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墨家思想與日本武士道

七大山人

2007-02-06

    日本民族是一個很怪異的民族，雖然與中國一衣帶水，但中國人并不真正了解它。了解的只是日本的侵略歷史，以及其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但日本的民族精神，以及民族精神的內核武士道，中國人又了解多少？一提武士道，大家的頭腦里馬上就影現出一個身穿和服，面目冷酷，揮舞著日本彎刀的武士形象。一提武士道，大家就馬上聯想到血腥和屠殺，不寒而栗。但這些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武士道，真正的武士道又是什么呢？ 

    武土道，顧名思義，就是武士階 級的道德規范。武士階 級是日本古代很早就有的一個特定的階級，其人員構成并非只是打打殺殺的武士，主要卻是知識分子。其性質類似于我國古代的“士”階層。“士”在我國古代也是一個特殊的階層，鼎盛于戰國時期，著名的戰國四君子都號稱“養士三千”。最有影響的士人就是荊柯了，但荊柯更象是知識分子，并非身懷絕技的武俠。日本的“武士”也是一樣，大多是知識分子。

    但古代的知識分子與今天的知識分子要求是不同的。儒家對知識分子的要求是“通五經貫六藝”，其中的“六藝”指的是六種技能，包括駕車射箭等等。因此，我國古代的知識分子，也并非只文不武，文武雙全者不在少數。日本的“武士”，大多也是能文能武的，琴棋書畫樣樣來得。

    寫到這里，有人不禁會問：你的意思，莫非日本“武士”的祖宗就是中國古代的“士”？——聰明！但請注意，中國古代的“士”的門派多著呢。戰國諸子有多少家，“士”的門派就有多少家。其中最大的兩家，一是儒家，一是墨家。而日本“武士”的祖宗，再重復一遍，就是墨家。 

    墨家的創始人墨翟，戰國初期魯國人。墨翟姓墨，長得卻不黑，他出生于當時的“士”階層，算是體面人家了。但他本人又曾經當過制造器具的工匠。墨子初學于儒術，后自立新說，創建了墨家學派，和老師公開唱對臺戲。墨子的思想，可以概括成二十個字——“兼愛”，“非攻”，“天志”，“明鬼”， “尚賢”，“尚同”，“尚力”，“節用”，“節葬”，“非樂”。

    墨子的門徒很多，大多來自社會的下層。他們組成了一個組織嚴密的政治性團體，紀律非常嚴格（有點象黑社會，呵呵！）這些人吃苦耐勞，勤于實驗，作戰勇敢，即使犧牲自己也在所不惜。因此《淮南子》中說：“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

    那么，墨家的傳人又為何東渡日本，把根扎在這個蠻荒島國呢？欲知后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 

    日本國的創立，始于什么時候？公認的說法，是徐福東渡之后。徐福何許人也？秦始皇的特派員也。秦始皇怕死，派徐福東渡瀛洲訪求長生不老之藥方。徐福本人是一個“方士”，典型的道家學派，與墨家何干？莫急，容山人慢慢道來。 

    秦始皇南征北伐統一天下后，又統一了文字，統一了“度量衡”。最后就是統一思想。秦始皇靠法家思想打下了江山，宰相李斯也是法家的人，法家自然也就占據統治地位。但是當時社會上最大的思想流派卻不是法家，而是儒家和墨家。怎么辦？拉攏，拉攏不成就取締。“焚書坑儒”的故事，大家都曉得，我就不羅嗦了。我只談墨家。

    目前流行一種網絡游戲，叫《軒轅劍》，其中有一段的背景故事就是講述墨家的。墨家被秦始皇迫害，剿殺殆盡，最后被一個年輕的女弟子用“機關術”拯救了。這故事肯定是虛構的，但卻給我一個啟示，即慘遭剿殺的墨家是被一種“機關術”拯救的。（列位不要笑！）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機關術”呢？

