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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軍:中華文明是如何走上不歸路的(之三)

華軍 · 2008-01-08 · 來源:新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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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軍:中華文明是如何走上不歸路的(之三) 

    在中華原文明的靈魂——道,被儒家篡改,中華原文明的支柱——法,被儒家蛀毀之后,中華文明走入了沒有盡頭的黑暗死巷。

                                                                 儒的起源

    公元前11世紀,地處商朝西部邊陲的一個小屬國周原(陜西扶風、岐山一帶)國力逐漸強大,此時,商朝在紂王統治下,政治腐敗,民怨沸騰。周原的君主姬發,經過數年的準備,公元前1046年率大軍滅商,建都鎬京,定國號為周,史學家稱為西周。

    為了收服人心,鞏固新建的政權,周朝統治者在政治上采取了許多政策和措施。首先,采取了以殷治殷,分而治之的辦法,安撫殷商遺民。其次,采取封邦建國的方略,實行對全國的統治。另外西周政權還建立了一套等級森嚴、復雜煩瑣的禮義制度,以保持國王及貴族的身分永不變色。“儒”這個職業也就是在這個時代產生了,他們的主要職責是主持國王及貴族們的朝拜、國宴、婚喪、祭祀、…… 等事,所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可見其復雜程度,不過有一點:儒是只為王室和貴族服務的,因為只有王室和貴族才能享受“禮”的待遇,老百姓根本用不著禮,孔子說的:“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即是此意。到了春秋時代,儒也教授禮、樂、射、御、書、數這樣的實用技藝。

                                                              儒家最悲慘的時代

    在西周王朝建立三百多年以后,歷史的車輪駛入了春秋戰國時代,周王朝各封國紛紛脫離了中央政府的管轄,沒有人再遵守周政府的的禮儀,所以史學家稱那個時代為“禮崩樂壞”的時代,對于以主持禮儀為生的儒家來說,這可是個可怕的年代,(他們的飯碗都被砸了,能不可怕嗎?)但對于全體中華人來說那是一個大黃金時代,似乎中國上下五千年最偉大的思想家、軍事家、政治家、縱橫家都從那個時代走了出來,中華人的創造力源源不斷的發揮出來!那不但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更是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在東亞大陸出現了數以百記大小國家,各分封諸侯間征戰不已,周天子無力阻止。幾乎每一年都有國家滅亡,或者國君被趕下寶座,每個國家都在尋找富國強兵之路,以免遭滅國之災。各學派的賢才為一展自己的抱負,奔走于各個封國之間,其中以法家學派鶴立雞群,頗有建樹,在此不再多述。

    在這里有必要讓大家了解一下這個時代儒家在做什么。深得儒家學派精髓的魯國人孔丘,為使人們自己對自己進行約束,重新回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時代(用他的話說叫“克已復禮”),四處游說,大聲疾呼。魯國國君姬宋曾任命他為賓相(主持國君會面等大場合的高級司儀)據他的門徒們說,他在齊魯兩國的宴會上,以“禮”力爭,使齊國大為震恐,就把從前侵占的魯國的土地還給了魯國。

    公元前四九八年,孔丘建議三桓(當時魯國真正握有實權的三大家族)拆除他們的都城,以求魯國國君重振久已失去的權威,這就是著名的“墮三都”運動。但兩桓還沒拆完,三大家族就感覺到了不對勁,都改變了態度,孔丘當然不肯中止,他請國君姬宋親自率兵前去討伐,結果大敗而回,只好眼睜睜看著二桓把已拆掉了的那兩個都城重建起來,這是孔丘企圖恢復傳統秩序所受的最大挫折。

    孔丘做的第三件“大事”就是殺少正卯,少正卯是當時一位很有名望的文化人,殺了他之后,孔丘宣布了他有五大罪狀:“1居心陰險,處處迎合人的意思;2行為邪惡,不肯接受勸告;3說出的全是謊話,卻堅持說全是真話;4記憶力很強,學問也很淵博,但知道的全是丑陋的事情;5自己錯誤,卻把錯誤潤飾為一件好事。”這種抽象的罪名,居然構成了死罪?恰巧遇到君主主持對天老爺的大祭典,在分祭典肉的時候,三桓故意不分給孔丘。這是周禮中最嚴重的一種處分,表示已被深惡痛絕。孔丘只好流亡,出奔衛國。在流亡列國(他的門徒們稱之為周游列國,這里大家要注意,孔丘并不想主動辭官不做,而是如果不流亡國外就可能性命不保)的十三年中,再沒有人起用這個可憐的老頭。(他的學生被稱為“亞圣”的孟子也遭受了跟他相似的境遇)。孔丘回國的時候已六十三歲,他繼續教授門徒,傳播他對周王朝初創時代的懷念和崇拜。如果你在當時是個儒的話你也會理解他的,因為只有周初才是儒的黃金時代。

