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諧社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必然選擇

福清市委黨校高級講師陳以文

 內容提要

        胡錦濤總書記指出，實現社會和諧，建設美好社會，始終是人類孜孜以求的一個社會理想，也是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懈追求的一個社會理想。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經驗，根據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要求和我國社會出現的新趨勢新特點，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民主法治，就是社會主義民主得到充分發揚，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切實落實，各方面積極因素得到廣泛調動；公平正義，就是社會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得到妥善協調，人民內部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得到正確處理，社會公平和正義得到切實維護和實現；誠信友愛，就是全社會互幫互助、誠實守信，全體人民平等友愛、融洽相處；充滿活力，就是能夠使一切有利于社會進步的創造愿望得到尊重，創造活動得到支持，創造才能得到發揮，創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會組織機制健全，社會管理完善，社會秩序良好，人民群眾安居樂業，社會保持安定團結；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就是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上述目標，簡而言之即千百年來民眾所期待的“政通人和”，它歷來被視為理想的政治生態和社會生態。其實，自古以來“和”就是中國人為人處事的準則，更是歷代政治家秉持的治國理念。將“和諧”用于人際關系，則能“寬則得眾”；將“和諧”用于政治，則能“政通人和”；將“和諧”用于經濟，則能促進流通順暢,生產發展；將“和諧”用于文化，則能博采眾家之長；將“和諧”用于人與自然的關系，則“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   本文從  一、“中庸之道”與和諧社會;　二、大同世界與和諧社會;  三. “仁”與和諧社會;  四、誠信與和諧社會; 五.天人合一與和諧社會等五個方面進行論述。

和諧社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必然選擇

陳以文

　　2004年秋季，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要求全黨“必須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并首次提出建設“和諧社會”的執政理念，這是中共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把和諧社會建設放到同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并列的突出位置，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布局，由經濟、政治、文化的三位一體，擴展為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四位一體。隨后公布的《二00五年社會藍皮書》，則提出了正確處理新形勢下的各種社會矛盾，建立一個更加幸福、公正、和諧、節約和充滿活力的全面小康社會這一構建和諧社會的總體目標。２月１９日中共中央舉辦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胡錦濤作了重要講話。胡錦濤指出，實現社會和諧，建設美好社會，始終是人類孜孜以求的一個社會理想，也是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懈追求的一個社會理想。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要“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將“和諧”與“富強民主文明”并列提出，表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的戰略任務和奮斗目標。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經驗，根據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要求和我國社會出現的新趨勢新特點，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民主法治，就是社會主義民主得到充分發揚，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切實落實，各方面積極因素得到廣泛調動；公平正義，就是社會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得到妥善協調，人民內部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得到正確處理，社會公平和正義得到切實維護和實現；誠信友愛，就是全社會互幫互助、誠實守信，全體人民平等友愛、融洽相處；充滿活力，就是能夠使一切有利于社會進步的創造愿望得到尊重，創造活動得到支持，創造才能得到發揮，創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會組織機制健全，社會管理完善，社會秩序良好，人民群眾安居樂業，社會保持安定團結；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就是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六中全會提出，到二〇二〇年，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和主要任務是：社會主義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實，人民的權益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城鄉、區域發展差距擴大的趨勢逐步扭轉，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財產普遍增加，人民過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會就業比較充分，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更加完備，政府管理和服務水平有較大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健康素質明顯提高，良好道德風尚、和諧人際關系進一步形成；全社會創造活力顯著增強，創新型國家基本建成；社會管理體系更加完善，社會秩序良好；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生態環境明顯好轉；實現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的目標，努力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面。上述目標，簡而言之即千百年來民眾所期待的“政通人和”，它歷來被視為理想的政治生態和社會生態。其實，自古以來“和”就是中國人為人處事的準則，更是歷代政治家秉持的治國理念。將“和諧”用于人際關系，則能“寬則得眾”；將“和諧”用于政治，則能“政通人和”；將“和諧”用于經濟，則能促進流通順暢,生產發展；將“和諧”用于文化，則能博采眾家之長；將“和諧”用于人與自然的關系，則“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   

      一、“中庸之道”與和諧社會

      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中庸之道”,儒家闡述“中庸之道”的理論著作是《中庸》。鄭玄注：“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 中庸之道 就是忠恕之道 ，《中庸》要人們貫徹孔門相傳的“忠恕之道”，說：“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這正是孔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的發揮，要求在處理人與人的關系上合于“中庸之道”。 《中庸》又提出了有德之人必須好“三達德”，實行“五達道”，才能達到“中庸”的境界。所謂“五達道”即“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處理這五方面關系的準則是:“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夫義婦順”、“兄友弟恭”、“朋友有信”。“五達道”的實行,要靠“三達德”:智、仁、勇。而要做好“三達德”,達到中庸的境界，就要靠“誠”。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人們努力進行主觀心性的養成，以達到“至誠”的境界。

