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中華道統(tǒng)的真正傳人

一．關于崇拜

一直覺得應該寫點什么來紀念毛主席,但每次下筆,偉人那雄渾遒健的精神,深入淺出的思想,叱咤風云的歷史事件,汪洋恣肆的詩詞文章紛沓而至,使我無所適從,只有“背書”的分了,因此被一些“獨立思考”的人士譏笑為盲目的個人崇拜者。

我其實和大多數(shù)人一樣，希望自己被他人崇拜而非崇拜他人，但從我八歲兒子看我的眼光中,我已經(jīng)能讀到崇拜夾雜著疑問了,再加上妻子習慣性的反唇相譏,使我早早打消了受人崇拜的念頭。

雖然孔子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但俗話說:“外來的和尚會念經(jīng)”.“先知怎么可能是本村人呢”?

我想，蘇格拉底的那句“自知自己無知”的名言一定是對他老婆說的。

寫到這里，覺得有要糾正一下視聽，我老婆當年其實是出于崇拜才嫁給我的，盡管這崇拜現(xiàn)在已經(jīng)剩下不到一半了。

不被人崇拜,但也不必崇拜其他人啊!有人充滿善意地對我說。

在一大批知識精英和曾經(jīng)莊嚴宣誓的優(yōu)秀人物都不敵或者甘愿倒下的地方和時代，我作為一個小人物,不崇拜或信仰什么東西,人或精神,顯然更容易在人生的道路上迷失方向甚至走向墮落，那個充滿善意的人也正證實著我當年的預感。

當年，我沒有接受他的建議,同樣,也無法說服他。。。

崇拜一個其他的人或神什么的,何必去追隨一個備受爭議的人物呢?

可是,相較于智者,我雖然缺乏獨立思想的深度,但還算是讀了幾本書的，至少知道黑怎么寫，白怎么寫，什么是對，什么是錯。

總之，通過我比較膚淺的比較研究，不僅《沁園春-雪》中提到的五大帝和毛澤東相比的確有所不如，即便是近世雄豪，也難有能望其項背的。

華盛頓的情況其實和孫中山差不多，叫他登基或終身執(zhí)柄，等于是把他架在火盆上烤,人家當然是死活不肯，當時的實權人物都是軍頭和大奴隸主,由得了他作主嗎?孫中山禪位給袁世凱，不禪行嗎？十八省督軍有誰聽他的。不然，當仁不讓的道理和氣魄，他們還是懂得并具備的。

拿破侖和希特勒都是霸王式的人物,戰(zhàn)術超一流,戰(zhàn)略不行,這是西方軍事政治家的通病。“統(tǒng)一戰(zhàn)線”，或者是想到了卻不知如何操作，是吧！

列寧和孫中山一樣，死得太早了；斯大林則過于僵化了，莫斯科天寒地凍啊！

比以上的五帝六雄更高超的人有沒有呢？當然有。

也就孔，老，佛陀，耶穌，穆圣這幾位了，但如果我說毛澤東就是這些圣人加上面的雄主，不但不會起到錦上添花的作用,反而會要遭到傳統(tǒng)“衛(wèi)道者”們和“自由民主”的新“衛(wèi)道者”們的合力圍剿。

不過，衛(wèi)道者們的圍剿，其實也就是借機再罵罵毛主席，順便罵罵我。而和毛主席站在一起挨罵，于我，于很多很多的人，并不是件丟臉的事！

我不是精英，想著要出人頭地，靠批判或蔑視其他人來抬顯自己的超群和獨立，我只是他們眼中本就無知或經(jīng)過愚化的人的一分子, 我不想變得和他們一樣聰明，他們也無法讓我變得比蘇格垃底更“無知”。

哎！本來是想寫一些比較理性，比較公正一點的文字，看來是沒人會相信的了，索性扔掉法官式的假面具而亮場，亮一下立場。

就用文革化的語言宣講吧：毛主席就是好！毛主席就是對！

這樣說可能太“武”了，下面這段來點文的。

二．關于詩詞

有一次一位網(wǎng)友貼了篇關于《毛主席詩詞格律問題》的文章，大意是說毛主席詩詞的重要性在于其革命的浪漫主義，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詩詞中經(jīng)常表現(xiàn)出來的人民史觀等等，而不必在意其是否合乎格律，言下之意是認同了某些學院派評論家或作者對毛詩的指責和不屑。

