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學技術日益完善、工業化進程迅猛發展的時代,人們似乎被迫陷入了一種不可自拔的、無可歸復的道路,向著統一的一條路徑集體前進。所有的國家用同一種工業化標準,如GDP、銷售額、一系列的經濟數字等指數來作為現代化的價值符號。從哲理上說,這是多元化的國家、民族以普適的價值標準當作自我生存的參照坐標。世界各民族的生活背景和時空看似多樣化,但他們的發展路徑卻是單一和線形的。而這種現代工業的發展方式,是源于西方文化中主客體分離、自我超越以及一元擴張的文化理念,乃至形成了今日用"增長"、"進步"和"發展"的單維方向的思維標準來引領工業進程永不停息地擴充、壯大。
現代文明的核心理念就是"超越",它是工業發展的符號特征和路徑方向,和農業文明的相對靜態的模式完全不同。工業要講數字增長、市場擴大,其思想基礎和思維方式就是"超越"。但筆者認為,現代文明不斷超越、膨脹的思想趨向不能代表當今世界的普適價值,并且這種現代化的思維方式和發展模式存在諸多弊端,需要用農業文明的中庸之道來作為參照,加以反思和調適。
那么,什么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我國古代儒家思想的最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程子"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中庸之道是從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生存背景中誕生的一種哲理思維。農業生產講人與自然的和諧,人們通過生命感官的直接體驗和長期實踐,而形成了平衡協調、兼顧整體、全面統籌的思維方式,并衍生了主客體統一式的"合理"、"和諧"、"適宜"的中庸價值標準。這和西方主客體分立的對象化的"競爭"、"超越"、"更新"等價值標準截然不一。
首先,從中庸的橫向內涵來看,中庸之道追求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現代與傳統的兼顧,同一與多樣的結合。從自身的內在機理出發,兼顧環境和背景,根據不同的形勢和時空作出富有彈性而又縝密的選擇。它的歸依點不是外在的主客體分離的絕對形式,而是本我內在系統的生命和諧,與外在客體的協調統一。而西方用工業化作為現代化的普適標準,并且其它國家也以西方為參照當作自己的是否"現代化"的坐標。將西方工業文明的標準作為最高法則和教條,盲目與西方接軌,照搬西方的社會發展模式,而不以本國國情作為社會整合的依據。其實現代化的涵義很廣,包含經濟、人文、思想等等,它不一定等于工業化。而且現代化的價值標準應該是多樣的,其核心理念是從人性出發,切合不同群體價值趨向,根據本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價值信仰選擇自己合適的現代化藍圖,而不能用西方的工業文明作為絕對的標尺。照搬西方工業文明的發展道路,既是自卑的盲從,也不符合自我的傳統信仰和真實需要,這樣的發展道路只會被動地追隨別人,也會由于傳統與現代的分化、對立而激發許多社會矛盾,例如,亞洲金融風暴引起發展國家的震蕩,反映了發展中國家盲從西方道路所產生的經濟泡沫;還有塔利班以及基地組織在中東以及世界地區的恐怖活動,正是象征激進傳統勢力與所謂"現代文明"的對抗。故工業化不是現代化的絕對尺度,現代化的方向是多種多樣的,要借鑒中庸思想去平衡自身需要與當前環境,調適外部背景和內在價值結構。所謂工業的增長和指數只是參考的因子和選擇項,而非絕對的目標。現代化思維方式的真諦是"合理"與"平衡",所謂"增長"、"進步"和"發展"都是手段,而不是理想和目的。每個民族應該根據自我的需要,以"合理中庸"作為判斷方式來確定自己的現代道路。