　　因此“中庸之道”的要義有：

　　１中和為用：不偏不倚,不左不右,走中間道路;凡事以和為貴,勸和為先;

　　２守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３“五達道”：“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夫義婦順”、“兄友弟恭”、“朋友有信”。

　　４“三達德”：智、仁、勇。

　　由此看來“中庸之道”與和諧社會的要求是相一致的:中和為用強調“和”,忠恕之道強調不欺人和不強加于人,“五達道”的實現必定是人際關系和諧的社會,達到“三達德”的人以仁義為中心以智勇為兩翼,是為人中極品,其所處理的關系必定是四平八穩左右逢源,和諧至極。

　　二、大同世界與和諧社會

        儒家學說的最終目的是要達到大同社會的，和諧社會主要是為了處理好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由于每一個人均處于一定的社會關系之中，所以把各種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處理好了，就可以導致一個秩序井然的理想社會的出現。孔子重新建構“仁”這一道德范疇，即首先通過強調在家里要孝順父母、親愛兄弟，培養其對親人的強烈愛心，作為對仁的基本要求。然后把愛心逐漸擴展到家庭以外的人，最后再把這種愛心進一步擴大到全社會，使每個人都有一顆博愛的心。雖然做不到“博施于民”，但每個人都能自覺地為社會作好事，例如推己及人，將心比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選賢舉能…… 等等。在這個社會里，奉行天下為公的原則，其所向往的不是社會生產能力的高度發達和人們物質生活的極大富足，而是社會道德的高尚，人倫關系的和睦，社會秩序的安定。這樣一幅大同社會的藍圖最早見于《禮記·禮運》篇：“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之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已。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這種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正是孔子想通過向每一個人灌輸仁愛觀念，大力推行仁道來建立的理想社會。孔子曾對顏淵和子路談及自己向往的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 公冶長》）。這與上述《禮運》篇所言“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少有所長”幾乎同出一轍。還有一次曾皙說他的理想是：“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聽后，“謂然嘆曰：‘吾與點（即曾皙）也！’”（《論語· 先進》）這表明孔子所追求的正是人民安居樂業、老幼各得其所、怡然自得的大同世界。

        怎樣實現這樣的大同世界呢？孔子打算從三個方面去努力：社會教化、自我修養和提倡中庸之道。第一方面是通過教育來建立理想社會所要求的美好人際關系；第二方面是通過自我修養（處理好人與自身的關系）來適應理想社會的要求；第三方面是通過哲學上的、合乎事物發展規律的“中庸”思想方法論，既可進一步協調人與人的關系也可用于和諧人與自然的關系（要實現怡然自得的理想社會，需有優美的自然環境，所以人與自然的關系也必須和諧）。

        大同世界一直成為中國人精神境界中的理想社會,成為中國人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標,這種安定有序人民安居樂業、老幼各得其所、怡然自得的大同世界不正是我們所要求的和諧社會嗎?

         三. “仁”與和諧社會

       “仁”是儒家學說的精髓。早在孔子之前的一些古代文獻（如《詩經》、《左傳》）中就已有“仁”字出現，但那時的“仁”只有《說文解字》所解釋的“仁，親也，從人從二”即表示人與人之間相親相愛的基本含義。“仁”真正具有《論語》中那樣的重要性與崇高地位是自孔子始。孔子談仁最多，一部《論語》中講到仁的一共有109處，在不同的場合，他對仁的解釋往往不同。要準確理解孔子關于仁的含義就要把這些解釋聯系起來，從總體精神上去把握。《論語》一書關于仁的解釋雖有許多，但真正涉及仁的本質意義的主要有以下四個：

        （1）“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 顏淵》）這是對“仁”原有意義的確認與繼承。

        （2）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有之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 學而》）.這里把“孝弟”定義為仁之本，即作為仁的最基本含義。這是孔子對仁這個概念的擴展與提升。君子務本就是要懂得孝敬父母，敬愛兄長。一個連自己父母都不愛的人是不可能愛他人、愛社會的。正如孟子所說“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孟子· 離婁上》），這就是說，不孝順父母的人就失去了起碼的做人資格。所以仁愛之心必須從愛親人開始培養，這就是做人的根本道理，也是“孝弟”被定義為“仁之本”的道理所在。

        （3）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論語· 學而》）這里把仁的概念又一次擴展，即“仁”不僅要做到在家孝順父母，親愛兄弟，而且出門在外，還要能尊敬長輩，說話做事謹慎，對朋友講信用；并要博愛大眾和親近有仁德的人。這個定義的核心是，不僅要愛自己家里的親人，還要“泛愛眾”，即熱愛全社會（乃至普天下）的人民大眾，要把對家庭的親情、血緣之愛擴展為對朋友的友愛，對全社會的博愛。表面上看，這是對仁這個概念的進一步擴展，實際上是對“仁”的重新建構，使“仁”具有了極為豐富而深厚的內涵，但又并未脫離原有的基本含義。