    雖然孔丘一生沒有過大的成就,但他編篡的五部儒書卻為后世儒學奠定了基礎。在這里,我把這五部書做個簡單的介紹:

    《詩經》出現在公元前十二世紀,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選集,包括貴族作品和平民作品。孔丘這次編選刪定,把其中兩千多首詩歌刪除,只保存了他認為有價值的符合他的觀點的三百首——。這是中華文化的一大損失。

    《尚書》是中國最早的一部政治文獻選集,孔丘對此書也進行了大刀闊斧的刪改,后來漢武帝年間,有人推倒了孔府的墻壁,在墻內發現一本《尚書》,發現其內容比儒家經典《尚書》多16篇,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被漢劉向《隋書·經籍志》及劉知幾《史通》皆以為是孔子刪削《尚書》之余篇的《逸周書》,由於《逸周書》部分內容及思想與儒家道德理論相違背﹐其書迄清代一直不甚為人所重﹐故乏精校﹐版本文字脫誤嚴重,但近年對此書與考古發掘出來的物品以及金文相對照,它的真實性遠高于儒家的《尚書》。

    《易經》是一部曖昧不明的形而上學的玄書,它所用的字句簡單而模棱,因之使它顯得好象十分深奧,讀者們可以站在各種角度,作各種不同的解釋。也是五經里面最難懂的一部書。

    《春秋》周王朝所屬各封國,都有本國的歷史記載,如楚國的史名《梼杌》,晉國史名《晉乘》,魯國史名《春秋》。孔丘對魯國史重新編篡,目的不是提供一部真實的史實,而是用來發揮他的恢復傳統秩序的政治理想,努力暴露對新興事物的排拒,更努力隱瞞或抹殺,甚至曲解貴族的罪行。

    《禮經》內容也全部是公元前十二世紀周王朝初期的禮節儀式。孔丘認為,只要大家自覺的甘心于現狀,安份守已,不去追求他名分不該有的東西,說白了就是奴隸永遠要做奴隸,平民永遠做平民,貴族永遠做貴族,社會就會永遠和平。儒家的初衷以及后來主政的一千多年里的中心思想也在此書里面,這部書也是儒家經典中的經典!

    在這五部書被當做經典之后的兩千年里中國所謂的學者、專家、思想家,差不多都是為這五部古書做注解,或為其中某一句某一字做考證的人。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在這五部書里團團打轉,大家互相抄錄,輾轉引據,一輩子都在探索這五本書的奧妙。

                                                                   儒家的災難與轉機
                           
    這個時代是儒家最失落的時代,因為他們的專業實在與這個時代不對口,打仗哪里用的著禮儀啊,看來只有等待時機了,終于,公元前221年,贏政大帝兵吞六國,征南越,北擊匈奴,統一中國,建立了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中央集權制的龐大帝國,廢封建,立郡縣。廢井田,開阡陌。車同軌,書同文……。和平終于來臨,儒生們也似乎看到了他們重新過上從前的好生活的希望。儒士淳于越做了大膽的嘗試,公元前二一三年,他正式上書給贏政大帝說:“從前商周兩個王朝,立國都近千年(商六百年,周能有效的控制封國的時期不足四百年,說有千年只是信口開河),主要原因在于分封兒子兄弟,作為枝葉。現在陛下雖富有世界,可是你的兒子們卻跟平民一樣,一旦發生危險,便沒人相救。凡是不效法古人,而能長久的,從沒聽說過。”

    然而,贏政大帝是一位著眼未來,胸懷天下的皇帝,怎么能使他親手締造的全新的帝國再回到封建城邦時代呢?宰相李斯反駁說:“五帝的制度不相重復,三代的制度不相抄襲。各自使用各自的制度,并不是故意反古,而是時代前進,不得不如此。陛下創立大業,所建立的是萬世功勛,儒家學者愚陋,對此新的局面不能理解。淳于越所說的是兩千年前三代時代原始社會的事,怎么能效法?儒家學者不向時代學習,只一心一意崇拜古人,用虛偽的言語打擊真實。見到新興事物,先議論紛紛。堅持現在的制度都沒有古代的好,擾亂民心”。