第二,從中庸的縱向內涵來看,中庸之道講究適宜,合適,合理,不偏不倚,不走極端。“提升”,“超越”,“擴大”并不是最高價值,它們和“降溫”,“簡化”,“縮小”是等價的。這些所謂的“進步”與“倒退”是一種方式,而不是目的。而中庸的目的是“中”,“合宜”,“平衡”,這才是生命最高價值。其出發點是以人本為核心,以生命主體為主軸作為對外選擇的考量標準。是以生命主體的周期變化而作出動態靈活的行為選擇,而西方工業文明則恰恰是以相對靜態標準來定位人與社會的發展,以消費市場的擴大和生產規模的膨脹作為不變的發展依據。它過于倚重工業的發展形式而逐漸脫離了生命主體的和諧生存。工業文明的無限擴張違背了客觀資源以及人類生命系統有限性的原則。如果以自我超越的發展觀來主導現代文明,那么不僅會突破客觀世界資源的極限,打破自然生態的均衡;而且會誘導人的感官欲望和功利精神的片面膨脹,使人的全面性發生傾斜,壓制了人另外層面的人文精神、理性思維和主體意識,導致人更加依賴技術規范、數據模式以及工具模型,變異了生命的常態,喪失了自由意志。變成讓工業形式來選擇人的生存狀態,而不是以人性為標尺來主導工業形式的變化,這是違背中庸之道的。
人的生命感官和自然資源是有極限的。超越正常狀態,突破極限,只會導致系統的毀滅。而工業文明是非自然的生產方式,工業產品是無生命的人為構造的無機物,它是脫離生命系統的范疇。工業生產需要市場,而市場具有無限性,工業文明的發展方式是基于人面向市場的擴張意識而不斷地擴大再生產,呈現一種無止境的單維擴充態勢。這種發展態勢與生命系統的有限性和循環性是矛盾的。所謂物極必反,過猶不及,當它發展到一個極端就會走向事物的反面。現代文明的主導思維需要另外一種中庸回歸,需要注重整體、均衡協調的思維來對其進行整合。
第三,工業文明為我們帶來了單一的進化標準,形成先進與落后的概念。按工業文明的思維,人類應該無限地超越既定的現實成果,從落后到先進。其實落后與先進都是相對的,且衡量先進和落后的標準,只是把西方工業的發展作為唯一標準,它不具有人類意義上的代表性。判斷進步與落后,不能用工業指數、經濟數據作為最重要的標準參照。人們不必非得用所謂"超越"、"革新"來作為自身的價值趨向不可。有"超越"必須有"回歸";有"革新"必須有"固守";有"上揚"也必須有"沉淀",有"進"也必須有"退",人類生存方式是相對變化的,動態的,其變化方向不一定非要按照某一個軌跡不可,我們應該讓自己的生存路徑更寬泛和多元,給自己更多的選擇空間和回旋余地。沒有必要用所謂"進步"、"革新"的"超越增長"作為自己的唯一方向。只要是符合自身的需要和內心的呼喚,哪怕是選擇"歸復"、"消解",只要是切合自身的意愿和追求,都是合理的。根據不同的情勢作出動態的選擇,用"合理"取代"超越"才是以人為本、和諧協調的發展之路。這正是中庸的真諦。何況,先進的標準是沒有限度的,如此無限地發展必然會超出生命系統自然和諧的狀態,以及自然本質的心理結構。現代文明中的突破、進步、超越、革新等觀念已經嚴重壓制、淹沒了節制、平衡、消解、回歸的價值。這種沒有理性坐標規范制衡而無休止地提升的發展方式遠離了生命本真的意義和自然常態的規律。