誠然，毛主席詩詞中有些出格，和音律不協(xié)的地方，但只是和璧微瑕，況且基本上都是反“圍剿”和長征期間，那時哪能象書齋中的的詞人填詞一樣去找詞譜和韻書來檢驗，再說了，哪里去找啊！

留一些“金戈鐵馬”式的不和諧的音符做歷史的見證未必不是好事。

就美學觀點而言，“出格，就是一種風格”。

當然，隔三岔五就“出格”是不行的，一般來說，“二三十年就來一次”是必要的。

當時，我是這樣回復：

“我崇敬毛，并對他沒有求全之責，詩詞上也如此。他的境界如果不是最高，也少有人能超越他了。一個人如果沒有他的境界與高度（思想與現(xiàn)實兩方面），就不要東施效顰。

學毛詩是學他的氣勢與境界。

格律還是要遵守的，孔子到七十歲才能隨心所欲地做事而不犯錯。”

想到孔夫子“年七十，從心所欲而不逾矩”，而主席也是過了七十歲才醞釀的文革，他當時應該也到達了“隨心所欲而不犯錯”的境界。

雖然我知道毛主席是無需辯護的，但我還是請孔夫子幫他說了一句話，但主席并不領情，他要孔子做“反面教員”，所以我接著說：

“孔子說‘文勝質(zhì)則史，質(zhì)勝文則野，文質(zhì)彬彬，然后君子’。毛主席顯然不想做君子，他質(zhì)勝文，武勝文，即便在詩詞中也強調(diào)氣勢，甚至露出爪牙，思想上更更強調(diào)斗爭，這是矯枉過正，對兩宋以下中國文弱民風，政風，文風的反正，要重新樹立中華武德，漢唐雄風。

中華上國掛了個禮儀之邦的虛名不是太久了嗎？”

三．沁園春-鵬鳥賦詠毛澤東

貼一個《沁園春-鵬鳥賦詠毛澤東》，以前寫的，前面說不要東施效顰，這里就忍不住邯鄲學步了。

翼舉瀟湘，摶云擊水，背負青蒼。

看滿天鷹隼，唯求腐鼠；遍街狐狗，兇似豺狼。

更有鴟梟，插翎戴羽，鳴聒三聲扮鳳凰。*

猛回頭，正烏云蔽日，鴉噪扶桑。

吾將振翅高岡，作二萬五千里翱翔。*

任狂飆天落，波傾四海；山崩地裂，浪激三江。

洗億兆心，滌千年垢，翻轉(zhuǎn)太平萬丈洋。

鵬去也，問鸚歌燕舞，誰識天罡！

*鳴聒三聲：指三民主義的口號。扶桑，日本。

*高岡：井岡山；二萬五千里：長征。

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湘楚文化的圖騰是“南方朱雀”，他的變化有很多種，《莊子》中的“鵬”，“鵷雛”，屈原賈誼辭賦中的“鳳凰”。。。

毛主席的詩詞無疑承繼了浪漫的楚風，而他的文章闊大恢弘，亦莊亦諧，即便是政論軍策，行文也是開闔有致，充滿生機，饒有奇想，這是莊子的風格。

大鵬是毛主席詩詞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意象，它象征志向高遠，意氣超群，眼界開闊和力量非凡（下例之三除外），譬如：

1.君行吾為發(fā)浩歌，鯤鵬擊浪從茲始(七古·送縱宇一郎東行)

2.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 ( 沁園春·長沙)

3.六月天兵征腐惡，萬丈長纓要把鯤鵬縛。(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

4.斥晏每聞欺大鳥,昆雞長笑老鷹非。(七律·吊羅榮桓同志)

5.鯤鵬展翅,九萬里,翻動扶搖羊角。(念奴嬌·鳥兒問答)

四.關于傳統(tǒng)之一

論者一般以為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革命以及文化革命破壞了中國的傳統(tǒng),這種說法其實大錯而特錯。

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是對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最深刻最廣泛的繼承和發(fā)揚，他革掉的是宋儒的懦弱，明儒的保守，清儒的僵化，以及他們共同的虛偽，繁瑣與假清高。

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是針對獨尊儒術后中國重文輕武的偏頗，特別是兩宋以來文人官僚主義的泛濫，從根本上的反正。

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是對中華文化中雄漢與盛唐渾厚，陽剛品質(zhì)的回歸，對先秦即春秋戰(zhàn)國時代中華文化中樸素，正直與開放的稟性的復興。