    贏政大帝采納李斯的意見,儒家第一次碰到了政治硬漢。接下來就是李斯導演的“焚書”事件,儒家門徒為了這件事整整罵了兩千多年,現在還在罵。

    其實贏政大帝燒的只是一些儒家相關的書,對于浩如煙海的百家書來說影響并不大,更何況政府所保存的圖書,包括儒家的著作,都沒有遭到破壞。反而儒家一尊之后百家的書卻到了失傳的程度。另外,發生在秦末時代,粗野的項羽攻進咸陽后,縱火燒城,政府所保存的圖書才永久喪失。至于所謂的坑儒事件,我在這里不再熬述,因為這件事無人不知,大家還是看看《史記》吧。《史記》里面提到贏政大帝坑的是術士,所以一定要給他定個坑“儒”的罪,有點太牽強。

    空前強大的秦帝國,在建立十二年之后,發生了一場震驚古今的政變,贏政大帝在第五次出巡的途中,突然得病,命趙高書寫詔書,要長子扶蘇奔赴咸陽主辦喪禮,并繼承皇位,但詔書尚未發出,始皇即崩于沙丘,趙高與隨行的皇子贏胡亥各懷鬼胎,一拍即合,他們扣留了詔書,并要挾宰相李斯,重新擬詔,立胡亥為帝,并賜長子扶蘇和大將軍蒙恬死罪(從前趙高犯法,蒙恬的弟弟蒙毅受命公正執法,趙高險些被蒙毅正法,引起趙高對蒙氏的怨恨,后來蒙毅也死于胡亥之手)。

    胡亥即位之后,變本加厲的大興土木,征發徭役,并聽信趙高讒言,處死了李斯,后又更秦法,至使天下民眾怨聲載道,六國的舊貴族仍有很強大的勢力,隨著陳勝、吳廣燃起第一支起義火把,全國各地起義軍如星火燎原一樣遍布全國……。這里面最樂的是兩個人群,一是六國舊貴族們,二就是被贏政大帝拋棄的儒生們,他們巴不得秦帝國早點滅亡呢,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有可能過上從前那種好日子,于是他們又抱著他們賴以吃飯的儒書,四處投奔。但他們還是同戰國時代一樣,被各路諸候所冷落,沛公劉邦一見到儒生,就令他們把帽子脫下來扔在地上,然后往里面撒尿,這是多么尷尬的場面?可儒生們還是忍辱負重接受了現實,因為必竟劉邦還是收留了他們。

    儒生的能屈能申,也給他們的命運帶來了轉機,劉邦在擊敗項羽,再次統一中國建立了漢朝之后,國家也漸漸步入正軌,承秦制,制定了官僚制度,和法律制度。(劉邦先于項羽攻破咸陽,諸將皆爭奪金銀財寶,蕭何卻接收了秦丞相、御史府所藏的律令、圖書,然后根據秦律制定了漢律。張家山漢簡出土以后也證明了漢承秦律的事實。)但跟他一起打天下的那幫弟兄都是草莽英雄,還跟以前在劉邦家里一樣,大吃大喝,一邊喝酒,一邊舞劍,這令劉邦覺得實在不象樣子,于是,儒家大顯身手的機會終于來了!

    在儒家從最落破的時代一直到侵入中華文明的核心的漫長歲月里,西漢的兩位大儒功不可沒,第一位就是現在將要出場的——叔孫通,陳勝起義的消息傳到咸陽后,秦二世征集所有儒生,商討對策。除了叔孫通外,其它人均據實回報。秦二世把其它儒生處罰,而正式委任叔孫通為博士。叔孫通在回答秦二世的詢問時阿意逢迎,引起了同僚的不滿。叔孫通表示這樣做只是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
這次任命叔孫通全全負責制定禮儀,公元前200年,長樂宮落成,漢高祖首次使用叔孫通制訂的宮廷禮儀進行新年朝會,漢高祖對是次朝會非常滿意,認為自己終于知道做皇帝的尊貴之處。他委任叔孫通為太常,并賞賜黃金五百斤。

                                                                          儒家定于一尊

    叔孫通的成功,為儒家的生存打下了基礎,但遠非高枕無憂,真正為儒家立下萬世之功是第二個儒家巨子——董仲舒。公元前一三四年,董仲舒在著名的《 舉賢良對策》中,提出他的哲學體系的基本要點,并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被年輕的漢武帝所采納。