    話又要扯到徐福身上了。徐福，剛才說了，是道家學派的人。因為道家不管凡間的事，所以秦始皇也就不拿它說事。

    徐福曾經三次東渡日本，《 史記 · 秦始皇本紀 》載述了兩次。一次是在秦始皇二十八年，“ 齊人徐市等上書 ， 言海中有三神山 ， 名曰蓬萊 、 方丈 、 瀛洲 ， 仙人居之 。 請得齋戒 ， 與童男女求之 。 于是遣徐巿發童男女數千人 ， 入海求仙人 。”徐市即徐福。其結果 “ 船交海中 ，皆以風為解 ， 曰未能至望見之 。” 意思是遇上了臺風，船毀大半，神仙也沒有見著。

    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在秦始皇三十七年 ，“ 于是臣再拜問曰 ： 宜何資以獻 ? 海神曰 ： 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 ， 即得之矣 。 秦皇帝大說 ， 遣振男女三千 ， 資之五 谷種種百工而行 。 徐福得平原廣澤 ， 止王不來 。”徐福打著海神的幌子從秦始皇那里騙來了大量的人口和物資，隨船來到了日本，瞅準了這塊世外桃源，再也沒有回去了。

    從史載的資料來看，徐福出海尋仙求藥實在象是一個陰謀（該叫陽謀，呵呵！）。主意是他出的，出海的船隊是他率領的，每次出海都借故向秦始皇要這要那，最后黃鶴一去不復返，不是陰謀是什么？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冒險這樣做呢，幕后的主使又是誰呢？欲知后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 

    當今日本，上自天皇下至百姓，都把徐福當成了自己的祖宗。徐福不過是一個臭道士，何德何能？徐福的身邊，一定有高人輔佐。這路高人，不是別人，就是墨家的正宗傳人。墨家的傳人被秦始皇迫害剿殺，窮途末路，求助于徐福等道士。這幫道士素來和墨家關系不錯，而徐福本人也是齊國人，和墨家的傳人是老鄉。朋友加老鄉，落難時豈能不救？于是兩幫人合謀，共同策劃了東渡日本為秦始皇訪仙求藥的陰謀。事成后徐福南面稱王，眾人皆稱臣。 

    徐福等人向秦始皇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 ，名曰蓬萊 、方丈 、瀛洲 ，仙人居之 。請得齋戒 ，與童男女求之 。”秦始皇果然中計，大喜， “于是遣徐巿發童男女數千人 ，入海求仙人”。徐福得了秦始皇信任，將墨家的傳人及其家屬弟子混雜在數千童男女中攜帶出海，應該不是一件難事。 

    徐福史載兩度出海，從秦始皇那里騙來了大量的人口和物資，統統遷移到了日本。而當時的日本土著人還處在原始狀態，對擁有先進生產力和文化的徐福等人奉若神靈。徐福和他的數千移民成了島國當之無愧的統治階級。而墨家的傳人也履行承諾，把徐福扶上了“天皇至尊”的寶座。——“天皇”一詞本是中國道教的用語。

    現在的日本，把徐福供奉為“神武天皇”。徐福實乃是日本天皇第一人。但是，徐福終究不過是一個道士，耍嘴皮子行，安邦治國則是外行。國家肇始的一切要務基本上都由墨家的傳人擔當，徐福本人也樂得其成。墨家思想本來就影響深遠，號稱“顯學”；其骨子里是世俗功利的，因此深得人心。徐福雖貴為“天皇”，但只是充當了一個傀儡而已；就象晁蓋，被宋江架空，連精神領袖也算不上了。

    但天皇制的統治體制卻在這個島國保留至今，成了日本一成不變的“國體”。墨家的傳人為什么要維護天皇制？為什么不把墨家之術名正言順地立為國策，而要打出“武士道”的招牌來取而代之？欲知后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 

