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是如何走上不歸路的

華軍
 
從中學開始，有一個問題始終困惑著我，但問題本身就是朦朧的，直到近幾年，才漸漸清晰起來。

從翻開歷史課本第一頁，到離開學校進入社會許多年，我只知道從秦漢到晚清，中國除了封建主義，小農經濟和盛唐短暫的輝煌，再沒有什么值得我們這些生活在“新時代”“新世紀”的人去了解去探索的了。

但由于工作和愛好的原因，我在網絡上對中國的歷史有了更多的全新的了解，我知道了在秦漢時代，我們中國無論是軍事還是科技，無論是經濟還是政治，無論是人口還是地域都是全世界第一個超級大國，我知道了從東漢到大唐，中華文明緩慢的迷失了一個東西，（最后我才明白，這個東西就是“道”）我知道了從宋朝到晚清中華文明是以茍延殘喘的方式生存著的，兩度被異族亡國，即使這樣中國居然一直是一個超級大國！乃至于八國聯軍在沖入北京，掠奪圓明園里面堆積如山的寶物的時候，都不敢相信這個“天朝大國”居然如此不甚一擊！

然而，問題接踵而來，晚清時代，為何泱泱大國，四萬萬眾（占世界的40%）被八國聯軍一萬八千人征服？

晚清重臣曾國藩、左宗裳、李鴻章等人認為，中華不如人乃科技軍事不如人，于是本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以建工廠，修鐵路，練水軍為強國之術的洋務運動展開了，可是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給了這場運動沉重的打擊，30年的洋務運動換來的是割讓遼東和臺灣，向日本賠款2億兩白銀！

一直憂國憂民的維新派領袖康有為提出：中華不如人乃政體不如人，與其學生向光緒皇帝提出的變法主張有：裁汰冗員、廢八股、開學堂、練新軍、滿漢平等,等等；涵蓋教育、軍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體制。其最終目標,是推行君主立憲制的政治主張，得到光緒帝的支持，但維新變法只持續了103天，就被慈禧太后等發動政變，以光緒被囚，維新派代表被抓或流亡海外而告終。

中華民國成立以后，實行了以西方政體為模式的政治體系，但國家仍然軍伐割據，租界林立，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以戰勝國的身分參加巴黎和會，巴黎和會在帝國主義列強操縱下，不但拒絕中國的要求，而且在對德和約上，明文規定把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全部轉讓給日本。北京政府竟準備在“和約”上簽字！如此喪權辱國何異于晚清？

五四運動也就是在此時暴發的，胡適、陳序經等更提出了中華之所以不如人乃文化不如人的理論，批判了儒家三綱五常對國人思想的禁固，名哲保身茍且偷安的思想對民族精神的腐蝕，不曉技藝不言兵甲對科技進步富國強兵的阻隔，第一次打倒了孔家店！同時又提出全盤西化理論，甚至有人提出把漢字改成拼音！

在對中國的科技、政體、文化的大批判之后，我們國家仍沒有富強！

在毛澤東建立新中國之后，我們走了另外一條西化之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之路，新中國的建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一定要搞清楚，建國初期取得的成就不光是我們學習了蘇聯的政治體制，更由于我們用了自己的經濟政策，陳云即是效法管子的經濟學家）。但很快毛澤東就發現了問題，黨內腐敗正在象瘟疫一樣蔓延，于是他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但他失敗了！他認識到以儒家說教的方法改造人民，從而才能改造國家的理論是行不通的！在他生命的最后階段，他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以警醒世人。然而，英雄遲墓，毛澤東至死也沒有找到那條通往民族復興之路。

毛澤東已經離開我們三十年了，我們又重新走上了西化之路，同時又開始了新一輪的儒化！那么現在，我們的國家富強了嗎？（不錯，我們國家的億萬富翁比美國還多）我們的人民安居樂業了嗎？（仁義道德填滿了我們的耳朵，黃賭毒匪充斥著我們的眼睛，醫教養居困擾著我們的生活）。西方文明的崛起是以掠奪為基礎的，走西方列強之路而成功的只有日本，（日本也是中華文化圈唯一走上軍國主義之路的國家）所有發達國家都有過對亞、非、拉世界人民的侵略史，現在雖然亞、非、拉國家紛紛獨立，但同樣被發達國家剝削著！所以，現在盲目的西化只能使國家民族陷于深重的剝削之中，這就是中華民族為什么不能走西化之路的原因，同時，由于全球化局勢的形成，侵略剝削的模式也正在走向衰退，所以西方文明的局限性愈加明顯，人類文明的模式正在發生著變化，東方文明如果沒有比西方文明更優越的地方，那么無論我們怎么愛國，怎么民族主義，也必須選擇西化，但真正的中華文明已然再現，萬丈光芒無可阻擋。東西文明孰劣孰強？唯有圖強逐鹿戰場！東方文明的偉大復興將是全人類文明的偉大轉折！

