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說《論語》,真就是天花亂墜,表述了一個知識女性對中國文化的感悟。不過,與毛澤東思想相比較,就顯得表面化、小兒科了。
中國最早的思想來源于神話時代,包括對萬物更替的理解、天文觀測、對人間世道的預測,崇神拜祖,驅鬼、治病。從各個部落的圖騰崇拜到周朝禮教,逐步形成了階級統治系統和法術。
春秋戰國,由于周禮已無法維持愈來愈多的現實沖突,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學術與御術的表述。秦以法統一全國。
漢朝講究“孝”。漢孝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文景時期的黃老之術慢慢失去了統治地位。
漢朝滅亡卻是新的道教組織推翻的。魏晉時期,老莊之道盛行。
南北朝時,佛教逐漸得到了各國君主的青睞。
唐朝是三教相互影響、彼此消長的階段。以至于中國歷史長期不離道、佛、儒三宗。
道法自然,追求的是去矯去偽,反對小恩小惠。在現實,對統治階級只有道德批判,一般不進行窮追猛打。所以,統治者也樂得“清靜”。佛說萬物皆為塵,相爭成業必遭劫;也屬于超脫派。更有那么一些人“遁”、“隱”,也受統治者表揚,屬于“神仙”一流。
在中國,只有墨子“俠義”一派,統治者不喜歡。因此,也就不上臺面。但,在民間卻始終有仗義直行客,不僅《史記》有記載,戰國策有記錄;《水滸傳》、戲劇、傳奇、楊家將、薛家將、岳家將,為大眾所喜聞樂道。這才是中國的文化精髓。
從二十世紀以來,對國學“儒術”的態度,有較大分歧、爭論。爭論的層面也不一致。因此,難說誰對誰誤。國學并不就是儒術;儒術當然不代表國學。
中國十九世紀的失落,救國者面對強敵,不僅僅感到火器的進步,也感到清朝國家政治的落后,思想、文化、世界觀的衰敗。于是,有人要求順應天擇,強勢在于自強。為迎接“新文化”:科學、民主,要全盤改變傳統落后的意識形態。有人看到了禮教的虛偽,禮教破衫里面全都是男盜女娼、吃人的嘴臉。這也是老子《道德經》早就批判過的。
有人看到,儒術與女人裹足有異曲同工之害,都是自束以奉統治者。因此,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中西之爭,以至于舊傳統都在否定之列。
隨著大陸新政和政權的更替,儒術成為解放運動要打倒的對象。
儒術講求的是:君子之道。國君作為統治者為非作歹,要有人為之遮羞,需要矯情裝扮,于是就找到了學而優則仕的儒士來做官。儒士就給統治階級穿上長袍大褂裝飾起來。劉邦第一次穿上朝服當然是滿意得很。真正的君子不得其道,只好跑到道家。實際的歷史就是有道君子被排擠,只得隱于山林。真正推動進步的只有艱苦卓絕的勞動和敢于奮爭的人民起義。
毛澤東指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所謂的君子只是有利于偽君子行惡,那還講究什么君子之道?君子只反貪官、不反皇帝,那也是看不到問題的根本,像宋江那樣的人,不僅害了自己,也害了革命兄弟。所以,說他終究是奴才。所謂的君子只是奴才,那還講究什么呢?
儒術只為自束之策,當然也就逃脫不了奴才的命運:遭到徹底的批判。
革命者不是不講究自身修養。但,首先要修的第一課是:階級斗爭的原則。斗爭哲學就是講究本質、原則,為什么人服務的方向。講究的是團結奮爭。只要那些不守規矩的人總想作威作福,就要講究與他們的斗爭,爭來一個人的尊嚴,人類的尊嚴,這就是人類的奮爭史。只有奮爭的一生才是盤古開天辟地的寫照:頂天立地的人格成長歷程。
不分敵我不行。對待人民應儒雅;對待帝國主義,儒雅就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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