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對話：中國文化重建（二）
徐景安---黎嗚：
發來我最近寫的有關重建中國文化的4篇文章，請批評指教。
一、我十分敬重您對人類文化歷史的深刻思考，提出了極有價值的創見，尤其是提出“21世紀需要人學”，具有深遠意義。
二、但是，我大惑不解的是，您一方面對孔子的仁愛和孝道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作為人類的三大元精神之一；另一方面又對孔子極力詆毀，稱之為“罪大惡極的瘟神”。我認為，倡導人學的研究，應該尊重所有對人學有貢獻的人和思想，不應該偏激。深感憂慮的是，現在的年輕人本來對仁愛和孝道就抵觸，而您對傳統文化的攻擊，更加固了他們的成見，而仁愛和孝道卻又是您提倡的。誘惡容易勸善難啊！您自己說過：“令人憂慮的是，中國人現時在拋棄孝悌精神方面，比接受求知精神的速度還快。”可您最近發表的文章起什么作用呢？
三、您非常正確地指出：“21世紀的人學應是歷史上曾經創造的所有神學、哲學和人學的一次史無前例的巨大綜合，是一次真正東西文明和文化的大合壁。”我寫的《如何重建中國文化、道德、教育》一文，正是按您的思想所作的努力。
四、您認為，人類文明的出路在于思維方法的革命，以陰陽三行論替代二元論思維。但是陰陽三行論思維如何具體應用、演繹，就沒有下文了。我覺得您對歷史和現狀的批判十分深刻，但出路和藥方卻沒有深入研究。我將自由主義的愛自我、儒學文化的愛他人、社會主義的愛大家綜合在一起，作為中國新文化，不知是否符合您的陰陽三行論思維？
總之，真誠地希望得到您的批評指教。
黎嗚---徐景安
您好。看到您的來信，您寄來的文章我一定好好拜讀。關于孔夫子，我雖然不完全否定，但我的確認為，他及其儒家給整個中國文化的影響是非常負面的。關于中國的人學，孔夫子的貢獻只是一部分，而且是其中比較被動的部分，最重要的是伏羲、老子、墨子，關于這一點，將在我今后的文章中作出清楚的介紹。經過長時期認真地研究，我深感到，孔夫子及其儒家的確應該為中國人的愚昧擔負最主要的不可推卸的責任。而且我深深地認定，對于孔夫子的有價值的東西，也只能在進行了徹底的批判之后才能真正讓人們認識到。不要忘記，孔夫子在兩千多年來的歷史中，幾乎就是中國人心中的“上帝”，這種神圣的地位完全是歷代的帝王將相們吹捧出來的，是名不副實的。謝謝您的來信。
徐景安---黎嗚：
在您的《問人性》還未出版前，我從您的朋友、我的部下李清振那里就看到了。從此，我就是您的忠實讀者，從您的書中吸取了許多營養。從某種意義上說，我現在的研究是實施您當年的理念。非常遺憾的是，您卻離開自己的理念越走越遠。
一、您提出要研究人學，并以此為己任。所謂人學，就是對人性的認識。這就決定了人學研究一定是綜合的，即吸收、整合所有對人性認識有價值的學說、流派。也只有站在人學的高度，才會有海納百川的胸懷，真正做到繼承人類一切優秀的文明成果。這句話，誰都會說，但沒有人真正去做。絕大多數學者都是屬于某一個流派的，而不是研究人學的，自然以自己的主張、主義為至上，而排斥其它的主張、主義。您的《問人性》，就是站在人學的高度對中西方文化的優劣作了歷史的比較，并且預測了未來。盡管具體論點有探討之處，但取這種態度和方法，是完全正確的，像個人學大師。可今天的您，已放棄人學的宗旨，流落為一派之見，對被您稱為創造了人類三大元精神之一的孔子與儒學，極盡否定、排斥、攻擊、詛咒、謾罵之事。您將孔子與儒學，概括為五毒：精神的復古主義、做人的唯上主義、認知的獨斷主義、行政的人治主義、政體習慣的專制主義。 四柔：孝、悌、忠、恕。過去的黎嗚對孝、悌、忠、恕大加肯定，并為現今中國的迅速拋棄而哀嘆、悲憫。今天的黎嗚卻說“四柔”是“非常不真實的花言巧語”；“仁者愛人”則是不切實際的“一廂情愿”！這樣作了“認知的獨斷”和一筆抹殺之后，就對“五毒”猛烈攻擊。最后，孔子就成了“罪大惡極的瘟神”、“千古不赦的罪人”。您說：“對于孔夫子的有價值的東西，也只能在進行了徹底的批判之后才能真正讓人們認識到。”孔子成了“瘟神”與“罪人”之后，還能有什么“有價值的東西”可繼承，但凡能讓今天的人還有可繼承的“有價值的東西”的人，一定不是“瘟神”與“罪人”。這與人學研究的方法相矩多么遙遠。如果用這種方法來研究，那您最崇敬的“圣經”，說了多少“打了左臉給右臉”一類違背現代文明的話，那也可批得一文不值。
