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  入  “思  想  門”

            陳寒鳴

（天津市工會管理干部學院   天津市  300170）

友人黃堅先生寄來他旨在解讀先秦諸子的文化學術隨筆集《思想門》。翻讀一過，覺得此書有推薦的必要。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反傳統為主流的“文化熱”退潮之后，九十年來有以返歸傳統為主調的“國學熱”興起，運演至今日，不僅出了許多“解續”或“導讀”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書，有的還居然穩居在暢銷書行列之中（如某大學著名女教授“解讀”《論語》的著作等等），成立了許多“國學院”、“孔子文化院”，而且一年或數年一度的“孔子文化節”及“祭孔大典”或“祭（某圣）大典”的活動在各地不斷上演著，斯風所及，以至于一些地方舉辦起少兒誦經會或與之相類的種種活動，遂而在新華網上也看到了這樣一些圖片：

正衣冠

狀元巾洗臉

朱砂開智

敲啟智鐘 圖/楊勤

真的使人有不知今夕是何年之感！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中國思想傳統內涵豐富。今人自當承繼先人遣澤，發掘傳統精華，以成我當代國人之精魂。然而，怎樣達此目的？像某大學著名女性教授那樣的臆解《論語》，或像上述圖片展示的那種看似莊重實際嬉耍式的方式，或者如某些有著自身功利主義意圖的“大陸新儒家”干脆明確標示出四大基本立場：一是文化保守主義。他們認為在現代民族國家體系尚未解體的當代世界，文化保守主義是應對全球化沖擊和實現民族認同的有效途徑。他們主張要“從中國歷史的內在性和一貫性來理解和認識中國，積極揮索中華民族自己的文化表達式”，更提倡“一種超越民族國家的文化保守主義”，認為文化保守主義必須完成整理國故、社會動員與制度化三大任務，并為此提出要使儒學教育進入正式學校教育體系；國家要支持儒教，將儒教定為國教，國家支持、精英領導、全民參與，建立組織體系，實行民間自治；要使儒教進入日常百姓生活，成為全民性宗教；要通過非政府組織向海外傳播儒教。二是重建儒教。他們鼓倡要“把儒學重塑為與現代社會生活相適應的、遍及全球的現代宗教”，認為面對今天西方文明的全方位挑戰，必須全方位地復興儒教，以儒教文明來回應西方文明才能完完成中國文化的全面復興。而“當今中國儒家學派的建立、儒學體系的建構、儒家文化的回歸都是為了復興中國獨特的儒教文明”。為了“重建儒教”，他們不僅提出“上行絡線”（即通過儒者的學術活動與政治實踐將“堯舜孔孟之道”作為國家的立國之本寫進憲法，上升為國家的意識形態，從而使儒教的義理價值成為中國占主導地位的統治思想，建立中國式的“儒教憲政制度”；建立新的科舉制度與經典教育制度，用儒教經典取代各級黨校、行政學院過時的意識形態經典，使其成為各級黨政干部思想品德教育與歷史文化教育的主要內客，同時在國民教育系統中恢復小學中學的“讀經科”、大學則恢復“經學科”）和“下行路線”（即在民間社會中建立儒教社團法人，成立有參與政治、獲得國家土地與財政撥款和實物饋增、設計國家礎教育課及國家重大禮儀、代表國家舉行重大祭典諸多特權的“中國儒教協會”，以之為組織形式從事儒教復興的事業），而且還擬定了內容涉及政治形態、社會形態、生命形態、教育形態、慈善形態、財產形態、教義形態、傳播形態、聚會形態、組織形態等十個方面內容的儒教復興方案。三是反對民主政治。他們一方面認為民主是一種普適的價值觀念，另方面又認為其不具有超越歷史文化的普遍性，故而得出自相矛盾的結論：“現代儒學開新外王純以民主為標準，在政治制度的建設上郎與主張西化者無別。”他們不僅以其“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理論來否定民主政治（包括社會主義民主）的合法性，而且更干脆拒絕民主化，如康曉光就認為現代民主已成了一種“迷信”，民主化只是一個禍國殃民的選擇，民主政治根本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當代中國應該實行的只應是“儒士共同體專政”。四是反對馬列主義。在他們看來，“在中國大陸，一種外來的異族文化-----馬列主義------在國家權力的保護之下取得了‘國教’的獨尊地位”，“有馬統則不能有儒統，有儒統則不能有馬統，二者不可得兼”。為了達到其崇儒反馬的目的，他們竭力否認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性，貶斥“馬列主義只是一種狹隘的個人學說，而不是從神圣本源中產生出來的普遍真理……馬列主義只是一種個人理性構想出來的偏激的意識形態”；“馬列主義表達的只是一種反對早期工業文明帶來的后果的極端情緒”；“馬列主義是一種具有破壞性的社會批判學說……不具備建設性的功能的功能，既不能安立國人的生命，又不能維護社會的和諧”；“馬列主義是一種政治批判哲學……而不是一種道德學說或者說倫理思想，馬列主義中沒有安身立命、修道進德的成分，只有批判否定、造反革命的內容”。所以，他們明確宣示“‘儒化’的原則是‘和平演變’。儒化的策略是‘雙管齊下’，在上層，儒化共產黨，在基層，儒化社會”，而“儒化共產黨”就是要“用孔孟之道代替馬列主義”。（詳參張世保《背景、立場、問題及其命運------評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大陸新儒家》，見《大陸新儒學評論》，線裝書局2007年版。）如此等等，能夠發掘傳統精華，以成我當代國人之精魂嗎？