    獨尊儒術是儒家學派最偉大的轉折點,從此以后不論世道怎么變遷,儒家都立于不敗之地。董仲舒有和叔孫通一樣的圓滑的頭腦,同時更具有戰略眼光。雖然在短時期內儒家還不會影響西漢帝國的政治局面,但由于儒家壟斷了教育,使得后世中國漸漸的失去了對原文明的記憶。并且從這以后的儒家不再和傳統的儒家一樣只涉及禮儀,而是慢慢的侵入到中華文明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儒家從禮儀隊伍慢慢演化為官僚隊伍,也即接替了從贏政大帝時代消失的貴族隊伍。(注:沒有監督的官僚隊伍,即會成為實際意義上的貴族隊伍)

    儒家反對的法制是贏政大帝建立的法制,而追求的是等級森嚴的周初的法制,但偏偏西漢使用的法制承襲的是秦制,而儒生們的辦法只有一個,就是不斷的鼓吹他們的仁義加上不斷的夸大、歪曲秦朝法制的殘酷。但在漢高祖一直到漢武帝期間,一百年的時間里儒家的努力收效甚微,但儒生們不棄不離,終于在漢宣帝時期有了突破性進展,《漢書·宣帝本記》記載:地節四年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亂,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于心,仁厚之至也。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也就是說,子女包庇犯法的父母,妻子包庇犯法的丈夫,孫子包庇犯法的祖父母,都不會被判刑。從此法律不再是維護天下公理的法,而成為被“人道”包裹起來用以維護個人私欲的法。從此中華道法文明的支柱全民監督被間接的廢除了。

    東漢王朝興起之后,獨尊儒術更加深化,由于近百年的儒化教育,在朝做官的人員已經基本上都是儒家知識分子了, 東漢王朝建立不久,即效仿西漢王朝,命高級官員和地方政府推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人士,(董仲舒就是這樣被武帝任用的)而這次選拔的標準是“孝廉”,即孝道和廉潔。于是,孔丘和孟軻堅決主張的三年之喪,這樣的古老僵尸,遂在強大的政治力量推動下復活了。有人為了顯示自己的孝道,更加倍服喪,六年之喪的大有人在,有個叫趙宣的就服了二十年的喪,整日住在父母的墳墓里,但后來有人揭發,他居然在服喪期間在墳墓里生出五個孩子來,這件事情被宰相陳蕃知道,就把這個倒霉的趙宣給斬首了。又比如以以廉潔而出名的范丹,去探望生病的姐姐,姐姐留他吃飯,他竟然堅持要付飯錢。象這樣沽名釣譽之輩,兩千年來前仆后繼,不乏其人。

    從這時起,中華文明的另一個支柱——功勛制,也被推薦制、察舉制和后來的科舉制取代了,到此為止,中華道法文明已經被剝離。現在剩下的,就是中華文明的核心“道”了,儒家沒有任何治國經驗和理念,(不要忘了,他們只是一群主持禮儀的司儀)也迫切的須要引入一套真正的治國理念,為儒家的政治生命開萬世之太平,援老入儒(應該稱偷梁換柱)是儒家的又一巨大成功,在這一行動中,三國時期魏國的王弼功蓋千秋。經他精心篡改的《老子》,已經不與儒家的利益相沖突了,同時也根除了因為“道”的存在,而再生出“法”的可能性。但對于西漢黃老思想的另一本著作《黃帝四經》,儒家卻沒有太好的修改辦法,因為《黃帝四經》明確了道和法的關系,闡述了法的做用,所以儒家只有把它扔進垃圾堆里,如果不是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相繼出土了《黃帝四經》和西漢初版本的《老子》的話,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真相。

    從三國時代到隋唐時代,中國大地長期處于分裂狀態,(只有西晉短短的五十年統一時期),儒家自然也沒有什么發展,不過也練就了一招本領——清談(也可以稱為明哲保身),因為儒生們實在不懂得如何應對殘酷的戰爭,不談國事,才能保住性命。