自兩宋以來，直到民國，以儒家知識精英們?yōu)榇淼拇蟮刂麟A級及其統(tǒng)治者的投降主義與投機主義，為保持本階級的利益，對內(nèi)拒民以死，對外畏敵如虎，是中國百年積弱，備受屈辱的根本原因，漢人的江山落到元蒙與滿清的手中，于他們利益基本無損，只是換了衣冠，換個代表而已。

倭寇入侵，漢奸數(shù)以千萬計，他們都是以地主階級及其知識精英為代表的，和元蒙與滿清時代如出一轍，再加上新興的買辦。

中國的復興必然要對傳統(tǒng)文化進行改造，改造的對象就是知識分子。

對傳統(tǒng)文化的改造，必然要對產(chǎn)生這一文化的土壤也進行改造，這一改造的對象是全體國民。

對全體國民的改造，只有靠教育。

對知識分子的改造，就是再教育，就是勞動。

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對中國的大改造，不同于唐宗宋祖貴族式的開明君主，結束戰(zhàn)亂，締造農(nóng)民與地主階級之間的和諧，開啟一段和平盛世那么簡單，也不同于明太祖朱元璋，民本式的專制君主，刻意打擊大地主們對土地的大肆兼并，并無情地剔除統(tǒng)治階級中的腐化分子，籍以保持政治清明，民生安樂。

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對中國的改造與唐宋明清四朝初期的開明專制不同的是，唐宋明清的優(yōu)秀統(tǒng)治者們需要儒家知識精英來治理和教化或愚化人民來維持他們的統(tǒng)治，而毛澤東和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chǎn)黨人居然靠發(fā)動群眾，就趕走了侵略者，打倒了剝削階級，建立了新中國。

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成功的關鍵就在于土地改革和群眾路線。

知識分子在里面基本上沒有起到任何作用，除非他投身到工農(nóng)群眾中去。

土地改革，革了地主，也就是揭了老傳統(tǒng)知識分子賴以幫忙幫閑的“皮”，說“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話，那又是揭了他們賴活著的“面子”。

這就是知識分子為什么要從傳統(tǒng)的角度對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革命以及文化革命進行批判，從而認為它破壞了中國的傳統(tǒng)的原因。

而對于毛澤東及其領導的共產(chǎn)黨恢復了中華民族自強自立的信心，建造了一個全新，健康，積極向上，有理想，有勇氣的新中國，新社會，他們不是閉口不談，就是極盡貶斥，歪曲，影射，造謠之能事，妄圖顛倒是非。

不過，主席對他們這些伎倆早已洞若觀火，并嗤之以鼻，他說“我認為，對我們來說，一個人，一個黨，一個軍隊，或者一個學校，如若不被敵人反對，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敵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敵人反對，那就好了，那就證明我們同敵人劃清界線了。如若敵人起勁地反對我們，把我們說得一塌糊涂，一無是處，那就更好了，那就證明我們不但同敵人劃清界線了，而且證明我們的工作是很有成績的了。”

五.關于傳統(tǒng)之二

毛澤東在1940年1月發(fā)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中多次明確提到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個詞語來說明對待傳統(tǒng)的辯證態(tài)度和方法。
“清理古代文化的發(fā)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fā)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

同樣，對于其他民族和文明的傳統(tǒng)，他也非常形象地類比于人體對于食物的消化，

“一切外國的東西，如同我們對于食物一樣，必須經(jīng)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腸運動，送進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對我們的身體有益，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

因此，“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應該是古今中外幾千年來所有希望承繼歷史，開拓未來的人和族群對待其傳統(tǒng)以及其他傳統(tǒng)的唯一正確方法。

這樣說的時候，我又犯了文ge式的錯誤，太“武”斷了，應該加一句“自認糟粕，而總認為人家是精華的‘糟粕式精英’人物除外，他們肯定有更‘發(fā)人深省’的論斷”。

其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對應的是《易經(jīng)》中的“損”“益”二卦，“損益”之道在儒家，則是“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孔子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zhì)。周監(jiān)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孔子的那一套來自周公，本來就是在夏文化與商文化的基礎上“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而來的，孔子的祖上是宋國（殷商人的國家）貴族，而孔子卻并沒有死死抱住殷人的傳統(tǒng)，而是博采眾長，開啟了一種新的文化，在夏人的“忠”實品質(zhì)上添加文采，破除殷人的宗教迷信而宣講理性的人道主義，并在“孝”的掩護下，進行一場反封建的教育和文化革新。

