杰作，這也是后來西方誤認為中華文明、人種是來自兩河流域、尼羅河流域或西亞的緣由。

6000年前，神糯（農）氏炎帝中央勢力開始衰弱，神糯軒轅族系代表男姓新生力量在黃河流域開始了向中央帝系的奪權活動，在族姆的最后勸告下，維護上萬年來母系宗法繼承權體系開始動搖，最后幾代炎帝逐步向男姓軒轅勢力妥協，第一代入主中央帝系的軒轅稱為黃帝。而蚩尤代表長江流域傳統勢力向黃帝勢力討伐，結果也還是在族姆的勸說下姐妹向兄弟妥協，從此，中華本土率先由母系社會向父系社會過渡。而海外神糯勢力則與黃帝勢力此后還進行了幾千年的斗爭，這也可以由古上下埃及的戰爭到統一的歷史來見證；直到希臘文明的興起，標志著黃帝勢力在海外戰勝炎帝神糯傳統勢力。正是黃帝男姓勢力入主中央帝改變母系祖制，從而造成了全世界糯民的分化，中華白民、黑民在四千年左右也在黃帝勢力追趕神糯 炎帝勢力的過程中從中華西北、西南“震蕩”出來，隨著向海外的新一輪遷徙來到地中海沿岸，白民成為后來的阿拉伯人，黑民成為海外昆侖——非洲大陸的住民 ，阿拉伯人再向西成為歐羅巴人，人類人種的地域分布由此形成。 我們后來誤認為：黃種人在亞洲，白種在歐洲，黑種在非洲；其實那時全球叫昆侖，“昆 ”者大也，“侖”者陸也，“昆侖”就是大陸，非洲叫海外昆侖，歐洲只是昆侖的西半角而已；而所謂的白種人（白民） 、黑種人（黑民）也都是在距今4000年左右從中華遷徙而去 ，這也由在奧地利發現的距今5300年的奧茨冰人就是中華人所印證。

中華文明作為人類的起始文明自發祥到人類近代綿延上萬幾千年從未間斷，一直引領人類文明文化前行到近代。中華高科技如四大發明等孕育了近代西方的工業革命，而中華則在自大、民族矛盾、農民起義中逐步走向萬年文明文化的衰敗，才使得西方終于抓住了有歷史以來唯一超越中華的機會于近代崛起。“正當中國的大清皇帝們還沉浸在‘天朝’、世界‘中央之國’的歷史陶醉之中時，西歐通過‘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宗教改革’、‘農民起義’等一系列的變革，徹底砸碎了近千年來農奴式的封建割據統治和近乎窒息的宗教桎梏，向著近代文明的曙光迅跑。經過二百來年的殖民擴張和掠奪，非洲成了販賣與屠戮黑人的屠宰場；美洲文明的創造者（實際上也是中華先民的支系）被屠至殆盡；印度與東南亞被掠奪得千瘡百孔；最后，中央之國也成為了‘東亞病夫’。這樣，西方成了人類文明的‘主宰’，西方人成了‘上帝的驕子’，全球的‘西化’之風從此地彌漫開來。”（摘自流波《談談對中華文明的再認識》）美國學者保羅．肯尼迪在其所著的《大國的興衰》一書提供了1750—1900年間中國的制造業產量在世界總量（100）中的相對份額的數據：1750年，中國占32．8%，歐洲占23．2%，美國占0．1%，日本占3．8%；1800年，中國占33．3%，歐洲戰28．1%，美國占0．8%，日本占3．5%；1830年，中國占29．8%，歐洲占34．2%，美國占2．4%，日本占2．8%；1860年，中國占19．7%，歐洲占53．2%，美國占7．2%，日本占2．6%；1880年，中國占12．5%，歐洲占61．3%，美國占14．7%，日本占2．4%；1900年，中國占6．2%，歐洲占62．0%，美國占23．6%，日本占2．4%（4）。中國在制造行業由占據主導地位到逐步喪失地位，也正是近代中華由人類文明文化的主導地位逐步喪失地位的縮影見證。“今天人們盲目的崇洋迷洋心理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方面是近代以來西方在經濟、科技等方面還遠遠地走在前面這樣的客觀現實和西方不斷在意識形態方面進行‘西化’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我們對自己偉大民族在人類文明史中所應有的崇高地位缺乏根本認識甚至漠視的惡果。一些‘西方中心論’者不是對我中華文明史有無3000千年都還持著懷疑態度嗎？中國今天的大部份上古史學家們不是還在為中華文明是否有5000年做著辛勤的歷史鑒證嗎？今天的大學生們對著‘千年論壇’上的歷史演講者大聲的詢問：古希臘、羅馬和古埃及、巴比倫及印度文明都還各有各的偉大和長處，唯有中華文明除了打造中國婦女的兩只小腳外還有什么別的長處嗎？這就是今天中國很大一部分青年、學子對自己偉大文明的認識？！你說是幸還是悲？！難怪今天的殖民文化不僅大有市場，理論上還不斷創新有了新的‘突破’，什么‘鴉片戰爭提出了中國近代化的任務，所以，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就不能反對，甚至還要歡迎’，是‘鴉片戰爭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近代文明’，更有甚者大呼‘只有當殖民地三百年才能實現現代化’，多么荒謬絕倫的論調卻影響著不少年輕人，我們的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還不應該敲響起警鐘嗎！？”（摘自流波《談談對中華文明的再認識》）青年毛澤東在送走一批又一批去西洋留學者后，自己卻堅定的扎根在中華的土地上，事實最后證明，毛澤東的大中華智慧遠遠勝于那些在國外鍍金回來的學識，無論是布爾什維克還是西歐學。