    隋文帝統一中國之后,儒家還沒有迎來復興的時機,因為隋文帝“不悅儒術專尚刑名”(《隋書——文帝紀》),但隋朝的短命讓儒家很快就看到了興旺的曙光,唐朝建立以后,教育又恢復了東漢以后的制度,儒家獨尊已不可動搖,雖然當時佛教和道教(注意道教不是道家)盛行,但教科書全是儒家經典,不用打賭也能看出,儒教最終會主導中華文明。唐太宗想效法漢初的無為而治,但他所承襲的已經不是漢初的法律,由于數百年的大混戰,許多中華原文明的古籍已散失,唐初的政治清明全靠他個人的修養來維持,從這一點看,李世民大帝不愧是千古一帝。高宗李志和武則天時期儒學不但沒有得到重視反而受到壓制,《舊唐書·儒學傳》載:“高宗嗣位,政教漸衰,薄于儒術,尤重文吏,于是醇濃日去,華競日彰,猶火銷膏而莫之覺也。”而儒學在唐朝得以發展是在唐玄宗之后。

    雖然唐代也是儒家獨尊,但儒家思想還沒有成為中華人的靈魂,我們從唐詩里處處都能看見唐朝人激情奔放的性格,強烈的民族自豪感。

    比如岑參的《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

      君不見,走馬川行雪海邊,平沙莽莽黃入天。
  輪臺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
  匈奴草黃馬正肥,金山西見煙塵飛,漢家大將西出師。
     將軍金甲夜不脫,半夜行軍戈相撥,風頭如刀面如割。
     ……

    唐朝是中國第二個大一統的時代,他比起清朝的康乾盛世對世界的影響力來說要大,疆域也是中華人建立的帝國中最大的,但要知道,不用說開疆拓土,就是固疆守土,靠儒生也是不可能的。今天我們在敦煌出土的曲子詞上還能看到這樣的詩句:

《定風波》

攻書學劍能幾何?

爭如沙場騁僂啰。

手持綠沉槍似鐵,

明月,龍泉三尺斬新磨。

堪羨昔時軍伍,

謾夸儒士徳能多。

四塞忽聞狼煙起,

問儒士,誰人敢去定風波。
 
    詩圣杜甫也有詩句:

蔡子勇成癖,彎弓西射胡。健兒寧斗死,壯士恥為儒。
官是先鋒得,材緣挑戰須。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
……
                                                                   儒學的大發展

    唐末,宋太祖、宋太宗統一中國本部以后,宋朝政府即再沒有過開拓過疆土,實際上比秦帝國還要小,但對于儒學來說進入了黃金時代,在這個時代誕生了兩位儒學巨子,一位是理學的創始人——程頤,他從他的老師周敦頤那里得到唯心哲學,再吸收佛家學派和道家學派(這時的道家已不是先秦時代的道家了)的神秘思想,而形成他所提倡的理學。理學家認為人生應該是嚴肅的,而且要非常非常的嚴肅,除了日夜努力訓練自己成為圣人外,不許可有其它意念。另外對婦女的貞操問題,從秦漢到隋唐,尺度一向很寬。到了程頤才開始對婦女加強迫害,比如男人可以隨便再娶,婦女則絕對不可以再嫁。用程頤的話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是理學的另一特質,那就是對于犧牲別人生命或幸福的事,無不十分慷慨激昂。但這個時候,理學并沒有發生大的作用,反而一開始即行碰壁,即蘇東坡的攻擊和程頤被逐出政府。進入十二世紀后,理學改稱道學,這時候儒學界一位巨子也是最后一位巨子——朱熹(他是程頤的門徒的門徒)登場了,他發現“天”是宇宙的自然法則,同時也是道德(個人的)法則和政治(國家的)法則。一個道德上沒有瑕疵的人,才有資格去治理國家。一個道德上有瑕疵的人,即使再有才干,也不會把國家治理完善。至于道德的內容和標準,則由道學家定。

    道學家認為:人類只有兩種:不是圣賢,便是禽獸。圣人的主要功能在維持社會秩序的安定,維持既定的名分和既定的尊卑,使不作任何改變,以免名分和尊卑紊亂。這種道德法則的精神和形態,被稱為“禮教”。怎么能使禮教達到至善,朱熹認為關鍵在于一個人必須努力減少自己的欲望,以求接近圣人的境界。減少欲望的方法就是無時無刻不在思念著圣人們所定義的“道德”。 即“存天理,滅人欲”。這個時代又出現了與前面說過的“五經”并肩的“四書”,即孔子語錄《論語》和孟子語錄《孟子》和《禮記》一書中的兩篇《大學》、《中庸》。后來這四本書的地位甚至高過了五經。

    除了讀圣賢書之外,包括打仗、從事發明創造、藝術創作等等等等都是小人的行為。這種觀念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至此儒學達到了有史以來的頂峰。