二、研究人學作什么用，那是指導人類實踐，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儒學特別強調，“修身為本”、“行為師范”。學問首先內化為自己的行為、日常的應對，不是用來教訓、指責、批判、攻擊別人的。作為人學研究的大師，首先自己應該做到寬宏、大度、慈悲、仁愛、智慧，能盡量肯定、吸取、發掘他人、他主義、他學派中的合理、正確、有價值的成分，決不會對他人、他主義、他學派采取偏激、狂妄、蔑視的態度。當您被稱為哲學狂徒之后，并不感到是對自己的污辱，反而自我定位為“狂徒”。結果，追求極端，成為您的一種偏好和風格。世界上只有您敢這樣罵、這樣說：“自古以來的儒家，從孔夫子開始，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王陽明等等等等，一直到近代的儒家第三代、第四代，乃至今天還又在自吹自擂的新儒家，康曉光、蔣慶、陳明們，他們在本質上，其實都是自覺和不自覺的‘白癡’”和‘騙子’”，“ 中國人幾乎從來就被偽信仰和偽知識所愚弄、所宣傳、所教育”，“ 中國人的近兩千多年的歷史，……簡直就是一部中國人心甘情愿自愚并矢志堅持要走向人類愚昧之極的歷史”、“近代西方人理性精神的勃發而至理性主義的肆無忌憚的狂妄所造成的西方人類同時也包括其他人類的全面的精神喪失…總之，20世紀表現了人類原精神性的全面的喪失。”這樣，從東方到西方、從歷史到現在，世界人類除了愚昧之外就是白癡，能這樣說嗎？狂徒決不會創建人學，人學決不會由狂徒所創。您立旨要啟發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的智慧，我不知道，您說的智慧就是這樣否定一切？儒學的精髓就是，你所講的一切學問，都從自己做起。這打中了文人的要害，言行不一、知行脫節。您不是倡導人學嗎，那您首先學會做人。您不是倡導真善美嗎，那您就自己力行真善美。這樣，知識越多，就越謙遜、越平和，不會越狂妄、越偏激。我講這一切，是衷心地希望您從哲學狂徒回到人學大師的位置。您的豐厚知識與思維能力才能真正造福社會和人民。
三、創建人學需要創新。您有很多極寶貴的創新思想，三大元精神就是您的創新。還有對未來社會的預側、人學研究的思路、人類思維方法的革命，等等。可以說，您是中國最有原創思想的人。但是，您后來的精力過多地花在批判上，儒學的抬頭，使您完全迷失了方向，把儒學作為了您的死對頭。您不知是否忘了這些話：“能夠拯救人類的只剩下了重塑信仰精神、重塑仁愛精神的人學革命了”，“所稱的人學則應是以人類的仁愛精神為中心價值并同時兼及信仰精神和求知精神的重要價值的新的人學”，“復活人類仁愛的原精神是中國人繼續發揚中華民族圣人傳統的孝悌忠恕的精神，使之成為為全人類服務的一項偉大任務”，“人類的仁愛的原精神是人類走向自由的美神的惟一之路，舍此將無自由可言。”您將仁愛精神，不僅作為拯救中國，還將拯救人類的希望。作為創立了仁愛精神的孔子和儒學，怎么一夜之間成了您的死敵呢？所以，您還是多想想創新、多想想未來。我發現您在批判時容易偏激，創新時還很理智。不過，您的創新主張轉為可操作的層面，還有許多路要走。特別是面對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怎么起步，是必須考慮的。不能只是浪漫地暢想未來，必須理智地面對現實。