    至今史學界有一個懸案，就是戰國時期盛極一時，和儒家并稱“顯學”的墨家，一到漢代怎么就銷聲匿跡了呢？有人可能會說是被秦始皇斬盡殺絕了，但同樣是遭此厄運的儒家，為什么種子連綿不絕呢？漢武帝“獨尊儒術”的同時“廢黜百家”，是否也采用了“焚書坑儒”式的極端手段，歷史典籍并無記載。百家中的道家不但沒有被廢黜掉，相反還堂而皇之地發展成了宗教。說墨家最終毀于漢武帝之手，恐怕也是無稽之談。那么，墨家的傳人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逃了。在秦始皇的殘酷剿殺下，墨家的傳人遠遠地逃了。徐福東渡提供了逃跑的千載良機，而當時日本還是蠻荒之地，又遠隔重洋，秦始皇的勢力還延伸不到那里。在東逃和西竄中，墨家的傳人選擇了前者。在徐福的掩護下，一行人登上了渤海邊擁擠的海船，船頭指向遙遠而未知的國度，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

  （編者按：按學說的性質看，墨家與秦始皇的沖突會最大，因此受迫害也最大，逃亡是有可能的。在徐福東渡的同時，中國還在發生著大規模的偷渡，即墨家或儒生被迫東移。）

    徐福作為東渡的移民的領袖，其地位與功勞完全相稱。墨家的傳人心悅誠服地把他扶上了“天皇至尊”的寶座，成了他手下的將軍和門客。日本島國的第一代領導層就此確立了。又經過幾代人的完善和發展，以天皇為國家最高權力象征，以幕府將軍為首席執行官的統治格局正式形成了。這種統治格局差不多延續了兩千年，直到明治維新時才被打破。

    同儒家一樣，墨家也是強調忠君愛國的。墨家“十論”中有“尚賢”“尚同”的主張，“尚賢”即尊尚賢人，“尚同”即主張在“尚賢”的前提下統一天下。徐福是有名望的道士，又能扶危濟困，是墨家的救命恩人，自然稱得上賢人。把徐福這樣的賢人扶上“天皇至尊”的寶座，悉心輔佐，一個統一的國家才會形成。因此，墨家的傳人盡管掌控著國家實際的權力，但始終都維護天皇的至尊地位。日本的天皇兩千年來從未被顛覆過，一直世襲至今，不能不說是人世間的一大奇跡。

    墨家的傳人盡管東渡日本，但墨家思想的殘余在中國民間暗流涌動，催生出一批偉大的歷史人物。諸葛亮就是其中的典型。諸葛亮來自于民間，這條臥龍被劉備請出山后，創造出一系列的豐功偉績。諸葛亮博通古今，非命尚力，一生克勤克儉。其發明制作的木牛流馬，儒家知識分子為之瞠目。諸葛亮是一個偉大的實踐者，這一點和墨子有著驚人的相似。其平民宰相的形象塑造，又與墨家的“兼愛”主張不謀而合。其后半生把持著蜀國的軍政大權，卻始終效命于“扶不起的阿斗”，明知不可為而強為之，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唯有墨家精神，才能造就這樣的千古名相。

    文革以后，有人說周恩來的骨子里是墨家思想，當時我極不理解，難道四人幫批“孔”批錯了對象？而今天，我明白了。欲知后事如何，請看下回分解。 

    和儒家不同，墨道兩家都迷信鬼神，鼓吹鬼神之說。徐福作為方仙道士出海尋訪神仙求取長生不老之藥，這一事件本身就足以證明道家是迷信鬼神的。而墨家的“十論”中更有“明鬼”一說，宣稱天地間有“賞賢罰暴”的鬼神，天下人都要信奉它，不可胡作非為。墨家的傳人既已尊奉徐福為“天皇”，兩派的思想也就開始走向合流。兩派思想的共通點被發揮到了極致，日本從此以后鬼神當道，歷經兩千年的風雨而不改。直到今天，日本的首相小泉還公然宣揚日本是“神的國家”。 

