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們面對的危險和歷史由來
（二）華夏民族的文明起源極其對挑戰的應對和衰落原因
（三）西方強大的原因剖析
（四）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文化定位和戰略選擇
（五）括囊無咎、吞吐八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一)我們面對的危險和歷史由來

        2003年美國對伊拉克的占領標志著美國對東方采取了新的戰略——放手在東方采取強控制戰略。如果說美國因為過去依賴東方的石油而保持一種溫和的控制態度，那么，在美洲的石油供給基地和線路完成后美國已經無所顧忌。表面上美國在伊拉克是采取軍事手段，但實際上是一個集合手段。這個集合包括文化、政治、金錢、軍事。這種四元集合手段是現代條件下美國占領和控制世界的主要手段。也是與近代西方控制世界手段的巨大區別。集合{文化、政治、金錢、軍事}又可以衍生出各種組合式的分手段。

        除對伊拉克的占領外，美國的歐洲軍團已經開始向東推進。這實際上是意料之中的事。倒退地看我們就能夠明白這一點。二十世紀的冷戰是蘇聯和美國對全球占領的較力（所謂意識形態的斗爭只是一種掩蓋），二次大戰時是德國和日本的較力，再往前是英國和俄國，再往前是法國和英國，在往前是伊斯蘭世界和基督教世界，再往前是羅馬帝國，再往前是亞歷山大，再往前是波斯。這就是西方歷史的真實面目?？梢哉f，相對于華夏文化而言，全球性擴張幾乎是西方蠻夷先天的稟性。

        再來看東方的日本，他的大部分文明成就都是從中國學的，但學成之后立即恢復了其蠻族的劣根性。二戰后，依然利用各種機會和條件尋求擴張和占領的機會，并帶領整個南部地區削弱中國。

       中國的環境態勢表面上是南沙和臺灣，實際上是面對著持續的蠻族掠奪和占領問題。南沙和臺灣只不過是這個問題的表面化和具體化。

       中國從三皇五帝開始就面臨著南蠻北狄、東胡西戎的態勢。從三皇五帝開始就是文治和武功的集合手段開疆拓土，到夏、商、周已經同化了廣大的人口和地域。這是中國文化“天下觀念”的來源。周代后期已經沒有能力和本錢來經營如此的帝業。華夏政治史已經變質為求得內部和諧安寧而不惜出現專制皇帝的地步。但即使是這樣一個茍安局面依然受到四周蠻族的掠奪和襲擾。五胡亂華首開敗績，元、清入主為其高峰，鴉片戰爭和日本侵略則最為慘烈。

       一句話，華夏民族始終在面對著蠻族的競爭和隨之而來的壓迫。

 

 

（二）華夏民族的文明起源極其對挑戰的應對和衰落原因

         華夏文明的起源十分久遠，從確鑿的文獻可以肯定是從伏羲開始確立了正統的主流文文明形態，“伏羲”的“伏”也讀做“包”，在上古音中讀做“伏-包”，即“fu-buo”，訓為“大”。即“伏”、“包”、“婆”、“符”、都為同系列；而其中的“羲”在秦古音讀做xi-e，即“析”、“戲”、“習”“犧”“峨”“和”的系統。因此“伏羲”的古音讀法的全稱是“fu-buo-xi-e”。在從記音語言到表義語言文言轉記中改為“fu-xi”或“bao-xi”。訓義為“偉”、“大”和“光”、“明”。這不是形容而是實指，“大”指其本體的“道”既《老子》的“字之曰'大’”?！按蟆?、“天”、“人”都是通用同指。所以在華夏文明中“人”指得道者，而一般生物學上的人被稱為“民”既“氓”義，既盲于“大”的生物學上的人。

          夏、商、周之后由于從文化的混亂，導致統稱為人，故老子、孔子、莊子開始正名，提出了“大人”、“真人”、“神人”“至人”“圣人”的觀念。

         五帝是三皇的直系后人，到了五帝時代已經開始了以這種文化傳承進行社會規范，以“大”或“天”、“人”為本體依據建立道德法律和禮儀系統。故三皇與五帝有“大典”和“少典”，“太昊”和“少昊”的區別。“帝”就是“諦”，既“真”、“?！?、“經”、“圣”的意義。這樣的分化和傳播產生了幾個系統。大系、諦系、天系（禪）、道系、仙系。