二、曲直不分，是非理論橫行。這些年來，有一股理論上的邪氣歪風，為歷史上的漢奸、罪人、丑角翻案或還樹碑立傳，這正是世道不古、社風邪惡的體現。想那歷史上的南宋，重用一個從金歸來的叛逆秦檜，而宋高宗一方面當北邊的金統治集團軍事南下威脅到其當皇帝的地位時，就重用張浚、岳飛等為其上前線阻敵；而一旦前方驅逐金統治勢力順利，有可能直搗黃龍，收復北方山河時，宋高宗又感到了北方還有其父其兄，到時其亂中而立的皇帝地位是否會受到威脅始終是其一塊心病，加上秦檜的外勢代理的內奸作用，于是南宋王朝總會在抗金的關鍵時候甚至勝利在望的時候停止或降和或割地納金，從而有了張浚起而復謫反反復復和十二道金牌令岳飛回朝并以“莫須有”罪殺之的咄咄怪事。可這樣的史實，卻在今天 不斷有人堂而皇之為秦檜、為蔣介石、為汪精衛等給中華民族帶來極大傷害的罪人、漢奸翻案，那氣勢洶洶、強詞奪理的來勢仿佛是“真理”在握，要“撥亂反正”了。

想那蔣介石，為著個人集團的私利，鼠目寸光，置中華民族的大安全于不顧，置中華東北于不顧，一味的不抵抗政策，放縱小日本的狼子野心從鼠膽到張開獅子血盆大口來吞噬中華，給中華民族造成的內傷比中華引領人類有史以來到近代的所有劫難也是有過之無不及，可近來一些無聊之人漢奸之輩竟然要為這些人翻案、樹碑立傳，如果任憑這樣是非不分的邪惡之氣占據上鋒、引導潮流，中華必又將步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有人為國民黨的抗日正面戰場謳歌，為其鳴不平，歷史真的貶曲了蔣介石、國民黨的抗日功勞了嗎？其實，根本無須辯論，只要憑心掂量一下，如果當時的蔣介石集團能從中華大安危著想，做好與小日本堅決作戰的決心，中華這一劫難就是發生也不至于像后來所發生的這樣凄慘，而后來國民黨的所謂正面戰場，只是因為畢竟還是有那么一些中華血性男兒的軍人的堅決不服從蔣的潰逃政策的局部的地方各自的堅決抵抗而已。說得實在一點，在蔣介石這里，自己和自己的嫡系部隊早早的逃避遠遠的躲藏在后，讓偏軍、地方軍在前抵抗一陣，打得好，還是蔣的功勞，打不好，蔣又有了推卸責任的替罪羊，真是一舉多策。而毛主席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卻在經過蔣的幾萬里追剿精疲力竭的情況下組織起來英勇北上，在倭寇、汪精衛傀儡政權、蔣介石假抗日等諸多困境下建立抗日根據地，就如在狼窩虎穴中生根發芽，這也只有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才有這樣的能力和創造這樣的奇跡。然在今天一些反毛、反真正的社會主義的人眼中，蔣介石倒成為了抗日大英雄，汪精衛也有他的作用或是無奈，倒是毛主席領導的共產黨是在搗亂了。不知是怎么回事，今天的中國怎么會成為這樣不顧事實喪失天良顛倒黑白的“理論”的“策源地”了。作為學術研究，對歷史上有爭議的人物、事件進行辯證的分析研究本無可厚非，但國家、民族和正義、是非等基本原則還是要遵循的，否則不是無知就是別有用心。