    徐福是否就是“神武天皇”，日本的學術界還存在著爭論。但在民間徐福則早就被敬奉為神，成了日本的黃帝或炎帝。徐福被奉為豐收神、農耕神、紡織神、醫藥神、冶煉神、漁業神、造船神、水利神、殖產神等世代祭祀，2000多年從未間斷。徐福給日本島帶來了中國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功勞大大的，但徐福事實上不過是一個方仙道士。徐福會農耕嗎？會紡織嗎？會冶煉嗎？會打漁嗎？會造船嗎？會水利嗎？會養殖嗎？如果什么都會，那就真成了神仙了。

    徐福的身邊，必有實踐能力極強的高人。有人會說：徐福幾次出海，不是帶了千童和百工嗎？我說，千童是真，百工是假。《史記》記載徐福只是最后一次出海才向秦始皇提出“百工”之事。而我們知道，墨家的傳人受墨子影響，幾乎個個都是能工巧匠。墨子本人就曾經當過制造器具的工匠，具有高超的生產工藝技能。據說他親手制作的“木鳶”，可以在天上飛三天三夜不掉下來。墨家的傳人，繼承了祖師爺這一優良傳統，人人實踐，個個動手。徐福最后一次出海帶的不是什么“百工”，而是偽裝成百工的墨家的傳人也。

    當今世界，數日本的制造業最發達。日本人在制造方面表現出了驚人的才華，對世人來說是一個捉摸不透的謎。現在，這個謎底找到了。日本的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武士道，而武士道又與墨家精神一脈相傳。墨家精神特別強調實踐能力，武士道自然也就強調實踐能力。自古以來日本民族就是個勤于動手的民族，鼓勵發明創造。日本的制造業所以能雄冠全球，與它深厚的文化背景是離不開的。

    反觀中國，自從儒家思想一統天下后，能工巧匠就成了“末技者流”。孔老夫子只提倡讀書做學問，“學而優則仕”。有個學生向農家學種菜，孔老夫子知道后，嚴厲地斥責了這個學生，說種菜是“小人”做的事，“君子不為也”。歷朝歷代的統治階級也是極度鄙視手工藝者，污蔑他們是“背本而趨末”；天下一有事，則“毆民而歸之農”。直到鴉片戰爭以后，封建統治階級還在固步自封，把西方的現代技術說成是“淫巧小技”，拒絕學習和接受。以致于后來的洋務運動進行得異常艱難，比日本人早起步，卻遠遠地落在日本后頭。

    直到今天，我們的技術工人還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國人都不顧代價地送子女上大學，讀出來后好當干部。“學而優則仕”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干部的待遇也是出奇地好，一個坐辦公室的科員的工資收入幾倍于一線的技術工人。欲知后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

    我在肯定墨家思想的同時，并非否定儒家思想的高明。秦始皇從政治上統一了天下，而儒家則是從思想上統一了天下。沒有比儒家更合情合理的了，它在意識形態上延續幾千年的統治就是充分的證明。但我要說，儒家思想的主體只適應封建社會，而不適應工業化革命后的近現代社會。封建社會最大的特點就是農業經濟占主導，人與土地的關聯度極高。當土地不產糧食，或土地的所有者過分地集中，社會就會動蕩，嚴重的甚至會造成王朝的更迭。歷次的農民起義，不都是打出 “分田地”的口號嗎？

    在農業經濟占主導的封建社會里，土地是最大的物質財富。封建統治階級文功武伐，開疆拓野，十有八九都是沖著土地來的。光有土地，沒有人種還不行，于是人口又成了最重要的財富之一。一些窮兵黷武的封建君王在掠奪土地的同時，也掠奪人口，實現土地人口雙豐收。處在奴隸社會中的蒙古貴族不在乎人口，只在乎牛羊，于是在征服異族的過程中見物就搶，見人就殺。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從這個角度看，封建社會的確比奴隸社會要進步得多，“仁慈”得多。