四、總起來說，創建人學需要綜合性、實踐性、創新性。我就是從此出發，對自由主義、儒學傳統、社會主義三大思潮作了有機的整合。您說：“廣義地看，人學即研究人類的具有普遍性的人性的學說；而狹義地看，人學則是研究人類生命意義和價值的學說。”我認為，愛自我、愛他人、愛大家就是具有普遍意義的人性，敬畏和感恩人的生命就是人學的精神性信仰。我的研究結果與您的人學定義完全吻合。所以，我的研究，希望得到您的批評指教。我對您的批評，全是依據您的思想，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共同為創建人學而努力。我套用一句老話，一切有利于創建人學的事就做、話就說，一切不利于創建人學的事就不做、話就不說，如何？
黎嗚---徐景安
您好。我并不反對“孝悌忠恕”，更主張仁愛。但必須看到，兩千多年來的儒家所叫嚷的“仁愛”，是建立在否定真理和真實的基礎之上的虛偽的東西。所有的“儒家”，其實都是帝王將相的自覺的家奴，而且從哲學的角度，他們完全站在反邏輯的立場上，正是他們所堅持的操守，造成了中國人嚴重的愚昧和無知。必須聲明，我的人學是全面站在老子、墨子、孔子的有選擇的基點上，并全面融合西方哲學、科學的長處一道進行的。在中國，不全面批透儒家的錯誤，就將永遠也不可能真正解放中國人的靈魂。這是我的心里話。謝謝給我的來信。
徐景安---黎嗚：
謝謝您的回復。關于人學的理解問題上，我們產生了分歧，原因是您離開自己確立的思想原則。
一、您說，不反對“孝悌忠恕”，更主張仁愛。而仁愛是儒家倡導的，可您又稱儒家2000年來倡導的“仁愛”是虛偽的。您在今天依然把孔子稱為“中華三圣”之一。那我就不明白，制造了假冒偽劣的仁愛、毒害了中國人2000年的孔子，怎么還是圣人呢？后來，您又罵他為“瘟神”與“罪人”。您在評價孔子“仁愛”問題上，一會捧到天上，作為拯救人類的良方；一會兒打入地獄，說成是危害人的毒藥。此黎嗚經常在駁斥彼黎嗚，不知哪一個黎嗚說的是“真理”，講的是“事實”，更符合“邏輯”？
二、您產生的事實對立與邏輯混亂，源于您對您自己發明的人類三大元精神的價值評價發生了前后矛盾。您把孔子的仁愛精神稱為人類三大元精神之一，既肯定了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又作為挽救人類的希望。“孔子的確有他真正的價值，他的真價值在于，他為中華民族的家庭奠定了‘親親尊尊’的私德。‘孝悌忠恕’中的‘孝’、‘悌’二字，事實上構成了中國人兩千多年來幾乎惟一的生存價值或生命意義。”“中國人正是靠了孔夫子所主張的‘孝悌’的親情給他們帶來了一點點溫暖，一點點生命的意義。單憑這一點，我們就得感謝孔夫子，尊他為偉人。”“仁愛精神是幾千年來中國人心靈中惟一真誠的火種，中國人正是靠了這一點點真誠的微光在親人和朋友之間相互映照和溫存，才充滿了讓自己的生命不斷延續下去的勇氣，從而才有了中華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之中獨樹一幟的燦爛光輝的人文文化。”如此真誠、真實、偉大的仁愛精神，怎么忽然變成您說的“虛偽的東西”呢？
孔子在倡導愛父母、愛他人時，按完整的人性看、按現代文明看至少存在兩個缺陷，一是提倡無我，不講自我，強調等級，要求服從。這就是您說的無“自主”、“人權”意識；二是提倡內省、修身、德性，勿視外求、實踐、利益，這就帶來知識的片面、科學的落后、經濟的不發達。這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弱點。而西方的自主意識、求知精神帶來西方的經濟繁榮、科技發達、民主政治、精神自由，但也帶來您說的理性主義狂妄所造成的“人類原精神性的全面的喪失”。而您寄希望于“中國的儒教和佛教的文明中的仁愛慈悲的道德精神”來“填補由于近現代西方理性主義狂潮所造成的道德真空。”所以，您倡導的新人學“以人類的仁愛精神為中心價值并同時兼及信仰精神和求知精神”。這就是您原來堅持的人學思想。