那么，為什么我們經過四次西化的失敗，而還要去選擇西化？兩次對儒教的打倒，而還要去選擇儒化？

這個問題只有真正認識了中華原文明，才能得到答案！

首先，我們要知道：中華文明有過以法家治國而統一中國的大秦帝國，有過以道家治國的西漢帝國，更有宋代至今一千年的儒家以德治國。

那么我們為什么不選擇以法家治國呢？原因很明了，秦統一中國僅十五年即轟然崩潰，陳圣、吳廣、項羽、劉邦等起義軍無一不是打著“伐無道，誅暴秦”的旗號的，僅這個結局就給了批叛法家的儒生們最大的理由，尤以西漢賈宜的《過秦論》最為有名，史學家司馬遷也說秦始皇“輕民力”，從正史到民間傳說，批評“暴秦”的言論浩如煙海，秦朝的名聲太臭了，也即是法家的名聲太臭！所有想用法家來治國者，必將被罵的體無完膚。

那么我們為什么不選擇以道家治國呢？在讀過老子的傳世之作《道德經》之后，我們就會得到答案。原來老子是消極遁世的，有些地方和儒家思想相似，有些地方還不如儒家積極入世，一個不關心國家民族存亡興衰的哲學理論，怎么能用來治理國家呢？

事實真的如此嗎？如果不是對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最偉大的考古發現——秦、漢墓簡的認真研究，我們可能永遠都得不到答案，天佑中華，在中華文明的生死關頭，我們看到了我們偉大文明的真正面目！

中央電視臺探索·發現節目拍攝了大型記錄片《復活的軍團》讓我們重新看到了真實的大秦帝國，而這只是其冰山一角，在對睡虎地秦簡的整理、研究、分析之后，一個嶄新的我們從沒看到過的沒有半點儒化過的大秦帝國出現在眼前，我們可以以這些偉大的考古發現輕意的推翻兩千年來儒家編造的謊言！秦律就在這里靜靜的躺了兩千多年，是不是暴法，我們一目了然！（慶幸的是我們沒有丟棄祖龍給我們留下的方塊字，當看到兩千年前寫在這些竹簡上的方塊字的時候，我深深的感覺到了，兩千年來我們——血脈相連！）

前幾天在和朋友討論西漢的“無為而治”的時候，（有人說漢以后儒家思想吸收了一些道家思想）為了探求真正的西漢治國方法，我又產生了重讀老子的《道德經》的想法，這次我拿到的是以1973年出土的西漢初年帛本《老子》和1993年出土于湖北荊門市郭店一號楚墓的《老子》（帛本比世面上流行的三國時期魏國王弼注的《老子》早近400年，而郭店本的更早，但只有兩千余字部分丟失。)

在對這只有五千言的《老子》原文的初步研讀之后，我吃驚的發現，帛本《老子》與我們近一千多年來流行的魏晉時期王弼版的《老子》之差別居然有一百多處！

在此我只引其重要的幾點做個簡單的概述，不過我想這也足夠揭示儒家篡改中華文明之事實與目的了。

西漢帛本第三十一章：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欲者不居，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故兵者非君子之器也，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銛襲為上，勿美也，若美之，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則不可得志于天下……

三國王弼本：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得志于天下矣……

從這段文字我們可以看出，老子不喜歡耀武揚威，老子說：兵器是不祥的東西，誰都不喜歡它，欲得志于天下的君主不應該這樣，（居，這樣，或懷著某種想法）怎么樣？即不應該炫耀武力，以強凌弱。左為喜事或吉事，右為兇事或喪事，所以君子不應該動不動就用兵，但到了不得已的時候，就得出動精銳之兵迅猛出擊，迅速而果斷的結束戰爭。但不要贊揚美化戰爭，如果美化戰爭，就是以殺人取樂，以殺人為樂趣的人是不會得到天下的（也指民心）……（帛本皆為銛襲為上，楚簡本為銛（纟龍）為上，那個字打不出來只有用兩個字拼一下了）