關于孔子反封建，特別是對神權與族權的革新上，以及毛澤東其實是孔子的知音和最優(yōu)秀的傳人，我會另外論述。

這里要說的是毛澤東“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來對待傳統(tǒng)，和孔子是如出一轍。

“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也可以用一個字來說，就是“革”，革命的“革”，易經(jīng)的第49卦，“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革”的原義是將動物的皮加工為衣帽鞋甲胄之類，也就是把原始粗糙野蠻的東西加工成精美，實用，甚至威武的東西，是“由質(zhì)而文”的過程和“亦文亦質(zhì)”的結果，很符合孔夫子“文質(zhì)彬彬”的要求。

孔子是《易經(jīng)》的老手，甚至撰寫者之一，他也是湯武王的粉絲。
湯武同樣也是孔子的老祖宗!道統(tǒng)和血統(tǒng)雙層意義上的老祖宗。

六.毛澤東對傳統(tǒng)儒家文化的概括

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以儒家為主，儒家的經(jīng)典有《十三經(jīng)》，或朱熹訂正的《四書五經(jīng)》，但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這些經(jīng)典，顯然是有點難度的。

孔子自己曾經(jīng)對《詩經(jīng)》概括，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孔子又對曾子說：“吾道一以貫之。”曾子一下子就明白了；“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后來子貢問孔子講一句可以終身遵行的準則，孔子說“那就是‘恕’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從側(cè)面證明了曾子領會了儒教的核心觀念。

到了北宋，有個人很夸張，把他和他自己所屬的儒教文化圈定位很高，說什么“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繼往圣之絕學，開萬世之太平。”出發(fā)點當然是好的，但是到今天，可能一萬個人當中都找不到一個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繼往圣之絕學，開萬世之太平”，真正做到這四句話的人，也就只有毛澤東了。

《四書五經(jīng)》的內(nèi)容是如此豐富繁雜，包括文學，歷史，法制，哲學，思想，道德，音樂，風俗，不一而足，兩千余年汗牛充棟的儒家經(jīng)典，考據(jù)，注釋，訓詁等等，這么多代人窮經(jīng)皓首，到底想說明什么，是為了弄懂什么樣一個道理？

為什么越辨越糊涂，到底是為了“導民以道”，還是為了壟斷知識，愚弄百姓。

毛澤東對傳統(tǒng)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那他首先要準確地把握并概括“往圣的絕學”，他是怎樣“取其精華”，從而以一種最簡單直接的方式將被壟斷了的知識還給人民大眾的呢？

毛澤東將《四書五經(jīng)》概括成了一句話：“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我們知道，《四書》中《論語》最重要，《論語》的第一章《學而01》的第一句是怎么說的：“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首句講學習，次句講交流，末句講教授，孔子在此將教學之道娓娓道來，“學道不倦，誨人不厭”，這是孔子一生精神的寫照。

《論語》最后一章《堯曰20》最后一句說了些什么呢？“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類似的句子在《季氏16》中由孔子的兒子伯魚轉(zhuǎn)述：“（孔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所以，通觀《論語》二十章，無非就是說明一個“好好學習”的道理。

《五經(jīng)》是為《詩》《書》《禮》《易》《春秋》，其中《易經(jīng)》為《五經(jīng)》之首。而《易經(jīng)》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64卦首卦“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平民化的語言就是“天天向上”。

《大學》所謂“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是這個意思。

“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就是儒家經(jīng)典和思想的精髓，這句話如果不理解，而只是死抱著一些“小人君子”，“民可民不可”，仁啊，義啊，利啊，都是舍本逐末，膠柱鼓瑟。

網(wǎng)上有好事者將“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翻譯成中式英文“good good study , day day up”。

其實不如干脆就用網(wǎng)絡語言譯之: Download （free）and Update ，免費下載，每日更新。

黎陽說網(wǎng)絡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式的社會主義民主，好像老田則認為馬克思所預示的共產(chǎn)主義社會的第一步就是“網(wǎng)絡共產(chǎn)主義”，這是一個“知識產(chǎn)權化”還是“知識免費化”的問題，大意如此。

由此，我的最新的口號就是：仿制無罪，盜版有理！

我倒不信有人“摸著石頭過河”后，居然守住河口，還振振有詞地要后來的人交“買路財”。

七．毛澤東與“以直報怨”