然而，當儒學熱興起后，您幾乎失去了理智。您祭起西方理性主義的大棒，來批判、攻擊儒學。為了把儒學批倒批臭，就不惜把所倡導的“仁愛”，也說成是虛偽的不真實的“花言巧語”。進而把孔子罵為“瘟神”與“罪人”。當然，人可以改變觀點，但不可以不顧事實、真實、歷史、邏輯。
三、擺在人類的歷史與現實面前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怎么處理紅與專、德與才、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情感智慧與知識智慧的關系。簡單來說，就是做人與做事、德性與本事的關系。德才兼備，自然是最好的。有德少才或無才，老老實實做人，能干多少是多少，也很不錯。無德無才，自然不好，是一個廢人；無德有才，有可能不好好干，也可能會干出最可怕的事情來。過去受儒家熏陶的大多數中國人，大概應歸在有德少才或無才，老實、厚道、寬容、勤勞、節儉，一輩子只知道孝敬長輩、照顧弟兄，不知“人權”、“自主”為何物。所以被您稱作中國人心甘情愿“自愚”和“ 愚昧”。中國人的這種人性是不完整的，需要啟蒙、需要教育、需要引導。這沒有錯。也是創建人學的意義所在。
然而，今天的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知識比過去不知多多少，您所強調的所謂“自主性”和“自由性”不知強多少，但是缺少的就是孝悌忠恕的仁愛精神，差的就是德性，結果怎么樣呢？正如您所說：“中國古代儒家孝悌忠恕的仁愛精神在中國的城鎮早就已經中斷了，在中國的農村也快要完蛋了。中國的父母們從此將再也得不到兒女們的任何情感上更不要說物質上的‘文化的’回報。當代時髦的兒女們正在不失時機地掠奪父母、榨干父母，中國人傳統的孝敬父母的‘良心’基本上已經死了。當人們從報刊上大量看到的那些欺騙父母、剝奪父母、拋棄父母，甚至殘害父母和殺害父母的報導時，不僅中國人應該為自己文化的絕滅感到震驚、感到悲哀，全人類也應該為此感到震驚、感到悲哀，因為人類自有史以來最講孝悌忠恕仁愛精神的人類---中國人也從此喪失了愛人的原精神了。”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儒學重新興起，于丹炮制的“心靈雞湯”極受歡迎。儒學倡導者也許解讀得不對，全盤復古論更是不能接受，但改變不了孔子及儒學的歷史地位，更用不著攻擊、貶低、丑化儒學的仁愛精神。原本對仁愛精神不感興趣的年輕人，您就越是投其所好，極力加以否定。您的這種文章點擊率越高，您就越來情緒。
我要問“那些欺騙父母、剝奪父母、拋棄父母，甚至殘害父母和殺害父母”的年輕人，難道不是更愚昧嗎？那些欲望得不到滿足、稍不如意就選擇自殺的年輕人難道不是更悲哀嗎？那些懂得一點知識，就目中無人、傲視一切、開口就罵的年輕人不是更無知嗎？您明明知道“中國人現時在拋棄孝悌精神方面，比接受求知精神的速度還快”，但您最近寫的一系列文章就是深怕中國人“拋棄孝悌精神”不夠快、不夠徹底！尊敬的黎鳴先生，您的大方向錯了，方法論也錯了。真的需要反省一下自己了。
四、您的人學基點不管怎么選擇，在孔子前面加多少圣人，只要您認為仁愛精神是人類的元精神之一，仁愛精神是孔子首創的，孔子是中華的圣人，那就不應該稱孔子為“瘟神”與“罪人”。這恐怕是最簡單的事實判斷和邏輯結論。人類歷史上還沒有出現過既是“瘟神”，又是“圣人”的人。
我來回答您提的人學第三大問題：“為什么人類社會愈是按照西方模式走向‘進步’，人類對待自己的同類卻愈是表現出冷酷無情，甚至殘忍兇狠，這祥的‘進步’究竟要把全人類推向何處？”很簡單，人類只有求知精神，以為自己掌握了真理；人類只有信仰精神，以為自己代表上帝，而沒有中國傳統儒學、佛學倡導的仁愛慈悲精神，就會變成“狂徒”和“惡棍”。看哪一個人不順眼，就罵為“白癡”；看哪一個國家不順從，就宣布為“邪惡”。文人狂徒不過是口誅筆伐，掌握了國家機器就會侵略討伐。而這一切都是為了傳播真理、主持正義、拯救靈魂、推進文明，表現得非常執著、真誠、敬業。這樣下去，人類除了分裂、仇視、撕殺、毀滅，沒有別的出路。世界上的事，我們還管不了。中國的有良心的文化人，還是少攻擊一些別人，多肯定一些共識；批判不能少，建樹更提倡；暢想可浪漫，實際更重要。儒學的孝梯仁愛，主要的不是一種知識工具，而是做人的行為準則。中國的文人都能帶頭做起，并影響社會，中國才有希望。