但對照王弼本《老子》我們發現，最明顯的一處改動即帛本《老子》的“……銛襲為上”變成了“恬淡為上”幾個字把老子的積極入世以進為守的思想變成了消極遁世逃避戰爭的思想！（這倒和儒家投降主義不謀而合）

再比如：

西漢帛本第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曰 ：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乃無敵矣，禍莫大于無敵，無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若哀者勝矣

三國王弼本：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扔無敵，執無兵，禍莫大于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老子引用兵家用語說：我不敢做為被動挨打的一方而會做為主動進攻的一方，我不敢前進一寸而會后退一尺。這只是字面的意思，注意在古代兵書中主是防御方或者說被攻擊的一方，客為主動進攻的一方，老子在此處也是引用的兵家語，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孫子兵法》，可以看出這里的主客不是以他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而如果明白了老子的以攻為守和以退為進的戰略思想，前后兩句并不矛盾，如果準備充分時機得當，就應當主動出擊出奇至勝，而當敵強我弱或準備不當就不要倉促應戰而應該靈活的撤退避其鋒芒再找準時機突然襲擊打敵個個措手不及，后面的“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即是對前面“不敢進寸而退尺”的目的的表述。這里我們引用毛澤東在游擊戰中的十六字真言來詮釋老子的思想或許能更容易理解：敵進我退，敵退我追，敵困我擾，敵疲我打。當然這是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不然老子也不先講吾不敢為主而為客這句話了。這樣用兵就會沒有對手了，但要警惕，最大的禍端莫過于沒有對手，如果沒有對手，就會喪失斗志，所以兩軍交戰，如果實力相當，那么哀怨悲憤的一方會取勝，因為他們戰斗意志更強。而王弼本的《老子》卻把這段話解釋成：我不敢做為主動進攻的一方，而會做為被動防御的一方，我不敢前進一寸而會退后一尺，就是說，要讓敵人雖然有所前進卻后悔不知為何前進，想與對手格斗卻無從抓住對手的膀，這就會讓敵人感到你無敵，（這里把執無兵和乃無敵顛倒過來，意思便全然入了儒套，）這就是掌握了“無”這個利器。最后的“禍沒有比輕敵更大的了。輕敵者幾乎等于喪失了我的“三寶””。所以，實力接近的兩軍相對，執心謙下的勝啊，這句話是為了解釋為什么前面要不主動進攻 而被動防御，不前進一寸而會退后一尺，（除了防御就是后退）因為我不敢輕敵啊！（這好象跟不是我軍無能而是敵人太狡猾這句話意思差不多啊）這與儒家倡導的茍安忍讓如出一轍！

西漢帛本第六十五章：

故曰：為道者非以明民也，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稽式……

三國王弼本：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稽式……

老子說：所以說，遵循道的法則來治國的人，不明確告訴老百姓應該怎么做，不故意表彰那些所謂的“善”事，而是（自己）要以愚民之心對待之，老百姓之所以難治，是因為他們 和 君主一樣有智慧，所以以自己一個人的智慧去治理國家，（隨意妄為）是國家的不幸，而不以自己的智慧去治理國家，是國家的福氣。（即無為而治，什么是無為而治呢？老子在《道德經》中的多半文字都是以無為而治為中心的，無為即不去改變道的法則，而道是無形的，人們怎么才能遵循它的法則而不出錯呢，那就是法律，通過對西漢出土竹簡與秦簡的對比，我們知道西漢是完完全全的法家治國，道為體，法為用。道為原理，法為器物。被司馬遷指為其學歸于黃老的韓非子所說的抱法處勢也即無為而治）知道這兩點，也就知道了治理好國家的公式。孔子認為，人的善惡（也即德），藏于心里，怎么才能分辨出來呢？就得用禮來確定了，一個人是不是守禮教，即表示他是善還是不善，這里的善不光指善良的善，范指好壞和德的高與低。并大大的宣揚有高貴的品德的人，以做后來者的榜樣，所謂德為體，禮為用，我們現在不也在大肆宣傳好人好事，行為樣榜嗎？可是這樣只能使人追求外表的禮儀，而掩蔽內心的虛偽，老子反對這樣的明民，而王弼本《老子》卻給解釋為：善以道治國的人，不使老百姓變得聰明，而將使老百姓變得愚樸，（這與孔子說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相似之處）老百姓之所以難治是因為他們智慧比君主多，這里的智也被改成了智多，老百姓智多是因為人多，所以要愚化他們，國家才會太平，統治才會穩固。