其實,生命最高的價值和意義是和諧與平衡。和諧與平衡是生命的終極意義和有機體的最佳狀態。一旦世界和人類沒有單維的膨脹,惡性的內耗;沒有分裂、爭斗和外在的壓迫及矛盾的沖突;只有高度的圓融和諧,協調統一;那才是世界和生命的理想狀態與歸宿,也是人生存的最好目的和意義。生命的價值和意義的區分不在于高與低、先進與落后、崇高與通俗;生命的追求和目的并不是要外在地提升到某個層次和高度。平衡才是其意義和價值的歸宿和終極理想,是獲得安頓與滿足的主客體統一。一個樸實的農民不需要過多么富足的生活,一畝三分地和老婆孩子熱炕頭已經足以使他滿足。普通的市民只需要有個穩定的勞動保障就可以安心地度過一生。每個層次的人們安守于平衡的生活狀態,各歸其位,就構成了和諧的社會結構。而現代文明的發展觀卻打破這個平衡,它以"進步"和"成功"作為一元普適的絕對理念權威,讓各個階層的人整齊劃一地為這個理想目標而追尋和爭奪。人們不再安守于平衡的現狀,各階層的價值理想不再多元化,大家都投入對外在成果的追求。但"進步"和"成功"是相對的,它是建立在多數人的"落后"和"失敗"上,而且世界的資源是有限的,只能滿足少數人。而現代文明的發展思維卻讓所有人都陷入無止境的競爭和內耗,人與人以及國與國之間的沖突對立加劇,社會結構承受劇烈的震蕩和撞擊,如果不以中庸之道糾正和調適,必將導致其無法負荷而崩潰瓦解。
筆者認為,現代的科學的發展觀需要以注重整體平衡的中庸之道來引導現代工業文明回歸生命的常態。工業文明發展路徑是定向的,線形的,無限地超越過去是它的本質屬性,所以工業文明的路徑是一條走向極端的不歸之路,沒有回旋的余地與調和的空間。而中庸的理念和內涵是非常寬廣,它可進可退,可攻可守。其變化方向是非定向,多元化的。從空間的橫跨性看,它能作為區域,民族與整體環境整合協調的思想基礎,從時間的縱深性看,它能擺脫外在形式客體對主體的定位方式,轉換視角換而以主體人性的標準來定位社會形式的發展,用“平衡”,“中道”,“合理”作為最高標準,凌駕于“超越”,“奮進”,“刷新”之上。從“高”與“低”,“大”與“小”,“進”與“退”,“先進”與“倒退”的狹小對立的二維空間里解脫出來。“前進”,“倒退”,“靜止”都是等價的選擇項目,關鍵是以“中庸”作為出發點來決定選擇其中的一項,只要是合乎中庸的“平和“,“適宜”,就是以人為本的合理方式。現代工業文明需要站在它的對立面對自身進行反省和批判。我們應以中庸的思維來對單維的片面的超越發展觀進行節制和制衡,避免其走向極端和反面。何況,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人們對于工業文明,外在技術越來越依賴,將技術作為神靈和最高的主宰,工具理性漸漸取代人文價值。人們傾向于以數字和模型來解釋并改造這個世界。但數字化,技術化的工業世界并不代表生命群體的本真內質。工業技術只能指導相對靜態,單純而又具有固定模式結構的物質群,而更廣泛的鮮活生命群體需要用更復雜的人文理性,更豐富向度的思維體系,更靈動彈性的哲學理念來把握面對這個系統的大千世界。筆者認為,中庸具有兩重性價值:一是“和”,一是“中”。“和”具有橫向的價值意義,講求調和,協調,兼顧統籌,綜合和諧。對于如何把握面對工業文明的普遍性與人文自然的特殊性的矛盾具有重要的思維啟迪與價值指導的意義。而“中”具有縱向的價值意義,它體現了生命體系發展的內在規則與生命生存變化的最佳狀態和適宜的位置,“中”是生命體生存發展的最終歸宿,它對現代文明如何變化發展的道路軌跡具有深遠的啟示智慧。用兼顧對立,調和整體,圓通融合的中庸哲學組織協調好工業技術與自然人文的和諧統一;用中和,適度,不偏不倚,過猶不及的中庸價值信仰來確立現代文明未來的發展方向和路徑。
和諧與平衡不是絕對的,而是是相對、動態的。如同運動時有平衡,靜止時也有平衡;春夏秋冬雖然四季迥異,卻能在變化中實現自然生物的和諧,萬物不是一味地永生壯大,而是在帶有循環式生息的節律中延續,在成長、衰竭、繁衍、消亡中與大自然保持動態而又默契的平衡,這也蘊含了中庸的意味和生命永續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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