    儒家大肆渲染這種“仁慈”，把人口的財富價值標出了天價，以至于“亞圣”孟子說出了“民為貴，君為輕”這樣的昏話。但財富終究是財富，敗家子歷朝歷代層出不窮。視民如草芥，是這些敗家子們的常態。結果人口總是不見增長，生得快死得也快。天子“雷霆之怒”時，多少個人頭都會落下。當天災降臨，土地不產糧食時，人口就空前貶值。于是餓殍滿地，哀鴻遍野。一些“仁慈”的儒家官員冒死上表以聞，君王從酒色中抬起頭來：“奈何不食肉糜？”到天國吃肉糜去吧，如果你能有幸幻為君王。

    墨家提出“明鬼”之說，讓我等唯物論者笑掉大牙。但儒家也不是好哥哥。孔老夫子雖說“子不語怪力亂神”，但不等于他老人家就“唯物”。孔老夫子是不敬鬼神的，但是敬奉祖宗，動不動就拿三皇五帝來說事，以為世風日下，一代不如一代。因為敬奉祖宗，孔老夫子以身作則，“述而不作”，一部《論語》還是徒子徒孫幫忙給編的。儒家知識分子在孔老夫子的影響下，一個個“是古非今”，唯祖宗馬首是瞻，缺乏自信心與創造力。封建最高統治者確立了儒家的正統地位后，也給予積極的配合，死后不是稱“宗”就是稱“祖”。由敬奉祖宗衍生出了“孝道”，對國君盡忠，對父母盡孝，構成了儒家倫理道德觀的核心內容。敬奉祖宗的主要表現形式就是每年搞祭祀活動，履行“孝道”的主要表現形式就是“厚葬”。

    儒家的孝道觀源于周代。周人受遠古祖先崇拜的影響，在宗教觀上表現為尊祖，在倫理觀上表現為孝祖，在喪葬觀上表現為厚葬。儒家特別主張厚葬。 “亞圣”孟子雖然一向標榜“安貧樂道”，但在葬母這件事上卻毫不含糊，用上等木材制作精美的棺槨，連他的門生都認為過于奢侈。在孟子看來，厚葬“非直為觀美也”，而是為了講禮盡孝。孟子以后，厚葬被冠以禮、孝的美名，左右了中國幾千年的喪葬風俗。 

    厚葬風俗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財富和人力的巨大浪費。秦始皇一生完成了三大建筑工程——長城，阿房宮和他的規模空前的陵墓。陵墓的修建時間長達 37年，用工最多時達70余萬人。整個陵墓猶如一座豐富的地下文物寶庫，各種稀世珍寶應有盡有。秦始皇生前享用不盡的財富都帶進土里去了，隨著歲月的流逝而腐爛成泥。而早在秦始皇之前，各諸侯國的國君在喪葬方面也是講盡排場的，盜他們的墓等于老天要你發“土”財（非洋財也。）。秦始皇之后，那就更不用說了，歷朝歷代的“祖宗”們恨不得把整個皇宮都搬到地底下，——“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大量的財富和人力就這樣白白浪費了，“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古埃及王朝就是因為修建金字塔造成國力衰竭，最后被異族滅亡的。隋煬帝開鑿大運河，本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可是他卻因此亡了國。當西方世界的工業化革命搞得如火如荼時，東方的滿清政府正忙著修圓明園呢。修到快要完工時，竟被英法兩個強盜一把火給燒了。大火燒了三個月，燒毀了東方文明，也燒毀了滿清政府的狂妄與自尊。而同樣是東方的日本，卻悄然崛起。欲知后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

    和儒家針鋒相對，墨家提出了“節葬”的主張，認為“厚葬”、“久喪”會弄得“匹夫賤人死者，殆竭家室”，不利于發家致富。為了使老百姓致富奔小康，也為了國家長治久安，墨家提出一套薄葬、短喪的辦法，簡化了殯葬禮儀，維護了日常生產。墨家反對一切不必要的奢侈浪費，又提出了“節用”的主張。主張用財必須用了有利，有利于民，反對貴族“虧奪民衣食之財”的奢侈享樂。