    自從隋文帝制定科舉制以后,到明代已經“成熟”的過了火,明朝的第三任皇帝朱棣,進一步要求考試必須使用八股文。

    八股文是一種文章的體裁,一篇文章中,不多不少地,恰恰包括股(股即兩個或四個完整的句子),最關鍵的是在內容上,依照規定,作八股文,不能發揮自己的意見,也不是自己在說話,而是儒家圣人系統在說話,這種文章載體,跟代數學上的方程式一樣,用不著獨立思考(實際上是嚴厲導禁止獨立思考,只要把圣人系統的言語代入八股方程式中,便是一篇好文章。這樣的考試如果考出來的不是書呆子,那算是出了奇跡了。而對于真正想用腦子思考問題的人來說,這種考試無疑是一種折磨。

    與八股文齊名的有文字獄,他的可怕程度遠大于八股文,它的特是:罪狀由當權人物對文字的歪曲解釋而起,證據也由當權人物對文字的歪曲解釋而成。一個單字或一個句子,一旦被認為誹謗元首或諷刺政府,即構成刑責。

    除了文化的禁固之外,腐敗也成了這兩個王朝的病結,明代的大大貪官嚴嵩,每逢巨大的貪污案件敗露,人贓俱獲,受到監察部門官員糾舉彈劾,面臨殺頭坐牢的危機時,他就去長跪在宮門口,或長跪在皇帝朱厚熜面前,痛哭流涕,承認自己罪不可恕,唯求大皇帝開恩,但他所以被那些具有別種心腸的官員圍攻,卻都是因為他太忠心耿耿的緣故。朱厚熜最欣賞他這種婢膝奴顏的“投案”,所以每次都不予追究。皇帝只須一句話,造成多少百姓死走逃亡,傾家蕩產的貪污案就告終結。

    中央政府的腐敗,促使地方政府加倍腐敗,因為地方政府官員必須更加必須更加貪污才能有充分的財物行賄,以保自己的職位和再圖升遷。退休的官員和官員的家屬親戚和沒有官職的舉人、進士,(其實窮人沒幾個有實力上學并考上舉人的)他們被稱為“鄉紳”在社會上構成一個新型的惡霸集團,跟地方政府官員結合,欺壓百姓。

    明朝政府被女貞族滅亡,但八股文和文字獄以及明朝的政治制度卻幾乎全盤的被滿清繼承,乾隆皇帝身邊的一位大大貪官和坤,和十六世紀明朝的宰相嚴嵩,先后輝映,具有同一類型的特殊機緣和做官技巧,并建立了全國性的貪污系統,全國官員發現,如果不向上級行賄,就要被無情的排除,甚至被投入監獄,他們不得不適應這種政治形勢。所有賄賂全部來自貪污,總而言之就是來自老百姓。

    到一七九九年,乾隆逝世。新任皇帝嘉慶,立即把和坤逮捕處死,清算他的財產時,總數有九億兩,這還不包括他的家人們的貪污。那時是清朝比較強盛的時期,國庫全年的總收入才八千萬兩。所謂的“康乾盛世”時期,中國的肥佬們還能如此的貪污,其后的情形就更可想而知了。

    這是全中國人民的不幸,也包括寒窗苦讀的儒生。但是最重要的,儒學發展到這時候,尤其是清朝滅亡以后,連無辜的儒生們也不知道中國人除了“劣根性”之外,還有什么有用的地方。

    當西方列強的屠殺和掠奪使我們從大黑暗時代醒來,中華人的勇敢和堅強再次迸發出來,我們再一次趕走了侵略者,迎來和平。

    時間走近二十一世紀,儒學又在悄悄的興起,因為他的思想又具有了時代意義,但這次我們看清了他的真正面目,我相信我苦難的中華民族這次不會再被綁架了。

    ——巨龍正在蘇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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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孔慶東|做毛主席的好戰士,敢于戰斗,善于戰斗——紀念毛主席誕辰131年韶山講話
  9. 我們還等什么?
  10. 他不是群眾
  1. 車間主任焦裕祿
  2. 地圖未開疆,后院先失火
  3. 張勤德|廣大民眾在“總危機爆發期”的新覺醒 ——試答多位好友尖銳和有價值的提問
  4. “當年明月”的病:其實是中國人的通病
  5. 何滌宙:一位長征功臣的歷史湮沒之謎
  6. 央媒的反腐片的確“驚艷”,可有誰想看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