五、不好意思，我說了那么多批評您的話，因為您是中國人學的倡導者，影響力又那么大，只是希望您回到人學的軌道上來，起好帶頭作用。您對我一直還未提批評意見。我自然希望得到您的肯定，但也有充分的思想準備接受您暴風雨般的批評。來而不往非禮也，我誠懇地期待。
仲大軍---徐景安（摘錄）
徐先生提的幾個問題很有意思：中國有文化嗎？中國有道德嗎？中國有教育嗎？年已66歲的徐先生對著蒼天發問。從這幾個問題可以看出，徐先生對當前中國社會的思想文化狀況已經看得十分糟糕。
我也有同感，但看法又與徐先生有所不同。或許徐景安先生沒有明白一個道理，當社會混沌已久，墮落已久，另外一些糾正性的精神文化便會產生。失望之中其實正在誕生著希望。看似混亂、空虛的中國社會其實也萌發著大量堅實有益的思想文化和探索。
譬如，今天的中國社會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堅定地誕生出了各個思想文化流派，只是這些群體并未強大得象一個專制力量一樣取得話語霸權。當今的中國有新儒家，新法家，新道法家，新墨家，新馬列主義，新毛澤東思想，新自由主義，新自由左派，新自由右派......這些思想派別的認識都比歷史任何一個時候都深入，都更鮮明。
特別不能說今天的中國沒文化，沒教育。其實今天中國人的文化生活不知比改革開放前豐富多少倍，文化大革命期間出了八個樣板戲，而今天一年就是幾十部大片，天天晚上都是中外大片輪番上演，在這些作品中并不乏優秀之作。譬如《亮劍》、《五月槐花香》、《漢武帝》、《井岡山》、《大將陳庚》等哪部片子不是看起來令人津津有味！
再說教育，盡管我國教育自改革開放后一頭鉆進應試教育的窠臼之中，但這種將孩子淪落成牛馬般辛勞的教育，卻訓練出多少知識的倉庫和機器。當代青少年所掌握的知識和技巧不知是改革開放前的幾十倍，幾百倍。這正是工業社會的需要，工業化需要的是千千萬萬刻板機械的科技人才，而不是農業時代的浪漫詩人。
自然科學正在對人類產生異化作用！但誰讓你接受現代科學、享受技術文明呢！其實這也是一種發展的無奈。
至于說中國有沒有道德？這倒是個需要討論的問題。其實徐先生在這里還應加上一個質問：中國有法律嗎？特別是中國有好法官嗎？
今天的中國社會已經進入法制社會，道德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裁判權，最終說了算的是法院判決。在這種情況下，還要道德有何用？
之所以出現這種窘境，根源不在于中國的道德淪喪，而是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建設不到位。要找出問題的根源。
徐先生另一個抱怨是，當代中國社會完全墮入物欲和肉欲的深淵，已經成為一個過度物質自由或說物欲泛濫的社會。改革開放以自由地追求物質目標為宗旨的發展把中國人引入一種道德墮落的狀態。
中國社會之所以掉入肉欲、物欲的洪流，一是因為窮困得太久，才導致一心一意搞發展，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物質財富享受為目標。第二個原因是僅有經濟上的自由，缺乏政治文化上的自由，致使國民的精神生活只能沉溺在吃喝玩樂上，過剩的精神空間無處打發。試問，這些年里中國何曾有過群眾集會、慶祝活動等方面的政治生活？何時講求過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政治禁錮達到了歷史罕見的程度，除了干活、掙錢、上床玩女人之外再無別的內容。