    受墨家思想的影響，日本沒有“厚葬”的習俗。日本沒有巍峨的金字塔，也沒有氣勢磅礴的始皇陵。早在一千多年前，日本人就開始火葬了。據《續日本書記》記載，公元8世紀初，持統太上天皇和文武天皇親身垂范，在飛鳥岡舉行火化大葬，自此，火葬的風氣在日本民間廣泛地推開。而中國，除了吃齋念佛的和尚，火葬作為移風易俗的一項重要內容，只在解放后才在民間逐步推行。而火葬，我們知道，總比土葬要節約得多的。

    今天的日本人，總給人一種不好的印象，就是“小氣”。日本的一些著名的大企業家，連辦公室里的一張空白紙都要節省，“小氣”起來簡直賽過老葛郎臺。但奇怪的是日本人竟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大企業家們總是津津樂道于自己的“小氣”，并且拿它來教導后生。后生們竟也言聽計從，一代比一代“小氣”。哪像我們中國，一個賣雜貨的個體小老板，一晚上在歌舞廳瀟灑一千塊不在乎。知識分子也有豪放的傳統，“千金散盡還復來”。政府官員就更不用說了，他們要是突然變得“小氣”了，滿城的酒樓歌舞廳都得關門。

    日本人的“小氣”，分析起來，是源自墨家的“節用”主張的。崇尚節儉，反對奢侈浪費，早已在日本人的頭腦里扎下了深根。日本人雖然富甲天下，但能保持千百年流傳的勤儉作風不變，確實是一個奇跡。而我們中國，先富起來的那部分人從來就不是什么好哥哥。吃喝嫖賭爭先恐后，官商勾結飽中私囊。“勞動致富”幾乎成了一句空洞的口號，“為富不仁”成了金科玉律。奢侈腐化的心理根源是因為錢來得太快，權力的過分集中又造成了財富的過分集中。于是千百個石崇從神州大地上涌現出來了，改革開放的成果被這幫小子竊奪了。
欲知后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

    大學讀書時，看了一部日本電影，片名叫《日本沉沒》。是一部科幻類的災難片，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持續不斷的地震和火山爆發侵襲下，日本列島徐徐沉沒了。日本民族在生死存亡的關口表現出了異常的沉著鎮靜，贏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尊敬......影片雖是科幻片，但制作精良，特技效果并不輸給美國好來塢的大片。影片所表現的內容在中國人看來絕對是杞人憂天，但卻集中地反映了日本的民族精神——被民族優越感的外衣包裹著的強烈的憂患意識。

    日本民族的憂患意識來源于墨家的“非命”主張。所謂“非命”，就是否定天命，主張事在人為；這和儒家“樂天知命”的思想恰好是相反的。否定了天命，實質上也就否定了老天爺的庇佑，人類在大自然的災難面前就顯得孤立無援。因此，“非命”的必然結果就是帶來憂患意識。而這種意識，在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頭腦里是很少見的。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受儒家思想影響，幾乎個個都是“樂天派”。唐代詩人白居易還專門給自己取字叫“樂天”，借名字向世人表明這一點。“樂天知命”的好處就是性情豁達，凡事都想得開；壞處就是逆來順受，缺乏主觀能動性。

    和“非命”相對應的就是“尚力”。“尚力”就是崇尚人力，既然老天爺拯救不了人類，人類就只能完全靠自己了。墨家主張“賴其力而生，不賴其力則不生”，充分肯定人力在社會生活與改造自然過程中的作用。墨家自食其力的主張與儒家“勞力者食人，勞心者食于人”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孰優孰劣暫且不論，墨家重視人類自身能力，強調親身實踐的精神卻是值得高度贊許的。只有充分重視人類自身能力，才能挖掘人類主觀潛能，才能創造“人定勝天”的奇跡。而強調親身實踐的精神，又能使人的認識與實踐結合得更緊，避免理論與實際脫離。日本民族今日能取得如此的成就，與其一貫“尚力”有莫大的關系。