    大系在本土經《老子》改為“道”，在早期的印度則稱為“Veda”直接對音就是偉大，義訓為“天”、“明”，掌握這個知識的就是“Proman”“大人”他們是在堯、舜、禹之間西度流沙的祭士，帶走了“大典”和多種知識典籍，此系在印度誕生了“釋迦牟尼”。

    諦系在本土就是五帝的治天下的君主，數術等由此而起，包括算學、因明和邏輯、技術、法律和禮儀。被夏商周繼承，墨家邏輯和公孫龍子以及惠施是其余續。在古印度衍生數論派，其學說即以“諦”為根據，以因明為手段。

    直接的天系在商代還有傳承，《尚書";高宗彤日》的三年不言就是修禪，這是禪讓和封禪以及三年喪期的原義。此系也是“天人合一”的來源，即“天之歷數在爾恭”。在早期印度發展成禪那的學問，實際上現代稱呼中國的China就是禪的古音。春秋戰國的文獻中的齋戒、閉關、辟谷，以及后期道家的法術之學都來自這個系統。
 
    道系指那個本體在春秋后的稱謂。

    仙系原指“人”住在山上，在本土上山求道，隱居深山是這一傳統的延續。早期印度的林居期和深林書都是此系的延續。叢林就是指此。
 
   這一文化系統不僅到印度還直接傳到了中東，以色列人的“主”和“god”是從“神人”（妙萬物）的角度認識的。

    從伏羲開始，經綸天下的發明、創造和教育、管理持續發展，同化了眾多的部落，使文明區不斷擴大，遍于“四海八荒”的說法應該不是夸張。由于他們的偉大功績鑄造了華夏文明體。到夏、商、周的時代，其開國者依然能保持其風范。但繼承者的偏差已經很大。而周代的文王到90歲才成就，史稱“文王末受命”。而另一種趨勢不斷增長，既把天下當成自己的私有物而供自己享用?？鬃釉唬骸按蟮乐幸?、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禮運》）。到秦代則直接是以君主制號稱為皇帝，是文化史上最大的譖越。對此嚴復有精辟的論述：中國自秦以來，無所謂天下也，無所謂國也，皆家而已，一姓之興則億兆為之臣妾，其興也，此一家之興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兵f片戰爭后受西方教育的學者用西方觀念比附中國歷史完全誤解了中國文化。最大的誤解是統一國家的時間和性質。把伏羲的時代竄到了秦代；把中央的領導開發制等同于西方的奴隸制和封建制（現在有人指責我們就是從這里立論的）。

    從伏羲開始的授氏制是當時的官職“太嗥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是從中央部落選派干部到各地去開發，其文化教育和技術傳播職能是其首要任務，故有公子、公孫的傳統。這一傳統一直延續到周代。公子公孫所授封的都是不毛之地“昔圣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國語》）。春秋以后中央政府這一功能徹底喪失。秦代以后則完全轉變成私利的占有。更為嚴重的是，秦代開了兩個惡例----“收天下之兵”和“收天下之文”。導致華夏民族無論文化和軍事以及發明和創造都開始走下坡路。那種高級知識分子配劍而行的君子之風從秦以后再也看不見了，華夏民族的軍事能力和體能開始萎縮。五胡十六國的局面不能不說是“收天下之兵”的嚴重后果。華夏民族在夏、商、周以前能以小小的中原為根據地在羌胡夷狄的四面楚歌中成長壯大，并且把國都建立在無險可守的平原，充分體現了華夏民族對自己軍事、文明、技術的自信和高超技能；“收天下之兵”后的漢代，華夏民族依然能把人高馬大的匈奴殺得抱頭西去，引發西方世界多米諾骨牌似的民族遷徙并最終沖毀了羅馬帝國。我們必須記住在華夏民族的概念中“羌胡夷狄”包括今天和以前所有的游牧部落，這些游牧部落既有亂華的五胡也有占華的金人、元人、滿人更有后來的八國聯軍的祖先。他們在漢代以前在華夏民族面前要么歸化，要么逃走，沒有其他出路。所謂的亞歷山大、愷撒固然在他們的民族和土地上很了不起，但他們連匈奴都抵擋不住，更不要說直接和華夏民族正面對抗。所謂的日爾曼人、高盧人在匈奴人面前都必須逃竄，更不要說在當時的華夏人面前。蒙古人的西征史從側面證實了當時的局面?？墒堑搅藭x代，在“收天下之兵”后的600年，華夏民族卻難以抵擋所謂的游牧胡兒，1000年后的宋代，更是擋不住金人和遼人，1400年后蒙古人終于徹底地占領了華夏民族的經濟生存區，1800年后滿人又占領華夏經濟區，2000年后八國聯軍踏上華夏經濟區，2100年后日本人也踏上了華夏經濟區。再來看“收天下之文”：周王時代，以西歧不滿百里之地會八百諸侯而囊括天下；春秋時代楚左史“能讀三墳五典”；戰國時代，蘇秦張儀和縱連橫；秦漢時，錐殺秦始皇的張良竟是一個文弱書生；三國時代關公燈下讀《春秋》，周瑜、諸葛亮羽扇燒赤壁，晉代王猛棋枰敗符堅，魏晉玄學和風流達到了人類本體論的頂峰。唐代詩歌幾乎是華夏文才的頂峰。但正是唐代，繼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后，又開始了“收天下之文”。“天下英雄盡入吾彀”充分表達了唐太宗的用意。如果說秦始皇焚書坑儒過于激烈和明顯，那么唐太宗則做得十分隱蔽和溫柔。后來的歷史上再也沒有了華夏的輝煌。朱熹的注解明明有錯誤和爭議，但元代卻定為標準，其目的也是不說自明的。到鴉片戰爭時代華夏民族已經是文盲遍地的東亞病夫。文明的衰落是人為故意的結果。現代的的中國人早已忘記了自己的先祖文武兼備，一手推演八卦一手在舞劍嘯歌的君子風彩，早已忘記了自己高貴的天子、上帝血統，以為自己僅僅是個祖祖輩輩的農民。