在這種情況下，這個民族還能有什么追求！因此，文化重建對于中國來說只能是一種侈談。中國當代的物質自由主義是對幾千年禁欲和貧窮的封建等級專制文化的一種報復，壓抑了幾千年的性欲和物欲得到了大釋放。在物欲和肉欲得到滿足之后，接下來的將是壓制了幾千的政治權利欲望的釋放。
中國社會就是這樣在滿足欲望的過程中一步步發展的。不管徐景安等老先生是否看得慣，社會畢竟是要按自己的意志前進的。至于說“文化重建”這種概念，也是系統論思維和革命思維的產物，不如隨遇而安。其實重建就發生在社會墮落和腐敗之中，沒有破，便沒有立。沒有壞，也不會有好。好的東西總是隱藏在壞的東西旁邊，是在與壞相對照下同時發生的。
看看老子的《太極圖》，兩個鮮明的陰陽對立物，就明白社會變化的內涵了。說了半天，我的中心意思是，不要過多地去譴責社會的糜爛，而是要找出主要原因，從根本上來扭轉中國社會的歪風邪氣。
徐景安---仲大軍：
很感謝，把我的有關重建中國文化的4篇文章刊登于貴網，并寫了一大段評語。你非常重視我的年齡66歲，并說“不管徐景安等老先生是否看得慣，社會畢竟是要按自己的意志前進的”。言下之意，我是一個嘮嘮叨叨、怨天憂人，懷念過去、無視進步的老頭，好像對我有所誤解。
一、對于今天社會的歷史進步，我不知寫了多少文章加以肯定。無論從經濟民主，還是思想自由方面，今天比過去都有巨大進步，盡管已然存在著太多的遺憾和缺陷。就像我批評的物欲和肉欲的泛濫，也總比吃不飽飯、還沒有乞討的自由強。
二、對當今社會的缺陷和弊端就需要批判，這是知識分子的責任，其實，你也正在做同樣的努力，只是視角不同、結論不同、藥方不同。有的批判現實，是為倒退過去；有的批判現實，是為尋求未來。我的《要不要重建》、《癥結在哪里》是講現象、找原因，《如何重建》、《中國新文化》是談設想、求未來。“說了半天，我的中心意思是，不要過多地去譴責社會的糜爛，而是要找出主要原因，從根本上來扭轉中國社會的歪風邪氣。”我贊成你這一說法的后2句，譴責社會的糜爛不存在過多、過少。這由誰來掌握呢？后2句是完全正確的。可今天，對社會現實不滿的多，凡是揭露的、批判的，甚至罵娘的，很容易共鳴，網上大量的是這類文章，而提建設性意見的很少，也不感興趣。在某網站上，我的《要不要重建》點擊2400，《癥結在哪里》就1400，《如何重建》、《中國新文化》只400多。這種情況的發生，既反映了對現實的不滿與預期的喪失，也與知識界指責、批評的多，給出路、藥方的少有關。我正是為改變這種狀況作努力，并且用我的理念在實踐中推廣，在全國搞了3個地方的試點。
三、你說：“重建就發生在社會墮落和腐敗之中，沒有破，便沒有立。沒有壞，也不會有好。好的東西總是隱藏在壞的東西旁邊，是在與壞相對照下同時發生的。”不破不立，中國人最熟悉，文革叫得最響的就是這句口號。但破畢竟是破，立畢竟是立，破不能替代立。破固然不容易，立就更難。社會墮落和腐敗不會自然發生重建。沒有文藝復興以來思想家立于重見的呼喊，封建皇權制怎么會自然過渡到資產階級民主制？我在“立”上作了一些努力，非常想聽聽你的批評意見。從你眼下的批評中，我還沒有“看出當前我國新老之間的嚴重文化對撞”究竟在哪里？
歐陽君山---徐景安
徐老，謝謝您一直以來發送的文章，每每拜讀，深受教益，高度共鳴！
徐景安---歐陽君山
我提出重建中國文化是值得思考的大問題，你也在思考中西文化的結合，不過你把社會認同作為出發點和歸宿點，我覺得有點勉強，希望聽到你的高見。
歐陽君山---徐景安
謝謝您的鼓勵！ 我非常贊同您提出的重建中國文化的設想，我也的確在這方面作過一些淺薄的思考，而且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方面的專家學人，我接觸過不少。坦白地說，我有一個強烈的感覺：我們的很多學人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我認為，學人在思考問題、發表意見時，一定要務實，所使用的概念、所發表的意見、所提出的理念，是不是經得起推敲，是從自己的假設出發，還是從別人的東西出發，如果是自己的假設，這個假設有多大的經驗基礎，以及最后邏輯是不是自洽。如果從別人的東西出發，對別人的東西是不是真正理解了，這是個嚴重的問題。我接觸過很多從事中華文化復興的相關學者，他們究竟是在復興中華文化，還是復興他們自家的私貨，很難講，我感覺多是后者。這方面我還專門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如何判斷一種思想的成熟》，也曾發過您，不知收悉否？