據有關報道，近年來大陸出版界出版了不少研究蔣介石的論著，大致有這樣幾種情況:一是學術刊物中每年都有數十篇乃至上百篇研究蔣介石的專題論文，其中不乏操幽析微的佳作；第二類是全面敘述蔣氏一生的專著，已出版了好幾種，包括一些“蔣介石系列叢書”、“蔣介石政治關系大系叢書”等，有的還成了熱門暢銷書；第三類是有關研究蔣氏的資料和工具書，也出版了幾種，如年譜、大事紀等。更令筆者驚詫的是關于“黨的創新理論”宣傳楷模方永剛的一些報道，說方永剛在我黨的創新理論宣傳上的成績已廣為人知，而他在中國近現代史人物研究方面，尤其是蔣介石研究上的學術成果卻鮮為人知，如《馮玉祥與蔣介石》、《蔣介石在1949》等。《蔣介石:從溪口到慈湖》由中央統戰部主管的華文出版社于2007年5月出版，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報道說，個中原因除了該書鮮明的個性語言，豐富、翔實的史料外，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該書的作者是在黨的創新理論宣傳方面卓有成效的新聞人物方永剛。

　
報道說書中方永剛這樣評點傳主：

“蔣介石是中華民國第一奇人，是一個百年難得一遇的非凡人物，是一位超越前人的大權謀家。蔣用人藝術之妙，手腕之巧，韜略之奇，謀略之高，比歷代權謀大家有過之而無不及。”

“蔣介石集古今中外文化思想之大成，他信神、信鬼、信仙、信上帝、信術數、信扶乩，無所不信，樣樣都信。但以我為主，為我所用，是近現代中國少有的智謀型政治家。”

“蔣介石，一個憑借自信和勇氣，憑借權謀和激情，憑借勤奮和意志響徹整個中國和世界的名字；一個曾在中國翻天覆地，掀起滔天巨浪，令世人敬畏和詛咒的名字；一個在歷史的空間震古鑠今、空前絕后的名字。”

報道還說方永剛是在患病期間創作這部書的，交給華文出版社有關編輯近半個多月，方就被確診為結腸癌并做了第一次手術。可以想象，方先生對蔣先生是多么崇拜而為介石正名的決心又是多么堅定。

筆者無語，只能嗚呼嗚呼了！

其實，那美帝國主義糾集幫兇打著民主、反恐的旗號向南聯盟、阿富汗、伊拉克狂轟爛炸的時候，眼看著要被重新包圍的主體對象的外圍的釘子一個個拔掉，而這個主體對象原本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下對帝國主義本性認知洞若觀火的國家的人們今天完全仿佛鬼打了頭蜮蒙了心似的，主體理論或是精英們一個勁的我們西方說什么他們就信什么，還不斷打擊自己國家有真知灼見對我們有真正觀察的理論觀念，心里的那個樂呀，真是即莫名又舒暢。