        （4）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論語· 雍也》）這里所謂“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就是能為人民大眾謀福利，能為他們帶來實際的利益和好處。這是連古代圣賢堯舜二帝也難以做到的，所以是只能無限趨近，而不能完全達到的關于“仁”的最高境界，也稱“圣”的境界。

        上述四條是孔子關于“仁”的最本質定義。孔子重新建構“仁”這一道德范疇，主要是為了處理好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由于每一個人均處于一定的社會關系之中，所以把各種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處理好了，就可以導致一個秩序井然的理想社會的出現。即首先通過強調在家里要孝順父母、親愛兄弟，培養其對親人的強烈愛心，作為對仁的基本要求。然后把愛心逐漸擴展到家庭以外的人，最后再把這種愛心進一步擴大到全社會，使每個人都有一顆博愛的心。雖然做不到“博施于民”，但每個人都能自覺地為社會作好事，例如推己及人，將心比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選賢舉能……等等。這樣一幅大同社會的藍圖。

        四、誠信與和諧社會

        儒家的誠信觀念是與其“仁”的理論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儒家的創始人孔子在其提出的“仁”的學說中，以“仁”為道德的最高準則，認為人應該重利輕義，具備孝、悌、忠、信等品德，信在其中就具有重要的地位。《論語·顏淵》中有這樣一段話：“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貢曰：‘必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從孔子的回答中可見儒家在政治上對誠信的重視程度。在《論語·子路》中，子貢問孔子：“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孔子回答：“‘行己有恥，使于四方不辱使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行，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這里孔子將誠信當作了“士”的個人品德要求之一。從此，孔子的“言必信，行必果”就成了中國人立身處世的千古名言。在《論語·為政》中孔子還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換句話說，人如果缺乏誠信，就不能立身處世，人也就不成其為人了。正因為此，孔子的學生曾子將“與朋友交而不信乎”作為“吾日三省吾身”的一項內容。由于對誠信的重視，作為偉大教育家的孔子，還將其列為儒家四教之一：“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論語·述而》）也就是孔子是從文化知識、社會實踐、忠心耿耿、堅守誠信這四方面提倡誠信的。

　　孟子是孔子之后最重要的儒家代表人物，他同孔子一樣，十分重視倫理道德。但他更強調內心的道德修養，主張通過修身養性，養成“浩然之氣”，就可“反身而誠”，達到“至誠”的道德境界。在《孟子·離婁上》中有這樣一段話：“居下位而不獲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獲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于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孟子在這里論述了一個誠信的鏈：要使上級信任，必要取得朋友的信任；要取得朋友的信任，必須得到父母的信任；要取得父母的信任，必須誠心自省；而要誠心自省，就要懂得什么是善。所以他認為：誠是自然的法則，追求誠是做人的法則。極端真誠而不能感動別人是沒有的事，不真誠也就無法感動別人。孟子可貴之處是在這里既指明了個人內心的“誠”與個人在社會上的“信”的關系，也說明了通過個人的修養達到社會誠信的途徑。這樣，社會誠信也就建立在更可實行的基礎之上。

       由于儒家是我國傳統文化中的主流，儒家關于誠信的論述一直指導我國社會誠信的發展,當今我們對誠信的要求無疑是從此而來的。

        五.天人合一與和諧社會

        在人和自然方面，儒家特別提出"天人合一"。有詩句將其通俗化為：勸君莫打三春鳥，子在巢中待母歸。對自然界中的一草一木一鳥一獸，都要愛護，他們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作為人類，更應該與自然和諧，所以天人和諧、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儒家思想中非常突出。

        "天人合一"思想對解決環境生態危機，肯定會發揮巨大作用,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就是 "天人合一"思想的體現。

　　當然，我們今天所提出的“和諧社會”不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照搬，而是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這一點是自不待言的。

　　究竟什么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毛澤東同志早就提出對中國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原則。但是什么才是傳統文化的精華，在毛澤東同志那里卻是更為混亂。因為在毛澤東時代儒家學說受到了徹底的批判。事實上，從魯迅先生對“仁義道德”的“吃人”形容，到改革開放后對“利”的重視和“義”的蔑視，我們對什么是應該發揚光大的傳統文化精華始終沒有一個明確的界定。以至于強調精華時什么都是精華，強調糟粕時什么都是糟粕。“和諧社會”的提出，尤其是胡錦濤同志六個方面的界定，將傳統文化的精華作了準確的界定，為我們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指明了方向。

        和諧社會不是大同世界的簡單復制,而是根植于當前中國狀況的科學規劃,因此在我們實踐和諧社會的進程中必將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中國傳統文化,提升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發揚光大中國傳統文化。

                                                                                     2006.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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