    許多人以為所謂西方文化就是從古希臘哲學到中世紀的的教會，再到近現代的西方文明。這實際上是個嚴重誤解。當古希臘人從印度學會探討問題時，羅馬還是獨立的蠻族，日爾曼和高盧人還在深林里游蕩，只有中東的猶太人在祭奠著上帝并和巴比倫后裔的波斯人周旋。此時此刻并沒有西方的觀念，一個象樣的軍事蠻族是波斯。三百年后是馬其頓帝國，也沒有西方文化的份。再約三百年才是愷撒大帝下羅馬的崛起，此時猶太人受奴役，耶酥降生，依然沒有所謂的西方文化。即沒有基督教也沒有希臘哲學。此時的中國已經是漢家王朝和儒家獨尊。

    直到十三世紀西方才從阿拉伯人手里學會了古希臘哲學和東方的數學和初等平面幾何，并模仿阿拉伯人開始建立大學。而阿拉伯人是模仿的中國唐代“太學”，于十世紀建立了許多大學和開始了聲勢浩大的百年大翻譯運動。阿拉伯人的“圣典格言”中就有“到中國去追求智慧”的名言。而十三、十四世紀稱霸世界的是蒙古人，馬踏多瑙河、放牧維也納依然沒有什么西方文化。接下來是明王朝，《大明混一圖》上繪制了包括歐洲和非洲在內的人類版圖，當時是1389年。到了15世紀，汲取經過猶太人的宗教文化，汲取經過阿拉伯人的醫學、化學、幾何學，希臘哲學、語法，印度數學，中國的四大發明和地圖學、航海學知識，在“東方黃金遍地”的誘使下，我們現在頭腦中的“西方文化”才登上人類歷史舞臺。殖民地掠奪、黑奴販賣、鴉片戰爭是他們從一開始就奉行和實施的政策。在使用東方的知識成果時，他們從來沒有付過專利費。這才是他們的本來面目，也是西方文化的真實含義。

    但是我們現在怎么炮制出了西方文明？怎么會有西方文化連續發展的概念呢？不錯，西方在近現代是取得了巨大和驚人的進步。但扣除殖民地掠奪和黑奴販賣的財富，西方還有現在這么富裕么？如果西方國家在1503年掠奪到一億美金的財富，按每年百分之三增長率的可比價計算，那么到今年這比財富已經是二百六十萬億美金。因此，世界人類史上所謂“西方文化”和“西方文明”是經過巧妙包裝的謊言和欺騙，應該被定義在次生文化和次生文明的層面。我們需要加以學習和借鑒，但不應該因為要學習和借鑒就完全拋棄自己的東方原生文化，更不該邯鄲學步。西方世界不是文明的創造者，而是文明的享用和掠奪者。