我本是一個從事中國思想史專業而又對中國思想傳統有著深摯感情的人。但我向來認為治中國思想史者固當以了解中國思想歷史之真象為基本職志，但更應以發掘傳統精華以成我當代國人之精魂為目的。這二者雖分屬“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不同范疇，卻又是不可截然分開，而完全可以尋找有機統一的。比如，要對中國思想傳統作出價值判斷，從而以此為據謀求發掘傳統精華以成我當代國人之精魂，就首先須對中國思想傳統有一事實判斷。這就涉及到一個對中國思想史的了解和認識的問題了。正基于這樣的思路，我注意到了黃堅先生的這本或許并不太合乎嚴格學術規范的《思想門》，覺得此書是很能給人以一定啟示的。

黃堅所以以“思想門”為書題，乃取義于羅丹的雕塑名作“思想者”，而“思想者”原為群雕“門”的組成部分，黃堅認為這是“思想”與“門”最形象、也最有名的一次結合與分離。“思想是一道門，先秦諸子是中國思想的第一道門”。他的這一寓意無疑是正確的。眾所周知，先秦是中國思想文化傳統的淵源所自，諸子學說實為后世思想提供了具有母本意義的理論范式。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沒有孔子、孟子、老子、莊子、墨子、韓非等先秦諸子之學，就不可能有綿延數千年的中國思想文化之運動。而不了解先秦諸子之學，自然也就難以把悟博大精深、內涵宏富的中國思想文化傳統了。先秦諸子之學不正成為了“中國思想的第一道門”嗎？唯入此門，才能有望套堂入室，進一步了解、認識和體悟整個中國思想文化傳統。因此，正確解讀先秦諸子，以期邁入中國思想之門，乃是對中國思想文化傳統作出事實判斷并在此基礎上進而對之作出價值判斷的首要工作。

治中國思想史者無不重視先秦子學，而《思想門》則以犀利的語句試圖“還原”先秦諸子的真實面貌，對孔、孟、莊、墨、韓非、蘇秦諸子及其思想作出正確解讀。其中有不少觀點，乍看出人意表，卻很耐人尋味，并且大體符合先親諸子的真實狀況。如謂“孔子是個內心充滿激情的人，也是一個風趣、會出其不意搞搞怪的人”，“政治是孔子一生事業的主軸，也是孔子一生難以釋懷的心結”；孔門弟子中，“顏淵是‘完美版孔子’，是孔子精神的化身”，子貢“是‘實踐版孔子’的成功代表”，“是孔門弟子中最沒有酸腐書生氣的”，而子路“與其說是孔子的弟子，不如說是孔子的朋友，李逵與宋江式的朋友”，冉求則“可能是孔子知名弟子中，最沒有宗教感，甚至沒有一點精神追求的人”。稱“孟子是中國第一位具有現代精神氣質的知識分子，中國知識分子的原型”，他“為中國知識分子的領地，樹立了原始的木柵欄”。說“為窮人說話，向王公大人大聲疾呼”的墨子在中國歷史上提出了“最早的窮人經濟學”。認為莊子是位“身在體制之外”的“平民思想家”，同時又是位“沉浸在自己構筑的虛擬世界”里的“孤獨的人”。當然，我對這書中的一些具體結論并不完全贊同，但我認為，作者所做的試圖“還原”先秦諸子真象的努力，以及這努力中透射出的不人云亦云的探詢精神，還有那種盡管有時亦莊亦諧，卻富含生命活力、蘊藏著生存真諦的言辭應予稱許。

黃堅先生解讀先秦諸子當然是為了入“思想門”，登堂入室地對中國思想文化傳統作出事實判斷，并進而作出價值判斷，再進而引發出對當下中國思想文化建設的思考。依此理路，他以《徹底廢棄儒學是國學復興的必由之路》為其《思想門》一書作結便成為很自然的事了。他在這文中平實地指出：

孔子及其門徒，在春秧戰國社會動蕩、劇變、轉型之際，根據以往的文化積累和傳承，出于理想精神，提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期以通過約束自己，再以約束他人，來求得社會的和諧、安寧，其動機蘊含著積極、進步的意義，在日后的歷史歲月中，也不能說它沒有起到一定的道德規范、導引作用。但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文明的變異，這套本身存有先天不足的“修身治人”說，在強大、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現實力量面前，日益顯露出支絀與虛妄。

不正是這樣嗎？就連孟子“這樣一個哪詫鬧海、孫猴子鬧天宮的角色”，當獨尊的儒學同愈益強盛的現實專制王權越來越一體化的時候，不也“成為北宋以后歷代王朝、正統社會的代表，甚至一維性的思想”而“備極尊寵殊榮”了嗎？既然時至今日，“儒學的根基已坍塌，核心已破碎，脊骨已斷裂，殘磚敗瓦，徒有亡魂”，那末，我們今天就應先做番“區隔儒學與中華傳統這化，歸原儒學的本來面目”、“廢棄儒學中介，直面中華傳統文化”的工作。只有做好這工作，國學復興乃至中華文化的全面振興才有希望。黃堅此論堪稱對那些企圖將儒教奉為國教的復古主義的“大陸新儒家”的當頭棒喝，吾人聞之應有所省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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