前些日子有篇轟動一時的文章講到十大誤傳千年的名言，其中有一句就是“以德報怨”。原句是“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出自《論語.憲問》。

什么時候開始誤傳的呢？我們不知道，大概應該是宋朝吧！老是打敗仗，沒有了本錢和膽量去“以直報怨”，只好掐斷了圣人的話，大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總是告誡自己，不敢和壞人和敵人講。

然而也不對，宋朝的朱熹注解《中庸》的時候，不是惡狠狠地說了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嗎，很有些孔子“以直報怨”的原創(chuàng)精神的，怎么對女真蠻子蒙古包子就硬不起來呢？

我知道了，“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種圣賢之言不是對“友邦”說的，語言不通。這話是對國民而言，特別是那些個刁民，還有暴民，看他們還敢仇富，還敢不畏懼“大人”以及“精英的言論”。

圣人的教誨自從得到“更新”后，中華文明迎來了人類歷史上武功最強，疆域最遼闊的蒙元帝國，之后是邊疆海疆鎖得最緊，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君主憲政的大明王朝，精英治國，皇帝都不要上班了，當然，憲政的意思就是把《四書五經(jīng)》當憲法，這些難道不值得我們引以為傲嗎？

滿清就不說了，蒙童來中國上學嘛！瞧他們！對我們圣人頂禮膜拜了吧！

倭日的話，照方處理，第一是“唯天下至誠”，為什么呢？按照“修齊治平”的既定程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奇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這個程序復雜了一些，幸虧在國難之際，“蔣公”幫我們改進了一個“簡化版”，叫“攘外必先安內(nèi)”，道理和“家齊而后國治”是一樣的。

這一政策立刻得到文武大臣的擁護，文臣即道“寧贈友邦，莫與家奴”，武將也不多說，即刻執(zhí)行“寧可枉殺三千，不可放過一人”的號令。

“汪公”見“蔣公”占了先機，拿了《大學中庸》里的大頭“唯天下至誠”，沒有辦法，只好拿《中庸》的第二，叫“其次致曲，曲能有誠”，然后就扭扭捏捏，彎彎曲曲，高高興興地去“救國”了。

蔣公汪公能在《四書五經(jīng)》中尋找到“救國之道”，自然是他們天縱英明的緣故，而狂人魯迅，九本書念到底，只認得“吃”“人”兩個字，還是字縫里硬摳出來的，這就太不厚道了，凡事應該“隱惡揚善”的嘛？

屠殺革命的同志和戰(zhàn)友雖然屬于“以怨報德”，但也不妨看作蔣汪二公革命后回歸傳統(tǒng)，“活學活用”名教格言的典例，或者偶爾用了一下老子“反者道之動”的政治智慧。而陳獨秀們居然繼續(xù)革命，不回頭，吃了個大虧，反儒教反傳統(tǒng)這么勇往直前，不知道人家已經(jīng)“改邪歸正”，黃袍加身了。

毛澤東1925年就說了“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所以不管“抱怨”還是“報德”，除了方法問題外，還有個對象問題，搞清楚了，革命的火種才不會滅。

毛澤東應該是奉行“以直報怨”的，但西安事變中卻對蔣介石采取了“以德報怨”的態(tài)度，是因為有日本這個國家“大怨”的緣故。

抗日戰(zhàn)爭快結束時的形勢變化又引起了他的警覺，為避免重蹈覆轍，他提醒全黨全軍全國：“蔣介石對于人民是寸權必奪，寸利必得。我們呢？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我們是按照蔣介石的辦法辦事。蔣介石總是要強迫人民接受戰(zhàn)爭，他左手拿著刀，右手也拿著刀。我們就按照他的辦法，也拿起刀來。這是經(jīng)過調(diào)查研究以后才找到的辦法。…現(xiàn)在蔣介石已經(jīng)在磨刀了，因此，我們也要磨刀。…”

這是對于“以直報怨”的最完整的詮釋。

還有一句，是對“以直報怨”的最經(jīng)典的詮釋：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毛澤東對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的理解與把握甚至詮釋，一出手就抓住了它們的精魂，一句話就道出了它們的真義。

孔子與毛澤東的語錄已經(jīng)成為中華民族語言中最有價值而且最有生機的一部分。

有人又要諷刺我“借毛澤東販儒學，借孔子頌毛澤東”了，那實在是沒辦法，誰叫我既崇拜孔夫子，又崇拜毛澤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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