    墨家“尚力”，儒家則“尚德”。孔圣人說：“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意思是驥（千里馬）的價值不在于日行千里的“力”，而在于性情善良聽從驅使的 “德”。亞圣孟子則從王道出發，區別了“以力服人”與“以德服人”，否定了前者，肯定了后者。在二位圣人的倡導下，儒家知識分子重視道德教育，忽視力量的培養，推崇仁德，輕視勇力、智力，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舉一例說，中國封建時代文人和武人長期處于分野與對立，文靠德才，武靠勇力，“文死諫，武死戰”，軍事統帥常常是文盲，國家經濟實力強大而軍事實力薄弱等等。直到今天，學校的教育中，“德智體美勞”，德仍然放在第一位。

    欲知后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

    公元645年，也就是中國的唐朝初期，日本國發生了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以中臣鐮足為首的一群赴唐留學生，回國后聯絡皇族勢力，發動宮廷政變，刺殺了權臣蘇我入鹿。其父蘇我蝦夷也眾叛親離，被迫自焚身亡。大貴族蘇我氏的統治就此結束了。分析這一事件的實質，就是日本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一次正面交鋒。中臣鐮足等赴唐留學生把大唐帝國的儒家文化引入日本，與本土的墨家文化發生激烈沖突。沖突的結果是儒家文化暫時占據了上鋒，日本國由此步入了大化改新的時代。

    有關大化改新的內容和意義，歷史書上有，我就不重復了。但如果以為儒家思想從此占據了正統地位，像西漢的“獨尊儒術”那樣，則又是大錯特錯的。日本國接受的主要是大唐帝國的法律和制度，而儒家思想中只有和墨家相通的地方，才得到了很好的吸收和繼承。例如儒家的“忠孝節義”思想，和墨家有相通之處，所以被借鑒和吸收了；而儒家的“學而優則仕”，以及由此而來的科舉制度，則在日本沒有多大市場。科舉制度曾經試行過一段時間，終因水土不服而取消了。

    赴大唐帝國學習的日本人，除了留學生，還有許多僧人。僧人帶來的佛教對墨家思想的沖擊才是致命的。從表面看，佛教和墨家思想有許多相通之處，如墨家講“兼愛”，佛教講“普渡眾生”；墨家講“非攻”，佛教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此佛教很快就被日本人所接受，在日本落地生根，成了日本國千年不變的國教。但是，佛教的骨子里卻是極其殘忍的。佛教將世界的主宰者分為佛和魔，佛和魔是死對頭，勢不兩立。《西游記》中孫悟空殺了幾個人，唐僧馬上念緊箍咒；孫悟空將魔頭活捉，將小妖殺個精光，還一把火燒了洞府，唐僧則滿面春風，得意得很。可見佛對人雖客氣，對魔則是向來毫不留情，一定要斬盡殺絕而后快的。而在現實生活中，可以造出“佛”來，又到哪里去找“魔”呢？

    自古以來，封建統治者在發動侵略戰爭以前，都要將對手妖魔化。只有將對手妖魔化，士兵們在戰場上殺起人來才會不眨眼睛。而在佛教盛行的日本，尤其如此。唐高宗時日本與中國爭奪朝鮮，吃了敗仗，從此就將中國視為對手。而將中國這個對手妖魔化則是順理成章的事。這就能解釋為什么日本兵在中國會那么殘忍了，在他們的眼中，中國人壓根就不是人，而是妖魔，因此要殺光，搶光，燒光。日本人對中國的“三光”政策從明朝一直延續到近現代，在八年的抗日戰爭中登峰造極。日本天皇就是唐僧，瞅著自己的弟子這么能干，于是整日笑瞇瞇的，心里像喝了蜜一般的甜。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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