    前文曾指出，從秦以后中國文化走向了與三皇五帝完全相反的方向，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沒有人負責，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缺乏一個支撐主體。歷代皇朝均將天下當作自己的私產而不是相反地把天下當做公產。天下太平時，貪天之功據為己有；天下混亂時，則割地賠款。這樣的歷史從春秋戰國到鴉片戰爭整整持續了兩千五百余年。

    看清了這段歷史我們就可以明白中國共產黨在華夏歷史和文化上的偉大意義：一舉扭轉了家天下的敗局，繼承起優秀的華夏文化，承擔起華夏民族的宏觀整體利益。使中華民族的生存空間和發展舞臺從新進入了“天下”的時代。囊括宇宙、吞吐八荒才是真正展現我們中國共產黨偉大抱負的胸襟和氣魄。我們不是要奴役任何人，我們是追求一個偉大民族的偉大而久遠的理想，是追求一個繁榮的大同世界。如果我們不去追求、如果我們放棄，那么五胡亂華、鴉片戰爭的異族壓迫和剝削還會重演。恰如曹操所說：“如果我不稱帝，不知幾人稱王”。中外歷史從古到今都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近代中國面對西方的全面攻勢實際上是全面失守。文化陣地上儒學伴隨著清王朝的衰落已經失去反擊能力。況且讀書人僅僅希望從字里行間尋找所謂的“微言大義”本身就是歧途，并且經過歷代對文義的改竄已經使儒學面目全非。按經、史、子、集的學統排列，中國儒家在門戶之見下，最高學術成就也僅僅能達到“史”的水平。這還不是儒家自己的成就，而是源于司馬家族的傳承淵源而出了個太史公的原故。因此儒家的原創成就很少，稍有成就的儒家都是明里是儒家暗地里早以私通佛、道。到了近代更是名目張膽地宣稱“六經皆史”。換句話說就是“經的終結”，是中國化的“形而上學的終結”。到康有為那里更是大筆一揮，連歷史都成了假的。華夏后代在儒家顯學上徹底休克。知識分子唯一可以退守的就是佛教?！皩W佛成為一種時代流行”（《清代學術概觀》），“吾師吾友多治佛學”（《梁啟超哲學思想文選》第14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但佛教在中國卻充滿了沙門氣息，佛教的文化權利始終被沙門所壟斷，并不斷地試圖太高沙門的權利，仿佛只有出家才是學佛的唯一出路。把個梁五帝搞得七昏八素，最后國家滅亡。清朝的雍正王爺作為一個得道行者對沙門思潮的整治，招致了許多怨恨，而且這種怨恨還夾雜著民族主義的仇恨。即使現在，在管理佛教上也有很大爭議。而真正說起來在佛教經典上，佛自己曾親口說“無上佛法付諸國王、長者、居士”（〈〈大涅般經〉〉），六祖大師也說：“若欲修行，在家亦得”因此，出家人并沒有壟斷佛教的特權。

    清末的學佛風氣使許多志士打破了對死亡的畏懼。梁啟超說“夫學道而至于莊嚴地獄，則其悲愿之宏大，其威力之廣遠豈復可思議也！”（〈〈佛教與群治的關系〉〉）；譚嗣同則說：“為度一切眾生者，無不活畏，無惡名畏，無死畏，無地獄惡道畏，乃至無大眾威德畏，蓋仁之致矣?！保ā础醋T嗣同全集〉〉下469）毛澤東更是達到了生死一如的境界“并無生滅成毀也”。譚嗣同的橫刀笑天，毛澤東的“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的矢志革命都不是誤打誤撞，而是有理論、有精神的自覺行動。其精神境界是無生無滅的無生法忍，其取向是大無畏的慈悲救世。這正是大乘菩薩道在華夏危亡之際開出的血色鮮花，梁啟超稱之為“應用佛學”。這一血色之花構成了毛澤東領導下中國共產黨的精神實質。

    但在早期的中國共產黨內彌漫著百分之百布爾什維克的毒煙。可以說毛澤東盡其一生都在與之抗爭，《反對本本主義》、《反對教條主義》是毛澤東與其論爭的高峰。但毛澤東盡其一生也沒有徹底完成這一使命。文化大革命的極左路線就是百分之百布爾什維克的再次猖獗。從毛澤東的一封信我們可以看出當時毛澤東無奈的心情“我朋友的講話（指林彪'五一八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的。這個問題，象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鐘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了”。   
              