很多人跟我一樣對《老子》第八十章為什么推崇小國寡民而迷惑不解，以為這是他消極遁世的最好解釋。

西漢帛本第八十章：小邦寡民，使十百人之器勿用，使重死而遠徒，有車舟無所乘之，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邦相望，雞犬相聞，民至死不相往來。

三國本弼本：

小國寡民，使十百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徒，雖有車舟無所乘之，雖有兵甲，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邦國要小，所管轄的人民要少，這里用邦而不用國，是指諸候封國，而非中央政府，西漢初期復辟了分封制，封國的領土很大，能調動的軍隊就多，所以國家就越容易分裂，后來武帝施行了一個“推恩令”，即叫所有封 國的國 君，把自己的封地分封給所有的兒子，而不再只有長子繼承，這樣一個諸候國就變成了幾個甚至十幾個小的諸候國，這樣，他們的權力就相對變小了，中央政府也就更安定了，使十人百人才能使用的器物不用，（在古代這些器物多是戰爭所用的東西）如果老百姓擔心死亡，就遠遠遷徒，從有人類之后，人們就沒有停止過遷徒，所以現在全世界每一個角落都有人類活動。而人類遷徒只有兩種原因趨利和避害，土地資源的缺乏即是害，戰亂也是害，瘟疫的流行也是害，而開拓新的資源是利益，自由自在也是利益，所以老子是鼓勵人民遷徒的，結果后邊王弼本居然給改成了“使民重死而不遠徒”這也跟儒家的觀念相符合。至于小國寡民這種做法還不如儒家的治國理念更有用。“有車舟無所乘之，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是比喻邦國之小，并非要人民回到結繩記事的年代，不然，后邊就不會有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了，（如果回到原始社會，還能有什么“甘食”“美服”呢？搞不好得去吃生肉，穿樹葉了。自然也沒有什么俗可樂，居可安了，人們只知道采摘食物，躲避猛獸，哪還有什么風俗啊？搞的好的在草房里，搞不好住在山洞里，能安的了嗎？）鄰邦相望，雞犬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是對邦國之間和平安定的一種理想的概括。

我所摘要的只是人們所熟知的幾個地方，其實被篡改的地方還很多，如此，這哪里是儒家吸收了道家思想，這分明是儒家綁架了道家思想，也即綁架了中華文明！如此篡改褻瀆中華文明，安有中華之復興？

資料：

王弼
【1】王弼（226～249）中國三國時期魏國玄學家。字輔嗣。山陽高平（今山東金鄉）人。曾 任尚書郎，少年即有文名，卒年僅二十四歲。好談儒道，辭才逸辯，與何晏、夏侯玄等同倡玄學清談風氣，世稱“正始之音”。認為“無”是宇宙萬物的本體，“道者‘無’之稱也”，天地雖大，“寂然至無，是其本矣”。又以為“凡有皆始于無”，肯定名教（有）出于自然（無）。又“援老入儒”，以玄學代替當時逐漸衰微的漢儒經學。其注《易》偏重哲理，掃除漢代經學煩瑣之風。所著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等。
　　據何劭《王弼傳》載，王弼十多歲時，即“好老氏，通辯能言”。他曾與當時許多清談名士辯論各種問題，以“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深得當時名士的賞識。王弼為人高傲，“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為士君子所疾”。王弼的哲學思想核心是“以無為本”，與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宇宙生成論不同，帶有思辨玄學的色彩。他把老子的宇宙生成論發展為有無何以為本的本體論玄學。他認為“萬物萬形，其歸一也。何由致一？由于無也”。這樣，中國式的形而上之學在王弼手中已具雛形。王弼的貴無論對后世宋明理學影響很大，他的玄學對佛教中國化、本土化也起了重要作用，其“得意忘象”的思考方法對中國古代詩歌、繪畫、書法等藝術理論也有一定影響。著有《老子道德經注》2卷，《周易注》1卷，《論語釋疑》3卷，《王弼集》5卷，《周易大衍論》1卷，《老子指略例》2卷等。現多佚。中華書局1980年出版《王弼集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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