本來，毛主席、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就是人民真正的翻身做主，是人類有階級社會以來廣大勞動人民的最大民主；然這個基本的認知道理到現在莫名地消失，代之而來的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是民主、法制國家，社會主義共產黨的國家就是獨裁專制國家。其中一些個從西方喝了點洋墨水回來的、一些中學大學的老師教授們，一說到民主法制的動情處，口水橫飛，唾沫四濺，對本是大民主的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進行放肆攻擊污蔑，進而否定反右、鎮壓反革命甚至抗美援朝。總之，毛主席、共產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在這些人的眼里可能還真比西方那些反共反華勢力還有過之無不及。可以想象這么多年來他們這樣教育出來的學生、青年的人生觀、思想觀會是什么？也就是說，一段時期以來，我們的理論混亂、正氣不揚、邪惡橫行、真理丟失、精神喪失......唯西方是瞻，才形成這些不和諧的理論的思想的文化的蒙沌弱智的格局，才有了海外那些搞民運的、搞邪教的和帝國主義頭子一起搞什么“共產主義者死難碑紀念”等黑白顛倒事例的堂皇表演。

三、視大義如弊屣將垃圾當珍珠后果嚴重。從近三十年的某個時候開始，我們總有一些人將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最為害怕同時也是西方政治家最為崇敬的政治家的偉大思想智慧逐漸貶曲談化，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讓西方十分詫異又萬分高興：中國人自己正在自毀長城和自絕殺手锏。到國外去的許多朋友就有這樣的經歷，一些外國人見到中國人，就翹起手來稱贊毛主席，偉大呵，并對一些中國人對毛主席的不求實的評價和貶曲敵視的態度迷惑不解。

拿一些中國人對主席攻擊得比較多的，說主席不會搞經濟，一些荒謬的結論竟說毛主席時代經濟搞到了崩潰的邊緣。一些正義的西方學者心里都流血了，站出來主持公道。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莫里斯·邁斯納為毛主席辯解說：

“其實毛澤東的那個時代遠非是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臺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

“如果不去正確地評價毛澤東時代把中國從世界上最落后的農業國家之一變成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為止世界第六大工業強國的過程中取得的驚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澤東時代遺留給鄧小平時代的經濟問題。”

“在毛澤東時代結束之際，中國實際上是以擁有一個既無外債亦無國內通貨膨脹的經濟，而在世界發展中國家絕無僅有。”

“在毛澤東身后的時代里，對毛澤東時代的歷史記錄的污點和罪過吹毛求疵，而緘口不提當時的成就已然成了一種風尚——常恐提及后者便會被視為對前者的辯護。然而，對一個基本事實的承認，即毛澤東時代在促進中國現代工業改造——而且是在極為不利的國際國內條件下做的過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為歷史作非分的辯護。”
......

我想，不要說了，我們其實在這方面講道理、擺事實舉例子是很多很久了，但造謠的人照舊，感覺起來這并不是一個道理的認知問題，而是一個階級本質的立場問題。也的確，在放縱人性私欲泛濫后、在潘多拉魔盆打開后，一些個臺面上堂而皇之的共產黨員、高官干部，你真的還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想嗎？你真的還是在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奮斗嗎？我看，退到是為國家民族干點實事都要打上問號了。不是有人表白：我們搞了幾十年，不知道什么是社會主義？不知道什么是社會主義，那還搞這個“主義”干啥子喲？因此在這些人的主張下，私有化泛濫、腐敗盛行、黃賭毒假流行，與此相適應的還發展到比西方反共反華政治勢力更有過之無不及的要去損害毛主席和毛澤東時代的形象。他們為什么要這樣做呢？因為他們天生就對毛澤東思想過敏，從心底里害怕真理，一提到“毛主席”三個字就打顫。因此，當他們裝腔作勢唱紅歌時，他們就改詞，至少要將“毛主席”三個字去掉或不唱，反正這群弱勢群體除了搶白幾聲也沒轍。還有就是他們要死死的“拽住”“大躍進餓死幾千萬”、“反右搞迫害”、偉大的思想革命是“十年動亂是史無前例”再加上“社會主義就是獨裁專制不民主？”等等放肆蠱惑，搞亂思想、搞亂理論、搞亂是非。其實你怪那些糜集于西方反共反華反社會主義的帝國主義頭子下共同搞什么“共產主義死難者紀念碑”的活動，真正的根源是禍起蕭墻，外患源于內禍呀！