    為什么在戰火紛飛的年代能抵擋住百分之百布爾什維克，而到了建國后的1966年，連毛澤東也要“被逼上梁山”“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了”。如果我們拋開具體人的因素，從文化的角度觀察，我們就可以發現，建國后我們的教育系統傳遞給國家的意識形態是清一色的經蘇聯改造完成的馬列主義，在當時黨內占主流的勢力也都是從蘇聯的意識形態中成長起來。換句話說，從康有為宣布孔子以前的歷史為虛假后，全盤西化的道路就正式開始了。在十月革命發生后，分成了兩條路，一條是美、英、德、法式的道路，一條是蘇聯式的道路。透過那紛亂的現實我們就會發現，中國所有的精英在救國的過程中無論是立憲模式還是民主、共和模式，其所有的立腳點在西方化上是驚人地相似，唯一的區別是模本的不同，使用的力量不同。立憲派使用皇帝，民主派使用上流勢力，布爾什維克派使用工人。中國共產黨如果不是毛澤東的出現發生了向農村和農民的轉向以及毛澤東本人的深厚中國文化的融通就不可能建立起新中國。

    如果我們承認毛澤東所領導的轉向是中國成功的真正原因，那么今天我們就可以明白為什么蘇聯在80年后走向崩潰，因為學習馬克思主義在文化源頭上就要找到黑格爾，接下去就是康德，等等一套，所以不知不覺就在文化上西化。而蘇聯除了西化沒有自己的民族文化體系。進一步也可以明白為什么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在比較貧困的條件下同時與“美帝國主義”和“蘇聯修正主義”相抗衡；同時也可以明白為什么在我們黨始終存在著對左傾和右傾的斗爭，為什么同樣是一個毛澤東會和美國建立外交關系。一個有著華夏大中華高貴血統和深厚文化修養的優秀兒子，一個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和卓越領導人是在完成一項融會古今中外東西方歷史一切精華的建立新中華的宏偉計劃?！肮艦榻裼谩?、“洋為中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我們的機構曾連篇累牘地宣傳這些“最高指示”，但從來沒有搞清楚一帶大師和偉人的真實意圖。毛澤東引導和開創了一個時代，也同時陷在那個時代的無奈中，再也找不到一個合作者。

    左和右都付出了血的代價，那個被稱為“中國最后一個大儒”的梁漱溟安然無恙。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和毛選能同時擺上書店的是任繼愈關于佛教的著作。于無聲處聽驚雷。

 

(五)括囊無咎、吞吐八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從我們黨的斗爭實踐看，仿佛我們必須在左和右之間選擇中間的道路來走，但這種選擇會使我們的路越走越窄。為了避右，我們在發展經濟、繁榮文化、對待宗教上始終處于怕沾染的被動局面，不能放手利用和發展經濟、文化、宗教的力量；為了避左，我們不能大張旗鼓地加強黨的領導和建設、不能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專政的優勢。前者導致我們的經濟、文化和宗教存在大量的死角，把相當大的陣地讓給了西方和國內的反對勢力來瓦解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我們自己也錯失發展機遇；后者導致黨的戰斗力薄弱、渙散腐敗，社會假、黑蔓延。倆者都人為地造成我們社會主義事業的損失。這種局面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在文化指導思想上陷入了西方化的模式中，要么走馬克思主義的道路，要么走非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在思維模式上是先驗地、不加反思地遵守著西方的非此既彼的單向思維，要么選擇所謂的資本主義、要么選擇所謂的共產主義。而無論哪種選擇我們都不知不覺地拋棄了中國文化。我們的歷史、我們的文化已經按照這種西方模式被改寫然后以教科書的形式影響了從30年代到90年代所有的中國人，這種污染幾乎無一幸免者。在這種局面下，呼喚傳統道德、呼喚素質教育無疑是緣木求魚的南轅北轍。因此我們在思路上必須超越二十世紀，必須把指導思想放在家天下之前，把人類歷史全部納入我們的考慮范疇，囊括宇宙、吞吐八荒。在中國文化歷史上站穩腳跟，在華夏優秀文化上找到定位，不能永遠懸在華夏文化以外，否則我們在文化戰上就沒有文化根據地，也就沒有文化上的廣大的人民群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