讀徐老的文章，感覺您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非常成熟，有人情煉達氣象，不是學界多見的那種科班學究，對中華哲學感悟甚深，難得！
徐景安---歐陽君山
你的這篇文章《如何判斷一種思想的成熟》，我看過，寫得很好，也很有針對性。
你說：判斷一個人學術上是否成熟，有七個標準：1.看他是不是有窮根究底的銳氣；2.看他是不是有海納百川的胸懷；3.看他是不是有為而不爭的淡定；4.看他是不是有溫暖別人的情懷；5.看他是不是有啟發他人的柔情；6.看他是不是有百折不煩的耐心；7.看他是不是有心平氣和的從容。
我認為，其中第二點最重要，有否海納百川的胸懷，也就是能否真正發現、挖掘、吸納對象中的合理、正確、有價值的成分。要有海納百川的胸懷，必須先有沙里淘真的精神、心境、功夫、技能。可是，稱為專家、學者的，往往把自己認同的一種思想、觀點、理念、價值、流派、主義作為判定一切事物的標準，把不同的說得一無是處，批倒批臭，狗屎不如，而看不到別人蘊含的合理、正確、有價值的成分。我認為，凡能成為一種流派、一種主義的，必定有存在的理由。儒學傳統、自由主義、社會主義，不僅成為人類歷史上的三大思潮，而且形成為實踐運動，怎么會沒有存在的理由呢？正是從此出發，我發掘這三大思潮中的合理部分，再加以整合，作為中國新文化的價值觀。我希望更多的學者來參與整合的工作，愿意作這樣事的人很少。我給自己的定位，就是加工的工匠，不是什么專家。我一點不貶低專家的作用，但我非常不贊同有些人對他人、他主義、他文化全盤否定甚至惡毒攻擊的做法。他們對社會只起分裂、破壞、離散、誤導作用，這與倡導多元文化無關。
歐陽君山---徐景安
徐老，總體上，我非常同意您的看法。但我感覺，以當今思想界的現狀，更重要的可能不是“整合”，而是“發現”。我個人認為，只有發現，才有真正的理解，自然也就不整而合。僅供徐老參考！
徐景安---歐陽君山
“發現”也好，“整合”也好，都需要。我想再補充你的《如何判斷一種思想的成熟》，增加笫8條標準：看他提供的理念是不是具有普適性，既可治國，也可治家，更可治身，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我認為，愛自我，愛他人，愛大家，在人類歷史上都分別作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但都暴露了它的片面性，今天的人類應該把這三者整合在一起，作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完整理念。做到了的個人，就會是幸福人生；做到了的家庭，就會是幸福家庭；做到了的國家，就會是幸福國家。確立了普適性這條標準，就可衡量、鑒別、比較當今社會的各種思潮了，也可為“發現”提供指引。實踐性，是人文思想成熟的最終裁判。
歐陽君山---徐景安
謝謝徐老！您的補充非常好。我當初正是因為拜讀您的文章，才有沖動說要與您聯系，向您討教的。修齊治平的思想，我高度贊同，西方的自由民主在這方面是有缺陷的。“中華文明的經濟學證明”在某種意義上就是證明這個。您對東西方的東西都非常透，看到了西方的優點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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