還有一個攻擊主席的就是關于中國的人口問題，說什么“錯批了一個人，多生了幾個億”，果真如此？我在《人口 毛主席 馬寅初》一文中專門論述了這個問題，事實是中國的人口本來在明末清初時只有幾千萬，后來人口澎漲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康熙五十年（1711年）后實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和土地卻按從頭分的政策，這樣的措施對當時農業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作用，當然人口的增長也是必然的。清代康熙年間全國人口已有1.6億，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至3.115億，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為3.831億，咸豐元年（1851年）為4.36億，1936（民國廿六年）年內政部統計為4.8億，開始占人類的四分之一。新中國成立時，中國人口數已經近六億，毛主席針對帝國主義妄圖用人口壓力來威脅新中國的圖謀，做為亙古未有的領袖的應變能力，輕松的化人口壓力為廣大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決心和豪情，說“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干勁大。”“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等等。而事實是，1954年1月中央批準了衛生部《關于節育問題的報告》，第一次以正式文件形式發出了《關于控制人口問題的指示》。1956年，毛澤東主持制訂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規定除少數民族地區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區，宣傳和推廣計劃生育，人口政策第一次被納入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1957年10月，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談到人口問題時說：“計劃生育，也來個十年規劃。少數民族地區不要去推廣，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廣。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進行試點，逐步推廣，逐步達到普遍計劃生育。計劃生育，要公開作教育，無非也是來個大鳴大放、大辯論。人類在生育上頭完全是無政府狀態，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將來要做到完全有計劃的生育，沒有一個社會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來做，那是不行的。”（《毛澤東選集》第５卷第４７１頁）。1962年，國務院成立了計劃生育辦公室，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通知》，明確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農村提倡計劃生育，適當控制人口自然增長率，使生育從完全無計劃的狀態逐漸走向有計劃狀態，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既定政策。”這個通知還要求做好宣傳工作和技術工作。1973年，國務院成立了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各地區各基層單位也陸續開始建立計劃生育機構，國務院提出了“四五”期間人口增長計劃，這是我國第一個人口增長計劃。1973年12月，全國第一次計劃生育工作匯報會在北京召開，會議貫徹了毛澤東提出的避孕藥具一律免費并送貨上門的要求，提出“晚、稀、少”的宣傳口號，并針對不同地方不同情況作了具體部署。1974年底，病重中的毛澤東在國家計委《關于1975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上作了“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批示，再次強調了人口控制對國民經濟發展的重大作用。由于這樣的長期努力，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逐年下降。事實是，正因為有了毛主席領導的共產黨人民政府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才使得中國沒象印度一樣讓人口自然消長，才使中國的人口在基本的撐控之中沒有造成人口爆炸的局面。但對于一貫污蔑毛主席和社會主義時代的人的勢力來說，無論你毛主席共產黨怎么做，你不搞人口計劃生育，他就說你錯批了一人，多生了幾個億；你實行了科學的人口計劃政策，他也污蔑你搞專制、搞恐怖的沒人性的人口政策，等等。你說這些人是一些什么人呢？怎么說也是喪盡了天良的！

因此說，當你把大義真理視如弊屣丟棄一旁，卻反而將垃圾當珍珠供奉起來時，社會的各方面必然會面臨越來越多的難題和越解越難的結癥。好在以胡錦濤總書記為首的黨中央及時調整方針政策，實拖科學發展觀，建設和諧社會，重用偉大思想武裝全黨和全國人民，中華民族必定光明在前，復興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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